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

卓长仁劫机 18年后在台杀人被枪决

　　2001年8月10日晚10时07分，曾因“反共义士”之名而被台湾当局视为座上宾的卓长仁、姜洪军被枪决于台北分临刑场，罪名为绑架杀人，对于他们而言，这是迟到了18年的宿命。

　　1983年5月5日，卓长仁、姜洪军与四名同伙在万里高空，用手枪对准了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机长王仪轩，此时飞机上已有两名机组人员遭受枪伤，胁迫之下，这架原本计划从沈阳东塔机场飞往上海的飞机迫降于南朝鲜（1992年，中韩建交公报签署，随后称其为韩国）

　　春川机场，飞机上共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乘客中有3名日本人。

　　一时间，举国震动，此为中国劫机“第一案”。

　　6人武力劫机

　　“不听命令要叫全机同归于尽”

　　　1983年5月16日，劫机事件发生11天后，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在有1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介绍了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客机被武力劫持，以及中国民航工作组赴南朝鲜处理这一事件的情况。

　　记者招待会上，296号客机机长王仪轩就坐在沈图旁边。据新华社报道，如今已经是东北航空公司董事长的王仪轩当时回忆事件经过时说，5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他驾驶的296号三叉戟客机正在按照正常的航线平稳地飞行，当飞机飞临山东半岛的海面上空时，混在旅客中的以卓长仁为主凶的6名劫机者，突然冲到飞机的驾驶舱前，朝紧闭的驾驶舱舱门开枪，随即踢开舱门，持枪闯入驾驶舱，对着驾驶舱内的机组人员射击。

　　王仪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曾表示，卓长仁等劫机罪犯拥有2支7.60口径的手枪，在劫机过程中总共开过8枪。296号客机当天上午8时15分由沈阳起飞，升空不久因机件故障飞回沈阳检修，10时47分再度起飞，11时32分在大连上空被劫持，13时59分飞越“三八线”，14时10分降落在春川机场。

　　王仪轩和乘务员程梅事后都谈到，劫机者把枪口对准正、副驾驶两人的脑袋两侧后边，胁迫飞机降低高度，改变航向，并曾凶恶地表示“不听命令，我要叫你全机同归于尽。”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卓长仁等人多次用手枪指着王仪轩的头，强行乱推驾驶杆，使飞机忽升、忽降，从9000米的高度骤然降到离海平面只有600米，造成剧烈颠簸，随时都可能机毁人亡。

　　迫降南朝鲜

　　罪犯控制飞机8小时后缴械

　　飞机进入南朝鲜上空后，南朝鲜军用飞机起飞拦截，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被迫降落在南朝鲜的春川机场。飞机降落后，6名罪犯武装控制飞机和人员近8个小时之久，最后向南朝鲜当局缴械，机组和旅客才摆脱人质状态。

　　中方同南朝鲜方面于10日签署了同意把旅客、机组和飞机送返中国的备忘录。

　　当天下午，全体中国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回到上海。回国人员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时，受到200多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航总局副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均前来接机。

　　一位旅客在下飞机时对媒体说：“在汉城，有人问我们愿意到哪里去？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定要回到祖国！”也正是这个时候，降落在春川机场的296号客机已经飞往汉城金浦国际机场，几天后回国。

　　公安部门事后通报，6名武装劫机者分别是：卓长仁（原为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姜洪军、安卫建（两人原为沈阳体育学院的工作人员）、王彦大（原为沈阳市于洪区陵东公社上岗大队第四生产队金属结构厂业务员）、吴云飞（原是广东省琼海县温泉公社农场工人）、高东平（卓长仁姘妇），他们均为犯有盗窃枪支弹药、伪造证件、投机诈骗等罪行的刑事犯罪分子。

　　然而，关于6名罪犯的处理，双方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中国方面坚持，卓长仁等6名罪犯在劫机以前已犯了窃枪潜逃等罪行，而且武力劫持民航飞机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因此要求南朝鲜当局将6名劫机罪犯交由中国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南朝鲜方面则表示要按他们的法律处理。

