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
左權（1905年3月15日－1942年5月25日），字叔仁，出生於湖南醴陵，是中國共產黨軍事將領之一。1942年5月，侵華日軍發動五一大掃蕩，左權於戰鬥中陣亡，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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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生平
他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學生，在1925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國民政府征討陳炯明的東江戰役，作戰英勇，由排長逐步晉陞為營長。不久之後前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三年，時逢蘇聯肅反，左權被批評「行為不檢」，受到黨內警告處分。1930年6月，左權畢業回國。1931年，被王明打成托派，遭留黨察看處分。同年赴中央蘇區工作，任新紅十二軍軍長、紅一軍團參謀長，參與五次反圍剿作戰，長征到達陝北後，任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1]。
抗日戰爭時期升任八路軍副參謀長。他選址在山西省黎城縣西北部赤峪西端的黃崖洞建軍工廠，後成為八路軍在抗戰期間重要的兵工廠。1939年4月16日，經朱德介紹，左權與北平來的女大學生劉志蘭結婚。1940年與彭德懷、朱德等八路軍領導人一同指揮針對日本軍隊的百團大戰，突破日軍「囚籠政策」，取得巨大戰果。1942年5月，日本軍隊出動大兵團突襲八路軍前敵指揮部，左權負責斷後，同年5月25日在山西遼縣（現左權縣）的十字嶺突圍戰鬥中被炮彈擊中而陣亡。[2]彭德懷在《左權同志碑誌》中寫道：「壯志未成，遺恨太行。露冷風淒，慟失全民優秀之指揮。」他本人也成為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最高級別指揮官，後國民政府追贈為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銜。著有《論堅持華北抗戰》、《埋伏戰術》、《襲擊戰術》、《論軍事思想的原理》等軍事論著。周恩來稱左權「足以為黨之模範」，朱德讚譽他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左權去世後，劉志蘭多次要求中共中央取消左權的留黨察看處分，一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終於寫出書面文件，對左權予以平反、取消處分。
左權與劉志蘭育有一女左太北，1940年出生。
[编辑] 參見
- 中國革命烈士列表
- 抗日戰爭
- 抗日烈士列表
[编辑] 參考文獻
- ^ 特殊原因：解放軍20位未獲受銜的高級將領 （簡體中文）.
- ^ 《太行英豪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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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敵人的暴行一時間讓山河失色，大地舉哀，復仇的呼聲響徹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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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殤--犧牲後遭日軍挖棺曝屍荒野的左權
前不久看了劉亞洲將軍為悼念抗日名將張自忠的文學名篇《將軍淚》,說的是抗日名將張自忠最後死在日本人手中的時候，殺死他的人仍然整整齊齊地列隊向他的遺體敬禮，並像護送自己將軍的屍體一樣護送他離開戰場。戰將死後，日本人在他口袋裏的派克金筆上，看到了“張自忠”三個字，才知道了他的身份。日本人從附近木匠舖趕制了一口棺材，將遺體莊重收殮入棺，葬于陳家祠堂後面的土坡上，極盡尊崇的墳頭立墓碑書：“支那大將張自忠之墓。”
而此時我忽然想到另一個抗戰中陣亡的我軍重量級高級將領左權,他的遺體落入鬼子之手後又是怎樣的結局......
由於總參謀長葉劍英常駐重慶，左權實際上是八路軍總參謀部的最高領導人。
1942年5月25日，八路軍總部被日軍合圍。作為八路軍的高級將領，左權放棄了一切個人突圍的機會，捨身取義，盡忠職守。左權殉國後遺體三四天才得以掩埋，之後又被敵人挖出照像登報……一時間山河失色，大地舉哀
左權剛從黃埔軍校畢業就參加了統一廣東的兩次東征，1930年從蘇聯學成回國後，一直在為保衛紅色政權而戰，從蘇區歷次反“圍剿”戰鬥到長征再到華北敵後戰場，左權可說是一直沐浴在槍林彈雨之中。為什麼有豐富的戰場經驗、身居八路軍前敵指揮部2號首長位置的左權，竟會戰場捐軀？這有內外兩層原因。
從外因講，“百團大戰”的輝煌勝利讓華北日軍惱羞成怒，因此，想盡辦法妄圖摧毀八路軍指揮機關。1942年春，華北日軍頭子岡村寧次先對冀中平原實施“五一大掃蕩”，接著趁我方注意力凝聚于冀中時，又轉向太行地區。岡村的第一軍主力3萬多人，在“五一大掃蕩”後半個月便開始“蠶食”太行、太岳地區。日軍派出兩個精銳聯隊，身穿中國老百姓服裝或八路軍的灰色軍服，不僅樣子像，行為作風亦逼真，騙過太行根椐地的眾多眼睛，在我方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深入太行腹地與我軍接近。
為掩人耳目，日軍頻繁在晉、冀之間調動。5月22日，從太原至和順，從邢臺到武安，從襄垣到潞城都出現敵情。至22日晚，我方又收到日軍第四十一師團主力乘汽車向遼縣、和順快速開拔的情報。“彭左”當機立斷，命主力部隊迅速開拔，跳出敵人的重兵包圍圈到外線作戰。主力開拔後，敵人先進的電訊情報技術發現了八路軍總部這個密集向外發送電話電報訊號的中心，日軍以為是一二九師首腦機關，即刻重兵合圍。所以，左權犧牲的外在原因是，1942年5月中旬以後，狡猾的日軍迅速改變在華北戰場的戰術，導致我方情報延遲；同時，敵人又採用了最新的電訊技術，最終總部及北方局機關被日軍當做一二九師首腦機關，以數十倍于我的重兵包圍，而我方大多為非武裝的機關幹部，突圍困難。
從內在原因講，是因為左權奇特的“分裂身份”：他是我黨軍隊的最高指揮員之一，手握軍事大權。而他在黨內的政治地位與其軍事地位卻形成強烈反差——直到犧牲，他都是一個背著留黨察看處分的“托派嫌疑分子”！
左權在留蘇期間，成績優異，為人正派，威信高，但因從不主動向王明靠攏引起王明的不滿。1928年的一天，左權和一些留蘇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頓中國飯，王明知道了，就說他們是“江浙同鄉會，有托派嫌疑”。自此，左權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受到嚴格審查。左權1930年學成回國進入蘇區，而王明集團1931年在黨內取得了領導地位，他們把在蘇聯的舊賬帶回國內清算，左權成為當時蘇區肅反擴大化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銷紅十五軍軍長兼政委之職，並被給予留黨察看的處分。此後雖經左權多次申訴，王明始終沒有撤銷給他的處分。所以“托派”和留黨察看成為戴在左權頭上十多年的政治“緊箍咒”。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期間，王明見了彭德懷還大罵：“你的黨性哪去了？左權是托派，你們為什麼還讓他當參謀長！”
1940年4月，朱總司令回延安時，彭老總請朱德向上反映，說左權雖為副參謀長，但肩負的就是參謀長的職務，僅此一點，從工作著想，也應該拿掉他頭上的“緊箍咒”。1941年的一個晚上，左權手拿剛收到的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文件，找到彭德懷，流著眼淚說：“王明在中央，我永遠也翻不了身！”
