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沈從文與汪曾祺於一九四八年）

八十年代初，汪曾祺重新執筆寫作，寫了不少散文與小說，最為人稱道的當推小說〈受戒〉，寫的是小和尚明海與農村姑娘小英子的戀愛故事。汪曾祺自言當初寫這篇東西有三個原因。一是那時他心血來潮，把舊作〈異秉〉重寫了一遍，從中感悟到舊時代的事情也應該可以寫，不過要用一個八十年代的人眼光去審視過去的生活。二是當時他在為老師沈從文小說集的出版做一些事，為此又一次集中、系統地讀了沈的小說，其中的人物特別是三三、夭夭、翠翠這些農村少女，成為推動他產生小英子這樣一個形象的潛在因素。當然，他在寫作過程中沒有察覺這因素，直至寫成了才覺得有點像《邊城》。三是受了當時百花齊放的大氣候感召。不過，那時候的環境還沒有寬鬆到可以發表這篇小說的地步，他只能將之在朋友之間傳閱。朋友梁清濂回憶，一天汪曾祺找到她說：「給你看個東西。」那就是〈受戒〉。看過之後，她很激動，但又不禁疑惑，這樣的小說能發表嗎？另一位好友楊毓珉看後也很激動，覺得寫得很美，但也認為沒地方發表。

〈受戒〉的發表十分偶然。一九八０年七月的一天，楊毓珉參加北京市文化局的一個座談會，提到有一篇這樣的東西，寫的很美，但恐怕難以發表。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在場的《北京文藝》主編李清泉知道此事，便向汪曾祺索閱〈受戒〉。汪跟《北京文藝》素有淵源，於是將定稿交給了李清泉，還附了個短柬，說發表這樣的作品是需要一些膽量的。這倒不是有意將軍，而是他真實的想法。〈受戒〉發表後，李清泉寫過一篇文章，提到此事，認為把發表文學作品和膽量聯繫起來，本身就很不正常，希望這情況以後不要再出現。不過在當時，發表〈受戒〉確實需要些膽量。弄不好，大批判雖不至於，小批判總是逃不掉的。起碼有意美化舊社，不寫勞動人民反剝削、反壓迫的鬥爭，這樣的帽子很容易就扣過來。

〈受戒〉的反響不小。報刊上不少評論，以讚揚肯定的居多。有年輕作家就說，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沒有反映重大主題，只寫一些凡人小事，從中挖掘出健康的人性和美好的感情。其實小說本來就可以這樣寫，汪曾祺的老師沈從文就寫過不少。只是四九年之後，這類作品絕跡多年，許多人已不知道中國文學曾有這樣的作品存在。汪曾祺並沒有開拓文學創作的新疆界，只是把中斷的文脈接續起來。但在當時，「復舊」也是出新。

後來他在北京的門頭溝給當地文學愛好者講課，當時人民公社還在。閒談時一個公社書記告訴他，一次公社幹部開會，散會時發現膠台布上密密麻麻寫了好多字。一看原來是〈受戒〉裏明海和小英子的對話，一個人寫一句，全都是背下來的。農村幹部居然如此喜歡這篇小說，汪曾祺聽了很興奮，但也有些惶然。他就說過：「我喜歡悄悄寫東西，悄悄發表，不大願意為人所注意。」他給宗璞畫過一幅牡丹，上面題詩一首：「人間存一角，聊放側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這正是他對自己作品的希望。

（摘自汪朗〈歲月留痕〉，收錄於汪朝、汪明、汪朗著《我們的老頭汪曾祺》，頁133-136，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二０一０年五月）
（另見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