　　然而事件发生之后，台湾当局公然称赞劫机罪行为“起义”，并表示“欢迎机上人员赴台”，台湾当局频繁活动，对南朝鲜当局施加压力，计划派遣一个由18人组成的所谓“律师代表团”飞赴汉城，企图把6名劫机罪犯遣送至台湾。

　　在各方博弈之下，5月22日南朝鲜最高法院对卓长仁等6名罪犯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对他们分别判处四至六年徒刑的原判。

　　劫机暴露安保弱点漏洞

　　中国空中安全员就此诞生劫机事件发生之后，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的通报曾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当中除了用“不正之风掩盖着反革命活动，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不正之风”和“敌情观念淡薄”这些今天看来稍显陌生的字眼外，还罕见地直言“这次劫机事件也暴露了我们公安队伍涣散无力，治安保卫工作上有许多弱点和漏洞”。

　　在1983年的中国，卓长仁事件并非孤例。

　　1983年4月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回忆说，在其刚刚上任的前后几个月内先是出现杀死十名、杀伤十一名解放军、公安干警和普通群众的“二王”事件，各地又陆续有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发生，包括劫机事件在内的多重压力让刘复之将当时的社会秩序表达为“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牵挂儿女，群众失去安全感，党内党外反应强烈”。

　　7月19日上午9时，刘复之受约前往北戴河看望邓小平，后者以他惯有的坚决说：“在3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

　　我们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一个半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这就是让无数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记忆深刻的”严打“。

　　6罪犯被送至台湾

　　“反共义士”受冷落绑架杀人被枪决

　　就在国内反思劫机事件暴露的制度短板之时，卓长仁等人的个人命运也正在发生巨变。

　　1984年8月13日，南朝鲜方面宣布对卓长仁等六名罪犯“停止服刑”，“驱逐出境”，并于当天将他们送往台湾。

　　更为嘲讽的是，这6名刑事罪犯被台湾当局称为“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并被赠与巨额黄金作为“奖励”。

　　曾有媒体形容卓长仁与同伙刚到台湾的生活为“彩带加身，好不风光”，6名劫机犯到达台湾后，蒋经国亲自“召见”，并指示所谓的“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学习，“以使6人在台湾一生都过得无忧无虑”。

　　在卓长仁事件的示范下，台湾似乎一时成为劫机者的天堂。到了1993年，中国大陆共有10架民航客机被歹徒劫持，全部飞往台北桃园国际机场，这一年也被称为“劫机年”。

　　并无学术专长的卓长仁先被安排在“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当“研究员”，后“留职停薪”被安排到台军“政战学校”“深造”。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的数据，卓长仁曾在台北等地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工厂、学校、机关及台军中发表近百场反共演说。

　　一度在台北拥有千坪以上的土地的卓长仁最初生活堪比富豪，但他很快将其挥霍，加之两岸关系已发生微妙变化，他已渐渐失去政治宣传的价值。卓长仁先是被“政战学校”抛弃，随后又被“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停职停薪，生活迅速陷入困境。

　　1991年7月，卓长仁、姜洪军商议进行绑架，目标为台北市国泰综合医院副院长王欲明之子王俊杰，并且先将其杀害再勒索赎金新台币5000万元。同年11月事情败露，卓长仁随后被判处死刑。

　　2001年，赴刑场时卓长仁坚持身着18年前劫机到南朝鲜时的衣服。翌日，台湾媒体评论道：“昔日名利双收的‘反共义士’，如今步入刑场，自由的真谛为何，值得吾人深省”。

　　□本报记者李静睿北京报道

　　■新观察

　　从法制认同到价值观认同

　　1983年的卓长仁劫机案，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震动中国大陆的一件重要事件。这件案件一方面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国人众所周知的“严打”政策；另一方面，自这个事件后14年，直到1997年两岸首次遣返劫机罪犯为止，劫机飞往对岸成为了威胁国人生命安全的一桩严重犯罪行为，并且14年中屡次出现。

