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李師科案，為台灣戰後時期，台灣治安史上首件持槍搶劫銀行案。
[编辑] 經歷
1980年1月，男子李師科，在台北市金華街199巷，持土造手槍，射殺在教廷大使館服勤的台北市保安大隊警員李勝源。然後再搶走死者身上的點三八左輪手槍[1] [2]。1982年4月14日，李師科持著先前殺警所搶來的警槍，戴假髮、鴨舌帽、口罩，闖入台灣土地銀行古亭分行洗劫，最後搶走新台幣531萬餘元後逃逸。23天後，一名酷似李師科的計程車司機王迎先被檢舉，並遭到調查小組刑求，被迫承認犯案。5月7日王迎先於帶領警方尋找犯案工具及贓款之過程中，趁機跳橋墜入新店溪中自殺（一說為警方加工自殺）明志。不久後真搶匪李師科被逮捕。李師科於1982年5月21日被判處死刑，5月26日清晨執行槍決。因王迎先事件發生之故，立法院通過《刑事訴訟法》第27條修正案，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以期避免刑求逼供再度發生。
[编辑] 案件經過
| 李師科案 |
| |
| 出生 |
1927年3月5日(1927-03-05)
 中華民國山東省昌樂縣 |
| 逝世 |
1982年5月26日 （55歲）
 中華民國台灣台北縣新店市安坑刑場(槍斃) |
| 動機 |
對現實不滿，對社會不滿 |
| 被控 |
殺人、搶劫 |
| 定罪 |
殺人、搶劫 |
| 刑罰 |
死刑 |
| 現狀 |
已執行槍決 |
| 職業 |
退伍軍人、計程車司機 |
李師科（1927年3月5日－1982年5月26日），男，山東昌樂縣人，小學肄業，識字不多。抗戰期間在張天佐部隊打游擊，抗戰勝利後編入國軍王耀武部隊。濟南陷共後，輾轉至青島，隨國軍由海南島來臺。1959年因病退役，以修車及開計程車為生。不少鄰居並找他修理機械及電器。李師科非常喜歡小孩，常跟鄰居的小孩一同玩耍，不少小孩都喜歡他。而當他看到國家銀行千千萬萬的鈔票放給特權、成為呆帳的時候，看到他犧牲青春、犧牲自己與家庭來捍衛的國家竟這樣對待他的時候，他湧起搶劫銀行的念頭，犯下本案而成為台灣治安史上「持槍搶劫銀行」第一人。
[编辑] 動機
在被捕後，李師科告訴記者，因為他「看不慣社會上的許多暴發戶，經濟犯罪一再發生，所以早就想搶銀行。」。在偵訊時，李師科則表示是「因為對現實不滿，對社會不滿」所以犯下此案。而據類戲劇《台灣變色龍》說法，李師科是因為自己即將步入老年，積蓄不多，又無親無故，為籌養老金才犯罪。
[编辑] 策劃
為了實施搶案，李師科先於1980年1月在台北市金華街199巷，假詢問永康街位置之名，趁其不注意時，持土造手槍（此槍僅能發射一顆子彈），射殺在教廷大使館服勤的臺北市保安大隊警員李勝源。然後再搶走死者身上的點三八左輪手槍。李師科殺害警員李勝源後，花兩年時間策劃，才著手搶劫台灣土地銀行古亭分行；選擇此銀行之因為其警備人數不多，當中警備人員又常被調去保護運鈔車，警備甚為鬆散。李師科並多次假將鈔票換作一元硬幣之名了解櫃臺作業情形，以便下手。
[编辑] 案發
- 1982年4月14日下午3時20分，李師科持著先前所搶來的警槍，戴假髮、鴨舌帽、口罩，蒙面闖入台灣土地銀行古亭分行，大喊「錢是國家的，命是你們自己的，我祇要一千萬元，你們不要過來」，槍傷一名銀行副理林延湖，然後跳上櫃檯洗劫，最後搶走新台幣531萬餘元後逃逸。
- 本案為台灣治安史上首件「殺警奪槍，再搶銀行」案。經媒體大肆報導後，此案頓時成為民眾熱門話題，推測犯罪者動機及經過成為不少庶民之樂事，高層下令限時破案。警方懸賞200萬元作為破案獎金。
-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古亭分局廈門街派出所管區警員姚天聲、張維禎於警鈴響後五分鐘內趕至現場，此時李師科已逃逸。經熱心的居民指引，由旁邊的防火巷（當地居民已命名為李師科巷）繼續追緝。在這期間李師科自知若繼續待在台灣難逃法網，加以其生活甚為簡樸，而一次花光又易使人起疑，一時不知該如何花這筆錢，因而決定出國散心。
[编辑] 王迎先事件
23天後，一名外型、口音、姿態皆酷似李師科，所開汽車顏色與李師科之計程車皆為紅色，家中被單又與李師科遺留之棉被款式、圖案相近的計程車司機王迎先，被女兒的男朋友檢舉，遭到調查小組詹俊榮、陳奕煌等急於破案的員警逮捕。王迎先被逮捕後，遭受刑求，被迫承認搶劫土地銀行。5月7日凌晨3時，王迎先在帶領警方尋找犯案工具及贓款的過程中，趁機跳下秀朗橋墜入新店溪中，自殺明志（一說警方加工自殺）。在王迎先跳水後不久，真正的搶匪李師科於和平西路的住宅被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逮捕。而在李師科被捕後，高雄縣彌陀鄉又出現銀行搶案。
[编辑] 被捕
李師科被捕後，根據《戒嚴法》，承辦檢察官羅明通將案件移送警備總司令部，由軍事檢察官承辦。由於罪證確鑿，李師科於1982年5月21日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5月26日清晨被憲兵部隊於台北縣新店市安坑刑場執行槍決[3]。
[编辑] 事後
