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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本書對於日本社會上的「夫婦別姓」問題，特別是其核心課題的「已婚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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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策顾问陶百川过世享寿一百零一岁

epochtimes.com

8/9/2002 8:10:05 PM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后人的命運
大中小2012-02-29 02:32:44轉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電子報

【多維历史】宋子文的夫人張樂貽

宋子文夫婦與女兒、大女婿合照。前排左起：小女兒瑞頤、大女婿馮彥達、大女兒瓊頤、二女兒曼頤

2008年3月，宋子文的長女宋瓊頤女士在上海宋家舊宅參加，她對這架宋美齡的鋼琴很有興趣。

宋子文舉著一串魚，作垂釣丰收狀。

一個甲子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權傾一時;如今，蔣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陳家的后人，則十分低調地淡出了人們的視线。他們來自“四大家族”，卻刻意回避“豪門”背景。對于先人功過的种种爭議，他們也坦然處之。

2006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機會，民國“四大家族”的后人聚首上海。

一個甲子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權傾一時;如今，蔣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陳家的后人，則十分低調地淡出了人們的視线。他們來自“四大家族”，卻刻意回避“豪門”背景。對于先人功過的种种爭議，他們也坦然處之。

時過境遷，這些家族的后人，如今對那些历史人物的回憶常常只是衣香鬢影;可喜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檔案材料浮出水面，顯族神秘的历史正逐漸丰富與充實。

宋家：故紙堆中還原历史

從宋美齡往下的宋家第三代都在美國出生，中文流利的已是鳳毛麟角。

“我感到非常榮幸今天能夠來到這座城市——上海，這座城市曾是我的家族生活的地方。尽管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先生是海南人，但在上海，在這座他出生的大都市，他成為中國20世紀很有能力的金融家和政治家之一。我很感動，今天能有這么多全世界知名學者，在上海濟濟一堂，討論宋子文先生。”2006年6月19日，身材高大的宋子文的外孫馮英祥?MichaelFeng用英語為“宋子文與戰時中國”學術研討會致開場白。

作為宋家親屬代表，帶著兩個兒子從紐約飛抵上海的馮英祥，與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的兒媳宋曹琍璿(ShirleySoong)的出現無疑成為亮點。馮英祥父子均出生在美國，因為不懂中文，父子三人需要依靠同聲傳譯來理解與會者的表達。

宋子文期盼葉落歸根

宋氏家族長久以來被視為中國20世紀上半葉最有影響力的家族。宋子文(T.V.Soong)的父親宋耀如擔任傳教士且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支持者，母親倪桂珍是明代科學家徐光啟的后代。宋子文大姐宋靄齡為孔祥熙夫人，二姐宋慶齡為孫中山夫人，三妹宋美齡為蔣介石夫人，宋子文的大弟宋子良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和總務司長、廣東省政府委員，長期擔任宋子文发起的中國建設銀公司的總經理，還擔任過中央銀行理事、交通銀行常務理事，是宋子文在金融實業上的主要助手;小弟宋子安曾任過國貨銀行、廣東銀行董事，較少參政。

宋子文與夫人張樂怡有3個女兒，分别為宋瓊頤、宋曼頤和宋瑞頤，49歲的馮英祥是宋子文長女宋瓊頤的兒子。宋子文的9個外孫中只有馮英祥與兄弟馮英翰住在美國，他們的其他表兄弟住在香港和菲律賓，故而孫輩中，馮英祥與宋子文最為親密，他從小跟外祖父宋子文生活，直至14歲。每逢放暑假，馮英祥有很多時間可以陪伴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在紐約的生活很簡單，他吃的東西、用的車子都非常一般。外祖父的生活很有規律，喜歡早起，吃完早飯后他就直接去辦公室。他很喜歡散步，通常午餐以后散步一小時，外祖父不多的娛樂方式是與他的朋友一起打撲克牌。”

像普天下所有的外祖父疼愛外孫那樣，宋子文非常疼愛馮英祥。讓馮英祥印象深刻的是，10歲那年，有次他放學回家，感覺到有几個外國男孩一路尾隨并盯著他的錢包，被嚇壞了的馮英祥奔到公共電話亭打電話，剛好是外祖父宋子文接聽。“外祖父叫我不要動。5分钟之內，他就帶著秘書開車匆匆趕來，他居然還帶了一把槍，而且已經上了膛，准備來救我!為了保護我，他願意做任何事情。”在講述這段經历時，西裝革履的馮英祥做了個手槍瞄准的手勢，笑聲爽朗，神態如同調皮小男孩。

在家庭成員宋曹琍璿的描述中，大伯宋子文不太喜歡講話，但很有幽默感，他喜歡跟老朋友聊天，喜歡喝酒，擁有很好的格調，是一個美食家。閱讀了宋檔后，宋曹琍璿逐漸理解了大伯宋子文，“他更像一位deepthinker(深思者)，雖已退休、身處美國，我相信他的頭腦中并不會忘記那种使命感，所以他在生活中仍經常思考國家的處境。”一身旗袍的宋曹琍璿看來溫婉大方，頗具風范。

宋曹琍璿是宋子安次子宋仲虎(LeoSoong)的妻子，“蔣夫人也曾說，宋子安是最讓人喜愛的孩子，因為他最小也最聽話，哥哥姐姐們也很珍愛他，宋慶齡在德國時也是帶著我公公跟她一起住。哥哥姐姐之間有紛爭，我的公公也承擔著溝通的橋梁作用。”

1975年，馮英祥就讀于賓州大學時，外祖父宋子文業已辭世，那時的馮英祥開始對外祖父的历史感興趣。他攻讀了政治學，“選擇政治學也許是受外祖父的影響”。目前，馮英祥在瑞士信貸銀行從事管理，與父親馮彥達一樣，他選擇的事業是與銀行相关的理財投資規划。

他從未看重自己來自一個像SoongFamily(宋家)這樣的家庭。“我繼承的是父親的事業，其實跟母親所在的宋家并沒有什么关聯。經過五六十年后，在美國的企業界，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來自SoongFamily，更重要的是要靠個人后天的努力。”

关于宋子文富可敵國的猜測曾經讓這個家庭的后代備受壓力。但在馮英祥看來，外祖父宋子文生前很沉默，沒有跟任何人談過关于財產的事情，他的遺產是一些美國股票，讓所有的孩子平分。

馮英祥也強調，與外界傳言不同，外祖父宋子文和宋美齡的感情非常好，兄妹間有很多通信。“即便1949年以后外祖父宋子文在美國，蔣介石和宋美齡在台灣，他們晚年身體不好時，宋子文會積極幫他們找最好的醫生和最好的藥物，并把醫生送到台灣讓他們替蔣介石看病;宋美齡每次到紐約，哥哥宋子文也會替妹妹找当地最好的醫生。”

身處異鄉的宋子文生前仍然期盼葉落歸根，“他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國，在紐約時也曾向很多美國政要詢問是否有回到中國的可能性，但最終未能如願。”馮英祥喟嘆。

宋家后人看淡背景

宋家六兄妹中，最早辭世的是小弟宋子安，1969年，62歲的宋子安在香港病逝;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國猝然去世，終年77歲;此后的1973 年10月，宋靄齡病故于紐約;1981年5月，宋慶齡在北京逝世;1983年，宋子良在紐約辭世;20年之后，宋美齡離世。

宋子安去世時，曹琍璿的先生宋仲虎剛剛從哈佛MBA畢業，1982年，宋仲虎和曹琍璿結婚。上世紀70年代，宋仲虎創立了 CrystalGeyserWaterCompany，這家礦泉水公司早年曾在加州西岸有75%的市場占有率，成為美國礦泉水界的元老。如今的宋仲虎正在著手開发一种名為Peanutmilk(花生奶)的功能飲料，同時他還擔任美國最大的汽車保險公司TripleA等9家知名公司的董事。

