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

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双方家长做主包办的旧式婚姻，毛氏又是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年纪比他大，长相又一般。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二人感情极其一般，蒋介石对她很冷漠。所幸毛福梅心地宽厚，性情柔顺，“大姐姐”般地悉心照顾心无定性的小丈夫，事夫维谨，同时尽心尽力地辅助蒋母操持家务，极具孝道，深得王采玉疼爱。1903年以后，蒋介石到县城凤麓、龙津两个新式学堂学习，接受新学知识。王采玉同时把新媳妇也送到县城伴读，并让她进入作新女校学习文化，以利于相夫立业。这样，21岁的毛福梅开始了她的“蒙童”生涯。

1905年，蒋介石到宁波箭金学堂从学于顾清廉时，再次携毛福梅同往陪读。这一时期，是蒋介石、毛福梅夫妻生活中最值得回恋的一段“蜜月”，朝夕相处，感情颇为融洽！可惜，好景不久，1906年，蒋介石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再送保定军校，后又出洋留学，回家乡相聚的时日就为数不多了，他又恢复了以往对毛福梅若即若离的态度。

蒋母为蒋介石娶年龄大一些的媳妇，原有早日抱孙之心，后来知道毛氏终于有孕了，她喜形于色，关怀备至。那时蒋介石在日本留学，寒假归来探亲，夫妻之间偶尔因故争吵，毛氏顶撞几句，他一时性起，竟拳打脚踢。当时毛氏怀胎已七八个月，被踢之后悲伤已极，倒在床上哭泣。王采玉闻声赶来，大骂蒋介石，命他赶快请医生诊治，服药安胎，但已无效，当夜就小产了。蒋母伤心至极，痛责蒋介石，晓之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蒋介石素对母亲敬重，只有跪下听训。过后，王采玉又请人替儿子媳妇排流年，算子息。

1909年暑假，蒋介石由日本回国，滞留上海，王采玉亲自送媳妇前往。为了促使其夫妻和睦相处，长哭训子，陈以家庭痛史，并以死相胁，闹着要到黄浦江投水。蒋介石跪地求饶，发誓不再与妻子争吵，并邀好友张静江、戴季陶同来劝解担保，留毛氏在沪居住。

王采玉回乡前夕，还去托付在沪乡亲随时探询儿子媳妇相处情形。后来得悉媳妇再次怀孕，又亲自前往，延医诊脉，说是男胎。这时蒋介石已返校受训，婆媳就一同回乡。到翌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毛氏分娩，生下个儿子，乳名建丰，谱名经国，面相极似其母。这时王采玉46岁，蒋介石23岁，毛福梅年已28岁。结婚将近10年，得一经国，婆媳欢喜异常，十分疼爱。

1911年以后，蒋介石浪迹于上海滩，花天酒地，娶娘姨出身的姚冶诚为侧室，并一度把姚氏带回溪口老家。毛福梅明媒正娶，当然不会喜欢上海来的新客，可是丈夫纳妾，在流行多妻制的旧中国，比比皆是，何况蒋介石再非昔日之顽童，早已混出了头脸，沸腾于乡里，毛氏除了予以容忍，宽宏雅量，哪里还敢存反抗之心？毛氏为了讨丈夫的欢心，对姚冶诚极力笼络，嘘寒问暖。蒋介石曾经说过“娶妾为人生最不道德之事”，他在决定携姚氏还乡的时候，也准备丰镐房将醋海兴波，甘受责难。没想到妻子竟能如此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率先认同纳妾事实，一方面心存感激，但同时也愈发轻贱毛氏。

到了1921年，蒋母逝世前的一段时日，蒋介石对毛氏的嫌弃之心日甚一日。虽然慑于王采玉的脾气，蒋介石与毛福梅至少在表面上还得维持一个夫妻形式，但休妻之念已生。然蒋介石一心舍妻，母亲却处处“作梗”，这使他十分恼火，又不好发作，便以冷脸相对。为了早日甩掉毛氏，蒋介石还曾一度萌生出家为僧的念头。

知儿者莫如娘，王采玉对蒋介石的秉性再清楚不过。她眼看自己没有多少日子好活，她要蒋介石亲口向她认错，并向她保证在她死之后，要与毛氏好好过日子。蒋介石见母亲身体日渐衰颓，为免使母亲伤心，他一一答应下来。当夜深人静时，蒋介石扪心自问，也觉得有些事做得过分了，他在1921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我待毛氏已甚，自知非礼。”“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问题，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懑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弥孽也。”