1941年11月，左權再次寫信向黨申訴：“被托派誣陷一事，痛感為我黨的生活中的最大恥辱，實不甘心。……雖是曾一再向黨聲明，也無法為黨相信，故不能不忍受黨對我的處罰決定，在工作鬥爭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將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實無時不處於極端的痛苦過程之中……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黨擔保，我是一個好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此信由彭德懷用電報拍發給中央書記處。
1942年春，兼任北方局書記的彭德懷特意就左權的所謂政治問題和北方局黨校校長楊獻珍、北方局秘書長張友清談話，彭總提到了他準備以個人的名義上書中央，要求解決左權的問題。彭總當時嚴肅地說：“事情還沒有個著落。請你們先不要對任何人，包括左權同志本人，講我上書言左的事。”以上諸多事實說明：得到組織的信任，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是左權一個強烈的心願。他時刻將自己看作是一個正在接受考驗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不只是一個具有寶貴价值的高級軍事幹部。
1942年5月25日天亮，數萬名日軍精銳部隊將八路軍總部包圍于遼縣麻田以東的南艾鋪一帶。被圍的還有：野戰政治部、後勤部、北方局及其黨校、新華日報社等機關數千人。敵人很快發現了目標，敵機開始瘋狂俯衝掃射投彈，有同志中彈犧牲。“彭左”立即召開了一個簡短會議，果斷決定分路突圍、各自為戰。左權堅決要求由自己擔任掩護和斷後，及帶領總直機關、北方局機關及北方局黨校突圍的重任。於是，彭總率部向西北，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率部向東南，總後勤部長楊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馬立即行動。
撤退時，總部警衛連要護送左權先走，被他一口回絕。他說：“北方局和黨校那麼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後面指揮，和大家一起突圍。”
“左參謀長和我們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圍人員中傳開，沒有作戰經驗的機關幹部們信心倍增。左權和大家一道步行，他揮著手槍一遍遍大喊：“同志們！不要怕飛機，快往前衝！衝過去就是勝利！”在左權的指揮下，突圍的速度快了許多。
在突圍過程中，至少有兩個可能的機會可以保證左權合理獲生：第一個機會是在通過第三道封鎖線時，護衛彭總突圍的總部直屬部隊連長唐萬成率部返回專程接應左權。唐說彭總已突圍出去了，北方局及黨校領導及骨幹也已大部突圍，左權的掩護斷後任務已完成，作為高級指揮員，左權應迅速撤離戰場，並一再懇求左權跟他走。但左權一口回絕，並嚴令他原路返回保護好總部首長，唐只好遵命。
其時左權正為幾件事焦急：一是清點人員時發現，挑文件的同志沒有到，他已令貼身衛士郭樹保去尋找，尚無消息；二是機要科的部分同志還沒有衝出去，丟了文件就是丟了總部的機密，有一個機要員落入敵手，我方密碼就可能被日軍破譯；三是敵包圍圈內尚有一些北方局機關、黨校、新華社等單位的同志，左權認為此時離開就是失職！
第二次機會是左權率最後一批同志衝到距十字嶺頂峰十幾米處時，敵炮火十分密集，一顆炮彈在他身旁爆炸，飛濺的泥土劈頭蓋臉揚了他一身。作為一名老兵，他應知道緊接著會有第二顆炮彈射來，他應先臥倒，然後一個側滾翻，就可避開第二顆炮彈，這個動作下意識就能做到。然而他沒有這樣做，而是連腰都沒彎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聲喊著指揮突圍，完全將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果然第二顆炮彈又向他射來，他的喊聲戛然而止，硝煙過後，他的身影也從山口處消失了！而他當時所帶領的同志都因他的囑咐而安全突圍。
所以，左權殉國的內在原因是，他關鍵時刻捨身取義，盡忠職守，放棄一切求生的機會，用生命證實自己對黨的忠誠！作為一名高級軍事指揮員，左權之犧牲本可避免，當時許多一同突圍的同志都有此看法，在撰寫的文章中，大都用了“捨身取義，盡忠職守”這兩個詞，可見這是公識。
發現和處理左權遺體的是三名北方局黨校的青年學生。他們在突圍時看見了犧牲的左權將軍，極為驚異悲憤。左權的左額、胸部、腿部都為日軍彈片擊中，鮮血涂地。他上身穿灰斜紋布軍夏裝，前胸有兩個口袋，腰束寬皮帶，打著整齊的綁腿，腳上是布鞋，右手緊握著一把左輪手槍。他們將左權的手槍取下，將遺體抬至一處荊棘叢中，拿一床軍被蓋好，又遮蓋一些樹枝。他們突出去後在一個村子裏找到彭總，告之左參謀長已殉國，並呈上跟隨左權多年的左輪手槍，彭總難過得沒有轉身更沒有接槍……
敵人退出後，總部警衛連指導員帶戰士登上十字嶺，買了附近老鄉的棺木，找到了將軍的遺體並就地掩埋。沒曾想敵人又回來了，他們截獲到我方“左權失蹤”的電報，在十字嶺到處挖、找，終於挖出了左權的棺木，打開後給遺體照了像，登在了敵偽報紙上。敵人的暴行一時間讓山河失色，大地舉哀，復仇的呼聲響徹華北。這一情況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是知道的，但一直沒有公開。
保留在日本防衛廳左權將軍遺體的照片
毛澤東對左權信任且偏愛，在許多重大的歷史關頭，毛澤東都親自提名，委左權以重任。在得知左權殉國實情後，毛澤東眼含熱淚，沉思良久。毛澤東以偉人的智慧，對左權的問題採取了“不處理”的處理方式，結果收到了最佳的處理效果
毛澤東非常賞識左權的軍事才華和人品。左權于1930年從蘇聯回國後，毛澤東即知道閩西蘇區來了一個年輕的黃埔一期和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才生，名左權，是自己的湖南小老鄉。毛澤東對左權十分關注，備加珍愛。左權在閩西被安排擔任紅軍軍官學校一分校校長，不足一個月就被調入中央蘇區，後又被派回閩西工作，任閩西工農革命委員會常委。閩西原紅二十一軍和紅二十軍整編為紅軍新十二軍，左權被任命為新十二軍軍長，他率部配合中央蘇區紅軍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他的遊擊運動戰手段“盤式打圈子”戰術，深為毛澤東欣賞。
左權在閩西根椐地工作期間，曾給中央寫過不少軍事報告和調察報告，毛澤東喜歡“有文化”的人，對左權的文筆十分欣賞，認為他思維縝密，文字簡練而深刻，誇他“兩桿子都行”。所以在第二次反“圍剿”開始後，毛澤東將左權調入自己一手培植起來的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任參謀處長。左權分管作戰計劃，他積極貫徹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再次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
策劃寧都起義時，毛澤東特意委派左權與老資格的劉伯堅、王稼祥同為中央軍委代表，
毛澤東親自和左權及地下黨員袁漢澄談話。左權按毛澤東的設想，三次深入虎穴，做了大量工作，最終取得了起義成功。這不僅不發一槍一彈拔掉了中央蘇區內最後一顆“白釘子”，還使一支1.7萬餘人的國民黨正規軍被改編為紅五軍團，左權被任命為該軍團最精銳的第十五軍政委。在紅十五軍整編整訓期間，毛澤東特意派妻子賀子珍和17名中央蘇區有名的文藝戰士錢壯英、李伯釗等前去慰問。紅五軍團總政委蕭勁光、總指揮季振同與賀子珍三人一起為戰士們演出了一場獨幕話劇，博得起義官兵雷鳴般的掌聲。這是毛澤東給予左權的特殊嘉獎，幾個月後左權被任命為紅十五軍軍長兼政委。
1932年6月，王明撤銷了左權的領導職務，調他到紅軍學校任軍事教官。1933年10月，在第五次反“圍剿”最緊張的時刻，毛澤東親自建議中央軍委重新起用左權，任命他為紅一軍團參謀長。長征開始後，紅一軍團為前驅，左權一直在先頭部隊指揮戰鬥。紅一軍團突破敵人的圍追堵截，搶渡烏江、飛奪瀘定橋、跨過大渡河、突破臘子口、殲敵直羅鎮……左權都不負毛澤東重望，交上了滿意的答卷。1936年8月，毛澤東又任命左權代理紅一軍團長。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代表團赴西安談判。楊虎城為表示對中共的尊重及自己與中共合作的誠意，發報給中央軍委，要求中共派一軍事專家到西安共商西安城防及護衛中共代表團之事。毛澤東經過再三考慮，認為左權去最為合適。因左權係黃埔一期優秀學員並留蘇5年，是“純血統”的正規軍人，國民黨那邊的將領們都很佩服他。
據當時的西安城防司令孔從洲回憶，“左權同志中等身材，穿一身整潔合體的棉軍裝，十分精幹……經我倆共同商量之後，又在一起修改了西安的防衛計劃。左權同志軍事經驗豐富，講話簡短明瞭，我深為敬佩……”
