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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蔭桓（1837年－1900年），字皓巒，號樵野，又號紅棉居士，廣東南海人。

少時應有司試，不授，遂棄科舉事。清穆宗同治初年，隨舅氏李宗岱往濟南，納貲為知縣，旋入魯撫幕，先後為巡撫閻敬銘、丁寶楨所器重，經過數次推薦至道員。清德宗光緒年間，張任按察使，後調京賞三品京堂，兩入主掌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累遷至戶部左侍郎，賞加尚書銜，先後兼署工、刑、兵、禮、吏部等五部。

1885年(光緒十一年)，任駐美國、日斯巴尼亞（今譯為西班牙）、秘魯三國大臣，辦理華工被害各案交涉事宜。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慘敗後，清政府派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赴日本乞和。

1897年，出使英、美、法、德、俄諸國。

1898年3月，協助李鴻章與俄國簽訂《旅大租地條約》。

張蔭桓是京城為數不多的曾經出洋、懂洋務的外交官員，雖然在清廷中只屬低級官員（戶部左侍郎），但他得到清德宗的信任和得到外交消息的人。戊戌變法時，調任管理京師礦務、鐵路總局，因為支持清德宗變法，與翁同龢、康有為關係密切，政變後，張蔭桓安排家屬返回佛山南海，銷毀相關書札、文件，而他則留在錫拉衚衕官邸待查。

戊戌政變後獲罪，因英國公使竇納樂、日本署使林權助和伊藤博文的關注，李鴻章經榮祿說服了慈禧，張得以保存生命，改判流放新疆。貶戍新疆時，京劇演員秦稚芬一路護送至張家口。張蔭桓性格開朗，謫戍新疆時，沿途與接送官員謔稱：「老太太跟我開玩笑，差我到關外走一回。」

庚子拳亂，八國不滿，新疆巡撫饒應祺上書要求請求釋放張蔭桓，處理外交。慈禧太后害怕張蔭桓利用洋人勢力，協助清德宗重獲自由。二十六年，當事者電令新疆巡撫置張蔭桓死於戍所。慈禧死後，張蔭桓獲平反昭雪、追復官銜。

張蔭桓著有《三洲日記》、《鐵畫樓詩續鈔》。在京城居於東城錫拉衚衕，為粵商劉學詢（賭博業）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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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安徽肥东人，1914年6月出生。原名张世德。1934年秋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教联”，193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劲夫，安徽肥东人，1914年6月出生。原名张世德。1934年秋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教联”，193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国难教育社总党团委员、上海战区战地

特支委员、安徽省工委常委、宣传部长、大别山、庐江、鄂豫皖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津浦路东省委书记、皖东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四旅政委、淮南区常委宣传部长、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鲁南二军分区政委、鲁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鲁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鲁中南区党委委员。 　　1949年后历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浙江省委常委、省财委主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委、国务委员、国家经委党组书记、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中顾委常委。 　　历任党的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31年后参与编辑《生活教育》杂志，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2年冬到上海郊区大场山海工学团当教师，后任团长(即校长)。 　　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上海国难教育社中共总党团委员、中共战地服务团特别支部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0月领导上海战地服务团在卢汉部云南部队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工作。上海沦陷后率战地服务团转入市郊打游击。不久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机关工作。 　　1938年初撤至武汉。4月任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并任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常务委员兼民运部部长。 　　1940年1月任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兼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 　　1942年2月起任新四军第二师四旅政治委员，兼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率部坚持淮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鲁南第二地委书记兼鲁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

1949年夏随军南下，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杭州市副市长。参加华东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务委员兼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75年后，历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省长，并兼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82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慈爱的祖母 启蒙的人师 　　张劲夫的祖父，在兄弟五人中行二，兄长去世早，弟弟们相继到江苏省江浦县谋生，大家庭的责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家中十几口人，十几亩丘陵地，靠地里打的粮食不够吃用，还要靠纺土纱

来贴补生计。 　　祖父不幸早亡，祖母接着挑起了支撑大家庭的重担。祖母姓陈，为人和善，待人宽厚，在村子里算得上是见多识广的人。由于虎仔是长孙，聪明伶俐，着实讨人喜欢，身体瘦弱，备受祖母的疼爱。他二、三岁时，就和祖母睡在一张床上，整日形影不离。白天，跟祖母下地，在田间随老人干些零活，或捉蚂蚱玩耍。夏夜，祖母用一个大芭蕉扇，扇着让他入睡。冬夜，他总是搬个小凳子，坐在祖母身旁，一边看着祖母、母亲、姑婶们纺土纱，一边听着祖母讲故事，包青天的乌盆记了，朱元璋放牛了，他听得很入神。 　　祖母还常讲些“世故经”，比如：“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一世穷”，“宁做蚂蚁腿，别学麻雀嘴”，“说的好听，不如做的好看”，“谎话讲不得，庄稼荒不得”，“忍人让人，切莫害人”……这些使他终生不忘。祖母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智慧，她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时的张劲夫。慈爱的祖母，也是他启蒙的人师。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张劲夫在鲁南山区打游击，他有一次听到新华社广播一篇《红军的母亲》，讲述一位老红军战士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见到母亲的故事。这触动了他内心的深情，夜里做梦又回到了祖母的身旁，依稀见到了她那强壮的身体，方方的脸，紫红的脸色，慈祥的笑容……翌日清晨，泪湿枕上。他立即起床提笔写了一首诗： 　　深夜神思忆儿时，阴云棘地雨如丝。 　　慈心呵护年继岁，暖我弱躯哺我饥。 　　张劲夫后来知道祖母晚年眼睛失明了，没有等到他回去见上一面就离开了人间，他悲痛至极。祖母是亲人中最疼爱他的亲人，也是他唯一没有尽到孝心的亲人，这给他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年届80 时，他写了一篇长文《祖母的爱心》，文中说：“我虽已年届80 ，但在祖母面前，我仍觉得是一个小孩。我最留恋的，是冬夜坐在祖母身侧，陪伴祖母纺纱的夜晚。”他又一次写诗作为眷念祖母爱心的寄托和遐思： 　　从来不信灵魂在，但愿而今祖有知。 　　异日九泉重聚首，偎依膝侧伴纺车。