在宋曹琍璿的印象中，宋美齡生前，每年3月21日的生日是当年最大的聚會，蔣、宋、孔、陳家族相聚，辜振甫太太辜嚴倬云甚至會率領一個“太太团”從台北趕到紐約為宋美齡祝壽，陳立夫、郝柏村等昔日國民党元老也齊聚紐約。除此之外，宋美齡很喜歡過聖誕節。“我先生宋仲虎是蔣夫人在她侄兒輩中最喜歡的孩子，他有空時常陪著蔣夫人住几天，他們倆之間還有‘昵稱’。我們在舊金山的家里有很多蔣公寫給我先生的信，比如在照片背后蔣公寫著對我先生的思念，‘自從你走了以后，我孤單一人，非常寂寞，希望你早點回來陪我’，很多人看了很驚訝，想不到火爆脾氣的蔣公會寫出這么柔情的詞句，但諸如此類的几句話完全是蔣公的真情流露。”宋曹琍璿說。

宋仲虎和宋曹琍璿有一男四女共五個孩子，最小的女兒今年17歲，讀高三。“小女兒的成績超好，在學校和教會都是領導者，是個完美主義者。她的几個哥哥姐姐都已進到加州的大學，他們几個都是可以躺在沙灘上玩一天的孩子，比如我跟他們講，把功課做完了你們再出來躺，可是他們大部分人都是躺完了再去做功課。”

對這些在美國出生和成長的孩子必须理解，他們的SelfCenter(自我)意願非常強烈，宋曹琍璿對此深有感觸。在孩子年幼時，宋曹琍璿將孩子們送到公立小學就讀，為的就是讓他們在沒有壓力的狀態下擁有與左鄰右舍小孩嬉戲的童年，直到孩子們上了初中以后，宋曹琍璿才將他們送入私立中學。“在那時，我們才告訴他們，究竟他們來自一個怎樣的家族。可是他們完全是美國小孩式的想法，当我第一次跟他們講 SoongFamily的背景時，每個小孩子居然都跟我說，‘Sowhat?Itdoesn'tmattertome!’(那又怎樣?跟我一點关系都沒有!)”

就在今年6月18日，馮英祥帶著兒子去了宋家故居，這是他第三次來上海。第一次來上海是兩年以前，那次，馮英祥就兩個兒子都帶來，讓他們看宋家故居，“我不能想象宋家居然曾有那么大的花園，我不能想象我的外祖父以前住那么大的房子，他后來在紐約住的房子大概是上海房子的五分之一都不到。”馮英祥感嘆。

“我常常鼓勵我的兩個兒子，讓他們了解祖先過去所做過的事情，我希望培養他們的榮譽心，也希望對宋家历史多了解。”馮英祥的兩個兒子看來彬彬有禮，21歲的長子馮永康(AndrewFeng)在孔祥熙的母校OberlinCollege(歐柏林大學)就讀，18 歲的小兒子馮永健(ElliotS.Feng)在UP(賓州大學)就讀。“Elliot在高中畢業時就曾寫過一篇关于宋子文的中美外交史論文，我們這次開會Elliot特别早來，他在复旦呆了3個禮拜，上吳景平教授的課，幫助籌備會議。”馮英祥很為兒子驕傲。

作為父親的馮英祥在美國的生活跟一般家庭并無二致，“我也遇到與一般家庭同樣的問題和壓力。譬如，我希望我的子女都受到很好的教育。”不僅如此，馮英祥還在積極維持孔、宋家族之間的关系，一年至少要聚會一兩次，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感情不去經營，終將被時間冲淡。

有一次在飛機上，宋曹琍璿隔壁的男士看見她的英文名ShirleySoong，便詢問她是否來自神秘的SoongFamily(宋家)。你認為呢?宋曹琍璿反問。你很年輕，SoongFamily 的人應該很老了，對方回答。如果你這樣想，也是對的，宋曹琍璿相当樂意順水推舟。

也常有人詢問宋仲虎是否來自暢銷書《SoongDynasty》(《宋家王朝》)中的“SoongFamily”，“Whatdoyouthink?(你怎么想)”美國出生的宋仲虎聳聳肩，一笑而過。

按照家族傳統信奉基督教的宋曹琍璿認為，一個人對自己的肯定并非來自外界，而是緣于內心，自己內心覺得幸福、平安最為重要，她從未有過讓孩子們從政的意願，因為成為政治人物需要非常“鐵腕”，甚至要達到所謂“一將功成万骨枯”的“境界”。而在宋曹琍璿的解讀中，錢財、權力、地位都不重要，自覺坦然、自覺滿足，已是最美好的人生。“我常常跟孩子們講，一個人活在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虛榮，告訴你們家庭背景不是說你們比别人強，你做了什么呢?你心里要記得，你是從這個家族出來的，做事不要丟家族的臉。”

坦然面對家族历史

“對于历史研究學者們，我的心態非常坦然。我們蔣、孔、宋的家屬公開历史資料是希望希望大家能用公正誠懇態度對待历史。”宋曹琍璿告訴《新民周刊》。

兩年前，馮英祥的父親馮彥達過世，如今，母親宋瓊頤在紐約，住在兒子隔壁一棟房子里。宋子文先生過世后，曾有很多西方學術機構都希望能获得他的私人檔案，宋瓊頤最后選擇了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以下簡稱“胡佛”)。“母親的健康狀況非常好，她很高興能夠看到宋子文先生過去的事跡能夠被學界重新研究和評價。”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宋家就將宋子文檔案捐給胡佛，最后的一部分宋檔要等到宋美齡過世后才能開箱，這是宋曹琍璿第一次接受委托、以家屬代表身份擔任篩選宋檔的工作，以胡佛訪問學者的身份，宋曹琍璿第一次到胡佛上班時，胡佛檔案室主任給了她一個說明，告訴她對所有檔案都不應拿掉某一段，但可以保留privacy(隱私)。

她花了3個多月時間將剩余的宋檔過了一遍，“宋檔多為公文或電報來往，是历史詳尽記錄，我明白抽掉其中任何一部分都將不完整，都會影響史學家研究。我做這個工作開始是有受人所托的責任感;第二階段我就入迷了，開始激動起來;到了第三階段時，我開始感覺這是一個還原历史的工作，比如宋子文檔案出來后，很多人對中國近代史有不同看法，蔣公的日記出來后成為更明確的解密工具。”

以蔣、孔、宋三個家族的代表身份負責篩選重要历史檔案的宋曹琍璿，戲言自己是“長期義工”，承擔如此重任的理由簡單到讓人詫異——從宋美齡往下的宋家第三代都在美國出生，語言成為了極大的障礙。以孔祥熙唯一的孫子孔德基為例，出生在美國的孔德基絲毫不懂中文，目前孔祥熙共有100箱的資料剛抵胡佛，加上之前的宋子文檔案和兩蔣日記，宋曹琍璿任務不輕。

“蔣方智怡雖然把兩蔣日記放在胡佛，但她自己太忙，沒有時間。以中文程度來講，可能也只有我一人能看得懂這些檔案中的文言文和史料。現在孔家給了我authorize?授權，一定讓我先做檔案篩選工作，我签名了以后才可以開封，這大概是我未來5年到10年的一項工作。”

身為家屬來篩選檔案，首先要受到情緒上的影響，一路看下來，她越看心情越沉重。第一個禮拜還好，第二個禮拜很多外國同事經過宋曹琍璿身邊時都會安慰她，“Shirley，comedown.”(Shirley，平靜一點)。

宋曹琍璿與蔣經國曾有很多接觸，在宋美齡赴美定居前，她和先生每年都回台看望宋美齡，蔣經國總是為他們接風洗塵。“我第一次到經國哥哥家里時很驚訝，因為当時台灣經濟已起飛，他的整個官邸看起來更像中產階級家庭布置。經國哥哥請我吃飯時雖然准備了10個菜，但都是普通家常菜，要知道当時台灣人請客吃飯，都已經是魚翅、鮑魚、燕窩了。”