左權的西安之行，讓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將士們一睹紅軍將領的風采和實力，為我黨我軍爭了光。毛澤東為此十分高興，提到左權時，總以“我的湖南小老鄉”代其名。
國共合作成功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在討論部隊副參謀長人選時，毛澤東以軍委主席的權威力排眾議，一錘定音。就這樣，32歲的左權進入了我黨軍隊最高領導層。
1942年6月初的一個傍晚，蘇進將軍（寧都起義軍事幹部、後任炮兵副司令員）散步經過毛澤東的窯洞，看見毛澤東坐在院子裏，眼含淚水，表情凝重。他對蘇進說，已經有了確實的情報，左權同志犧牲了！毛澤東說，前不久接到了左權從前線發來的申訴信，正要著手解決他的問題，誰知他竟……
左權的殉國，當時在黨內軍內震動都很大。本來革命軍人戰死沙場不足為奇，但十餘年來左權是戴“罪”在前方作戰，他忍受著巨大的委屈，為黨立了大功。在5月25日的突圍中，左權更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保全了大多數幹部的生命，保全了我黨我軍的機密。所有的知情人，一想起來就心痛！毛澤東的心也很痛，尤其是當他獲悉左權犧牲三四天后遺體才得以掩埋，而掩埋之後又為日軍挖出照像……心裏就更是痛不可當。
關於左權的黨性問題，周恩來于1942年6月21日在《新華日報》撰文說：“左權同志不僅是革命軍人，而且是革命黨員。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黃埔時代，這成為他以後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準繩。他之犧牲，證明他無愧於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為黨之模範。”這代表了中共中央對左權的看法。但毛澤東經過深思，決定用另一方式解決左權的問題。這就是不為左權的所謂托派問題專發文件平反，而是在黨內軍內給左權以極高的評價並予以厚葬，同時將左權作為我黨抗日軍人的楷模大力宣傳，樹立他的民族英雄形象，號召根椐地軍民團結起來，為英雄復仇，讓華北的抗戰邁上新臺階。
按照毛澤東的意思，我黨領導的所有宣傳工具都大力宣傳左權的英雄主義精神，黨內軍內主要領導人都題詩撰文紀念左權。朱總司令賦《吊左權同志在太行山與日寇作戰戰死於清漳河畔》詩一首，詩曰：“名將以身殉國家，願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總司令還特意寫上“志蘭同志留念”。此外，朱總司令還寫了數千字的悼念文章，載于1942年6月15日的《解放日報》上。
八路軍總部在河北涉縣蓮花山下挑選了一塊風景秀麗之處為左權修了陵墓，彭總親寫墓誌，朱總司令題詩。1942年10月10日為左權將軍公葬日，參加公葬的除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總部全體同志外，尚有五千軍民。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在墓前說：“給烈士們行禮並沒有完事，今後還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報仇，第二件是報仇，第三件還是報仇！”一時間“為左權將軍報仇！誓將抗日戰爭進行到底！”的呼聲響徹天地，當場就有五百多青年報名參軍成立獨立營。左權的犧牲地遼縣更名為左權縣，還有《左權將軍之歌》到處傳唱，我黨領導的各根椐地軍民的抗日熱情空前高漲。
1946年，在剛解放了的邯鄲，毛澤東批准建立了以左權墓和左權紀念館為中心的晉冀魯豫烈士陵園，朱總司令親自捐款300萬邊幣在園內修建了“朱德橋”。一貫反對搞個人崇拜的毛澤東解放後親自批准保留左權縣的縣名。1951年11月1日，毛澤東結束南巡返京途中，專門在邯鄲下車，到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左權墓前脫帽致哀。1952年6月1日，左權的女兒左太北隨北京八一小學學生代表給毛澤東獻花，毛澤東知道她是左權的女兒後，立即收斂了笑容，眉宇之間顯露出哀傷。他拉著太北仔細詢問：媽媽現在怎樣了？你週末去哪？隨後，毛澤東拉著左太北的小手鄭重其事地合影一張。
上述一切都說明瞭毛澤東和左權的關係以及對左權的感情。左權的夫人劉志蘭一直因為中央對左權的所謂托派問題沒有做出文字結論而難過。1979年8月30日，劉志蘭曾給中組部寫信，要求對左權同志被王明路線打擊一案予以平反昭雪。當年12月2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幹部部給劉志蘭復信說：“左權同志在歷史上曾受王明路線的打擊迫害，但以後糾正了路線錯誤，當時雖然沒有做出書面結論，但並未影響黨對他的信任和使用，在左權同志犧牲後，中央對他有很高的評價，這就是實際上為他平反昭雪了。”
左權犧牲後，輕易不動筆不動情的林彪為紀念左權寫下一首長達百多行的抒情詩，風格另類，情感真摯。
紅軍歷史上，高級將領中有兩位“年輕有為，文武雙全”的人，這就是林彪和左權。兩人同庚，都是黃埔畢業生，都深得毛澤東喜愛和重用，因而，毛澤東將紅一軍團交給他們二人掌管（林為軍團長，左為參謀長），兩人共事近5年，配合默契，情誼深厚。
左權和林彪的軍事才能各有所長，性情和處事差別也很大。左權“心路寬，言路窄”，考慮問題很細緻，從來沒有廢話，開會很少發言，但一說便擊中要害。
左權和林彪二人共事時的工作習慣也不一樣。左權有空就讀書，愛總結愛寫東西，他短暫的一生僅軍事論著就有30多萬字。
左權和林彪的性格差異反使他們工作中能互補，兩人的合作期正是我黨歷史上最艱難的時期，他們帶領的紅一軍團在毛澤東有指揮權時幾乎保持了不敗紀錄，紅一軍團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立下汗馬功勞。
左權犧牲後，林彪非常難過，他對左權的夫人劉志蘭說：“左權從黃埔畢業後要是不去蘇聯就好了！”這委婉地表達出他認為左權是因到蘇聯才“沾了托派的包”，政治上的“緊箍咒”與左權的犧牲有關。 輕易不動筆不動情的“三猛將軍”林彪，當著劉志蘭的面，一口氣寫下了“悼左權同志”的抒情長詩：
左權！親愛的同志，親愛的戰友，你！你躺下了！在你鮮紅的血泊中躺下了，靜靜的無言的永別了。我慚愧，我們本來是在一起的，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戰鬥。然而當著你戰死沙場的時候，我卻沒有親自在你旁邊，看著你、救護你、撫著你，握著你脈搏跳動停止了的手，馬革裹屍還葬你的遺體。當著噩耗傳來的時候，我從談笑中立刻轉入了沉默，墜入了沉思：“這是巨大的損失！可惜一個忠勤篤實的革命者啊！”1932年我們東征打下了漳州，這是我們共事的開始。你不說空話，你忠心幹實事。……在五次“圍剿”時你被調到同我們一起工作，這時恰是紅軍最艱苦時期的開始。……你所處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白天行軍作戰，夜間又要計劃週詳，指揮有方，電話的鈴聲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來，過度的繁勞使你好說夢話，你說的句句都是戰鬥的安排。記得吧？親愛的同志！多少次的險惡的戰鬥，只差一點我們就要同歸於盡，好多次我們的司令部投入混戰的漩渦，我們曾各自拔出手槍向敵人連放，我們屢次從塵土中濃煙裏滾了出來，我們是越打越起勁的……
這些句子，生動記述了左權、林彪這對青年將領並肩戰鬥的歲月。林彪以“淩霄”的筆名將其發表于1942年6月19日的《解放日報》上。朱總司令認為左權和“女同志中的佼佼者”劉志蘭很般配，親自為他們搭鵲橋，使得34歲的左權結婚成家有了下一代。左權對家庭非常珍惜，對妻女十分呵護。左權的犧牲讓劉志蘭哭壞了眼睛。在左權壯烈殉國幾十年後，劉志蘭仍在為還左權一個完整的政治生命奔波左權是員儒將，內心世界很豐富，是一個情感細膩的漢子。他在蘇聯留學時，國內去的女同學很少，可有一位就愛上了左權。據知情者回憶，這位林姓女友是知識分子出身，對左權非常之好。後來左權因“托派”問題受到嚴格審察，對方不得已離開了左權。
劉志蘭生於1917年，比左權小12歲。她是北京人，與彭總夫人浦安修是北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和好友。一二·九運動時期，劉志蘭很活躍，是北師大女附中“民先”隊長並負責外聯，許多老同志對年輕時的她記憶猶新。
劉志蘭身段玲瓏，肌膚雪白，明眸皓齒。講話時口齒清晰，聲音清亮。她讀書很多，寫文章很快且通順流暢富於激情。她還有一手好書法，北師大女附中的不少同學以其字為帖練字。當年她為許多異性所愛慕。但她雖性格激情外向，接觸的人也不少，對感情之事卻很慎重。在認識左權之前，她從未談過戀愛。到延安之後，劉志蘭、浦安修、葉群被並稱為延安的“三美”。