　　张劲夫出生不久，祖母与父亲就订有“协议”，无论如何也要供他读书，以达出人头地

，给家庭带来新的生计。他记得五、六岁时，在外做小生意的父亲，每年冬季回家探亲时，都请人教他读书认字。八岁时进了本村新办的小学读书，这个学校实行的办法，是学得快的可以多学。在国文方面，张劲夫一年就学完了四年的课本。后来改读私塾，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背不出的要打板子，他从没受过先生的惩罚，这使祖母非常高兴。 　　1924年冬，家庭人口增多，生活日艰，父亲与祖母商量，他这一房人口多，想迁居江浦县租地耕种。为了生存，祖母忍痛答应了。少年的张劲夫不愿离开慈爱的祖母。父亲对他说：“不走，不但书念不成，连饭也吃不上。”他在尝到了生活苦涩的同时，也懂得了他在这个大家庭里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迁居江浦，对张劲夫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按照老传统，他被过继给四祖父当孙子，继承其在江浦的家产，延续那一支张家的香火。 　　张劲夫在江浦读完四书五经，15岁进入县城一所私立国文补习学校。靠租地种的父母，养活5个孩子，已经借了几笔债，虽然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交不起学膳费。在一个下雪天，他见到母

亲向学校送柴给自己抵膳费的情景，目不忍睹，决心要为父母分忧。他去求教于校长兼老师的邓西亭先生。邓先生向他推荐了陶行知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学校，说那里不收学费，吃住在农民家、费用低，很适合家庭困难的学生。 　　他抱着读师范能够将来当教师，以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的目的，1930年5月，踏进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大门。

　　随着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兴起，二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场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其代表人物之一的陶行知先生，靠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支持，于1927年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它不同于中国的正规学校，倡导“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与生活实践。晓庄师范学校实际也是中共地下组织在陶先生“篱笆墙”里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 　　1930年夏季，张劲夫到晓庄学校时，学校已被勒令解散，师生正在进行护校运动。张劲夫在校学习三个月，成为晓庄师范的末期学生。进校时没有见到陶先生的面，首先见到的是陶先生的《护校宣言》。他号召“大家起来保护晓庄，爱护人权，爱护百折不回的和平奋斗，爱护教人做主人的革

命教育，爱护向前上进的时代革命，爱护自由平等的中华民国之创造，爱护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水仙花看的理想社会之实现。”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张劲夫。接着，他读了陶先生写的书，了解了陶先生是要在穷国家探寻办教育的穷办法，学生在“做”上学，老师在“做”上教，活学活用。他非常赞成陶先生提倡的“小先生制”，以及“即知即传人”和“知识为公”等主张。陶先生认为书只是一种工具，是做学问的工具，因此提倡要活用书、用活书，而不要死读书，读书死。他极其重视德育，有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此时的张劲夫，是像当年看待祖母的世故经一样，来看待陶先生的真知灼见。 　　张劲夫跟随陶先生在山海工学团学习、奋斗了四年，他认为，在这一时期，陶先生进一步教会了他“怎样做人，如何做人。”陶先生提出“人民第一，人民至上，一切为人民”，“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以及“爱满天下”等等，这些用真情和真知凝炼出来的格言，像火焰那样温暖人，像磁石那样吸引人。陶先生的伟大品格影响了张劲夫的一生。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逢”，张劲夫后来在《思陶集》中深情地说，“他是我在旧中国遇到的一位难得的人师。”张劲夫还说：陶夫子“是促使我提着头去找共产党的重要推动力。” 　　1933年，张劲夫开始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影响，知道了“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使他更坚定了拥护共产党的信念。他在陶先生鼓励下用写稿得来的300元稿费，

还清了家庭的债务，把家安排好了，丢掉了后顾之忧，勇敢地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向晓庄学校时的同学、地下党员王洞若提出入党的请求，1934年先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新兴教育工作者联盟”（亦称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1935年12月又经王洞若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山海工学团团长（即校长）。 　　张劲夫入党这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陶行知随即请南下学生领袖到工学团作报告。12月27日，上海成立“文化界救国会”，山海工学团以集体的名义加入救国会。1936年1月23日成立国难教育社，陶先生被推举为理事长，张劲夫担任该社总党团委员，公开身份是总干事，参与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为党坚持上海的地下斗争做出了贡献。

　　“七七”事变后，上海成为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中心。各地爱国青年，包括留日学生回国参加抗战，都要找上海救国会。全国救国会决定，由钱俊瑞和张劲夫负责对这些青年办短期训练班，两周一期。短训班请著名学者讲形势，讲哲学，讲群众运动等等，提高他们的认识，鼓励他们做抗日的

实际工作，参加者非常踊跃。“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应国民党抗日将领张发奎的要求，救国会派战地服务团到张部从事战地服务工作，主要做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工作。受张的影响，粤系部队纷纷要求各救国会派战地服务团去。张劲夫带队去了粤系66军，任该部队战地服务团团长。 　　不久，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军委，时年23岁的张劲夫从地方转到军队，此后的青春年华是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度过的。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火中百炼成钢，成为我军出色的青年高级政工干部。1937年11月，日寇侵占上海，张劲夫撤到武汉，与长江局接上关系。当时安徽省的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长江局派张劲夫回安徽开辟工作，先后任安徽省工委、鄂豫皖区党委常委。1938-1939年在皖西大别山地区，他通过安徽省动员民众委员会，组织爱国青年成立了数十个工作团，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贯彻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方针，取得很大成绩。1939年7月，他执行中央的指示，将大别山区党员干部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分批撤退到新四军活动地区，共撤出3000多人，这批人后来成为我党开辟和建立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1939年底，中央派刘少奇到皖东，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张劲夫被委以重任，历任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江北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二师四旅政委。其间，张劲夫参加了“半塔保卫战”，开辟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块华中抗日根据地。不久，他奉命与罗炳辉一起，带部队主力打过南三河，开辟建立了维宝抗日民主根据地，牵制了韩德勤顽固派的部队，迎接、配合陈（毅）粟（裕）大

