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1977年-1978年)，是一場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關於台灣文學之寫作方向和路線的探討，特別是在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之間，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般稱之為「鄉土文學論戰」。表面上，這是一場關於文學之本質應否反映台灣現實社會的文壇論爭，但是在實質上，這場論戰卻是「台灣戰後歷史中一次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總檢驗」(陳明成 2002，40)。¹

事實上，類似的論戰在1930年代日治時期的台灣也發生過，所以有人將1930年代的論戰稱之為「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而將1970年代的論戰稱之為「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不過，在這裡我們將用「台灣話文論戰」來指涉1930年代的那次論戰，而以「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來指涉1970年代的這次論戰。

[编辑] 論戰背景

在國民黨接收台灣以後，其所大力推銷的所謂反共文學和中國舊文學，在威權統治的政治結構之下，就一直是台灣文壇的主流。在這種情況下，以描寫鄉村生活的鄉土文學，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也就一直處於文壇的末流，其風格是質樸和寫實，但相對上缺乏批判精神(池煥德 1997，27)。

1960年代中期，所謂「現實主義」的文學觀點開始出現在台灣的文壇上，而以尉天驄所主編的《文學季刊》作為最重要的作家集結園地。到了1970年代，現實主義的文學觀逐漸滲入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當中，而成為可以和當時文壇之主流 --- 「現代主義」文學 --- 分庭抗禮的一個文學主張。鄉土文學的重要作家像是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楊青矗等人，都逐漸在文壇上漸露頭角(池煥德 1997，27-8；楊碧川 1997，334)。

[编辑] 論戰過程

創刊於1977年3月的《仙人掌雜誌》封面。該雜誌於1977年4月號上刊登的三篇文章，引爆了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

一般的研究者都認為，1977年4月份的《仙人掌雜誌》上王拓(1977)、銀正雄(1977)、及朱西甯(1977)的三篇文章為整個「鄉土文學論戰」正式揭開了序幕。在王拓題為〈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的文章中，他認為鄉土文學的興盛是可喜的現象。至於鄉土文學的書寫對象，不應該僅包括所謂的農村文學，也還應該包括以描寫都市生活為主的社會現實文學，所以他建議以「現實主義文學」這個稱謂，來取代「鄉土文學」這個標誌。

銀正雄(1977，137)則大力批評王拓以及其他所謂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朱西甯(1977)則從另一角度批判鄉土文學，認為過於強調鄉土有可能流於地方主義，而且部分鄉土文學論者對台灣意識的過度強調，有分離主義、主張台灣獨立的嫌疑。朱西甯雖然讚揚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在保存民族文化方面的努力，但他質疑：「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並以「氣度不夠恢弘活潑」評論日本統治遺留於鄉土文化中的負面影響。（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219）；此說相當程度反映出該作家以中華文化正宗的角度自居，對當代台灣意識及鄉土文學「忠誠度和精純度」的懷疑。

同年8月，《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在《聯合報》上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長文(彭歌 1977a，1977b，1977c)，點名批判王拓、尉天聰及陳映真三人，指責他們「不辨善惡，只講階級」，和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掛上鉤。8月20日，余光中也在《聯合報》上發表〈狼來了〉一文，一口咬定台灣的鄉土文學就是中國大陸的「工農兵文學」，其中若干觀點和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竟似有暗合之處」(余光中 1977)。余光中的這篇〈狼來了〉發表以後，「一時之間被喻為『血滴子』的大帽子在文壇弄得風聲鶴唳，㳽漫著肅殺的血腥氣息」(陳明成 2002，40)。

於是，一場原本是關於文學和社會現實之關係的討論，終於引起國民黨官方的側目，而主動開始攻擊所謂的鄉土文學作家。根據楊碧川(1997，335)的資料，單單是國府官方以及所謂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從1977年7月15日到11月24日為止，就有五十八篇文章攻擊鄉土文學。國民黨官方也曾將這些批評文章的部分整理出版，叫做《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見彭品光 1977)。

1977年8月29日，國民黨為此召開第二次文藝會談，共有270多人參加，而所有所謂「有問題」的作家，都未被邀請參加該次座談。當時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的嚴家淦，並出面大聲疾呼，要作家們「堅持反共文學立場」。1978年1月，在台北召開的「國軍文藝大會」上，楚崧秋期待文學界要平心靜氣、求真求實，共同發揚中華民族文藝。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則強調要團結鄉土，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次大會意味著官方對鄉土文學之批判的終止，也為「鄉土文學論戰」畫上了一個暫時的休止符(楊碧川 1997，335)。

[编辑] 對於論戰的解讀

事實上，和「鄉土文學論戰」相關的論述極為複雜，表面上雖然是以「現代主義 vs. 鄉土文學」的形式展開，但是，在這裡面流竄的相關論述非常多，至少包括了「右翼中國國族主義」、「左翼中國國族主義」、「現代化論」、「台灣本土論」等相互競爭的看法。後來的論戰形式主要是以「右翼中國國族主義 + 現代化論 vs. 左翼中國國族主義 + 台灣本土論」的結盟方式展開，或者用楊照(1991，134)的話來看，真正的論戰兩造是「官方意識型態 vs. 反官方意識型態」。