1939年2月，劉志蘭隨中央巡視團到太行山巡視，代表中央婦委講話，一下引起朱老總夫婦的注意。朱總司令很關心左權的婚事，多次和夫人康克清商量要給左權介紹個合適的對象，但左權對女友要求高，回國10年一直獨身。劉志蘭有才有貌，能力超群，這回左權該滿意了吧。果然朱老總一探口風，左權笑而不語——他也在想著劉志蘭呢！
做媒的事，本應女同志去，但朱老總為保萬全，親自出馬找劉志蘭談。老總問明劉志蘭還沒有男朋友後，就徑直向他介紹左權，並說：“這事用不著多考慮啦！我看你二人彼此都不會有意見。”康克清也對劉志蘭說：“像左副參謀長這樣的人，這樣的條件，怕你到別處再難找到第二個了。”
1939年4月16日，左權、劉志蘭在八路軍總部潞城北村結婚。左權極為珍惜自己的婚姻，對妻子呵護有加。不久，劉志蘭懷孕，早期反應很厲害。當時她住在北方局婦委，左權每天傍晚都抽空騎馬從總部駐地去看她，一直持續兩個多月，這在行伍出身的高級將領中實不多見。總部和北方局機關的男同志都知道參謀長“愛老婆”，女同志都羨慕劉志蘭有個體貼的丈夫。婚後一年，劉志蘭就為年已35歲的左權生下了寶貝女兒左太北。左權將妻女接回總部，夜裏親自起身為女兒換尿布，做得比劉志蘭還細緻。
1940年8月，因籌劃“百團大戰”太忙，左權同意劉志蘭帶女兒回延安。但對妻女遠離，他的心裏是很捨不得的。劉志蘭自幼喪父，家裏又是女孩多，所以，左權就成為她心目中兄長、老師、丈夫三位一體的人，情感上也非常依戀。她帶孩子到延安後，先被安排在保育院工作了一段，這是她最苦惱的時期：離開延安時是自由的獨身女幹部、陜北公學分校教導員，回來時卻因被幾個月大的小太北捆住手腳，成了一個“保育員”。她給丈夫的信很多，其中不免有牢騷和埋怨。因為兩人遠隔，思夫心切的劉志蘭情緒不穩，剛離開前線又想重返前方和丈夫在一起。左權百忙中給妻回信，反覆說理解妻子的處境，不厭她的牢騷，每封信裏都有“志蘭，親愛的！緊握你的手！……”等深情的話語。左權還詳細描述了前方殘酷的戰鬥生活，說每逢敵人掃蕩，女同志和小孩子是極受罪的，勸妻子安心。他寫道：儘管我可能會越走越遠，只要我倆的心緊緊靠在一起，一切就當沒問題了！
在左權和劉志蘭分別的21個月中，每有人去延安，左權都託人帶給妻子一個包裹，內有信有物有錢。其中信11封（實為12封，1封丟失），劉志蘭保存了幾十年，後轉給女兒左太北，編入《左權將軍家書》中。錢一般都是20-40元法幣不等，皆為左權譯著的稿費。物則有發給總部首長的一些營養品、藥品，都是從日軍處繳獲的，還有左權買給女兒太北的花布、毛線，託人做的小衣服等。左權自己發的新軍褲兩條，友人送的新大衣一件，也都捨不得穿用帶給妻子。好多女同志都對劉志蘭說：“左參謀長對你真是有情又有心啊！”
在劉志蘭從延安給左權捎去的照片上，她憔悴不堪，穿著不合體的肥大軍衣，可懷裏的小太北卻穿得齊整整，吃得胖乎乎，笑得甜蜜蜜。這給左權極大的撫慰。他在信中說：“花兒雖好，還需綠葉扶持。太北有媽媽的親自撫養，我這當爸爸的最放心不過。”年輕的劉志蘭精心照料太北，說明瞭她對左權的深情。
左權犧牲的事，大家都不忍告訴劉志蘭，她才25歲呀！當葉群將左權犧牲的傳聞告訴劉志蘭時，她差點當場暈倒！她跌跌撞撞跑到朱老總處，看到了彭總的電報“十字嶺激戰，總部被圍，左權失蹤”。她情緒激動地馬上去問林彪戰場“失蹤”的涵義，儘管林彪百般解釋開導，她已感覺噩耗是事實了！晚上，她一人坐在窯洞外放聲痛哭，山坡上一排排窯洞裏的同志們都靜靜聽著，誰也不知怎樣去勸她。
劉志蘭與左權婚後僅僅相處了一年多就永別了！劉志蘭傷心欲絕，眼睛都哭壞了，同志們見了她都不知說什麼好。在朱總司令一再安慰鼓勵下，劉志蘭強忍悲痛，在延安《解放日報》撰文紀念左權：“為了革命我貢獻了一切，包括我的丈夫。你所留給我的最深切的是你對革命的無限忠誠，崇高的犧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滅的深愛。我將學習你，繼續你的遺志奮鬥……”
劉志蘭整整一年都精神恍惚，總不相信左權已經犧牲。每當前線有人回延安，她都會跑去看看有沒有左權帶回的信。一次次地失望讓她一次次地痛哭著回來，她終於相信，丈夫是真的拋下了她和太北永遠地去了！
劉志蘭是個很有個性的人，她從未想借丈夫英名的光環為自己謀取些什麼。度過最悲傷的時日後，她就主動遠離了丈夫生前的圈子，靠自己的能力努力工作。左權犧牲6年後，31歲的劉志蘭重組家庭，但左權在她的心裏永遠是第一位的。
解放後，左權的養子（由左權母親做主將左權兄長的男孩過繼給左權為子）來京找到劉志蘭，劉志蘭亦精心照料，把孩子送進中國人民大學。左權老家有事，都找劉志蘭，劉志蘭都盡心負責地辦好。在鄉親們心中，劉志蘭永遠是左家的媳婦。太北結婚後，為紀念父親，給第一個孩子（女孩）起名“左湘”，劉志蘭非常高興。在左湘2歲時，她接孫女到身邊親自撫養，一直到孩子6歲該上學了，她才將孩子送回太北身邊。此後，她每月都要給太北寄錢，撫養左權將軍的第三代。
左權當年和劉志蘭結婚時，考慮到她年輕，沒有將自己被誣陷為“托派”之事告訴劉志蘭。左權犧牲後，劉志蘭知道丈夫戴“罪”作戰十餘年，心痛欲裂，一直覺得還左權一個完整的政治生命是自己的責任。她一直為此事奔走，找了她能找的所有人。儘管一直沒有達到她的願望，她卻從不放棄。1982年，劉志蘭又親自給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寫信，再次要求中央發文為左權平反，取消對他的“留黨察看”處分。考慮到劉志蘭的心情，中央有關部門終於寫出書面文件，對早年左權同志受王明路線打擊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對左權同志的“留黨察看”處分，並將該文件放入了左權的檔案，但沒有對外公佈。1985年，82歲的陸定一親自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權傳》寫序，應劉志蘭請求，陸老在序言中將左權被誣“托派”一事始末寫得清清楚楚，證明了左權的白璧無瑕。這一切說明：左權當年並未錯愛劉志蘭，如果他活著，劉志蘭不但是他生活上的好伴侶，也是他政治上的好同志。
左權壯烈殉國後，周恩來親自佈置其老母贍養之事。大軍南下時，朱總司令命令所有入湘部隊都要繞道醴陵看望英雄母親。左權惟一的孩子左太北繼承父志參軍入黨。人民共仰英雄，足以告慰將軍在天之靈
左權自幼家貧（佃農），他二歲喪父，上有三兄一姐，他是家裏最小的孩子、惟一讀了書的人。左權求學十分艱難，全靠母親日夜紡紗織布賣得一些錢，叔父左銘三和另幾位族親傾力相助，才使他終於從著名的醴陵淥河中學畢業（每學期學費為40塊光洋）。
左權考取湘軍講武堂遠赴廣州，老母、親朋都對他寄託莫大希望，他自己當時也想：一定在外好好幹，讓家人過上好日子！然而，在黃埔接受了革命思想後，左權決定以天下為己任。他赴蘇留學5年，老母在家天天想念自己最疼愛的小兒子。1930年左權回國，被派往蘇區工作。他深知革命不免犧牲，便在上海將自己的兩箱俄文書寄回老家，同時給母親寫信。信中說：“母親，我雖回國，但恐十年不能還家。老母贍養，托于長兄毓林。我將全力貢獻革命……”
1937年國共合作後，左權出任八路軍副參謀長。此時叔父左銘三寫信告知他大哥毓林已病故，家中老母孤身一人艱難度日（左權二哥童時夭折），希他能回家看望。左權給叔父回信說：“……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持者全係林哥。不幸林哥作古，家失柱石，使我悲痛萬分。叔父！我雖一時不能回家，我犧牲了我的一切幸福為我的事業來奮鬥，請你相信這一道路是光明的、偉大的，願以我的成功的事業報你與我母親對我的恩愛，報我林哥對我的培養。”
1937年12月3日，左權從百忙中抽時間給慈母寫信，信中說：“母親，亡國滅種慘禍，已臨到每一個中國人民的頭上。我們決心與華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是沒有一個銅板，過去吃草，準備還吃草。”
就這樣，左權從離家到殉國，整整17年沒有回家！1949年，解放軍南下解放全中國，朱總司令命令所有入湘部隊，都要繞道醴陵去看望左權將軍的母親。第一個去的是四野第四十軍軍長羅舜初，後來是二野十三軍軍長……從他們的嘴裏，老太太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滿仔”（意為小兒子）已為國捐軀7年了！讓老太太不解的是，這7年一直有人用“左權”的名字給她寄錢，這些錢解決了她的生活問題，餘下的她還給孫媳買了架縫紉機。老太太還保存著一枚金戒指、一兩黃金，也是以左權的名義從香港寄來的。