军过江，在黄桥战斗中消灭韩顽数万人，打开了苏北的新局面。华中地区在建立淮南根据地之后，又相继建立淮北、盐阜、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约两年时间，在刘少奇领导下，就完成了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44年他又主动要求到华中党校学习，结业后该校改为华中建设大学，张劲夫留校任副校长。这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这所学校为我党培养的干部，在后来接管城市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在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中，张劲夫要求到基层锻炼，陈毅分配张劲夫到鲁南二军分区任副政委。1947年夏，敌军重点进攻山东，鲁南地区被数十万敌军占领。鲁南地方政府、地方武装撤退到鲁中滨海，随后根据区党委书记傅秋涛的指示，张劲夫带领鲁南18团的三营及特务连，返回鲁南打游击，由张劲夫全权负责党政军工作。 　　在革命战争中，张劲夫也曾三度遭遇险情。第一次，是在炮火和子弹纷飞的战场，马夫朱大哥牺牲了，此刻他就骑在战马上；第二次，日寇飞机轰炸，他就近在墙跟趴下，不少同志就牺牲在他的眼前；第三次，是在鲁南打游击时过河，他不会游泳，骑在马上过河，马立起来用两个前蹄刨着游泳，他被抛来抛去，张劲夫死死抓住马鬃坚持到上岸，差一点被卷入山洪激流中。每谈及此，他都说，“与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相比，我是一个幸存者。”

　　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央决定成立安徽省委。宋任穷任书记兼省长，张劲夫任副省长，主要任务是动员安徽人民支援大军过江，仅三个月，安徽省委即撤销。他们又随大军过江接管城市，宋任穷去南京，张劲夫到达杭州。 　　同年8月，浙江省政府成立。谭震林任主席，张劲夫任省委常委、省政府党

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不久，成立省财经委员会，张劲夫任主任，他边干边学。陈云同志到杭州时，张劲夫陪他到街市上视察，陈云提出，张小泉剪刀、汪星纪扇子、都锦生织锦，在全国都很出名，要注意本省特点，注意手工作坊，扬长避短，择优发展。这给了张劲夫很大的启发。他们在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之后，对私营企业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促进其很快开工生产，稳定了物价，保证了供应。浙江黄麻多，他着手兴办了一个麻纺厂，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麻纺厂。他还领导兴修水电站，有了电，又使化肥厂得见成效。接着，举办了一次浙江土特产品物资交流大会，人山人海，非常活跃，促进了物资流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三反、五反中，张劲夫负责省直机关的运动。开始，他带头做了一个一般性的检讨，大家很不满意。当时群众反映“上边有权浪费，下边无权贪污”，这对他震动很大。他学习陈毅在南京军区的做法，请秘书帮助将铺张浪费的事例一一列出来，和盘托出，公之于众，带头反掉自己身上铺张浪费问题，群众感到满意了。他进一步分析，群众反映有权的干部铺张浪费严重，贪污是个别情况，确实是这样。因此，他在正己之后，在省直机关大抓反铺张浪费，重点是领导干部，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增强了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对反贪污中出现的过激现象，后期也进行了纠正。张劲夫将此写了一个报告给省委，省委报到中央，毛泽东看后认为“ 很好”，作为经验批转全国。 　　由于张劲夫政绩显著，1952年秋调任华东局财委副主任。当时华东局由陈毅负责。中央统一全国财政后，华东是重点。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华东出钱、出物最多。毛泽东对华东的工作非常满意，有一次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他在吃饭时特意把张劲夫叫到自己身边说：“华东有钱，有人才；你那个报告我批下去了，看见了吗？”

　　中央决定取消各大行政区之后，张劲夫调到北京，先是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56年春节，他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通知，中央决定调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在新的岗位上，他经常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陈老总称赞说他是“劲夫有劲！” 　　张劲夫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和“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情操和志向，善良无私，又有知人之明，是科学院党组的好“班长”。这突出表现在他团结院党组一班人，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方面。党组成员中，原来的有秦力生、郁文，新来的有裴丽生（院党组副书记）、杜润生、谢鑫鹤。张劲夫坚持党的原则，也用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使院党组朝气蓬勃，极富战斗力。 　　他对郭沫若院长以及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副院长等科学家领导极为敬重。他牢牢记住了陈毅的话：在郭老的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运。郭老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作家，又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国务活动繁忙，放心和放手让张劲夫主持科学院日常工作。张劲夫凡是科学院党组的重大事情，都亲自向郭老汇报，取得他的支持，彼此建立了个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在文革初期郭老很紧张，他写信给张劲夫讲了自己的心情，张劲夫及时建议中央对郭老采取保护措施，得到中央的认可。张劲夫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身体患病，需要回家医治的时候，他给郭老写信说明情况。郭老请示中央领导同意，使他得到了及时治疗和休养，比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张劲夫既有军人的果敢，又有文人的细腻。他总是“跑步”传达中央的指示，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他自己就像一块煤炭，燃烧自己，给别人带来温暖和光明。他把科学家看成是“国宝”，是“纵通专家”，他自己则充当杂家，是起“横联”作用的。他把后勤工作看作是党联系群众的“思想的桥”、“感情的船”，要由此把科学家联合起来搞“向科学进军”。他抓政治、抓科研、抓后勤，三手都很硬。正是因为他团结好了党组一班人，用好了这批骨干，所以中国科学院这盘棋能满盘皆活。 　　从1956年到1966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张劲夫率领院党组一班人，调动全院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团结奋斗，发愤图强，创造了科学院的十年辉煌，不负中央期望，使科学院充分发挥了在全国科技事业中的“火车头”作用。