在這種情形下，反官方意識型態的陣營這邊(主要以陳映真、王拓、尉天驄、高準等人為代表)，其實在立場上並不是統整一致的，其中最重要的差異，莫過中國立場和台灣立場的歧異。也就是說，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本土』這個認知仍然隱約之間側身於『中國』符號之下，尚未正式浮顯為一種抗爭場域」(陳明成 2002，121)。造成這種現象的最基本原因，當然是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受限於當時國民黨對中國民族主義之雷厲風行的宣傳，知識份子早就習慣在言論上進行自我檢查，因此，比較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言論，並不敢正式浮上檯面。一直要到1980年代，由於黨外運動在政治場域上對民主自由的爭取，鄉土文學作家中這種中國立場和台灣立場的衝突，才正式爆發出來，而演變成從1983年開始的「台灣意識論戰」。

[编辑] 注釋

1. 或者用楊照(1999)總結「鄉土文學論戰」的話來說，「環顧台灣戰後歷史，我們找不到另一個思想如此被重視的年代，我們也找不到另一個盛情如此真摯豐沛、地位如此關鍵重要的論戰了。」

[编辑] 和「鄉土文學論戰」相關的史料與研究書目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陳映真，1998，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
• 池煥德，1997，台灣：一個符號鬥爭的場域：以台灣結/中國結論戰為例。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正醍，1982a，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上)。暖流 2：22-33。
• 陳正醍，1982b，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下)。暖流 2：60-71。
• 郭紀舟，1999，7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
• 洪儀真，1996，三O年代和七O年代台灣鄉土論戰中的左翼思想及其背景之比較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藍博堂，1992，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餘波(1971-1987)。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祖琛，1986，七十年代臺灣鄉土文學運動析論：傳播結構的觀察。國立政治師範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若萍，1997，一個反支配論述的形成：一九七○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論述與形構。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尉天驄編，1978，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 。
• 翁慧雯，1994，文學與政治：七O 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永芳，1991，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编辑] 參考書目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陳明成，2002，陳芳明現象及其國族認同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池煥德，1997，台灣：一個符號鬥爭的場域：以台灣結/中國結論戰為例。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彭歌，1977a，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上)。聯合報，8月17日，聯合副刊。
• 彭歌，1977b，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中)。聯合報，8月17日，聯合副刊。
• 彭歌，1977c，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下)。聯合報，8月19日，聯合副刊。
• 彭品光，1977，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台北：青溪新文藝學會。
• 王拓，1977，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仙人掌雜誌 2：53-73。
• 楊碧川，1997，台灣歷史詞典。台北：前衛。
• 楊照，1991，流離觀點。台北：自立晚報。
• 楊照，1999，關鍵論戰的現場寫真：尉天驄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 [online]。台南：國立台南女中圖書館。10月11日 [引用於 2004年10月29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
• 銀正雄，1977，墳地裡哪來的鐘聲？：從王拓的一篇小說談起，兼為「鄉土文學」把脈。仙人掌雜誌 2：131-40。
• 余光中，1977，狼來了。聯合報，8月20日，聯合副刊。
• 朱西甯，1977，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仙人掌雜誌 2：151-71。

[编辑] 相關條目

• 台灣文學史

• 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1920年代)
• 台灣話文論戰(1930年)
• 現代詩論戰(1972-73年)

• 台灣文學
• 台語文歷史
• 夏潮雜誌

• 胡秋原
• 黃春明
• 余光中
• 朱西甯
• 王拓

[编辑] 外部連結

• 楊照 關鍵論戰的現場寫真：尉天驄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
• 彭瑞金 二十年來的鄉土文學
• 游勝冠 台灣文學本土論的發軔
• 網易社區 台灣鄉土文學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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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哲，是中國大陸文革時期一張著名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作者筆名。該大字報由三人合著，分別是廣州美術學院學生李正天、高中中學生陳一陽、工廠工人王希哲。作者筆名是三人名各取一字而成。

[编辑] 事件

「李一哲」從1973年9月13日至1974年11月7日三稿寫出了後來的大字報，1974年，廣州街頭開始張貼，內容呼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以批判「林彪體系」為形式，矛頭直指中共建國以來極左運動踐踏民主法制的種種弊病。大字報指出，林彪集團賴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是延續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實質是極左。大字報還未點名地指出了當權者的許多罪行，並且聯繫這些現象，分析了社會主義「體系」本身存在的嚴重問題：

大字報貼出引來看者圍觀，道路塞車。中共廣東省委把這篇大字報定性為「反動大字報」，宣布「李一哲」為反革命集團。公安追查，抓獲此三人重判，成為當年的「李一哲」大字報事件。

1979年2月，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群眾大會，宣布為「李一哲」案件平凡。

[编辑] 評價及影響

史雲、李丹慧等學者認為，雖然表面上看，大字報主要是抨擊林彪集團，沒有批評，反而歌頌毛澤東，甚至是江青、王洪文，但卻涉及到了當時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弊病——民主機制的缺乏。雖然文章在當時為數不多的反主流上書、傳單和大字報中並不罕見，但獨特的是，文章同時不遺餘力地歌頌了文革和「大民主」。^[1]。

[编辑] 參考注釋

0. ^ 史雲、李丹慧.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卷七（1966-1968）「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57-58 [2011年4月28日]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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