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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學潮「拔刀事件」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即吸引了台籍學生踴躍參加，據統計初期即有「台北醫學專校」49 人、「中央研究所」農業部 30 人、「台北師範學校」136 人、「台北工業」3 人、「台北商業」61 人，計 279 人（據《台灣省通志》），且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可見當時年青學子民族意識的強烈。

1922 年 2 月 3 日，有數名「台北師範」低年級台籍同學，於大稻埕新街，從左道走入右道（當時交通規格是靠左走）購物，為日本警察喊住，對他們不遵守交通規則，加以嚴厲斥責，正好此時不遠處也有一群日籍學生在右道上行走，而日警卻視若無睹，不予問聞，引起這些台籍同學對此「雙重標準」加以抗議，因而發生口角；高年級學生聽了這項消息，也紛紛議論日警的不是。

2 天後（1922 年今日），傍晚時分，又有北師數十名同學，從新公園方面歸校，大家因學校在右側，而集體靠右走，經東門派出所，為日本巡查栗生山喚住，大聲叫罵，學生不甘被斥，與之理論。返校後，向高年級學長申訴此事，鑑於前天日警不公平的處置，大家對此更表不服，而栗生山此時也到校，預備向校方告狀，但「警察到校捉人」的消息郤立刻被傳開了，同學群情激昂，認為警察豈可亂捉人；於是大家擁向辦公室，並將校門關閉，不讓警察出去，有的同學叫嚷、踩地板，甚至摔木棍、擲石頭表示抗議。

有人見狀，即向東門派出所報告，消息就很快轉到「南警署」了，刑事警察趕往處理，因同學愈聚愈多，不得要領，隨後南警署署長岡野才太郎趕到，這位「警察頭子」看見這群「鬧事」的學生，怒不可歇，竟拔起腰間的武士刀威嚇，這一次的抗日學潮因而有「拔刀事件」之稱。

第二天，日本刑事警察拘捕了 45 名台籍學生，準備移交法院審判；「文協」領袖林獻堂、蔣渭水聞訊，多方奔走，設法營救，而「北師」老師見到學生被捕，也進行搭救，經各方向「東京內部省」及「台灣總督府」陳情結果，法院乃以不起訴處分，惟學校在政治因素下，校長太田秀穗不得不含著淚水，發布命令將「煽火者」4 名同學予以勒令退學處分，同時強迫 132 名學生全部退出台灣「文化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