　　五十年代中期，世界处在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蓬勃发展着的高新技术，一方面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少数大国以核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局面。新中国的领导集体，在刚刚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顺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潮流，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决定制定一个长远的科学规划。争取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打破核威胁。并要求科学院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火车头。 　　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时年42岁的张劲夫，由陈毅举荐、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讨论通过，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同时，也被指定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 　　曾经对中国科技政策做过专门研究的美国学者理查德·萨特米尔，在其所著《科研与革命》一书中，对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有过这样的分析： 　　这一规划“反映了当时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力与大型组织（包括政府）的资源与目的的结合……首先，它阐明了许多研究部门中科学研究的重点；第二，指明了贯彻这一规划的不同阶段，实现规划目标所需要的财力、人力、物力和技术服务；第三，科学规划的制定同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发展是紧密结合的；第四，中国科学院起了核心作用，规划有许多科学家积极参与 。”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及其附件，共计600多万字。规划中提出57项重要任务，包括616个研究课题。明确的重点任务有12个。 　　当张劲夫带着规划向周总理汇报时，总理提出，这么多重点，国务院应该主要抓哪些呢？一向注重抓重点的张劲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当机立断决定趁着参加规划的科学家还没有离开北京，又召集他们研究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情绪很高、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张劲夫等加以归纳，认为最重要最紧急的有六项，原子弹和导弹这两项属于保密的军工尖端技术，国家已经做了特别安排，此外还有四项：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这些是重中之重，要摆在其它重点任务的前面来抓，就叫“紧急措施”。“四项紧急措施”因此得名。上报国务院，周总理立刻批准,说：“对！先抓这四项。”当时，这四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很快,我国还是空白,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把它们搞上去。 　　为落实“四项紧急措施”，张劲夫认为需要集中全国可以集中的科技力量,也需要再从国外吸纳一些专家回来,大家齐心合力搞。为此,科学院着手筹建这四个领域的研究机构。一时没有工作的地方,周总理下了决心，从新建的西苑大旅舍（今称“西苑饭店”）中拨出三座楼来给科学院,以便集中人马，大干快上。有周总理亲自过问,工作进展得很快。比如，我国第一台计算机于1958 年就研制出来了，名字叫“八一”；然后是第二台计算机“109”,已经达到每秒10000次了。接着第二代的109丙机，已达到每秒数十万次，成了“两弹一星”的功臣。1964年3月12日，聂荣臻副总理在作“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时说，“如果拿世界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作比较的话，我们从极其落后的状态出发，现在已经大体上赶上40年代的水平。”“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这样巨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回顾“四项紧急措施”的提出和快速落实的历程，可以看出它至少起了四个作用：一是带动了规划其他任务的提前完成；二是为“两弹一星”提供了配套的尖端技术；三是在苏联撤走专家时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四是把一个科学技术落后的大国，推进到现代化的轨道之上。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为了培养大批新生力量，由于郭老和张劲夫的积极推动，1958年，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一所与十二年规划确定的研究重点相关、有13个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高速度地建立了起来。此“措施”也是“紧急”之至！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 ,张劲夫的内心里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反右斗争是中央的决定，全国都要行动，谁也不能违背；可另一方面从科学院的实际出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刚刚调动起来，弄不好就会把刚刚开创的新局面破坏掉，向科学进军的计划就会成为泡影。他坐卧不宁，经过一番冥思苦想，认为自己和党组的水平要领导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反右派斗争有困难。他想提出这个学部的反右派斗争由中宣部直接领导；自然科学机构的反右派斗争由院党组负责，并建议采取保护政策。他把这个想法提交院党组讨论，党组成员都表示支持他的想法，只是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的问题，必须毛主席亲自认可才能够实现。这样，张劲夫就鼓起勇气去晋见毛主席。 　　因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归中宣部直接领导了，科学院起草文件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家的。起草工作是杜润生带领汪志华、吴明瑜几个人搞出来的。经党组讨论后上报书记处,书记处同意了。文件以中央名义发到全国。它划清了几个界限。比如,规定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不参加运动。当时有钱学森等好几百人,他们响应祖国的呼唤,有的经过斗争,吃过苦头,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张劲夫说,文件要写上这些人他们刚刚从国外回来,国内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让他参加反右派？如果你让他们参加,他们感到不安或恐慌，其他人还怎么敢回来呀？再如，文件还强调把政治与思想问题分开,一时分不清的,先作为思想问题对待。还有方式方法问题,有一些老科学家,自尊心强得很。你要他参加批评会,斗争会,他吃不消的,有的还可能自杀。所以文件规定，对他们在平常讲的一些不同意见谈谈话就算了, 个别谈，不参加会，谈而不斗,谈而不批。 　　张劲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共产党那时开会总是越左越吃得开，越激烈越英雄啊！” 　　院属京外单位的运动是由地方党委领导的，在中央下发的这个文件中，明确规定院属单位的科学家划右派必须事先经院党组同意。沈阳金属所葛庭燧,搞金属内耗研究的,当时,所党委向沈阳市委汇报了他有很多言论,要定他为右派。张劲夫听说之后,马上坐飞机到沈阳去制止。他与市委讲,“中央有文件的,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的科学家我要负责,我们科学院不同意给他划右派。”由于他凭中央文件据理力争，态度鲜明而坚决，终于使葛庭燧过了这一关。 　　1959年9月，刚从庐山会议回来的张劲夫就遇上了一个极有可能会“冒犯”毛主席的难题。麻雀作为“四害”之一，要消灭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而且，直到这次庐山会议，他仍坚持“麻雀还是要除。”然而，科学院中一些知名的生物学家则不同意消灭麻雀。他们认为麻雀吃稻谷，也吃害虫，有害也有益。主张“控制雀害，不能消灭麻雀。”科学家的意见和提供的背景资料中，介绍了国外历史上消灭麻雀的严重教训。 1950年，法国滥捕麻雀发生虫灾，造成农作物大歉收；174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结果果子、树叶都被害虫吃光了。 　　张劲夫感到这确实事关国家重大利益，决定同意《科学简讯》（院党组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发表生物学家的不同意见。胡乔木得知后也予以支持，他和夫人谷羽一起把这期《科学简讯》送给毛主席。1959年11月27日，张劲夫以个人名义写了《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1月29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印发各同志”，作为中央杭州会议上的一个文件。那正是反右倾运动风声鹤唳之时，此举吉凶难测。 　　至1960年3月，好消息终于传来了，毛主席正式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毛泽东采纳了正确意见，科学院的生物学家、生物学部、计划局，有关负责人杜润生、汪志华、谷羽、过兴先以及《科学简讯》的编辑们，都尽了努力。但是，举足轻重的却是张劲夫敢于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这一步。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1958年2月15日，张劲夫提出了按部就班的大跃进计划，强调贯彻这个计划的“关键问题在于反保守。”4月，中宣部和科学院都发现，上海许多从事基础研究的老科学家已放弃原有的研究方向而改做应用研究了，于是派人到上海进行联合调查。中央领导专门听取了上海分院汇报，科学院及时传达了中央领导支持进行基础研究的意见。4月14日，在科学院党员所长会议上，杜润生代表院党组作了《关于自然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报告》，特别强调这是个根本问题，并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 　　然而，到6月份时，面对全国急剧冒进的过热形势，科学院按部就班的跃进计划已显然“落后”，张劲夫立即召开了京区跃进动员大会，组织献礼活动。他说：“我们要闻风而动，不能雷打不动。”10月份还在中关村举办了“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毛泽东于27日这一天来参观，并接见了科学家。在此前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也来参观了展览。 　　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的报告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0月，毛泽东提出要“各行各业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遵循这一指示，科学院党组抓调查研究，弄清问题，开展整风，总结经验教训。在197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院党组多次召开会议，党组成员都检查了自己在大跃进中的失误。张劲夫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邀集院内科学家开会，他在会议上坦诚检讨，说当初“闻风而动，没注意把伤风感冒也引进来了。”“如果说1958年大跃进由于没有经验，犯了浮夸和瞎指挥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1959年问题已经暴露，本来这第二次失误是可以避免的，又发生了，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原谅的。” 　　科学家们听过张劲夫的检讨之后，说“共产党的干部第一不把东西捞到自己腰包里，遇到困难，同甘共苦；第二出了问题虚心检查。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领导没有经验，我们也没有经验。”张劲夫带头检查大跃进中的失误，既为基层干部承担责任，又对科学家敞开心扉，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谅解。