當初逮捕王迎先之警察自此開始逃亡，其中陳奕煌逃至梨山，俟1988年和1991年兩次減刑，才出面投案。范振宗在擔任農委會主委前，曾任台灣省諮議會諮議長四十天，在任期內對時任公關科長的陳奕煌相當賞識。2002年，范振宗就任農委會主委後，提拔陳奕煌；陳奕煌連升兩個職等，當上林務局東勢林管處處長。同時由於當時警察保密不周，媒體又爭奪閱聽率爭得相當激烈，使得秘密證人之個人資料曝光，其住處頓時成為觀光名所，當事人不堪其擾，遂移居他地。不少民眾透過得知李師科遭槍決後，對台灣的治安又再度感到自豪。
至於詹俊榮則和妻子辦理假離婚，並偽造文書由岳母收為養子改姓為張之後，持登記為「張俊榮」的身份文件先逃往奧地利，再轉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因其有於美國接受專業訓練之紀錄，中國方面招攬為公安幹部，官至武漢公安學校副校長。 詹俊榮逃亡後台北地方法院發布通緝，通緝時效12年6個月，於1996年12月期滿，現已超過期限，依法免訴。
[编辑] 贓款流向
李師科大概花了5萬元於女人身上，以及不到15萬元購買電視機、電鍋與電鬍刀。另外400萬元則包於牛皮紙袋中，並寄放於三重友人家；也因此包錢使友人起疑（當中他曾陷入掙扎：若報案，則李師科之命必絕；若不報案，則政府威信面臨危機，公眾將陷入治安惡化之恐慌，而報案偵破。之所以要把錢寄放在友人家裡，是因為「友人有個小孩唸小學，很可愛。我想，我一定會被捕，乾脆把錢送給友人的女兒，讓她安心唸到大學畢業」（據李師科對記者之陳述）。而剩下的錢李師科擬作為出國散心之用。被捕前他還特別找了不少旅遊導覽、書籍作為國外旅遊參考之用。
[编辑] 影響
台灣金融機構在李師科案後要求所有人進入前必須脫下安全帽和口罩。
- 在兩百萬獎金驅使下，土銀搶案順利偵破，留下一樁冤案以及五百二十五萬贓款。
- 一清專案
- 由於「王迎先事件」的發生，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刑事訴訟法》第27條，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以期避免刑求逼供再度發生；俗稱「王迎先條款」。
- 部份社會學者開始著手探討孤獨老兵之心理。
- 1982年5月7日，台灣電視公司《台視晚間新聞》率先播出「警方偵破土地銀行古亭分行搶案」新聞，台視主播張繼正同時訪問到李師科，創下最高收視率58.1%。
- 台灣金融機構因為李師科案造成模仿效應，至今仍要求所有人進入前必須脫下安全帽和口罩[4][5]。
[编辑] 相關作品與事蹟
[编辑] 參考資料
- ^ 賴仁中，〈李師科開惡例 胡關寶殺雙警〉，《自由時報》，2005年11月10日，[1]
- ^ 紀念殉職員警全球資訊網：李勝源
- ^ 軍中超自然現象
- ^ 0414李師科／搶風盛 進銀行 請脫帽 謝謝
- ^ 台灣電視公司熱線追蹤 台灣首起銀行搶案
[编辑] 外部連結
[编辑] YouTube
- 〈李師科落網〉（第一段、第二段，摘自台視開播30週年特別節目《台視新聞30年》）
高龄106岁的宋美龄去世时，引发了大众重温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的回忆。宋美龄的一生跨及三个世纪，然而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正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不但海外对宋美龄抗日战争时期的独特贡献推崇有加，就连中国大陆的舆论也绝大多数对宋美龄持肯定态度。
当时香港中文亚洲周刊称，宋美龄之死意外引发新的历史诠释，颠覆了中共的主流论述。国际铺天盖地的悼念资讯，引发大陆民间对宋美龄“平反”的论述；民间和网民议论纷纷，涉及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评价等话题，在民间和学术界发展、扩大、甚至发酵。
大陆媒体也广泛报道宋美龄的生平，一些学者敏感地发现宋美龄对抗日的贡献，颠覆中共抗日史诠释，北京非常尴尬。原来，中共的教科书上称，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了抗日战争，带领全国人民抵制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投降主义，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宋美龄之死，却意外地揭开了这个隐瞒了半个多世纪的谎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由于张在此前即与中共暗通款曲，事变发生后，中共和张都有杀蒋而后背靠苏联割据一方之意。然而当时蒋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领袖，就连苏联独裁者斯大林都认为，只有靠蒋的声望领导中国进行抗日，才能够对苏联在远东所遭遇的日本威胁起到缓冲作用。斯大林遂对中共施压以促放蒋，这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
虽然如此，宋美龄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所展现的勇气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宋美龄在事变之后局面危难时力排众议，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劝说张学良以大局为重而释蒋。西安事变的解决，显露了宋美龄的大智大勇，使她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传奇女杰。