原來，左權殉國後周恩來考慮到其老母贍養之事，專門指示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錢之光、劉一清匯款接濟。金戒指和黃金是葉劍英設法從香港轉道寄來的。堅強的老太太沒有慟哭，而是請人代筆，撰文悼念兒子。文中說：“吾兒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兒。現已得著民主解放成功，犧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兒有知，地下瞑目矣！”
左權惟一的孩子左太北，雖然和父親分別時不足百天，不到二歲時父親就殉國了，但父親在她心裏的形象卻極為清晰。太北二年級時，就寫了作文《我的爸爸》。文中說：“我的爸爸是左權，他是抗戰時期八路軍副參謀長。1942年5月25日，爸爸在山西遼縣麻田十字嶺與日寇激戰時壯烈殉國。我為有這樣的好爸爸自豪，我要向爸爸學習，做黨的好孩子！”
太北高中畢業後上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穿上戎裝的第一個寒假，她就從哈爾濱遠赴山西左權縣十字嶺祭奠父親。在父親的殉國處，19歲的太北一遍遍地說：“爸爸，您的女兒長大了！您的女兒回來了！”當地的老八路們聞聽太北回來了，紛紛趕來和她一起隆重祭奠左權將軍，給她講了許多父親當年的故事，並與她合影留念。很快，太北就在大學裏入了黨。
太北大學畢業後曾在部隊科研院所工作，後一直在軍工部門做計劃工作。
太北很注意蒐集有關父親的史料，經常走訪父親生前的戰友，撰寫紀念文章，主編了《左權將軍家書》，接待全國各地及海外的來訪者。她還帶著兩個孩子到左權縣父親犧牲處，教育孩子不要忘記爺爺和許多革命的先烈們。她手捧鮮花，深情地對父親說：“爸爸，這是您的第三代，我帶他們看您來了！”孩子們也大聲說：“爺爺，我們看您來了！”在左權殉國40週年時，太北夫婦帶著兩個孩子，與母親劉志蘭、舅舅劉志麟（曾在左權身邊做機要工作）、左權將軍當年的衛士郭樹保，共赴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參加隆重的紀念活動。太北的孩子現都長大成家，他們做人低調，工作努力。
現在，晉冀魯豫烈士陵園是邯鄲的一個重要地方。孩子們在這裡搞主題隊會，新黨員到這裡宣誓，每年到此憑吊烈士的人數眾多。華北地區有數不清的少先隊“左權中隊”。現在各有關方面正在積極籌備左權將軍誕辰100週年紀念活動，萬民敬仰英雄，足以告慰左權將軍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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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公子之袁克文简介. 袁克文(1889年-1931年)，字豹岑，别署寒云，中国河南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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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公子旧居 数不尽风流与沧桑(组图)
民国四公子之袁克文简介
袁克文(1889年-1931年)，字豹岑，别署寒云，中国河南项城人，昆曲名票，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次子，由其三姨太金氏(朝鲜人)生于朝鲜汉城(首尔)。袁克文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画，喜好诗词歌赋，还极喜收藏书画、古玩等。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生活放浪不羁，妻妾成群，触怒其父，逃往上海，加入青帮，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香堂广收门徒。1931年病逝于天津。
旧居介绍：袁克文故居为英式里弄式房屋，3层，砖木结构，造型一般。是袁克文在后来生活比较拮据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袁克文晚年因生活拮据而常住成都道93号。在他去世后，他的家人继续留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日子。因此，成都道93号也被认为是袁克文的三子袁家骝曾居住过的房子。但事实上，袁克文去世时，袁家骝正在燕京大学读书，几年后，便留学美国。因此，成都道93号并未留下袁家骝多少生活轨迹。但在93号斜对面的40号那座小楼里，却保存着袁家骝晚年的很多记忆。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最常见的说法是京津沪的上层人士把当时四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统称为四大王孙公子。张伯驹、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袁克文，老子袁世凯在四大公子的爹里官衔最大。他是32个儿女中最受宠爱的次子。据说这个老二从小便聪慧过人，有过目不忘之能。由于家庭条件极好，养尊处优，在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等诸多方面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绝对是一大才子。
民国初年，京津沪的上层人士把当时四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统称为四大王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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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他生命中的最后4年。1931年3月22日，袁克文病逝于天津，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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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流氓三大亨
2011-12-12 17:57:22| 分类： 寡闻野史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旧上海流氓三大亨
民国时，上海的三鑫公司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它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职、各有“专长”，有过长达10多年的顺利合作。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三人形成组合后，这个警匪合一、集黄赌毒一身的黑社会就腾达于上海滩了。
1918年三鑫公司在上海滩公馆马路挂牌成立。黄金荣为董事长，杜月笙为经理，张啸林为副经理。每到逢年过节，一份长长的贿赂名单都会照顾到方方面面关照过三鑫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也有从天津跑到上海来闯码头的袁克文，袁克文在黄赌毒各项中与三鑫无争，但他的父亲是袁世凯大总统。 三鑫公司成立后，黄张杜三人有过长达10年的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张二人曾经结拜过兄弟，房子都建在一起，两家院子之间还开了个边门，便于相互来往。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还认张啸林做“干爹”。
当时的上海滩流传：黄金荣太爱财、张啸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