　　在毛泽东于1960年9月提出要“各行各业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以后，张劲夫经常下到研究所了解情况，在北京每半月邀请科学家座谈一次，广泛听取批评意见，商量改进措施。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每次安排科学家座谈时，由科学家自己出点儿钱，午饭都要改善一下生活。经过这一段工作，张劲夫更加认识到，科学院有必要制定一个政策，把大跃进搞乱了的工作秩序加以规范。 　　1960年11月底，张劲夫决定由杜润生组织起草条例。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汪志华与朱琴珊前往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上海分院此时正在召开听取科学家意见的“神仙会”。 　　十四条定稿后，上报党中央。7月6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提议加按语后，经毛泽东主席审批。按语指出“这个文件的精神适用于一切有知识分子的地方。”7月19日，《科学工作十四条》，发至全国。8月，院党组向全院著名科学家致函，请他们提供国内外办研究所的经验，科学院还专门将他们的意见汇集成册，出了科学家《笔谈集》。9月3日，为把《十四条》在科学院进一步具体化，又颁发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即《七十二条》。 　　为贯彻《科学十四条》和《七十二条》，张劲夫下大力组织落实。为保证“六分之五”，他曾下令成立“时间办公室”，成立过贯彻《十四条》、《七十二条》办公室等临时机构，以切实推动政策落实。还曾下达中国科学院“关于保证科学研究人员在五、六月份用六分之六的时间作科学研究工作的通知”。 　　1962年9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1963年全国兴起学解放军、学大庆，张劲夫为了保住科学院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防止重蹈大跃进的复辙，他和党组其他成员一起采取树立正面典型办法，避免了新的折腾。1964年院党组组织召开了科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为加强对科研工作的管理，体现出中国科学院工作的特色，防止在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上的摇摆，1964年4月，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即《三十六条》。 　　张劲夫和党组一班人制定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源于他们对党的科学事业的忠贞不渝，来源于他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即使是在大环境出现日益“左”倾的情况下，他们也始终紧紧抓住“出成果、出人才”这个中心任务不放，真正做到了不辱使命。