1943年2月，宋美龄到美国，不仅获邀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夫妇家作客，而且于美国国会面对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讲。她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坚定有力的语气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人民独立抗战五年有余，我们宁愿奋勇牺牲到最后一兵一卒，绝不愿苟延残喘接受失败”。她的讲演获得全体议员们的如雷掌声，并赢得了美国政界、传媒界和民间一面倒的欢迎和支持。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也由此打开了新局面。
1943年11月，宋美龄与蒋介石一起赴埃及，参加了讨论二战结束后世界新局势的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开罗会议确定了中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常任理事国席位，并确认被日本占领的台湾与澎湖列岛将归还中国。
宋美龄曾创记录地11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其中数次与蒋介石共同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最有名的是在1938年1月，蒋宋美龄夫妇双双被评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作为现代中国一位杰出女性，宋美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伟大而独特的，她因此而获得的荣誉也是空前的。
宋美龄终其一生，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坚定反对立场从未动摇过。即使是在1980年代初大陆宣称改革开放以来，宋美龄也多次严峻拒绝中共频频送来的统战橄榄枝。1981年其姐宋美龄庆龄病死，宋美龄亦未曾同她见上一面，更未参加追悼会。
1982年7月，大陆领导人廖承志发表了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表达中共统战往来之意。蒋经国未予答复，由宋美龄发表了一封轰动一时的致廖承志公开信作答。宋美龄以此信兜头浇了廖承志和中共一大盆冰水，信中除指陈中共以平反冤案而自暴的诸多作恶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共奉马列为神明之荒谬；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指马恩列斯）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在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
宋美龄的逝世不仅掀开了她对中国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一页历史，也对大陆官方几十年来的抗战史观产生了最新一轮冲击，导致人们进一步质疑中共于抗战时期的种种作为及其官方一贯说法。例如，关于中国抗战的领导力量问题，大陆官方历来声称中共是抗战的主导力量，甚至指责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窃取胜利果实，宋美龄在抗战期间的杰出贡献已足以推翻中共的说辞。历史学家的研究涉及了抗战期间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例如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史实，中共抗日不力而极力反蒋之策略，以及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等历史真相。在这些研究成果揭示出的真相几乎无一例外地颠覆了几十年来的大陆官方结论。不唯如此，除了宋美龄的生平还原出的真实抗战史之外，大陆的民间甚至半官方研究中也逐渐现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例如，1955年大陆建政后不久爆发的第一起大案高岗、饶漱石案，牵连到当时中共高级情报和公安官员潘汉年和杨帆等，潘杨受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华东局委托，与汪精卫当局特务机关暗中联络，新四军遂与日汪军和平共处而主要致力反蒋和扩大地盘。就连中共一贯津津乐道的延安开荒，也被揭露出其种鸦片贩卖敛财的真相。……