1921年6月，蒋母王采玉溘然长逝，毛福梅成了丰镐房名副其实的女主人。虽然外有总管，内有账房，但她事无巨细，均插手过问，里里外外一把手，深得蒋家上下之敬重。然则，蒋母逝世，毕竟使毛氏失去了最强有力的依傍，使原本就不满于这桩旧式婚姻的蒋介石，更加为所欲为。11月，蒋母的丧葬大典方毕，蒋介石就正式向毛福梅提出离异的要求。

原来，在姚冶诚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又觅了新欢陈洁如。蒋母在世时，他们已经同居，蒋介石怕惹麻烦，没敢公开。蒋母既殁，便无所顾忌。他召来毛福梅与蒋经国，姚冶诚与蒋纬国，宣读了他早已拟好的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的声明。随后，又写信给毛福梅的二哥毛懋卿，提出与毛福梅离婚。

由于毛福梅坚决反对，乡里亲朋故旧均不认可，加上蒋介石此时并未最后下定决心与毛氏脱离关系，只是为了对新婚夫人陈洁如有个交待，所以，“离异”之说仅走了一下形式，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受阻后，由于陈洁如不再坚持，也就不了了之。但是，蒋介石与陈洁如的事实婚姻，迫使毛福梅不得不接受她与蒋介石离婚的事实，她只能默默地在溪口丰镐房老宅操持家务。

1927年，蒋介石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决定向当时最具财、权、势，当然也是才、貌双全的宋家三小姐宋美龄求婚。但宋家有言在先:蒋介石以往的一切婚约必须解除，然后“蒋宋联姻”才可付议。蒋介石再次面临着废糟糠之妻的难题，令他颇感棘手。

蒋介石事母极孝，毛福梅是王采玉亲自做主包办的明媒正娶之结发妻子。自古有训:糟糠之妻不下堂。而且毛福梅又为蒋介石生了正宗嫡嗣蒋经国，名正言顺。毛福梅入蒋家几十载，上敬长者，下慈晚辈，对于蒋介石的屡屡“外遇”，亦多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蒋介石停妻再娶，于情于理，均无以论。蒋介石也自知心亏，只能寄望毛氏再一次“顾全大局”。

蒋介石首先致函奉化县长:“请许可与夫人离婚。”随后亲自回溪口强迫毛氏办理离婚手续。为了有回旋的余地，由蒋介卿代表蒋介石出面和毛福梅以及毛家商谈，但遭拒绝。毛氏表示:坚决不出蒋家老宅！毛家亦态度明确:“福梅是嫁出去的囡，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着是蒋家人，死了是蒋家鬼。”

事情闹成僵局，蒋介石只得请出毛福梅以及毛家一向敬重的孙琴风来做说客。最后，由孙琴风两头担保，达成了离婚协议:仅是名分上的脱离关系，离婚不离家，毛福梅仍是丰镐房之主妇，蒋经国依旧正宗嫡嗣，记于毛氏名下。

毛福梅抱着“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的态度，在协议上签了字。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另外两个妻子姚冶诚、陈洁如也都被蒋所弃。1927年9月28日、29日、30日3天蒋介石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了一则《蒋中正家事启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

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迎娶宋美龄为新婚夫人。

蒋、毛协议离婚后，毛福梅被孙琴风接到萧王庙暂住，待蒋、宋在上海新婚大典后，毛福梅又回到丰镐房，主持家务，生活由蒋介石供给。逢年过节，亲友往来，一应乡俗依旧以毛氏为正宗。当然毛氏在蒋家的这种特殊地位，并非蒋介石的宽宏与恩赐，而是毛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来的。她在溪口几十年，被公认为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以礼尽心，足称楷模，蒋氏族人无不敬重。何况毛氏吃斋念佛，乐善好施，修路、筑桥、平粜、赈灾，从不后人，乡邻莫不感恩。蒋介石离弃结发之不情不义之举，溪口乡人与蒋氏族人均不以为然，虽无人敢明言不是，但“腹诽”者甚众。在他们眼里，毛福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蒋介石的元配夫人，是丰镐房理所当然的主妇、当家人。

另一方面，毛氏在蒋家这种特殊的尊崇地位之所以得以维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蒋经国的态度。蒋介石与姚冶诚、陈洁如结合均没有生育，新婚夫人宋美龄有言在先不要孩子，领养的纬国非血亲，仅有与毛氏所生之经国，是惟一的正宗嫡嗣，而蒋介石又是血缘观念极重的旧式人物，他无法漠视蒋经国的存在。蒋经国出生后，蒋介石常年在外，很少尽父亲之责，蒋经国从小由毛氏抚养，母子间感情甚深。蒋经国长相和为人随母而不似其父。他从小就十分敏感，性格内向。