　　50年代中期，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寄予厚望，要求科学院成为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火车头。科学院党组为了不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希望，认真分析了世界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清楚地看到，美、苏等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尖端科学技术，几乎都是由军事需要带动起来的；而我国的国防高技术几乎是从零起步，因此，考虑科学院应该为国防建设服务，与国防部门紧密合作，一方面推动国防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使科学院自身得到迅速的发展。张劲夫根据上述分析毅然决定：科学院要紧密地与国防部门合作，同时兼顾国民经济方面需要科学院解决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以及自然科学中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因此，为了完成十二年规划分配给科学院的任务，科学院从组织结构上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发展部署。 　　郭沫若院长嘱咐，科学院“本位主义不可有，本位责任感不可无。”张劲夫深刻理解此话的含义，在实践中时时处处从国家的全局出发思考和处理问题。譬如，国防部门把原子能所整建制地调出以后，也想把科学院其他与国防科研任务有关的研究所整建制划过去。张劲夫不同意，跟他们解释说：“调人我完全支持，但不可能把整个所的人都调过去。科学中的各学科是互相配套的，而且对军对民都有用，你们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科都包括进去，它们在科学院可以更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把它们都切断了，既有害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害于对国防的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劲夫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张劲夫为我国的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领导体制、思想政治工作、协作、计划、工作和生活条件等各方面，为科技人员钻研国防科技创造了宽松和高效的环境；二是为研制原子弹调兵遣将，组织与二机部协作，攻克关键技术；三是为研制导弹请缨探路，与国防部五院分工合作，两条腿走路；四是积极组织科学院研制人造卫星。第一方面的工作前面已经讲到，其他几方面分述于后。

　　为了搞原子弹,中央专门成立二机部（部长宋任穷）, 科学院把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和原子能所整建制地划给了二机部。 　　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是法国放射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很优秀的学生，发现过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他没到二机部以前,是科学院的副秘书长，此前还当过科学院的计划局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已经入党了，调到二机部去担任了副部长。原子能所“出嫁不离家”，钱三强经常找张劲夫要人。先是点名要科学院搞原子能的两个杨:一个杨承宗, 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一个杨澄中, 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把放射化学家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调给二机部去了。搞核物理的杨澄中则留在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配合原子能所的工作。 　　钱三强要求调邓稼先,邓稼先当时在数理化学部担任学术秘书。张劲夫说，“可以。我已经给宋任穷部长说了，邓稼先去了，我们为数理化学部另外找学术秘书。对稼先来说作学术秘书也没有充分地发挥其所长。”后来,邓稼先去了,在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关键岗位上起了重要作用。 　　二机部要成立“九院”搞设计,要电子显微镜方面的人才，当时, 科学院中搞电子显微镜的只有李林。钱三强提出要调李林，张劲夫也答应了。二机部缺少搞核燃料的力量，按钱三强提出的要求，科学院沈阳金属所的副所长张沛霖带一个研究室过去了，任务是把铀做成反应堆元件。 　　后来又要搞快速摄影的，科学院决定由长春光机所副所长龚祖同带一批科技人员到西安建立西安光机分所,主要为二机部服务。 　　他们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据张劲夫回忆，钱三强提出的要求, 不管是输送人才,还是委托研制任务，科学院几乎是全部答应的。他还请裴丽生副院长与钱三强一起，一个所一个所，一项任务一项任务地安排计划，检查落实，保证了科学院承担配合原子弹研制任务的圆满完成。 　　苏联撤走援华专家后，党中央决心依靠本国的科学家搞原子弹。科学院全力配合二机部，科学院接受委托任务，影响最大的最紧迫的关键技术问题有三个：一是氟油，二是“真空阀门”，三是高能炸药，全都由科学院组织有关研究所的力量，一个一个地解决了。钱三强很有感慨地说：科学院“在最需要时，做了最救急的工作。” 　　除上述之外，钱三强最感谢的就是科学院的研制出的计算机,对二机部帮助很大。所以,张劲夫当时说没有“四项紧急措施”要搞原子弹也很难。二机部九院是搞设计的,那个计算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计算机,几年也算不出来。计算所研制的109丙机服役15年之后，被国防科委领导誉为“功勋计算机”。

　　为了搞导弹，国防部成立了“五院”，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被调去担任五院院长，五院后来发展为七机部。 　　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家，他是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最好的学生。五院建立了若干相应的研制机构,主要从科学院调一批科学家去。五院的工作在起步时，是搞仿制。张劲夫建议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科学院配合五院的工作；另一方面,科学院自己进行独立研制，搞探路的工作,先走一步。聂总同意了这个建议。因为当时科学院人多,除了一些骨干到了五院以外,科学院在这方面的研究所还有很强的综合研究实力。 　　钱学森提出,搞导弹，火箭的燃料很重要。火箭要做得大,射得远，就一定要搞新的高能燃料。科学院应该把重点放在开发我国的高能燃料上。张劲夫和钱学森商定,让科学院力学所承担这个探路任务，需要选一个实验基地。当时民航也很支持,给了一架专机,他和钱学森坐在飞机上往下看,寻找合适建基地的地方。看了几遍，就选定在北京附近山区的一片森林里，在那里成立力学所二部，由林鸿荪负责。林是钱学森在美国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回到力学所工作。另外,让化学所与他们配套,成立化学所二部,主要研制高能燃料。除化学所之外，大连化学物理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也搞高能燃料。 　　科学院搞的高能燃料，主要是液氧、液氢、硼、氟等等。液氧,在零下180度左右就能够形成,比较容易。液氢是零下250度,难度很大,研究了一段时间。液氧、液氢制备成功之后,力学所二部由林鸿荪主持,在山区基地建成了两个不同量级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做了100多次台架试验,取得了成功。以后,按国防科委要求,全部试验资料和数据转交给七机部。这一重大成果对他们研制远程火箭起了很大作用。林鸿荪研究员为我国火箭技术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为了自己搞火箭,科学院建立了好几个基地,主要基地在北京、上海。张劲夫气魄很大，一次就从解放军要8000名退伍技术兵，几处试验基地，主要是靠技术兵力量建设起来的。又从铁道部要来许多老工人，支持一些研究所搞实验工厂，研究所的好多工厂,可以把特殊产品生产出来。那时节，科学院是一派热气腾腾的兴旺景象。