2003年10月24日，宋美龄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106岁。在纽约华埠圣约瑟教堂举行的一场纪念宋美龄追思大会上，一群年逾古稀的中国人唱着《慈爱的母亲》——“母亲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窗，圣洁多么慈祥，发出爱的光茫……”，双手敬捧着蒋宋美龄生前的遗照，缓缓步入追思大会向永远的第一夫人行最高的致敬。
这一群国人就是来自各地的当年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学生。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是一所性质非常特殊的学校，也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心中第一件要速办的事情，亲自抚育教养为国壮烈牺牲阵亡将士的遗属子弟，使他们能好好成长成为国家民族有用之才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这些遗孤子弟在父亲为国家牺牲在战场上时都只是三、四岁的婴孩，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一辈子没叫过几声爸爸，有的连父亲都没有见过一面，更不知什么是家庭温暖，直到进了遗族学校。这群遗孤在宋美龄的照顾下，长大成人，接受各阶段教育，建立了一生事业和生活的基础，心中充满孺慕感激之情，都称蒋宋美龄为“蒋妈妈”。每年逢宋美龄华诞，当时遗族学校的孩子们——虽然今天已是祖父祖母辈的老年人，仍忘不了“蒋妈妈”的养育之恩。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北美分会会长向厚禄回忆说：“蒋公和夫人在百忙中，经常到学校来巡视与学生共餐，并随时训勉、启发同学们待人接物、修心养性的要旨。做人要坚忍不拔、力求上进；做事要实事求是、不尚虚名，才能培养出刚毅威武的气度和浩然不屈的气节，以求进一步继承先人遗志，为国为民服务。并经常提醒老师要视学生如己出。”
向厚禄回忆说，“自继承父志以来，每当我登上世界性医学会议讲坛，发表专题演讲，或受奖时，我就想到这份荣耀应归于蒋公、蒋妈妈和我的母亲。我送给夫人的百岁寿礼是一本相簿，里面是我四次在世界医学会议中发表论文和受奖照片，以及在我出国留学时，夫人赠送两百美元的照片。夫人对我说，这是一份价值，最使她高兴的寿礼。”向厚禄还回忆说，1955年1月，浙江沿海一江山岛有720位守军殉难，大陈岛军民奉命转往台湾。数百名难童遗孤顿时面临就学及生活的难题。宋美龄心疼时代悲剧央及无辜的孩子，为遗孤建立家园，创办了华兴育幼院。至今向厚禄还珍藏着蒋介石和夫人与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师生三十周年合影的巨幅大照片。据悉，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以7千多名兵力向一江山发起三栖进攻，面积仅1.2平方公里的小岛顿时成为杀戮战场。由于驻守该岛的国军只有千余人。为抵抗共军的来袭，担任守军司令的王生明上校（后追晋少将），率领全岛官兵激战三天，最后王生明在指挥所内引爆手榴弹自尽，720位官兵选择壮烈成仁报效国家……。
宋美龄富学养、有智慧，抗日战争期间，为苦难的中国做了许多贡献。她与邱吉尔、罗斯福等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领袖平起平坐、侃侃而谈，为其丈夫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助力，在国内，她关切妇女和儿童的福利。单说对遗族的照顾，把失去父母的孤儿教育成为学者、教授、名医，帮助他们建立圆满的人生，做社会的栋梁之才，这种慈心和功绩已经载入史册。
抗战期间，宋美龄为国家民族的兴亡荣辱疲于奔命，五次在战场上险些牺牲丧命；一九四三年宋美龄应美国罗斯福总统之邀在国会演讲感动了美国人，使得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抗日战争有了了解和支持；亲自组训青年妇女参加战地工作；为遗孤建立家园创办华兴育幼院；协助中华民国空军发展等等。
宋美龄的外貌是美丽的，宋美龄的心灵更是美丽的，有国母风范。
但宋氏三姐妹中，真正被称为“国母”的是其姐宋庆龄。据《文汇读书周报》署名作者周幼马的文章披露，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从此和整个宋氏家族分道扬镳。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