父亲、母亲间的不断争吵，尤其是父亲对母亲的歧视和虐待，在蒋经国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他对父亲只有畏惧之感，而无亲近之心。在蒋介石面前，蒋经国总是十分拘谨、沉闷，在毛氏身边则有说有笑。蒋经国对经常以泪洗面的母亲深为同情，每当父母发生冲突时，他总是站在母亲一边，母子俩相依为命。毛福梅在与蒋介石感情破裂后，绝望之余，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蒋经国的童年时代，有很多时间是在母亲的娘家度过的，岩头风光，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蒋经国成人后，常对人说:“生我的是溪口，养我的是岩头。”

但是对于蒋经国的培养，蒋介石则有他的一番苦心，希望蒋经国能够走自己走过的路。所以，在安排蒋经国师从周东、顾清廉、王欧声等儒生，接受“孔孟之道”的传统教育“以正其本”之后，很快又把他送往县城，送往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进新式学堂，接受新知识，见识大世面。

到1925年，蒋经国15岁那年，蒋介石再送蒋经国远赴莫斯科，出国留学。这样，蒋经国就彻底离开了母亲，独自一人在外面闯天下了。这对于毛氏来说，无疑是最深重的打击。

毛福梅自从嫁到溪口蒋家之后，王采玉待她如亲生女儿，她在蒋母的熏陶影响之下，也开始皈依佛教。蒋母故后，尤其蒋经国离开家门之后，她一人更是心虔意笃，早晚诵经不辍，祁愿儿子早日归来。蒋经国身虽在外，心却放不下家中受难的母亲，不断来信加以劝慰。1927年4月，在蒋经国留学苏联将近两年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浇铸自己独裁政权的宝座。蒋经国在莫斯科发表了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公开声明，并宣布脱离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同时，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母亲多年不幸遭遇，做儿的非常清楚。只要一提起家里的事，我心中便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烦恼和痛苦。从今天起，我决不再写信，如果有天我回到家，我答应母亲，哪里都不去，一定先到溪口来看望您。”从此而后，音讯皆无。毛福梅青灯孤守，礼佛诵经成了她惟一的精神寄托。

1928年，蒋介石首次携新婚夫人宋美龄回溪口老家拜认祖先。为避免毛氏发难令宋美龄尴尬，蒋介石先请蒋介卿去丰镐房化解，同时宋美龄也示好于毛氏，送上人参、狐裘大衣等物品做见面礼。毛福梅以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将丰镐房收拾一新以待新客。后来，蒋介石宋美龄住在乐亭别墅。在新人滞留溪口之时，毛福梅每天都叫丰镐房的厨师蒋小品烧制几道蒋介石平素爱吃的家乡菜送至乐亭，有如鸡汁烤芋艿、霉干菜烧肉等。特别有一道“米焙浆”，制法是把糯米炒熟，磨成细末，然后放上鸡油、麻油、胡椒、笋丝、蛋丝等，用沸水冲调，吃起来香糯爽口，余味无穷。

宋美龄平素吃西餐，乍尝到这些乡土美味，不禁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自有人乐颠颠地转告毛氏，毛氏感到一种尽了地主之谊的快慰。当新人离乡回转之际，她特地命人拣了一袋最好的芋艿送宋美龄作路彩。据说，宋回到南京公馆，也让厨师烧芋艿吃。可是，烧熟后一放进嘴里便吐了出来，连说“不对，不对”。蒋见了大笑，说:“芋艿是对的，不过烧法不对。鸡汁烤芋艿是我家丰镐房的拿手菜，一般人是烧不出这种滋味的。”

后来，蒋曾派飞机到宁波，命丰镐房烧好芋艿以专车送到宁波，送上飞机，带回南京，以供宋美龄再饱口福。

以后，无论是蒋一人回家乡，还是携宋美龄同来，虽然都住在乐亭或慈庵，但毛氏每次都一如既往，精心准备，将丰镐房整饰一新，并以家乡菜相待。而蒋介石似乎与毛氏亦形成默契，每天早晨利用宋美龄一向有睡早觉的习惯，踱回丰镐房看望旧人，用过早点后方回乐亭。毛福梅见到蒋介石，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尽快将儿子经国送回来。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和平解决，国共重新合作抗。经过国共双方的努力，斯大林同意送滞留苏联12年之久的蒋经国返国。当蒋介石把这一消息告诉毛福梅时，毛氏惊喜得不能自持。