　　1958年大跃进中，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曾提出“上天、入地、下海”。上天，就是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发展星际航行技术，也就是到太阳系其他行星上去。入地，就是向地壳深部开发。下海，就是对公海资源利用。提出我们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人中，最积极的是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张劲夫把科学家的意见反映到武昌会议上，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同意科学院搞人造地球卫星。批准拨出两个亿,专门给科学院搞人造地球卫星。当时为了搞卫星，成立了581组，还分别以力学所、自动化所、地球物理所为基础成立三个设计院。 　　当时打算发射一颗科学试验卫星，设想“苦战三年，实现上天。”后来， 因为遇到三年经济困难,邓小平、陈云对张劲夫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因此采取了积极的调整方针，着重打基础、练兵。 　　不幸的是，出现了文革浩劫。1968年以后，651设计院、科学仪器厂、各试验基地和与研制卫星有关的基本队伍，统统移交给了国防部门，1968年成立了空间技术研究院。因为要到军队去，所有人员都要进行政治审查，哪些能够到军队的，哪些不能到军队的，把人员给搞乱了。这也耽误了一些时间，影响了科学院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卫星上天的时间是会提前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陈伯达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他在北京赞成刘少奇派工作组。1966年6月22日，在文津街科学院的小会议室里，当时聂总和其他几个同志都在场，研究科学院刚刚发生的“应地所事件”。陈伯达当时批评张劲夫说：“王××把有原子弹爆炸资料的保险柜都撬开了，你还不抓他？要当反革命来抓！你太软了，你失职了，你要坐牢！”张劲夫把陈伯达的指示编成了运动简报上报下达，并且把王××作为反革命进行了行政看管。 　　毛主席回到北京，反对派工作组，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陈伯达见风头不对，马上转了。关于处理应地所抓人的事，他装糊涂说：“我讲过了吗？”“我记不住哇，好象不是我讲的。” 　　对于陈伯达的表演，很多人是难以理解的。倒是张劲夫自己首先想通了：陈伯达怕我总申辩王××的事，如果我张劲夫有发言权，万一把事实讲出来，就会有人说他在科学院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就当不成左派头头了，当不成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了。因此，他非剥夺我的发言权不可，非把我打倒不行。 　　由于张劲夫在科学院多年来的工作成就突出，又具有的特殊人格魅力，因而深得人心，想在科学院的广大职工的心中抹掉张劲夫的良好形象是不可能的。张劲夫患肩周炎，需要到中关村医院理疗，监督他的红卫兵中就有人给予他尽可能的保护，不让其他造反派随便拉出去批斗他。大夫对张劲夫也很好，把他的肩周炎治好了。开批斗会时，经常有一批人保护他。工人们怕张劲夫不安全，有时有好多人跑到他的前边去，组成一个保护圈，以免退场时被其他造反派抢走接着斗。就在张劲夫住地理所“牛棚”最难过的时候，在进驻科学院的工宣队中，有一位老工人是从上海调到北京的，因为张劲夫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这位工人师傅对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对造反派讲，你们说他这个那个的，你要有证据呀！没有证据不行，我们工人可是实事求是的。并说“我看张劲夫将来还要工作，你们要把他的身体搞坏了，将来要负责的！”当时造反派只给张劲夫每月12元的伙食费，每顿饭只准吃5分钱的菜。食堂的炊事员经常偷偷往他碗底下多加一个菜，吃炸酱面时，就混着打两份给他。 　　过了那一阵子，张劲夫被转移到了通县的科学院印刷厂劳动。通县印刷厂的老工人主要也是上海调到北京的，他们对张劲夫更为了解，也有更多的关照。在厂里，人们教会了他打太极拳，每个星期让他休息一天，还允许他看书学习。工人排版遇到拿不准的字，就向他请教，他也有求必应，和大家相处得满不错。乐观豁达的张劲夫，认为自己在十年动乱中，能得到这么多群众的保护，与其他人比较，就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了。 　　1974年国庆节，张劲夫在家养病的时候，应邀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国庆宴会。张劲夫的名字隔日见报，算是被解放了。被难时间长达7年又8个月。

　　张劲夫恢复工作后，先是作为国务院联络员帮助铁道部解决交通阻塞问题。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任命他为财政部部长，在任四年半。 　　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文革所造成的多年动乱，致使国家财政支大于收，欠帐尤多。职工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日子十分艰难。他在李先念副总理领导下，顶着“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按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从四大方面入手，狠抓财政工作的整顿。 　　第一，进行机构整顿，把文革中被撤消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司、局建制全部恢复。撤消“五七”干校，将在那里劳动改造的干部大部调回机关恢复工作，恢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开两个部门等。 　　第二，抓思想整顿，强调贯彻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张劲夫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要划清“社会主义积累”与“利润挂帅”的界线。清除“四人帮”鼓吹贯彻规章制度就是“管、卡、压”的流毒，旗帜鲜明地纠正有令不行、有章不循、各行其是的混乱状态，理直气壮地促生产，抓社会主义积累。 　　第三，抓财政业务上的整顿，恢复正常秩序。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意见》，即《财政十条》，要求扭转企业亏损，加强基本建设拨款管理，加强银行信贷管理，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经纪律，以及改进财政和信贷管理体制等。尽管因为有“四人帮”的干扰，文件没有能够下发，但是，其基本精神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这对于促进我国财政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进行财政管理手段的改革，建立了计算机中心，结束了我国长期人工管理财政金融的历史。 　　正当国家财政情况有所好转时，“四人帮”又刮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国家财政金融再度陷入一片混乱。财政部中有一小撮人也扬言要批判张劲夫，但是，由于部里绝大多数人采取了不与之合作的态度，他们未能得逞。 　　中美资产问题产生于1949年两国断交之时，中国将1949年以前美国遗留在华的不动产全部收归国有；美国宣布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关和公民的在美存款。1972年中美建交后，虽然周总理与基辛格就曾经提出过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即以美国冻结中国的资产抵销中国没收美方在中国的资产；两国民间资产，由两国政府自行解决。但美方以美冻结中国存款分散在许多银行而不易收回足额为由，将中方给他们的补偿差额一再提高，致使会谈搁浅。因为两国资产问题没有解决，使得中美直接贸易受阻。 　　为了突破中美贸易这道难关，1979年，张劲夫主动邀请美国财政部长布鲁门塞尔率团来华商谈。因为美国仍然坚持原来的条件不变，北京会谈没有成功。之后，张劲夫应美国财政部长的邀请，率团飞抵美国继续会谈。会谈的形式是双方的财政部长各指定三、四名专家进行磋商，财政部长在幕后指挥。专家小组连续谈判三天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1979年3月，党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主持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姚依林和张劲夫为专职成员，在陈云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清醒、稳妥的调整。