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推断，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应该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间。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关于孙宋庆龄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党，加入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这段时间。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顾顺章是周恩来在中央特科的主要助手，是专门负责处决内部叛徒和间谍的所谓“打狗队”队长。他的叛变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党损失巨大，差点造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灭顶之灾”。当时在上海还有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就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每年向中共地下党提供经费，派遣军事顾问。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是1930年后共产国际在上海管理远东几国情报、秘密电台、经费的领导人，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又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命令下达给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此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实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都去了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那么，谁有条件去找蒋介石呢？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弟弟宋庆龄子文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长，妹夫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元首，她自己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对革命工作充满兴趣，富有经验。早在1914年，她就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开始从事秘密工作。她一生都有保密的习惯，比如从不写日记，不留文字档案。和孙中山结婚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她的名牌坤包里，除了放有口红、香烟盒外，还经常放有一支装满子弹的美制手枪。
1931年12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但蒋介石“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其间，牛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在中国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帮助下，魏璐诗的墓地建在了宋庆龄陵园，位于宋庆龄墓地东20米处。
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1945年重庆谈判,短短10天内，宋庆龄数次拜访、宴请毛泽东,毛泽东对宋庆龄说：“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上海刚一“解放”，毛泽东又亲笔致信：“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宋庆龄乘坐的专列抵达北平站，车刚停稳，在站台上已等候多时的毛泽东走出欢迎队伍，一步跨上车去，走进车厢，握住宋庆龄的手，对她说：“我们恭候你来，建立—个新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
1956年元月，毛泽东收到宋庆龄寄的贺年片，回信中直呼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邀请宋庆龄担任副团长，一道赴苏。归国时，毛泽东与宋庆龄同架飞机。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泽东谦让道：“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1949年上海解放，宋庆龄曾兴奋地说：“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实际上，在毛、宋之间，又是“大姐”又是“国母”时，宋庆龄已经不能“自由地呼吸了！”