51岁的黄金荣是这个公司的核心。从1892年开始，在法租界混了20多年。先是进法租界的巡捕房，开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同时在警察局以外发展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这位青帮帮主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仅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就操控着庞大的黑社会。黄金荣能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帮他押运鸦片，为了安全，还能动用警车为自己鸦片仓储进行巡逻。三鑫公司的鸦片无论从吴淞口进港还是从十六铺码头到岸，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押运车辆途经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电源都被控制。黄金荣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在国民政府有靠山。
41岁的张啸林是蒋中正的同乡，出生小康人家，从小好逸恶劳，进过厂上过学，但除了打架外，其他均无长进，全凭混黑道出人头地。从慈溪到杭州当过几年地痞，后来移居上海，事业有了转机，最终当上黑帮大亨。江浙上海一带的军阀、警察中有好多人是张啸林的朋友。对张啸林的生意常有关照。这些人不仅帮他对付鸦片运输途中的流氓地痞，更主要是为他打开毒品的江浙通道。张啸林有奶便是娘，
杜月笙
左姚玉兰，右孟小冬
杜月笙与孟小冬
32岁的杜月生是上海浦东人，头脑活络，仗义疏财、人气极旺。他的人生哲学中有“三碗面”：情面、场面、体面。三十出头的杜月生，结交广泛，认识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引《周礼太司乐疏》中的“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劝其改名为杜镛，号月笙。从此，他便以杜月笙行世。杜月笙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买公债发了大财，1930年代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1932年、1937年的两次淞沪抗战，杜月笙都捐过款，出过不少力。既捐助国民党军队，也给八路军捐款。他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杜月笙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4时50分在香港家中病逝,时年63岁,1953年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将杜月笙遗体迁葬台北南郊的一座山上。
1937年10月，日本进逼时，蒋介石给杜月笙发过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黄金荣这年70岁，不想千里迢迢地南下，他保证不再出头露面。解放后被强迫劳动，下图为黄金荣扫街场景。
杜月笙奉蒋命11月即避至香港，与戴笠合作，锄奸抗日。
张啸林则留在上海，组织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倒卖粮棉军火和药品资敌，大发国难财。1939年竟出面筹建伪浙江省政府，并出任伪省长。1940年，张啸林从汪精卫和日本特务那里接到浙江省省长委任状，三天后被贴身保镖林怀部暗杀死亡。
附：青帮十大帮规
青帮十大帮规 一、不准欺师灭祖 二、不准藐视前人 三、不准提闸放水 四、不准引水代纤 五、不准江湖乱道 六、不准扰乱帮规 七、不准扒灰盗拢 八、不准奸盗邪淫 九、不准大小不尊 十、不准代髪收人 十大戒律： 自古万恶淫为源，凡事百善孝为先；淫乱无度乱国法，家中十戒淫居前。 帮中虽多英雄汉，慷慨好义其本善；济人之急救人危，打劫杀人帮中怨。 最下之人窃盗偷，上辱祖先下遗羞；家中俱是英俊土，焉能容此败类徒。 四戒邪言并咒语，邪而不正多利己；精神降殃泄己愤，咒己明怨皆不许。 调词架讼耗财多，清家败产受折磨；丧心之人莫甚此，报应昭彰实难活。 得人资财愿人亡，毒药暗杀昧天良；昆虫草木尤可惜，此等之人难进帮。 君子记恩不记仇，假公济私无根由；劝人积德行善事，假正欺人不可留。 休倚安清帮中人，持我之众欺平民；倚众欺寡君须戒，欺压良善骂名存。 三祖之意最为纯，少者安之长者尊；欺骗幼小失祖义，少者焉能敬长尊。 饮酒容易乱精神，吸食毒品最伤身；安清虽不戒烟酒，终宜减免是为尊。 十要谨遵： 父母养育恩难言，骨肉情意重如山，自幼教育非容易，孝敬双亲礼当先。 凡事公益要热心，家里义气须长存，三祖传留安清道，仁义礼智信要行。 崇祖拜师孝双亲，师傅教训要谨遵，长幼有序人钦敬，当报尊长教育恩。 凡我同参为弟兄，友爱当效手足情，兄弟宽忍须和睦，安清义气传万冬。 夫妇之间要和顺，夫唱妇随实堪钦，妻贤子孝家庭乐，富贵荣华万万春。 和睦乡里胜远亲，近邻老幼须同心，义气联合须久远，百事不受小人侵。 交友有信意要纯，诚实义气却长存，安清仪注牢牢记，周游十方不受贫。 正心常常思己过，修身积善即成佛，阴骘善事要奉行，牢牢谨记恶莫作。 三祖传留安清道，时行方便为紧要，义气千秋传万古，吃亏容让无穷妙。 老弱饥寒与贫苦，孤独鳏寡身无主，济老怜贫功德重，转生来世必报补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青帮老大生涯
袁世凯1915年称帝时，老二袁克文27岁，不仅已经妻妾成群，而且在上海天津都开过香堂，当上了青帮老头子。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向袁世凯揭发袁克文写“反诗”袁克文避至上海，加入青帮。黄杜二人也极能投其所好，让他当了老头子，并也真的收了16位门徒。在上海14年。1927年，袁克文去天津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4年。1931年3月22日，袁克文病逝于天津，42岁。
旧上海的斧头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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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大姨太沈氏，是江苏崇明县人，就是今天上海所辖的崇明岛。
沈氏父母都是农民，很小的时候双亲去世，跟姐姐相依为命，后来在上海成为妓女。
关于大姨太的这些历史是可靠的，可对于其本人的其他信息，尤其是跟袁世凯的结交确有不同的说法。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的记述，这本书写于上世纪60年代。按照袁静雪的说法，袁世凯在上海的时候，也就是袁世凯在投奔吴长庆之前，考试不中，还没有参军，曾有一段时间在上海谋发展。当时的袁世凯22岁左右，袁静雪说道“那时候，他（袁世凯）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他后来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个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以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姨太太。”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苏州名妓的说法由此而出。
沈氏没有生育，过继了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为儿子，袁克文是风流才子，民初四公子之一，对其养母，他在《洹上私乘》的《诸庶母传》，记述他父亲的九位姨太太。关于大姨太，袁克文说：她是江苏崇明人，农家女儿，靠姐姐度日，后来被拐卖到天津妓院。她像烈女一样以饮毒明志，坚决不从。后来这件事情感动了袁世凯，袁给她赎身，沈氏感动，自愿为妾。然后跟随袁世凯去朝鲜。袁克文的说法和袁静雪截然不同，一个上海，一个天津。
为了加深点大家的印象，多说一点袁克文，袁克文是典型的“风流才子”，注意我的称呼是风流“才子”，不是“公子”。风流就容易理解了，袁克文同志阅女无数，才子也容易理解，诗、文、书法俱佳，也是需要重点讲的人物。他的儿子袁家骝和夫人吴健雄是知名的物理学家，这是广为人知的，袁家骝名片上的名字一直是其父亲的手迹，这是后话。
袁克文为其养母避讳的春秋笔法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更倾向于袁静雪的说法，不过这位大姨太地位较高，估计袁家的人也不敢去问她不甚光彩的出身。好吧，就当大姨太沈氏是苏州名妓吧，是袁世凯奋发有为初期的至交好友，曾经劝导、资助袁世凯谋求功名，至于地点是天津还是上海，无所谓了。