　　1979年底，中央决定调张劲夫回故里任职，担任安徽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很高兴接受这一任务，因为安徽是他的故乡，抗战八年又战斗在安徽，他对家乡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也很想为家乡人民做点事情，以报答家乡人民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张劲夫回到故里，他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儿子，不是做官，而是公仆，要伏下身子为人民服务。他每遇到熟人来，总是在家里加几个菜，自己掏腰包。安徽虽有些土特产，他从未拿公家和群众的东西向人送过礼。下去调查研究也是轻车简从，他和秘书、警卫、调研人员坐一个车，没有警车开道。有时做火车出行，他特意坐在硬席车厢，借此机会接近群众，了解民情。下到各地县时，一律不搞迎送，不搞宴请。到群众家里看看谈谈，除有关人员相陪外，不搞层层陪同。他总说“咱们安徽是个穷省，不能穷庙富和尚。”他心里想得最多的是，自己如果做不好工作就对不起家乡人民。他这样做，省委、地、县的其他同志也大致要照他的样子做。因此，在他任职安徽期间，全省除有少数进口的普通车外，县级干部都是坐老式北京吉普车。 　　他经常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几年中，他跑遍了全省的角角落落。司机老惠告诉他，每年跑一万多公里，相当于一年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他下去调研时，发生过一个不仅让安徽人民、也让全国人民都很感动的故事：张劲夫有一次去马鞍山，在离市区还有几十里路的地方，看到路边躺着一个有病的妇女。他立即下车，要司机送这位妇女到市区医院看病，自己则步行到市区。此事很快传开了，张劲夫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总之，张劲夫回故里任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安徽的经济快点搞上去，使家乡人民快点富起来。1982年夏，中央调他到国务院工作，家乡人民也舍不得让他走，他自己也不愿意离开安徽，觉得为家乡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张劲夫接中央通知，到北京见到了赵紫阳，本来想说说留在安徽的意见，赵把写给邓小平的信和邓小平的批示交给他看。信的内容是说，党中央决定改革开放后，国务院任务重了，要张劲夫协助姚依林副总理管国务院的经济工作，职务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小平批示：“同意”。看了信以后，张劲夫觉得也不好再提意见了，只好回到北京任职。十三大以后，张劲夫被选为中顾委常委，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直到1989年秋离休，历时七年多。 　　这七年多时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高潮时期，他经历和处理的事情很多，其中主要的有：物价改革、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内河对外开放、关于特区是否发行货币、人才引进等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物价改革成效显著，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也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 　　1982年他担任物价改革小组组长，从抓产销矛盾非常尖锐的纺织品价格改革做为突破口，进展顺利、成效显著。1983年，仅这一项，国家就比上年减少了46亿元的财政补贴，且净增19亿元收入。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沿用了30多年的布票，在改革大潮中退出了中国的流通市场。 　　这样做，使“引进、消化、吸取、创新”的方针落到了实处。通过引进设备，提高了我们的技术水平，就可以用先进的技术提高我国产品研制的水平。后来，“重大办”改成了“出口办”。我国的机电设备产品可以出口了，而且由起初的每年出口10亿美元，增加为出口数百亿美元。出口设备产品的结构，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1958年，中共中央成立以聂荣臻为组长的科学小组，张劲夫是成员之一；1962年他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65年补选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文革前一直参与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高层决策。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1987年召开党的十三大时被选为中顾委常委。从1934年在上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到1989年秋离休，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65个春秋。 　　恢复了健康、过着离休生活的张劲夫，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赜养天年。他把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日程表安排得紧凑而又有规律。他严格要求自己，每遇到工作，还像一个拼命三郎，追求尽善尽美。他已写出了一本《怀念集》，反映了一生中与他同行并曾经给了他教育和影响的亲人、老师、首长，乃至他的马夫等的感人思想和事迹，也折射出他自己“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五彩光辉。86岁的张劲夫正在

潜心研究我党、我国的两个根本问题：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和中国的所有制问题。他虽然年事已高，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但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的原著，仍然坚持锻炼身体，不时到外地看看。他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形势，也看到一些消极现象。他认为我们国家总的形势是越来越好。他写了这样一首诗，“长江之水势激流，日夜奔腾那肯休。纵有关山拦去路，不到东海不回头。”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

　　1914年6月6日，安徽省合肥县（今肥东县）东北乡大张村的一家农户，出生了一名男婴，取名张世德，因为生肖属虎，乳名叫“虎仔”。按中国农历，虎仔的生日是5月13日，那天恰是芒种。虎仔长大成人以后，也始终都像是处在芒种时节的农民，只是他后来的人生舞台要比农田宽阔得多。从农家走出来的张世德，后来更名“劲夫”，行而知，知而行，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战斗了一生，耕耘了一生，勤勉自强，不遗余力，确确实实一“劲夫”。 　　纵观张劲夫的人生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始终忠于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一个永远的小学生，永远的耕耘者。他的一生是勤奋学习的一生，忘我工作的一生。他今年虽然八十有六，但仍为“劲夫”，学习不止，耕耘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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