讓宋曹琍璿深有感觸的是蔣經國去世時，她趕回台灣。“我看見經國哥哥躺在那里，心里非常難過。我看經國哥哥日記時的情感就不一樣了，非常激動。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經國哥哥的內心世界是那么的憂傷、懇切。”宋曹琍璿舉例，比如，蔣經國在日記中提到台灣常有台風，台風一來就會斷電缺水，台風結束后蔣經國巡視災區，回到家里看到太太蔣方良開著冷氣，他馬上要蔣方良把冷氣关掉，他的辦公室也常不開冷氣。

有一次，宋曹琍璿在蔣經國臥室與跟蔣方良聊天，她看著他們的衣櫃問蔣方良，哥哥的衣服怎么這么少?蔣方良說，他從來不買衣服。宋曹琍璿追問，方良你怎么不給哥哥買一點。方良說，我給他買一雙皮鞋，還給他罵了几頓。后來，宋曹琍璿在蔣經國的日記中真的看到，蔣經國說方良給他買皮鞋是個“浪費”，自己不需要新皮鞋。在父親蔣介石1975年過世時，蔣經國一整年的日記都是講自己如何思念父親，這一年的日記，几乎每一篇都讓宋曹琍璿落淚。

“在蔣經國的早期日記中，他常常很惶恐，完全不想做政治人物，可是他覺得兒子有責任完成父親的遺願。我一直希望早日將蔣經國的日記整理公之于世，我相信這對兩岸的統一有很大幫助。”宋曹琍璿說。

在台灣念完大學后在美國取得MBA學位的宋曹琍璿此前從事美國的海外宣教工作，她曾在芬蘭、東歐做教會義工，在美國做新移民的服務工作。在舊金山，她常穿著牛仔褲，幫助大陸來美國的移民辦理孩子入學、辦社會卡、駕照考試等日常瑣事，她說自己是“繼承祖業”，簡直可以在家門口掛個“免費服務中心”的牌子，24 小時無休。

很多人知道她是“宋大姐”，但并不知道她與宋家的关系。2004年，宋子文檔案開始對外公開時，宋曹琍璿的照片上了報紙，有朋友打電話問她，宋大姐，報紙上那個宋曹琍璿跟你長得好像，是不是你?她趕緊搪塞過去。“如果不是因為宋檔和兩蔣日記的先后公布，我們是絕對不會露面的，平靜的生活才是最好的。”

孔家：烏衣巷口夕陽斜

親人們的相繼去世無疑給孔令儀造成很大打擊。孔家現在就剩下孔令儀和外甥孔德基。

香港商人李龍鑣1956年畢業于台灣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第四期，73歲的李龍鑣潛心研究孔祥熙家族十余年，并與孔祥熙的大女兒91歲的孔令儀交往頗多。

自從宋美齡病逝后，孔令儀成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最為年長的長輩。在李龍鑣的描述中，孔令儀在美國的住宅坐落于紐約曼哈頓區最貴地段第五大道，與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夫人傑奎琳住在同一條街。孔令儀家的窗簾一拉開，即是中央公園繁茂樹木掩映下的寧靜湖泊，再遠，是林立的摩天大樓和人群熙攘的大都會博物館。

“孔令儀目前健康還沒有問題，她在美國的生活節奏還是與以前在上海時差不多。孔令儀與我講過很懷念上海，我也很想讓她回大陸看看。”李龍鑣告訴《新民周刊》。

在美國，華人眼中的孔家頗為低調。嫋嫋茶香中，李龍鑣向記者娓娓講述孔家大小姐孔令儀的近況：

我不是孔令儀親戚，也非孔家舊部，但我希望從研究者的角度結識孔令儀，看到跟别人不一樣的東西。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就去過孔祥熙在山西太谷縣的老家，孔令儀出生在那里，令儀出生当年，父親孔祥熙在山西辦了一所名為“銘賢學堂”的基督教的學校。90年代末期，我給孔令儀和她先生黃雄盛上校寫信，黃雄盛先生后來給我打電話，約我吃飯。我們第一次見面就在令儀紐約的家中喝下午茶，她家客廳沙发背后的兩幅國画為蔣夫人宋美齡所繪，台燈旁擺放著孔祥熙先生和宋靄齡女士的相架，我当時心里早就准備好了三十几個問題，准備問她。

孔令儀最經常的穿著是高跟鞋配旗袍，旗袍一律為法國絲綢質地。60歲左右時，她會穿帶紅色花紋的旗袍;現在，她會穿白底深藍花紋旗袍，看來素雅。在家請客時，孔令儀往往會在旗袍上别上白金鑽石胸針，抹上口紅，烏黑短发有條不紊——小小細節上自有她的堅持，看來得體。

孔令儀的先生黃雄盛今年88歲，是東北人，老先生喜歡穿西裝、打領帶，待人處事很有分寸，頭发整理得一絲不苟，寫信時每個字都規規矩矩。以前是空軍上校的黃雄盛先生曾在美國受訓、開轟炸機，他曾擔任過蔣介石先生的英文秘書，年輕時当然很英俊健康，看得出來大小姐很喜歡他，他對孔令儀也很體貼，比如在令儀入座前他會很紳士地擺正座椅。

我們最后一次見面是去年9月在紐約，我到她家先是佣人招待我，黃雄盛先生先出來與我寒暄，然后我看著孔令儀走出來，雖然胖了一點，但看來姿態挺拔，很有大小姐的風范。

從 1945年之后，孔令儀几乎都在美國生活。孔令儀是基督徒，不熱衷社交，為人低調且遵守中國人固有的禮節。蔣經國夫人蔣方良過世時，孔令儀和黃盛雄夫婦親自飛抵台北送葬，在東京呆一兩天再回紐約。她常常散步，不多的娛樂方式是跟貝祖怡的太太蔣士云和顧維鈞的太太打麻將，一禮拜一次;她養了條狗，我有次去她家時正在打雷，狗嚇壞了，她就將狗抱在懷里。

她很喜歡懷舊。有一次，孔令儀跟我講到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鐵獅子胡同過世時的情形，孫中山先生去世的晚上，孔令儀的母親宋靄齡知道宋慶齡特别難過，就叫令儀陪二姨慶齡一起睡。宋慶齡問孔令儀，你現在睡的地方是你姨丈曾睡過的，你怕不怕?孔令儀說不怕。但她跟我說，其實她当時心里很害怕。她講這番話的時候神態仿佛十几歲的女孩，很生動。

孔令儀說父親孔祥熙很喜歡吃面;她也曾提到小姨丈蔣介石。曾經有5年時間，在金陵女子附屬中學讀書的孔令儀跟蔣介石夫婦住在南京官邸，她覺得蔣介石很愛護她，北伐時蔣介石寫了《告全國同胞書》，在孔令儀15歲生日時，蔣介石將《告全國同胞書》的原本送給孔令儀，并題了孔令儀的名字，現在還掛在孔令儀的書房里。

西安事變時，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后住在孔祥熙家，正在花園里玩的孔令儀看見了張學良就叫他，“姨丈，你好嗎?”剛剛受審的張學良正好一肚子氣，沒理令儀。

現在孔令儀年齡大了，有些東西也逐漸忘記。我看過当年駐德大使程天放的回憶錄，其中談到孔祥熙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參加英國國王加冕儀式，并訪問德國，当時在德國的孔令儀眼睛開刀，孔祥熙一到德國就趕緊去看寶貝女兒。我后來把這個故事講給孔令儀聽，她自己都忘記了。

在我看來，孔令儀的性格更像美國人，她的想法很簡單，不太愛管事，也較容易滿足，不是霸道的大小姐作風。

孔令儀待人接物很客氣，我太太跟她說“謝謝”，她也用廣東話回答“不用謝”。她總有辦法把氣氛弄得很好，吃飯時她給你搛菜;有次我帶著兒子去孔令儀家，令儀先是問我有几個孫子，我的兒子拿了孩子的照片給她看后，她又詢問能否將照片送給她，并希望我們有空帶孩子去看她。