后来，袁世凯到了朝鲜的时候，就将沈氏接到了朝鲜，做起了姨太太。当时，袁世凯是打发正牌妻子于氏回河南老家的，这位大姨太太便成了袁世凯名义上的“夫人”，在棒子国，出席一下外交场合，沈氏也常以太太身份出现。
沈氏在朝鲜的时候，没过多久就有了身孕，袁世凯对她更是恩爱，沈氏的心情估计也是乐的开了花。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大病从天而降，差点夺去她的性命。通过经心调养，病是好了，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有了，流产了。沈氏的伤心可想而知，估计寻死觅活的想法都有，袁世凯安慰沈大姨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孩子以后还会有的。可惜天不遂人愿，这场病让大姨太丧失了生育能力，此后再也没能生育。
但患难之交的情分还在，袁世凯一直是把沈氏大姨太当太太看待的，后来把三姨太生的袁克文过继给了沈氏，当起了养母。沈氏一直把袁克文当亲生儿子，呵护倍加，甚至是溺爱过度，这与后来袁克文同志风流才子的长成关系密切，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记述过大姨太对袁克文的骄纵、偏袒。
袁克文（1889年—1931年），字豹岑，又字抱存、抱公，号寒云，又署龟庵，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次子，由其三姨太金氏（朝鲜人）所生。
大姨太的骄纵，袁世凯的偏爱，造就了袁克文的挥霍、任性、骄奢的花花公子性格，吃、喝、嫖、赌、抽（鸦片）样样都干。他还花钱加入“青帮”，当上了“大字辈”的“老头子”。素有“民国时期天津青帮帮主”，号称“南有杜月笙、黄金荣，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
小袁同志虽天性顽劣、放荡不羁，从不正经读书，但他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袁克文自小师从硕儒严修等人，深得他们的指教和熏陶，加之他刻苦用功，所以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琴棋书画俱是行家。严修在天津被誉为近代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即华世奎、孟广慧、严范孙、赵元礼)，克文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得其真传，真、草、隶、篆全都精妙，信手挥洒，尽至臻境。
袁克文生性豪放，见到宋元刻本，必设法购得。藏书多为清廷内府藏本，价值最高的有29种、116册。他对收藏的宋版《周易》、《尚书》、《论语》、《孟子》等8种，尤为喜爱，辟“八经室”贮之。元人绘佛像巨帧13幅为罕见之珍品。他收购文物挥金如土，但兴尽后就转让。袁世凯死后，他长期客居上海，以变卖字画为生。撰有《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古钱随笔》、《寒云词集》、《寒云诗集》、《圭塘唱和诗》。所写掌故、笔记，如《辛丙秘苑》、《洰土私乘》等颇多独特之资料。袁克文收藏文物种类很多，晚年因生计窘迫，大部变卖。
袁克文曾在临帖上面花费不少工夫，尤其是《兰亭集序》碑，更为他所钟爱，为此他曾搜集了许多《兰亭集序》碑的拓片。说起《兰亭集序》还有一段佳话。
昔日吴步蟾(字茂才)有一名贵的《落水兰亭帖》，十分难得。此帖乃得自海源阁杨至堂家，其中尚夹有包慎伯、丁俭卿致杨至堂论《落水兰亭帖》信各一札。洪宪时，吴步蟾因上书劝阻帝制，被一伙热衷帝制的爪牙所难，几遭不测。于是，吴怀抱祖传的《落水兰亭帖》求售于王式通。王是识货的行家，便留吴便饭，仔细赏玩此帖。恰好袁克文来访，王将此事告知后，克文慨然说:“我愿意送你到天津，然后乘船回南。”袁克文将《落水兰亭帖》留下，遂陪同吴茂才一起赴前门车站。可是，到了车站袁克文才发现自己竟然是囊空如洗，一文不名，只好向仆从借了五元钱，买了一张车票送吴茂才去了天津。吴茂才感动地说:“《落水兰亭帖》应该改名为《五元一命兰亭帖》了。”袁克文回来，对《落水兰亭帖》爱不释手，日日临摹，并按吴步蟾的一句戏言，在帖上题《五元一命兰亭帖》。吴步蟾回家便以村塾自隐，及至段祺瑞执政时，有京兆尹某人又邀请吴茂才北上参政，吴坚辞不就，且说:“我可没有第二个 《落水兰亭帖》，再说，世上也没有第二个寒云公子。五元难得，一命难全，我再也不进京了。”此帖后转辗到了于右任的手中，足称得上是一段文坛逸闻了。
一方面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也是因为袁克文的字的确到了火候，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有人找他求字。袁克文的字体清俊超逸，毫无匠气，既有云霞意气，又抱泉石襟怀，自然不同凡响。他兴致所来，遂到处留墨，囊中羞涩了，便挂笔单，煮字疗饥。他每次南游，都是来时肥马轻裘，回去时典当俱尽，他是公子哥的脾气，不愿开口向人告帮，便只有卖字一途。有一年他在上海时，住在大东旅馆，看看过不下去，登报鬻书，由方地山、宣古愚、张丹斧、冯小隐、范君博、余大雄等代订笔单小引云:寒云主人好古知书，深得三代汉魏之神髓，主人愈穷而书愈工，泛游江海，求书者不遐应，爰为拟定书例。
民国十六年(1927)夏，在北返之前，他自订笔单，小引云:三月南游，羁迟海上，一楼寂处，囊橐萧然，已笑典裘，更愁易米，拙书可鬻，阿堵傥来，用自遣怀，聊将苟活。嗜痂逐臭，或有其人，廿日为期，过兹行矣，彼来求者，立等可焉。就这样十两、八两一副对联，居然求者盈门，还有是他的弟子介绍而来。二十天之期走不成，他有了钱也不想走了。这年的冬天，他又北返天津，大概钱又用光了，便在《北洋画报》上登出“寒云卖字”的广告:
联屏、直幅、横幅整纸每尺二元，半纸每尺一元。折扇每件六元，过大、过小别议。以上皆以行书为率，篆倍直，楷、隶加半，点品别议。先润后书，亲友减半，磨墨费加一成。
在他钱袋最紧的时候，从不向那些政坛上的过客们伸手、张嘴，“打抽丰”。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和山东督军张宗昌都曾经聘他做高级参议或顾问之类的官员。当然，不过借重他的资格和名气，并非要他做什么事，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二爷不伺候！
对袁寒云为人为学影响之大的，无如他的老师方地山了。地山才气横溢，素有江都才子之称。举凡诗词书画和鉴古诸事无所不通，晚来以善作对联名重一时。寒云直承师学，敏学强记，大有出蓝之誉。在他出仕之前，便以文采华赡、擅长声律见称于父执辈。1914年，由易实甫选定其少作，刊为《寒云诗集》三卷行世。倚声之作不少，但不自爱惜，生前未能印出。直至殁后多年，始由张伯驹等人辑为《洹上词》付诸油印。地山善制联语，有联圣之称。寒云亦长于此道，所作甚多，有联贤之谓。
寒云又雅嗜京剧、昆曲，为京津名票。不但精通戏剧理论，写过评戏文章，又能粉墨登场。曾与欧阳予倩、梅兰芳、马连良、俞振飞等人同台演出，论者评为字正腔圆，不让名伶。
袁世凯死后，他没了管束，开始“票戏”，即当票友。有一年，他在北京新民大戏院与陈德林合演《游园惊梦》，他大哥袁克定（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成了“家长”）知道了，认为他这种当“戏子”的行为“玷辱家风”，于是便通知北京警察总监薛松坪，要薛把他抓起来。薛不便推托，可又觉得这是他们袁家的“内部矛盾”，便去找袁克文，如此这般把“令兄的意思”一谈。袁克文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票友借台唱戏是要自备费用的，袁克文唱这两场戏，据说他花费了三四千银元。
末代皇帝溥仪之族兄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为民国四公子。在此我只记溥侗和袁克文，另两位，张伯驹名声太大，张学良众所周知。所以提及前两位公子，只因感慨于民国时期上流社会的贵族，他们脸上所蕴藉的那种教育，那种文气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少见到了。