1937年，蒋经国携妇挈子返回祖国，到上海后，才知晓了父亲弃离生母另觅新欢的详情。作为亲生儿子，他能想象得出母亲心中有多少哀怨积压着，他恨不能立即去溪口拜见日夜思念的母亲。但是，12年曲折坎坷的国外生活，使他懂得了世道的艰辛，他学会了“忍”。他首先向蒋介石这位他十余年一直视为“革命敌人”而口诛笔伐的父亲负荆请罪，求得宽宥。

接着，又顺从蒋介石的意志，先行拜认宋美龄为“妈妈”，违背了当初作出的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返乡跪拜母亲的承诺。好在毛福梅并没有计较这些，只要母子能团聚，她已心满意足了。当蒋经国回到阔别12年的溪口旧镇，迈进丰镐房大门时，母子相见，抱头痛哭。苦尽甜来，毛福梅终于熬过来了。

蒋经国为母亲带来了俄罗斯媳妇芬娜、孙子爱伦和孙女爱理。

毛福梅认为，儿子虽在国外成了亲，孙子、孙女也有了，但回来了，还得照中国规矩，补办婚礼，这样才能为族众所承认。因此，她一面到各处庵庙烧香还愿，一面大摆酒席。而蒋经国为讨母亲欢心，亦欣然重新做新郎，再举大礼。

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为了清除他在旅俄期间所受的思想影响，继续按照自己原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儿子，特意在溪口给蒋经国一家新修了别墅，为他延聘了国文教师，嘱他在家乡潜心读书，修身养性。这样，蒋经国也就有较多时间，与母亲团聚在一起了。蒋经国多次去岩头、葛竹、萧王庙寻访旧迹，拜见长辈。毛福梅变着法子给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做好吃的家乡点心菜肴，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然而，好景不长，蒋经国返国后不久，抗日战争即全面爆发。武岭虽好，终非桃源。蒋经国毕竟是热血男儿，向父亲请缨抗战，被蒋介石派往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手下去砺练。这样，母子再度分离。蒋经国再三保证: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母亲同去任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祸。为使蒋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蒋经国去江西任职。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从军校把他调来做助手。

蒋经国到了江西，先任赣州保安处副处长，继之又擢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上任初期，毛福梅曾随儿子去赣南住过几天。蒋经国新官上任，百废待兴，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毛氏闲住着，感到孤单乏味，于是叫儿子送她返乡，蒋经国无奈，只好依从。后来，蒋经国屡次要接母亲前往江西团聚而不果。

当时溪口虽无战火，但正常的生产、生活已大受影响，粮食匮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大家请求毛福梅设法救荒。毛氏就和溪口镇镇长蒋立祥商量办平粜，最后派丰镐房账房唐瑞福去江西，在蒋经国处分两次办来了2500石米，使家乡暂时度过了难关。

随着战火的蔓延，日本侵略军日益迫近，溪口随时都有沦陷的危险。蒋经国放心不下，连连急电相催，并派表兄宋继修前往迎接。然而，就这个时候，不幸降临在毛福梅身上。

1939年12月12日，日本侵略军的6架飞机突然出现在溪口上空，滥施轰炸，以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乐亭别墅为主要目标。毛福梅本来逃出房外，发现房门钥匙未带，又急忙回去取。待她再次跑出后门，刚到后墙弄，3枚炸弹便在她周围炸开了，与毛氏同时遇难的还有担任丰镐房账房的外甥宋涨生和其他六七人。

最初大家不知毛氏被炸。日本侵略军飞机去后，逃出在外的人都先后回去，惟独不见毛氏，有人以为她暂时躲避在亲友家中，立即分头去寻找。找了两天，葛竹、岩头、萧王庙……到处没有踪迹，溪口镇长蒋立祥只好向国民党奉化县政府求援。奉化县县长何扬烈、县党部书记汪坚心等闻警报驰赴溪口，得知毛氏失踪，一面向省府报告，一面进一步寻找。经分析，丰镐房后门被炸墙壁倒塌处有疑，于是雇用了20个民夫，动手扒挖瓦砾。这时，浙江省政府秘书曹钟麟，奉秘书长李立民之命，代表省府主席黄绍 ，乘车赶到现场。下车后即参加挖掘、寻找。夜幕降临，首先发现了血肉模糊的董姓教师的尸体，接着，又发现一只胳膊，上面戴有金镯。有人想到胳膊戴有金手镯的就是毛氏。点起灯火继续挖掘，果然挖出毛氏的遗体，情状极惨，大腿裂断，肠子外流，估计是中弹负伤后，又被压在倒塌的墙下边窒息而死的。