大概是1990年左右，張學良去舊金山參加90歲生日聚會，3天之后飛到紐約，孔令儀、黃雄盛夫婦專門抽出4天時間陪張學良，并介紹醫生給張學良看眼睛和耳朵。去年，我太太眼睛有點毛病，孔令儀、黃雄盛夫婦為她介紹了一名華人醫生。

孔令儀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大弟孔令侃，妹妹孔令偉，小弟孔令傑。應該說，孔祥熙最喜歡的孩子是孔令儀和孔令侃，令儀比令侃大1歲，她和令侃的感情也最好。

1967年，孔令儀88歲的父親孔祥熙病逝于紐約;1973年，85歲的母親宋靄齡病逝于紐約;1975年，小姨丈蔣介石去世;弟妹孔令侃、孔令偉、孔令傑也相繼去世;2003年10月24日，孔令儀小姨宋美齡去世……

親人們的相繼去世無疑給孔令儀造成很大打擊。孔家現在就剩下孔令儀和外甥孔德基，孔令儀沒有孩子，孔德基是孔令傑唯一的兒子，現在應該在美國得州。去年，孔令儀一直等孔德基來，想讓他把父親孔祥熙的檔案交給胡佛研究所。孔令儀現在年齡比較大了，不太关心外面的事情，她最怕煩，對孔祥熙檔案的保存，ShirleySoong(宋曹琍璿，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兒媳)做過不少工作。

宋美齡在世時，孔令儀經常去看她，她們住得不太遠，開車大概15分钟。以前是孔家二小姐孔令偉照顧宋美齡，1994年，孔令偉因直腸癌過世后，孔令儀承擔了照顧小姨的責任。2002年，跟令儀見面時，我希望她給我安排一個見宋美齡的機會，令儀后來請我參加2003年宋美齡的生日聚會。我先從香港飛到美國，我記得很清楚，2003年3月21日宋美齡生日那天是百花節，天氣很冷，我10點半出发，穿了最厚的Kissman的大衣，太太穿著旗袍，風從下面直往上鑽。我先訪問了宋美齡的副官空軍上校宋亨霖，那時其實醫生開了配方給蔣夫人，所有的東西都要攪碎以方便消化。宋美齡很注意體重，平常吃青菜和沙拉，假如體重減輕，才吃一片薄薄牛肉。相比而言，孔令儀飲食就很隨便。

蔣夫人住在紐約曼哈頓東河寓所，她的臥室在10樓，客廳和餐廳在9樓。那天当時大概去了40人，每個人坐的地方都有規定，我坐在客廳，我兒子和媳婦坐在餐廳。我們在等蔣夫人下樓，等到1點10分時，宋亨霖先生跟大家講，今天蔣夫人感冒了，沒有辦法下樓。我当時的感覺真像從樓上摔下一般，很失望。同年11月25日早晨11點半，我在香港聽電台廣播說蔣夫人過世，馬上发傳真安慰孔令儀。后來我請孔令儀夫婦送給我一幅宋美齡的画，他們后來用DHL給我快遞了一幅宋美齡的画到香港，并打電話確認我是否收到。

跟宋美齡一樣，有時太緊張、壓力太大孔令儀就會皮膚過敏。在操辦蔣夫人的喪事時，她也有皮膚過敏。我去過宋美齡安葬地紐約郊外的芬克里夫墓園，孔令儀經常帶著鮮花在宋美齡墓前悼念。

大家都很关心孔家目前有多少資產，孔令儀請了專門的財務顧問幫她打理財產。她現在住的房子屬于apartment(公寓式)，大概有3500到4000平方尺，我估價差不多為800万到1000万美元。她家屬于中西合璧的風格，沙发是西式的，也有古董家具，她從山西運了一個3米多高的屏風過來，紅木鑲嵌著紅寶石，很漂亮，蔣夫人與我都喜歡在屏風前照相。細節可以看出主人的身價，她有顆翡翠白菜，跟真白菜差不多大，價值不菲;有一個花瓶，花瓶上有1000個 “壽”字;她還有一塊四方的玉，陳列在黃金架上，宛如一塊小屏風。

我本來計划請孔令儀外出度假，她不喜歡到加勒比海這些熱帶地方，更喜歡瑞典、丹麥、芬蘭這些涼爽的北歐地區，但因為前一陣子她忙著賣房子，最終度假未能如願。宋美齡生前在美國住的房子原本也屬孔家資產，宋美齡去世后，孔令儀以大約1300万美元的價格賣掉了這個房子;孔令儀還有個房子在長島蝗蟲谷，孔祥熙和宋美齡都曾居住過，有35畝地，我去看過，里面大到足夠跑馬。

几年之前，我還到孔祥熙的母校Oberlin College(歐柏林大學)，孔祥熙的檔案在Oberlin是公開的，我看了孔祥熙的檔案，了解到孔念書時的分數、念什么科目，有沒有逃課等情況，并訪問了Oberlin見過孔祥熙的老師。孔祥熙捐了很多錢給Oberlin，孔令儀曾在2002年左右捐獻了几百万美元給Oberlin。

陳家：豪門只在傳說中

陳林穎曾說：“現在我們跟孔、蔣、宋家還會偶爾聯系，在不同的地方我們會碰到，那時我們會想——我們原來是有淵源的，我們都是历史的見證人。”

“蔣、宋、孔、陳，他們也是凡人，都有過錯，如今功過均交由历史評說。他們的沉默里涵蓋著無奈，他們的沉寂亦是對历史的交代。”陳立夫的三兒媳婦陳林穎曾平靜講述昔日家族历史。

國民党元老陳立夫，浙江省吳興縣人，历任國民党中央党部秘書長、組織部長、國民党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团主席等職，2001年2月8日在台中逝世，享年101歲。而早在1951年，陳立夫的兄長陳果夫就因肺癌過世，終年60歲。

陳林穎曾生在台北，祖籍浙江，是台灣著名國學大師林尹的女兒，也曾是陳立夫的“干女兒”。初中以后林穎曾赴西班牙留學11年，直至取得馬德里大學文哲學碩士學位，讓她擁有了外向性格和直爽脾氣。陳林穎曾現任財团法人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這個基金會致力于兩岸的醫藥交流和文化教育交流，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都已展開交流合作，陳立夫、陳澤寵生前都曾擔任基金會董事長。

陳立夫有三子一女，長子陳澤安由台灣大學農學系畢業，由于陳果夫沒有子嗣，陳澤安被過繼給陳果夫，陳澤安后赴美國求學，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的知名植物病理學家，如今80歲;次子陳澤寧由台灣大學電機系畢業后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學習，后在一家公司擔任研发工作，如今已79歲;女兒陳澤容16歲時就赴美學習音樂，如今也已72歲。陳林穎曾的先生陳澤寵是陳立夫最小的兒子，是普度大學航空工程系和工業設計系的雙科碩士，畢業后在洛杉磯工作。

1950年，9歲的陳澤寵跟隨父親陳立夫赴美。当時的陳立夫已退出政坛，在美國新澤西經營一家養雞場。“公公的雞場開了好几年，被燒掉過兩次，還遭遇雞瘟。当時李敖質疑，陳立夫先生怎么可能打著領帶去喂雞?我先生跟李敖說，你實在不了解我的父親，他相当注重禮儀，又常有人去農場拜訪他，他總不能衣衫不整接待客人，所以他才經常打著領帶做農活。的確，当時孔祥熙、宋子文等很多人都曾去看望他。姐姐澤容訂婚時，爸爸媽媽親手用雞蛋做了3個月蛋糕，招待了150多位客人，還有很多人喜歡我婆婆做的辣椒醬，真材實料、價廉物美。”陳林穎曾用“解甲歸田”來形容公公陳立夫当時的狀態。