比如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庆龄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1958年起，宋庆龄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庆龄只得继续参加。1959年4月，宋庆龄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宋庆龄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泽东、林彪、康生。当时毛还说：“宋庆龄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宋庆龄在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庆龄。宋庆龄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后来，宋庆龄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49年宋庆龄从上海进了北平后直到她死，,三十多年里“自由地呼吸了”吗?对此她心里最清楚。经历了毛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后又无产阶級专政，这个美丽的基督徒应该为中国也为她自己没少祷告吧?！
宋庆龄其实是一个热情、坦荡、正直、忠诚的一个女性。可是，就像许许多多的人曾为共产主义所迷惑一样，当年的广州起义的三领袖之一苏兆征，北大毕业，长的很帅，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她谈共产主义，把她所吸引，她从此以后对共产主义有了好感，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奇怪的事情。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就是亲共的，罗斯福总统的副总统华莱士就是共产党，所以不奇怪。正因为这样，她到苏联参观，还被拉入了苏联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她的思想在中山先生死后发生了根本变化，她和共产党走到了一起。
在1949年以前，宋庆龄由于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诱惑，由于联俄容共阶段她有了一批共产党的朋友，由于她年轻、天真、坦率，她受诱惑、受欺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1949年以后的宋庆龄，她也不是不明白，首先她就反对改国号，根本就不赞成把中华民国的国号改掉，因为那是她先生首创的中华民国；所以毛泽东在晚年一再的懊悔改了国号。他接受法国《人道报》记者艾丽丝的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本来就好好一个中华民国嘛，为什么要改个支共国嘛。”这是毛泽东的原话，1960年的法国《红色人道报》报导的。宋庆龄早就劝她不要改国号，反对改国号。其次，宋庆龄在1949年以后也逐步的发现了，就像一批老国民党人一样，左派国民党一样，逐步的发现共产党实际上在性质上是绝对专制的。国民党而言，是民主多和少的问题，共产党是根本没有民主的问题。著名的储安平就讲过这个话：共产党真的上了台，我们什么民主、自由都没有了。
可宋庆龄不一样，她的觉醒只能在心里，不能在嘴上说出来。她反对改中华民国国号，没有被采纳；她提出了一些意见，全部被压制。最后她有一次提意见提的比较厉害一点，毛泽东就叫她滚。她住哪里滚呢？她滚台湾，台湾会接受这个共产党的前国母吗？她滚美国，又何以在美国孤戚的过她的后半生呢？！她只有屈尊在大陆讨饭吃。一直到死，她表明了她的一个心志，那就是她坚决不葬在革命公墓里，坚决要葬在她反动的资产阶级父母的坟墓里。这是她内心觉醒的最后表现，也是唯一的公开表现。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的宋家陵园己不是原先的宋家陵园了，原先的宋家陵园在上海静安寺那边的万国公墓，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红卫兵把宋家墓挖出来，裹着白布的宋庆龄的父母尸体被抛在一边，当时联义山庄和万国公墓都一片狼藉，臭气阵阵，许多曾是革命烈士或功勋之人都被挖出，墓碑砸碎，惨不忍睹。红卫兵的“功勋”是上海城市内再也无陵园了。现在的宋家陵园是移葬后的事了。其实宋庆龄再不孝，掘了她的祖坟，她心中也总不会有趣味的。何况宋庆龄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其父母何罪，要被掘坟扬尸?!……
中華民國山東省昌樂縣
中華民國台灣台北縣新店市安坑刑場(槍斃)
刘芯 2012-05-14 19:22
李剑锋 2012-05-14 21:14
徐俪桤 2012-05-14 21:45
邹悠然 2012-05-20 10:41
贺晓峰 2012-05-20 11:52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