众人一番紧急商量，请学过医务的武岭学校校务主任张恺的岳父梁祖光为之整理、包扎、化装，停放在摩诃殿。当地风俗，若是死在室外的人，不得在家祠或家堂停尸，否则便是犯了族规，即使贤德如毛氏，权贵如蒋门，也须遵循不违。好在毛氏生前的大半善举，如施僧、放斋、念经等，多行于此，与摩诃殿正有不解之缘。

蒋经国在赣南接到“家里房子被炸，师母下落不明”的急电后，于12月14日坐汽车，由司机2人轮流驾驶，日夜兼程赶回溪口。他一下车，奔至灵前，抚尸大哭，几番昏厥过去。据蒋泣诉，本已准备遣人派车迎奉母亲去赣州居住，不料稍迟数日，遂致母亲遭难，哀悔终身。尔后，蒋经国索要了纸笔，噙泪疾书“以血洗血”4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于其母罹难处，发誓要报日本侵略军杀亲之仇。日本侵略军占领溪口后，将此石取走，捣毁。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王思本摹写一块树立。此碑现放在文昌阁“小洋房”内。

时值烽火遍地，狼烟四起，蒋经国不忍草率处理母亲的后事，准备将毛氏灵柩暂厝摩诃殿内，待时局稍定再办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蒋介石报告，其父谕批:“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这12个字，也替代了蒋介石对发妻毛氏的一纸祭文。

蒋经国既要对母亲负责，又不能违父亲旨意，只得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他请多名风水先生踏勘宝地，但均无合意之处。有一位杨寿祺先生说:“高山见平地有大地，平地见高峰也有大地。”于是，蒋经国听从了继任丰镐房账房唐瑞福的建议，决定葬母于摩诃殿所在地松养园，并请亲娘舅毛懋卿、大姑丈宋周运、小姑丈竺芝珊等人出面，操持丧仪，从简完葬。

但是，对于蒋经国的意见，毛懋卿等人表示反对，认为毛福梅总归要与她丈夫合葬的，还是暂厝摩诃殿为好。蒋经国拗不过，只好再发电请示，取得蒋介石的首肯，将毛氏灵柩暂厝摩诃殿内，雇了一个姓李的成童每天上香献茶，以待清平再行丧葬大礼。

由于是在战时，加上公务在身，蒋经国不可能长期滞留在家乡，在溪口盘桓月余后，便返回赣南。1940年，蒋经国在赣州举行了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还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念。

1941年夏，奉化沦陷，蒋经国4年不得返乡。1945年11月，蒋经国在所著《五百零四时》一文中说:“先母罹难，此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直至1947年冬，蒋经国回溪口亲自操持办理了母亲的丧葬大事，才遂了使母亲“入土为安”的心愿。

毛氏之墓造在摩诃墓前侧，为一圆形黄土坟，周围用淡红色块石砌成。正面竖一块约2米高的石碑，碑上刻着7个大字“显妣毛太君之墓”，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手笔，落款处题着“男经国敬立”。

蒋介石没有参加祭奠，宋美龄、陈洁如也没有出场，仅有姚冶诚派人送了一盒佛经到溪口，在灵前奠化。蒋经国率妻子儿女跪在灵前向致祭的客人还礼。蒋纬国、石敬宜夫妇亦从上海赶来，披麻戴孝。

1948年，蒋家重修族谱，再次发生麻烦:毛、宋两人，如何排列？经国、纬国二子又如何上谱？几经权衡，最后采取了李代桃僵之策，把二子挂在宋美龄名下，作为宋氏所出，而毛福梅则是王采玉的“义女”，即成为蒋介石的“义妹”。对于这件事，蒋经国既肯默认，蒋纬国因为不是毛氏所生，自然更无话可说。

蒋介石与毛福梅的婚姻，以喜剧始，以悲剧终。综观毛氏一生，算不上“红颜”，只能说是“薄命”。假如当初嫁给一个庄稼汉，生儿育女，也许能太太平平过一辈子，可是命运却把她与蒋介石拴在一起。她对蒋介石可谓一片赤诚，从一而终。也许正鉴于此，蒋介石对毛福梅心头偶尔也会闪过一丝内疚与同情。毛福梅去世以后，蒋介石也曾亲往墓前悼念。

摘自《青年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