在陳林穎曾的印象中，陳立夫在美國的雞場經營得并不好，先生陳澤寵念的是美國公立學校，直到在普度大學求學時都是半工半讀，并依靠哥嫂援助才完成學業;而她與陳澤寵的相識冥冥之中仿佛已有定數。“我們之前并不相識，可能是公公婆婆的有意安排，1976年年初我剛好從西班牙回台北，才見到陳澤寵，大家講西班牙的舞蹈和音樂，我們聊了很多，他興趣很廣，對美國很了解，但完全是傳統中國人的思維。那時我23歲，我覺得大我12歲的他成熟穩重、書卷氣十足，讓我很有安全感。”1977年，陳澤寵與林穎曾結婚;1982年，他們回到台灣定居，陳澤寵開始創業，開辦自己的電器工程代理公司。

在陳林穎曾看來，公公陳立夫是儒家的推崇者，1969年，陳立夫回台。“蔣介石先生发電報請公公回台灣做中華文化复興委員會副會長，蔣介石先生任會長。陳立夫先生有本書叫《從根做起》，他認為雖然經濟发展了，但中國文化的根仍需守護。就像他常講的，政治是短暫的，文化的根是永遠的。”

1988年1月31日，蔣經國病逝，陳立夫找到蔣緯國、趙耀東等30多名國民党元老聯署，提出一個“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的方案，在島內引发強烈震撼。在陳林穎曾的印象中，90年代初公公陳立夫對兩岸交流的態度很積極，陳立夫認為政治可以用柔性方式處理，用文化的根來加強接觸，但李登輝卻予以敷衍和阻撓。陳林穎曾說，陳立夫先生最早就发現李登輝是最不愛中國的，公公曾在便條上寫過“最不願意見到中國統一的就是‘李總統’”，“這個便條大約是1992年寫給‘總統府’資政陶百川先生的，還在我家里，陶百川当時對兩岸交流還有希望，期望能組織兩岸交流小組。”

在陳林穎曾看來，公公陳立夫晚年的生活簡單而有規律：早晨5點起床，然后是寫毛筆字、看書;他很保守，如果有10元錢，往往只做七八元錢的事情;他擔任了台灣中國醫藥學院30年的董事長，為這所學校募款，一直做到過世……“公公組織了一個‘老人會’，原本80歲的老人才能入會，后來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將‘入會標准’降低到60歲。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親自到殯儀館去送行。”

夫人孫祿卿的離去顯然對陳立夫的影響最大。“婆婆畢業于上海美專，喜歡理家，是標准賢妻良母。他們夫妻的感情很好，公公常講，‘愛其所好，敬其所異’。”陳林穎曾說。

陳林穎曾透露，公公陳立夫并未留下多少遺產。“公公更像一位讀書人，很受晚輩尊重，他教導子女們要自食其力，陳家的生活方式跟台灣的普通民眾并無兩樣。公公在台灣天母曾有座房子，是早年蔣經國先生陪他去看的。但買地和造房子的錢由他的4個子女通過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過世后，在1992年，公公將房子賣掉，并把賣房的錢歸還給孩子們。”

“我們一家都沒有再從政。陳立夫先生沒有明說不讓后代從政，但他主張讓孩子的興趣自由发展。我先生回台灣時，蔣經國先生曾找過他，問他是否有興趣為民航局服務，擔任高階職務，我先生表示自己對環境不熟悉——實際上，陳家并非認為為官就是榮耀。”陳林穎曾認為嫁入陳家的她并未沒有看見所謂的豪門的奢侈與浮華，先生陳澤寵從來不事張揚，“總是等他做到某個程度時，人家才发現他原來是陳家的兒子。”

陳家第三代孫輩目前共12人，分别在金融機構、醫療工程機構和高校任職，“他們都很傑出，都是哈佛、MIT、普度、斯坦福等名校畢業。”陳林穎曾說。陳林穎曾的長子陳紹誠(Victor)今年27歲，次子陳紹仁(Stanford)今年25歲，兄弟倆在台灣念完高中后到父親的母校普度大學學習工商管理。

去年7月，陳澤寵帶妻兒到北京旅游，其間身感疼痛，8月初陳澤寵住院體檢并接受腫瘤切除手術，術后病情惡化，最后不治身亡。先生陳澤寵的突然辭世，讓54歲的陳林穎曾難掩憂傷，面對記者時甚至几次淚水盈眶。“我先生在我們家是全能的百科書，他本來想兩年之后退休，現在卻突然離去，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恍然一夢。Victor還未畢業，只好先休學一年，幫助打理父親的企業。”失去主心骨的家庭彌漫著酸楚氣息，小兒子Stanford几次跟母親說，媽媽，我打電話給爸爸，他沒有回我電話……后來Stanford突然醒悟，原來爸爸已經過世了。

他們一家四口的最后一次团圓飯選擇在北京飯店，此后來北京，陳林穎曾常願意去北京飯店，還坐以前的那個位子。“它是絕望的傷心地，也讓我有回憶，我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來。”

有很多的事情讓她必须堅強以對，仿佛遲來的責任。比如，第二次國共和談時，周恩來先生曾經寫了一封信給陳立夫，原件還在陳家。鑒于此，陳林穎曾期望像宋子文的外孫Michael Feng一樣，找尋一個權威的機構來保存陳立夫資料。

1993 年，陳林穎曾向“國有財產局”承購陳立夫宿舍后，遭到台灣銀行以無權占有及必须拆屋還地起訴，經過14年纏訟后，法院判決她敗訴，雖然陳林穎曾一再懇求期望將陳立夫台北宿舍改成文物紀念館，但陳立夫在台北市的故居還是被強行拆除，無奈的陳林穎曾只有在拆遷現場為故居拍照留影。即便如此，她仍希望通過司法途徑繼續她的抗爭，她認為台灣銀行送交法院的證据，至少有超過兩份以上與“國有財產”和家屬原始資料不同版本，“我們維護自己權益的行為跟一般公民相同，沒想到政府出現偽造文書的嫌疑。在李登輝時代，他們都是用這种手法拿回了政府配給國民党后代的房子，民進党時期，這樣的事情仍在延續，发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都是有跡可循。”

曾有人勸陳林穎曾放棄，但她顯然并不准備這樣做。服輸——這個字眼有違她的本性。

陳林穎曾還在為購買《中央日報》事宜到處奔走，陳立夫曾擔任《中央日報》第一任董事長，一手創立了《中央日報》，但在今年6月1日，已有69年历史的《中央日報》因入不敷出而停刊。

“我跟馬英九先生講過想購買《中央日報》，馬英九也表示樂見其成。拿到財務報表我們才能待價而沽，但我卻看不見《中央日報》在操作上的透明化，國民党的財務報表遲遲出不來，我們買家也無法了解《中央日報》內部的運營狀況。”雖然碰到了一些實際困難，陳林穎曾仍告訴《新民周刊》，基于陳家對《中央日報》相当深厚的淵源和感情，她決心讓《中央日報》繼續存在和運轉。

陳林穎曾第一次見到宋美齡是在她的100歲生日宴會上，站在公公陳立夫身側。看到兩位老人相對，她頓時感覺历史撲面而來，那种感覺如此洶湧，無以形容。“現在我們跟孔、蔣、宋家還會偶爾聯系，在不同的地方我們會碰到，那時我們會想——我們原來是有淵源的，我們都是历史的見證人。”她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

毀譽宋子文

宋子文的確從來不覺得掙錢是一件羞恥的事情，也從來不放棄掙錢機會，他也很舍得用這些錢。

6月19日到20日，為期兩天的“宋子文與戰時中國”研討會是复旦大學和斯坦福大學

胡佛研究所兩大學術機構的首次合作，也是胡佛研究所首次參加在中國大陸舉行的學術研討會。

包括胡佛研究員郭岱君(Tai-chunKuo)、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DonaldA.Jordan教授、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葉文心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濱下武志教授以及來自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复旦大學历史學系教授吳景平等60多位專家學者齊聚复旦。宋子文外孫馮英祥、宋子安兒媳宋曹琍璿與陳立夫兒媳陳林穎曾均參加了這次學術研討會。