　　回顾往事，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看似偶然的事件，会带来一些历史改变的契机，尽管这样的契机会未必见得能够在当时出现。

　　卓长仁劫机案以及后来许多次劫机犯罪的出现，最终促使两岸尤其是台湾当局下定决心，政治首先要以民生为福祉，劫机行为作为犯罪行为，决不能再得到鼓励。

　　20世纪后半叶的多数时间中，两岸之间通过一种破坏性的规则来相互制约。而海峡两岸都出现过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

　　但是，改革开放和几乎同一时期台湾社会的逐渐宽松，给了两岸一个建立价值观认同的机会。

　　法制认同是价值观认同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任何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法律之精神首先能够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内部环境，促使社会稳定和繁荣。

　　同时法律精神也能够建立一种良好的对外形象，促使外界形成对本地区基本秩序的信任感，并进而推动本地区的发展。法制首先是一种理性和标准的建立，只有统一标准，才能真正将人民的基本权利置于一切之上。在法制的精神下，两岸中国人有机会能够平等对话，能够把血脉和文化的渊源，通过理性精神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从而更好地建立民族信任。

　　劫机现象的最终消失，确认了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任何现代制度，可以允许意识形态分歧存在，却决不能允许违法犯罪行为以假意识形态之名肆虐。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人逐渐认识到的一种基本理念，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支撑中国人克服艰难险阻，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只不过从两岸遣返劫机犯的事件中，更加典型地体现出来而已。两岸中国人今天都相信，法律精神是中国现代化的保障。

　　有法制认同，才有价值观认同。改革开放30周年，是海峡两岸逐渐摒弃意识形态恩怨，相互了解，最终建立信任感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民族、血缘和文化之外，两岸还要找到一些基本的现代化同类项。

　　因此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怀念中，我们不但要纪念那些伟大的时刻，也要记住那些改变了当时，更改变了之后的时刻，甚至是使人们回忆起来还会感到一丝痛苦的时刻。

　　□周庆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日三十年——5月5日

　　●1983年卓长仁等六人劫持民航飞机，迫降南朝鲜

　　●1986年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五十卷已全部出齐

　　●1996年诗人艾青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1998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宣告成立

　　●2005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胡锦涛的邀请，率访问团开始正式访问大陆

　　■温故知新

　　国务院授王仪轩“英雄机长”

　　据新华社北京1983年5月26日电国务院于5月18日发布嘉奖令，授予中国民航王仪轩机组以“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授予机长王仪轩以“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称号。

　　国务院的嘉奖令说：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第十飞行大队王仪轩机组，1983年5月5日驾驶三叉戟296号机，执行沈阳至上海航班任务。在飞临渤海上空遭到6名武装暴徒劫持后，他们表现得很勇敢、很机智，确保了旅客安全，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当出现严重危害旅客和飞机安全的险情时，机组及时采取紧急措施，多次化险为夷。在暴徒以武力相威胁而又与地面失去联系等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机毁人亡，机组沉着冷静，以高超的技术，使飞机安全降落在不适宜降落大型飞机的南朝鲜春川机场。飞机落地后，机组人员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立场坚定，组织旅客团结战斗，争取返回祖国。

　　国务院决定：授予王仪轩机组“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授予机长王仪轩“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称号。

　　———摘编自新华社

　　■那时流行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

　　流行指数：★★★☆☆

　　开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并流行于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文学形式，小心翼翼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历史创伤。

　　“伤痕文学”名称源出卢新华创作于1978年的作品《伤痕》。

　　王蒙、张贤亮、刘心武、叶辛等一批“伤痕文学”创作者成为整个80年代最重要的主流作家，他们的作品直接引发了八十年代前期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伤痕文学”因其温和的姿态与官方“思想解放”的步调合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与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