溥侗经常唱一曲《弹词》——因为这是一出独角戏，乃是李龟年流落江南，话“天宝”旧事的故事。所以，当他抱着琵琶出场亮相时，活画出当年的天宝人物，把李龟年那慷慨悲凉的心境、无可奈何的感叹，刻画的惟妙惟肖。溥侗后来来到了南京，正和当年李龟年流落江南一事相仿。七·七事变后，溥侗没有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而是避居沪滨的租界里面。后来，他做了汪精卫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抗战胜利后，溥侗名列汪伪名单之内，于是，下狱，中风，还是他当年的学生，为他奔走，被保释出外就医。1952年6月，溥侗在沪上落寞去世，谭腔研究家陈彦衡说溥侗：“有时粉墨登场，名贵之气出于天然，尤非寻常所能比拟。”溥侗的曾祖父是道光皇帝，他在七岁时即被授予二等镇国将军。自幼即按部就班地习读经史，学作诗文，1911年清政府“谕旨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国歌《巩金瓯》，由严复作词，溥侗谱曲。国歌颁布了几天，辛亥革命爆发，《巩金瓯》竟然成了清王朝的葬歌。
袁克文曾同溥侗合演过一出他最拿手的《千忠戮》中的《惨睹》，此剧讲的是明朝初年，燕王朱棣为了争夺帝位，带兵攻破南京，建文帝兵败，化装成僧人逃亡云南的故事。建文帝虽然有一群忠臣保护，但一路上看到百姓因战乱流离失所，昔日的臣属或逃或叛，不禁悲从中来。克文饰建文帝，把他描画得惟妙惟肖，当唱到“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荡气回肠，大有身世之叹。听剧者一片哑然，为之潸然下涕。范君博在《游戏新报》题诗云:“有脚不踏河北尘，此身即是建文身。闲僧满腹兴亡史，自谱宫商唱与人”。
文中“触及自己身世”之谓，乃指与其兄袁克定有矛盾。当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忽有疑寒云谋建储者。寒云乃恳请其父依清制，授为皇二子以释疑。当洪宪之际，寒云肆力购求宋版书，所得书加钤“皇二子印”，借此自晦以避祸。他们兄弟之间有难言之隐。寒云自比陈思王，一则认为才华足与曹子建相埒，二则煮豆相煎同于子桓之迫害。两人不相来往。后来寒云病殁，有黄峙青其人哀挽诗云:“风流不作帝王子，更比陈思胜一筹”。
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将国民党打败之后，逐渐有了帝制自为的野心，不但在全国引起不少人的反对，在家也暗流涌动闹起了“储位之争”。17个儿子中，袁世凯最喜欢的只有次子袁克文和五子袁克权。有一天，大儿子袁克定在北海团城设宴招待几个弟弟吃西餐。其中只有袁克文多了一个心眼儿，想起曹丕、曹植兄弟相煎的故事，便随身携带着银制的刀匙，前去赴宴。在袁克定劝酒时，克文滴酒未沾，他用银匙探入汤内立即变成黑色。袁克文当即站起，怒视克定而退。
周叔弢谓:寒云学识宽，多才艺，设使分予众人，足可使多人名家。又称他赋性质直，疏于防小人，一语投契，便信之不疑，往往受人捉弄云。
袁克文一生花钱如流水，从未爱惜过钱财，据说1918年，袁克文到上海游玩，一次花去60万大洋。袁世凯临死前曾经托孤给徐世昌，所以袁克文回来后，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要拿拐杖敲断他的腿。
因为袁克文花钱如流水，所以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得的十几万银元的遗产，很快就用光了，可他又放不下架子来，因此不得不靠卖字、卖文来维持生活。据说他的字写得很好，三杯酒下肚，写起字来纵横驰骋，豪情奔放，大有苏东坡之风。山东督办“狗肉将军”张宗昌请他写了一幅中堂，价码是1000元银洋。求他写字的人之所以这样多，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字写得的确好；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是袁皇帝的儿子。
一般人可能不相信，袁克文哪里会穷到这个地步，需要卖字维持生活呢？说起来也是，袁世凯死后由其盟兄徐世昌主持分家，每个儿子各分十二万元，除了现金之外，还有十根金条、若干股票、房产。袁克文因从小过继给沈氏，所以一人分得双份的遗产，大可优哉游哉。其实不然，袁克文的家产大部分掌握在其妻刘梅真手里，刘怕他挥霍成性，钱财到手不花光不甘心，所以为了以后子孙的生计起见，把持着钱财，不给他花。袁克文不过有名无实而已，只好做点儿“副业”使手头宽裕一些。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带着袁克文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拜寿，时值袁世凯得宠之时，慈禧特意在便殿单独召见了袁氏父子，那时袁克文刚十六七岁。慈禧看着克文长得标志，就给他指婚。袁世凯早就听说过慈禧指婚造成过许多悲剧，连忙给老太后磕头，推说克文已经从小订了婚。后来，除元配妻子刘梅真外，他还娶了5个姨太太，她们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亚仙。没有名分或“一度春风”的情妇那就更多了，据知情人讲有七八十个。
袁克文有4子3女，袁家嘏、家彰，家骝、家骥，女家华、家宜、家藏，皆为知识分子。其中袁家彰、袁家骝留学美国，皆学有所成，且均加入美籍并定居。袁家骝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华人物理学家，于1973年曾偕其夫人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访华，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并对袁家骝说：“你们袁家的人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民国二十年过年的时候，袁克文因长女家宜病逝，到其师方地山家中聊起安葬爱女的事情。谈话间，克文忽然冒出一句：“何妨多买些地呢？”方地山当时答应没有这个必要，事后想起才悟出这岂不是一语成谶，过了一个多月，克文猝然去世，享年42岁，葬于杨村。方地山为其撰写碑文：“才华横溢君薄命，一世英明是鬼雄。”
袁克文死后，只在他的笔筒里面找出20元钱。家里为他办不起丧事，还是他“帮”里的徒子徒孙凑钱帮他办的。出殡时，“帮”里的人，以及天津的和尚、道士、尼姑、喇嘛，都来送葬，队伍多达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千余妓女自愿地系上白头绳儿前来哭奠守灵，在送葬行列中自成一个方阵，每人胸前配有袁克文像的徽章，她们大多为他在青楼时的相识。于右任曾给克文写了一副挽联：风流同子建；物化拟庄周。
沈氏在很长时间之内，确切的说在“猛人”到来之前，是管理整个大家庭的。因为于氏这个妻子实在是太无能了。当然，沈氏管家的日子也不是很长，主要是对老袁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的管教，而这三个姨太太都是朝鲜人，是老袁在朝鲜的时候纳的妾。这三个姨太太后面详细说。在朝鲜，面对这三个争宠的女人，加上自己不能生育，再加上三个外族女子不懂大清的语言、规矩，沈氏对其三人的管教可想而知。语言不通，规矩不懂，在中国的封建家庭，大家也看过很多电视剧，其下场可想而知。沈氏对她们三人经常管教、打骂，甚至还罚她们跪砖头。为了不让她们有躲闪的可能，还曾把她们绑在桌子腿上毒打。三姨太金氏左腿的残疾，就是大姨太沈氏“教导家规”的结果。
说到这里，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是三姨太金氏所生，此生后来风生水起，颇有名气，更加上有个著名的物理学家的儿子袁家骝，不知道棒子国作何感想，会不会又说，袁克文是韩国人，再一考证，金氏给袁世凯带过绿帽子，袁克文是正宗的韩国男人和韩国女人的后代，袁家骝是韩国人，这让老袁同志情何以堪，会不会从棺材里面跳出来，大骂：“棒子小儿，要不是老子当年在朝鲜，你们早就全部让日本人奸了，你们都是日本人的后代了！”哈哈，纯属笑谈。
话说回来，大姨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袁世凯的青楼红颜，更是袁世凯形式意义上的“太太”，袁世凯让其所有的子女都称呼沈氏大姨太太为“亲妈”，这是她独享的称呼。前面说过，于氏独享“娘”这个称呼。沈氏仅次于她，从这里可见沈氏在袁世凯心目中，在袁世凯妻妾儿女们当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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