宋子文在西安事變中的角色，宋子文與陳納德、史迪威等抗戰历史人物錯綜复雜的关系，1945年《中俄友好條約》的签署等內容成為此次研討會的熱點。近年來，隨著胡佛研究所典藏的宋子文檔案的全面開放，以這些历史檔案和其他第一手史料的整理研究為基礎，對宋子文的生平全面、客觀的研究其學術價值毋庸贅言。

“宋子文在40年代抗戰時期的中美关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核心角色，研究近代中美历史繞不開宋子文。”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DonaldA.Jordan教授告訴《新民周刊》。

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宋子文，飽受西方文明熏陶后回歸彼時狼煙四起的故土，在金融界締造起宋家的金元王國，在外交上長袖善舞，在政治上几度浮沉、最終引退，是非功過并不容易蓋棺論定。

1894 年12月4日，宋子文出生在上海同仁醫院，人們習慣用他的英文名縮寫“T.V.”來稱唿他。1912年10月，18歲的宋子文前往美國哈佛大學主修經濟，1915年由哈佛畢業后，宋子文赴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1923年，宋子文出任廣東革命政府中央銀行副行長，開始走上历史舞台，其后，宋子文相繼出任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外交部長和行政院長等重要職務。

“宋子文回國后的第二年，他的父親宋耀如便逝世了，留下的家產，雖足以維持小康，但絕談不上巨富……只是從30年代中期起，宋子文在金融界、實業界的勢力才有了迅速增長;到了40年代，他已被視為中國的‘豪門’，被稱作中國‘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學者吳景平在其《宋子文評傳》中如此描述。

就宋子文個人而言，其特長在于處理財政、金融、經濟方面問題。與宋子文相交甚深的老友顧維鈞回憶，青年党領袖李璜告訴他，“宋子文始終不願意談論政治問題。在任何宴會上，談到政局問題時，他總是一言不发。当問及他的看法時，他的回答總是說他將遵照委員長的意見行事。”

但宋子文一次次被推上政治舞台。1940年6月，宋子文受命為蔣介石私人代表，赴美商談財經借款，直至1945年8月宋子文完成中苏友好協定的签訂回國后就任行政院長。

“蔣介石在外交上喜歡走捷徑，蔣需要的人才一定要會理財、英文好、習慣美國生活方式并能讓他充分信任，种种權衡之下，宋子文便成為最合適人選。”潛心研究宋子文多年的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陳立文告訴《新民周刊》。在陳立文教授看來，按照正常外交管道，蔣介石的意見常無法到達美國上層，且受到史迪威、馬歇爾等人的阻撓，對于1940年剛到美國的宋子文而言，他直面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建立一個有效外交管道并維持其通暢，宋子文花了將近半年時間去打通這個管道，但直到1942年、1943年左右，他才真正建立這些管道;另外，在美國当時“先歐后亞”的戰略大背景下，美國更期望讓中國去牽制日本的軍隊，宋子文無法突破這根政策线。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蔣介石曾給美國總統羅斯福一封電文，這封電文在3天之內，分别由三方面送到美國國務院：一是由蔣介石經宋子文呈送羅斯福的;一是由海軍參贊J.M.McHugh呈海軍部的;還有一封是由美國軍事代表团团長JohnA.Magruder呈陸軍部的;其中竟沒有一封是按正常程序由駐華大使轉呈的。

陳立文教授認為，建立了個人外交管道的宋子文完全不尊重原來的外交體系，“美國人也蠻吃宋子文這一套，很多重要信息都經由宋子文這個管道傳入，如此一來，美國和中國之間有兩根管道，到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部長后，他仍運用這個管道。”当然，由于宋子文神通廣大地建立了各种管道，使美國國務院、軍部等單位不勝其擾。

在陳立文教授看來，宋子文5年的戰時外交斡旋可圈可點，宋子文雷厲風行的作風也使他集毀譽于一身。“宋子文在這段期間的作風較受爭議的有4方面：他的獨斷獨行、獨攬外交事務;他不按通訊程序，甚至有蒙蔽消息或擅做刪改之嫌;他重視個人外交，甚至過于迷信其效用;他好用公共外交。”

“很多中國人不喜歡宋子文，認為他的個性太直率，太像美國人。”美國學者DonaldA.Jordan教授告訴《新民周刊》。

與宋子文最先有職務冲突的是当時的駐美大使胡適，宋子文到美國，胡適曾在大使館舉辦一個宴會，但卻將具有蔣介石特使身份的宋子文放在秘書之列;胡適認為自己不借款、不交涉，而宋子文作為蔣特使的最大目標就是拉到援助;胡適喜歡在美國各處做演講，宋子文在美國也一向重視发表談話和講話，宋子文請胡適多談世界政事，少談考据文學，胡適置之不理，宋子文不講情面的老毛病又犯了，竟行文通知大使館，表示凡是政治性的演說與文告，必须先經過他本人同意才能发表。宋、胡二人之間的不愉快，對他們的合作難免造成隔閡。胡適的這批學術界的朋友在日后都沒忘記對宋子文口誅筆伐，比如傅斯年就予以大力抨擊。在抗戰后期爆发的黃金風潮中，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宋子文成為眾矢之的，傅斯年稱要挽救危機，“第一件事便是請走宋子文”，此文成為攻擊宋的重磅炮彈。

宋子文辭去行政院院長一職后，暫時隱居南京，他在給好友顧維鈞的信中說：“我個人感覺完全解脫了，我和委員長有很好的約定，今后將繼續在各方面以個人之力幫助他。”1949年，宋子文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定居。在學者吳景平的眼中，宋子文晚年在美國当起了“寓公”。1953年，在蔣介石批准的開除國民党党籍名單上，孔祥熙與宋子文分列前兩名。直至1963年2月，宋子文接受蔣介石邀請，但在台灣小住几天便迅速返回美國。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舊金山一個朋友家里進晚餐，因食物進入氣管導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享年77歲。

另外，宋子文是否“貪污”和宋子文的資產一度成為輿論爭論焦點。“宋子文的確從來不覺得掙錢是一件羞恥的事情，也從來不放棄掙錢機會，他也很舍得用這些錢，他在外交上送禮、招待朋友用的都是他自己的錢。我們不主張用‘腐敗’來形容宋子文。”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陳立文說。

在美國學者 DonaldA.Jordan看來，史學界研究宋子文的最大困難是，如何找到充分證据證明宋子文“貪污”。DonaldA.Jordan教授曾到南京二檔館和上海檔案館查閱相关資料而無果，他也曾去過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檔案館和羅斯福總統檔案館查閱宋子文資料，“FBI的確在50年代調查過宋子文，但目前這個檔案是機密(close)的，至少到目前為止美國FBI并沒有正式文書說宋子文是貪污。”在DonaldA.Jordan看來，國共內戰時期，宣傳打倒孔宋家族取得很大效果、讓孔宋名聲也很不好，而現在正是找出真相的時代已經到來。

DonaldA.Jordan教授顯然不希望宋子文的這個謎团像肯尼迪槍擊案一樣成為懸疑一場。“宋子文当時是負責美國對華援助的最重要接口人，如果說宋子文真的貪污，連美國政府都一定會嚴格調查宋子文，胡佛目前有證据證明宋子文并沒有貪污，那里面宋子文的每份財產報表都有美國會計師的签名，在美國，這种签名非常嚴謹，不可能作假。”

顯族历史是一种財富

“國共兩党的历史、昔日民國顯族的历史，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財富，我們對這段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們的获益就越多。”

多年來，作為中國大陸最權威的宋子文研究專家，复旦大學历史學系主任兼亞洲研

究中心主任的吳景平教授以《宋子文評傳》、《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政治生涯編年》等著作享譽學界。他曾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悉心研究宋子文檔案，并數次前往南京中國第二历史檔案館以及台灣地區的檔案機構发掘相关史料，并且发起和主持了近日在复旦大學召開的美、日、韓以及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地區著名學者云集的“宋子文與戰時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6年6月23日，吳景平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記者的獨家專訪，詳尽解讀宋子文。

宋子文遺產淨額：500多万美元

記者：1985年，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一書，《宋家王朝》中文譯本首頁中就有這樣一句話，“宋家王朝聚集了這個時代最大財富的一部分，《不列顛百科全書》稱，‘据說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在您看來，西格雷夫的這种說法是否屬實?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資產?

吳景平：在宋子文所處的那個時代，不要說全球范圍，即便在中國，宋子文也談不上是最富有的人。現在的宋子文檔案，經有关方面核實，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財產為 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時，加上房產等變賣他的總資產達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稅款后，宋子文遺留給夫人張樂怡的遺產為500多万美元。

我在晚年宋子文檔案中看到，当時宋子文非常关注股票和債券的價格，他會仔細抄下股票行情，用筆記下股票原始價、漲跌幅度，這是散戶的個人理財心態，比爾·蓋茨顯然不會关心這些。

記者：您是如何看待所謂的“宋子文貪污斂財”這個疑团?

吳景平：上世紀40年代后期，有关“四大家族”斂財的提法就已出現，如認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聚斂了中國整個財富的80%，這种說法顯然是針對一個政權整體而言。具體到孔祥熙、宋子文這樣的國民党高官，他們的事業與他們所處地位有著怎樣的关聯、他們是否違背了当時的制度許可非法获取個人財富，我們都必须用非常嚴謹和科學態度去分析，要反省当時制度層面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以往提法是正確的，就應該用可靠的史實去充實它，使得以往提法在今天仍具有獨到的合理性。

目前對宋子文存在疑問的地方是，由于宋子文參與了抗戰時期美國對華大量財政經濟援助的談判，有說法認為宋子文有可能將這些財政經濟援助轉換為個人與家族利益。

實際上，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實行“五院制”，宋子文就主張確立一個嚴格的預算和決算制度。比如，193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的身份訪美，和美國签訂了5000万美元的“棉麥借款”，其后宋又參加了倫敦世界經濟會議并訪問英國、德國、意大利和法國等國，宋子文回國后，審計部門就致函宋，要求他將出訪賬目報告清楚，宋子文就逐一報告。這說明，一些現代化制度已開始確立。

1933年宋子文辭去了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之后，在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公司、廣東銀行，他確實有個人股份。

應該看到，無論是抗戰爆发前宋子文直接參與談判的5000万美元“棉麥借款”，還是抗戰爆发后宋子文作為駐美代表談判先后達成的鎢砂借款、金屬借款、平准基金借款和后來宋子文以財政部長身份達成的5億美元借款，這些大數額的國際借款在銀行開設賬戶和動用賬戶數額在当時已建立非常嚴格的制度。比如，這些借款的動用均受國民政府財政部控制，這在南京中國第二历史檔案館和胡佛研究所都有相关檔案，我們可以看到，軍方占了很大一部分支出，用于購買美國武器和卡車、軍用醫藥設備等物資，借款支出方向非常清楚，并向國民政府各有关部門、國民參政會和美方備案。這說明，對戰時借款的動用總體上是有相應的制度約束的，并非個人行為。

1946年底和1947年初爆发了黃金風潮，当時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長。抗戰后期通貨膨脹日趨嚴峻，政府是消極順其自然還是積極應對?宋子文選擇了后者，從1946年2月份開始，對获得美國援助的期望和對國內秩序的自信是宋的外汇和黃金市場政策出爐的重要動因。從實際情況來看，外汇和黃金市場的開放供求無法平衡時，問題就會顯現，特别是隨著內戰的爆发、國民党在軍事上的失利開始顯露端倪時，對外汇和黃金的需求更是到了非理性狀態;制度的腐敗開始顯現，一些軍隊長官和軍政機关的首長往往克扣下屬薪水，在外汇和黃金市場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現實的軍事、政局、體制、外交處境都不利于宋子文繼續維持外汇和黃金的開放，最后蔣介石緊急叫停。在黃金和外汇風潮中，宋本人或宋家族是否获利，目前沒有材料能支持這一點。

我想說明的是，在已有制度的限制下，宋子文或其他人要直接把國外借款中飽私囊，是不那么容易的。但這個過程中也不排除以下情況的发生，比如，無論是國防物資供應公司還是資源委員會，在美購械購料過程中是否涉及回扣;甚至孔祥熙、宋子文以及在美國中方機構各級人員是否收取回扣……對于這些疑問到現在為止還沒見有可靠史料的支撑。我的看法是，今天我們只是簡單地提出以往已有的疑問那是不夠的，僅僅簡單地重复以往的指責甚至加以泛化，則是不科學的，這里需要用科學求實的精神，對历史負責的態度。

我們從宋子文的檔案中可以看出來，無論是作為駐美特使，還是作為外交部長，宋子文確實关注著和他個人相关的事業，比如廣東銀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業務，這几家機構有重大具體事務都會向宋子文請示，宋再以電文告知。從頻繁的通信中，我可以看出宋子文對自己的事業和家人投資很关心，同時宋子文還是很有制度約束和規范的意識，他常提醒弟弟宋子安等人千万不要干違紀之事，比如他告訴宋子安，你們不能違反美國政府的規定，私人信件中不能夾寄股票和有價證券。

但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在中國第二历史檔案館、台灣的檔案機構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檔案中，還沒有发現大家所公認的足以證明宋子文“貪污”的證据。需要指出的，作為历史研究的對象，無論蔣介石、宋子文或者其他民國政要，都是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的產物，他們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作為都不僅僅代表個人，在可靠史料基礎上弄清他們的主要經历和作為，予以全面、客觀與科學的評價，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應当重視分析社會的和體制性的因素。如果僅僅关注個人操行問題，那就無法從這段历史中汲取有益的借鑒。

個性鮮明的宋子文

記者：您曾赴胡佛研究所專門查看和研究宋子文檔案，胡佛所開放的宋子文檔案對研究者帶來哪些重要突破?

吳景平：2005年，我去胡佛所看宋檔，在那里呆了兩個月，側重研究抗戰時期宋子文的人際关系，尤其是宋子文和國民党政要和名人間交往的信件、電報、與美方會談記錄等，以及宋子文帶到美國的國民政府重要政策文件等。

現在胡佛所典藏的宋檔的開放度相当大，其中有不少內容是反映宋子文的私人生活的。比如宋子文會关心：他人到美國了，可是張樂怡的首飾還留在國內;或者他的某幅字画還在掛在寓邸的廳里，不知下落怎樣……(笑)

我還发現，戰時作為蔣介石個人代表和外交部長的宋子文雖然長駐美國，但他對個人在國民党政權中的地位，對自己能否获得最高決策者蔣介石及國民党其他政要的信任，并沒有把握，宋子文也因此感到非常壓抑。

記者：在您看來，宋子文與哪位姐妹的关系最好?

吳景平：宋慶齡在宋家三姐妹中，性情最溫和，對弟妹的关愛如同母親。在宋子文看來，妹妹宋美齡貴為“第一夫人”，不缺乏財富和尊重;而二姐宋慶齡需要更多親情关懷和理解，宋子文與慶齡的关系最好。

記者：在您看來，宋子文與蔣介石是一种怎樣的关系?宋子文在1949年赴美后處于怎樣的境況中?

吳景平：蔣介石對宋子文的態度包括，一方面，蔣對宋的理財和外交才能頗為器重;另一方面，蔣認為宋的個性并不為自己所駕馭。所以，蔣表面上授予宋對美交涉的全權，但實際上蔣并不完全信任宋，很多問題蔣仍要宋向他請示。但宋子文卻認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很多問題宋子文更是先直接找白宮和其他美國軍政当局了解情況和進行必要的疏通，在他看來，要談到有把握時才告訴蔣。特别在后來，宋子文與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胡適之間的互信都成為問題。

孔祥熙被稱為“Yesman”，宋子文也會說“Yes”，但他會搞清楚說“Yes”的原因，實在忍無可忍時，宋子文干脆說“No”。当固守自己的理念和價值取向時，宋子文會同蔣介石及國民党其他要員发生冲突，他的個性相当鮮明。我在宋與蔣交往過程中能看出，宋子文表面恭敬的言辭背后實際是對蔣介石相当的保留。

以往我們都說，宋子文最后是被蔣介石拋棄的。不是這么簡單，這种結果也是宋子文的選擇，宋子文已不願意將他的政治生命和那個已經走向末途的國民党政權有過多公開和直接的聯系。對大陸戰敗退守台灣的國民党和蔣介石，宋子文已不再抱現實期望，雖然他和這個政權還有各种聯系，偶爾也去台灣，但宋和這個政權實際已做“切割”，可以說宋子文是“哀莫大于心死”，也可以說他認識到定局已很難改變。

記者：您如何定位宋子文?

吳景平：首先，宋子文對中國的國家、民族和文化認同非常強烈和堅定。

其次，宋子文對國民党政權和作為國民党陣營主體部分的蔣介石，可以說是“從一而終”。比如1931年，蔣介石宣布下野，宋子文也宣布下野;1949年，蔣介石宣布下台，宋子文也宣布辭去廣東省主席職位。尽管宋子文和蔣介石在具體政策、價值取向、個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别、分歧有時甚至矛盾冲突非常大，他內心也知道蔣介石并非最理想的当政者，但宋認同蔣對國家、民族和文化的認同。

再次，宋子文對西方經濟、社會、政治制度的了解在他那個時代是比較多的，宋在留美回國后，無論身處不同的階段和身份他都希望將西方制度引入中國。不過他并非簡單照搬，而是考慮將西方制度與國民党的政權建設和当時中國的社會經濟體制相結合。

最后，宋子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发展一直相当关注，他比較務實，政治傾向也不像國民党營壘中的“頑固派”那樣強烈。宋子文能比較客觀地看待國民党之外的其他力量和代表人物，比如說他能比較客觀看待中共、看待周恩來和毛澤東，和他們也有過較好交往。沒有這樣的基礎，宋子文不可能在西安事變中发揮很好作用。西安事變解決后，宋子文也感到對不起張學良，對蔣介石等人沒能信守諾言也非常不滿，對張學良本人及其親屬則千方百計予以关照。

學者需要尊重历史

記者：以往都是將宋子文作為國民党官僚資本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宋子文與官僚資本的关系?

吳景平：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发展演變可分為几個階段，在不同階段，宋子文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关系不同。

在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形成初期，宋子文與其关系密切，從1928年到1933年，宋子文身為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和第一任央行總裁，為國民党政權的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打下了制度基礎。宋子文顯然很注意制度建設，他對当時的銀行制度、貨幣制度、財政制度建設，對关稅、鹽稅和統稅制度的改革都起了很大作用。

我們今天來看這些制度，至少給我們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素材，對我們今天的國企改革和金融、外汇市場建設等都有借鑒意義。我們可以看到，舊中國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急劇发展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在曲折、反复地往現代化方向行進，中國同時也在被動應對國際化的挑戰。

從 1933年宋子文先后辭去央行總裁、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職務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发，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得到了極大加強，但是宋子文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卻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宋子文雖然以董事長的身份直接掌控了中國銀行的經營管理大權，但他實際已退出國民党政權的決策核心，而集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于一身的孔祥熙職掌著財經大權。

宋子文再次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有直接关聯是在1945年抗戰勝利后，以行政院長身份复出，并通過擔任中央銀行總裁的貝祖詒對戰后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運作機制发揮影響。

還應該指出，在上述整個過程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是孔、宋無法掌控的——軍方的力量，軍方直接掌握的經濟力量，包括對外軍工貿易，這是蔣介石直接掌控的。

当年中共指稱“四大家族”聚斂巨額財富、操縱國家經濟命脈，主要指的就是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起初隸屬軍事委員會，宋子文無法從制度上影響它。后來資源委員會控制著糖業、鋼鐵業、紡織業等重要產業，對其发展和膨脹起作用的第一是蔣介石，其次是孔祥熙，宋子文對資源委員會的发展并沒有多大影響，這個時候宋子文本人以及宋家族到底有多少份額，也很難講清楚。

記者：宋子文出身于近代中國一個不平凡的家庭，他本人曾經擔任過廣州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先后出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外交部長和行政院長等重要職務，從1923年到1949年，有長達26 年的重要政治生涯。對您而言，研究像宋子文這樣一位有著复雜經历的民國高層人物，感到最困難的是什么?

吳景平：我之所以能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研究宋子文，得益于我們已經有了非常好的社會大環境，實事求是成為主要工作的指導性原則。但当時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沒有機會看到宋子文檔案文獻。

對我而言，所謂敏感問題并非很大障礙，我認為這段历史的塵埃已落定，去年國共兩党最高領導人历史性的握手更說明，國共兩党在1949年前的恩怨已成為历史，現在無論作為政党還是公眾，都已能用更健全心態來看這段历史。大陸學術界和學者也能夠用更開闊的胸襟和更充分的自信心來對以往國共关系的历史進行客觀的、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礎上的研究。

作為學者，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尊重历史，對1949年以前國民党政權本身和民國人物我們都可以進行研究討論。当然，研究中國內部事務和研究中外关系取向不同，我們判斷中外关系問題時首先考量的是國家和民族利益;判斷中國內部問題，我們要看有关当政者是否符合社會進步與民主化進程，我主張看大的方面;另外，一定要將具體問題和這個問題发生的具體历史環境、制度環境以及人際关系網絡聯系，不要脫離具體历史條件。

此外，我們還需要多視野、多角度的比較觀念，比如，我們研究宋子文時，要將宋與同時期的其他人物做比較，還可以將宋的前后不同階段比較，給予他恰如其分的評價。這個評價基于具體時間、具體事件而言，不要輕易做總評價。

以上的工作需要大量投入，并非短期能解決。宋子文檔案有几十盒，每盒都有數以百計的文件，其中大量是英文檔案，中文檔案有很多是手寫稿，字跡辨認很困難。這些資料用特殊方式記載了我們國家、民族、社會发展的特定历史階段，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很多問題，获取很多重要信息和經驗教訓，它不僅僅屬于胡佛研究所，也不僅僅屬于宋家后人，而屬于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

記者：作為首次在大陸召開的关于宋子文研究的論坛，宋子文的后人也從美國專程趕來參加。在您看來，我們現在研究昔日民國顯族的历史具有怎樣的價值?

吳景平：关于近代中國重要人物的會議此前就已有，譬如关于張之洞、盛宣懷、袁世凱的會議;而关于孫中山的會議則更多了，宋子文并非第一個。但將以往我們給予負面定義的國民党高層人物以研討會方式進行直接研究，這是第一次。

國共兩党的历史、昔日民國顯族的历史，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財富，我們對這段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們的获益就越多。今天的史學工作者一定要具備這樣一個責任感：在實事求是研究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風氣上起引領作用。如果我們無限制地對前人拔高或貶低，那么我們的后人也會這樣對待我們。

我們要對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負責，對以往結論我們要客觀看待，分析這种結論是在怎樣的历史條件下提出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戰犯”的提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不贊成簡單否定以前的評價，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当時提出這些評判的历史條件和它起到的历史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對宋子文個人和他處的時代，我們的了解是有過程的，我個人的認識也在不斷升華，這种升華是必需的。我們不是簡單重复前人，而是要尊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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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悅然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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