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來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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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來庵事件被捕台灣人頭上被載著竹籠,從台南監獄[1]押解至法庭送審

西來庵事件又稱余清芳事件噍吧哖事件[1]玉井事件,是發生於1915年的武力抗日事件,領導人為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西來庵事件是臺灣日治時期諸多起事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同時也是臺灣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抗日的重要事件,更是臺灣漢人最後一次武裝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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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事件名稱

因為策劃起事的地點在臺南西來庵五福王爺廟,故官方一般稱以「西來庵事件」;起事的首領是余清芳1879年1916年),又稱「余清芳事件」;又由於余清芳等人與日軍在噍吧哖(今臺南玉井)交戰,故亦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

[编辑] 事件經過

臺南廳人余清芳為一因詐欺罪而離職之臺灣警察,對日本人素來不滿,信仰齋教,於「臺南西來庵」假借王爺信仰名義來宣揚其抗日行動。之後其認識了他里霧人羅俊、竹頭崎江定大目降蘇有志等,密謀組「大明慈悲國」,打算造反。

余清芳能言善道、口若懸河,能威脅利誘。以宗教方式催眠迷信者,宣稱臺灣日治時期已過廿載,氣數已盡,他是明朝羅清老祖的嫡系法脈,受到五福王爺的扶乩神示,擔任「征伐天下大元帥」,可除卻總督府,由他本人登基成為「臺灣人的皇帝」。

余清芳用利誘來蠱惑人心,只要捐獻銀錢者,就可得到靈符,將靈符佩掛於身,並且力行齋戒,一心頌念真言,就可以避免一切瘟疫、災害。余清芳採納羅俊的提議,也設置多次傳銷機制,凡信徒可再轉手,兜售西來庵的靈符,可抽取每張靈符的三到五成價格,使得信徒樂於轉手,且順便宣傳其教義。最重要的是,革命成功,余清芳將把所有日本衙門土地沒收,以便賜給參與革命之人,良田萬甲。

另余清芳也威脅恐嚇信徒:他得呂純陽祖師與劉伯溫先師密法,有一「山中寶劍」,深埋土內,出鞘後見血封喉,殺人無數,可飛劍殺日本人,亦可殺陽奉陰違的信徒。而且寶劍一出,天地震動,風雲變色,能感召中國燕京的袁世凱,袁將派遣無數北洋軍渡海,擊殺所有日本官吏與背叛漢人者;還逼迫參與者在玄天上帝玄女娘娘神像前發毒誓,背叛余清芳者,會遭到天譴而家毀族誅

西來庵:余清芳宣揚其抗日行動處

由於余清芳聲勢浩大,保密工作不足,總督府的情治系統也耳聞風聲「南臺灣各地傳言舉事,攻擊官府。」總督府命軍警加緊查緝。基隆港警察又發現一名臺南人蘇東海,攜帶鉅款,奔走於廈門與臺灣之間,且言行非常可疑,遂將蘇東海逮捕,但並未對他嚴加控制,而是暗中監視。蘇東海不覺,又遣人送信給余清芳的手下,醞釀起事。總督府遂發覺余清芳、羅俊等人才是事件主謀。於是全臺灣憲兵警察大舉逮捕抗日分子,羅俊走避不及,於嘉義竹崎莊遭到逮捕余清芳於事洩後即潛入山中,和同謀者江定商討對策。

1915年7月6日,在遭公家通緝下,以「大明慈悲國奉旨平台征伐天下大元帥余」名義發動起事,與日軍在噍吧哖交戰。余清芳奇襲多處警察廳,襲殺眾多日警甚至是其眷屬,並在噍吧哖附近的虎頭山建設堡壘,與日軍對峙,一時陣容擴展至千人以上。然而日軍一方面仔細搜山,另一方面張貼告示,勸告投降者或許可免處死,但又對投降者實施報復殺害,老家在當地的台灣農民組合幹部簡蛾說當時日軍以一根竹竿長度當標準,身高超過此竹竿者一率砍頭處死,屍體則丟在一坑中一起掩埋,周圍村落許多人在同一天做忌日就是這個原因。至1915年8月22日時,余清芳在王萊莊被捕,江定則在1916年因糧食、武器匱乏帶領部屬兩百多人下山歸降。

臺南俚語曰:「余清芳,害死王爺公。王爺公無保庇,害死蘇阿志。蘇阿志無仁義,害死鄭阿利。」就是在講述此事,事件結束後,西來庵即被總督府拆毀。

[编辑] 事後發展

由於,參與事件者遍布全臺各地,據總督府統計,被捕的人數多達1,957人,其中在臺南開設的臨時法庭中,被判處死刑者,除主事者余清芳、羅俊、江定外,高達866人[2]。之後,在日本國內與國際輿論壓力下,1915年11月10日安東貞美總督以大正天皇即位為由[2],四分之三的死刑犯被特赦無期徒刑。此事件後,總督府才開始整飭臺灣民間信仰的問題,以避免類似起事事件再發生。

西來庵事件結束,亦使臺灣人認識,因為軍事實力的懸殊,抗日起義舉動斷然不可行,民眾開始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與自治,從此由武裝暴力轉型為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所以西來庵事件也成為臺灣漢人的最後一次武裝抗日。

[编辑] 註釋

  1. ^ 「噍吧哖」三字讀音─
    注音符號:ㄐㄧㄠˋ ㄅㄚ ㄋㄧㄢˊ
    漢語拼音:Jiaòbānián
  2. ^ 2.0 2.1 范勝雄. 府城叢談 (4). 臺南市政府. 2001-07-01:  76頁. ISBN 957-02-2143-7. 

[编辑] 相關研究及史料

(按照作者姓氏之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方孝謙,1996,西來庵事變的象徵意義初探:果報、財富與兩性關係在有關善書中的鋪演,見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頁213-34。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林衡道主編,1975,余清芳抗日革命檔案(共四輯八冊)。台中:台灣文獻委員會。
  • 蘇乃加,2002,日據時期臺灣武裝抗日事件之研究:以西來庵事件為探討主題。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 秦風,2005,《嵗月臺灣,1915西來庵事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编辑] 參見

[编辑] 外部連結

 

 

周南出新书 曝许家屯叛逃美国内幕

  1983年起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在1990年突然退休,同年更逃离香港,长居美国。外界一直说他的出走,是情非得已。

  作为目击者之一的周南,却道出了当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周南在新书《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中回忆,1989年姬鹏飞找他,说最高领导要他去接替许家屯。但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许家屯出走叛逃的事件。他形容许家屯到香港后,降服于物质诱惑下,组公司把亲属塞进去,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当年港人签名反对大亚湾核电站选址,许家屯一惊,就发电报给中央建议迁址,结果给邓小平驳回去。1989年中央要调回许家屯,但许家屯声称调走他可能引起香港股市波动,想赖着不走。最后却和“二奶”一起逃跑。

  周南的言词间,不仅流露对许家屯极大不满,更看到他对当年有人叫他向许家屯学习,气在心头。以下为有关内文节录:

  一亿美金组公司后破产

  许家屯贪图物质享受,到了香港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赵紫阳要一亿美金,说是要按香港方式办企业,取得经验。他组织了一个公司,把自己的亲属都塞进去了,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

  后来,各方面对他反馈的意见到上面,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反映给姬鹏飞,就让他回来,开过一个小会,港澳办的人给他提意见,我也参加了。每次会议还出简报,他很紧张,以为要撤他。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那时候有的国家的核电站出了点事故,但是总体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说大亚湾离香港太近,出了事故会殃及港人,搞签名运动,说签名人达到了多少万了,向我们施加压力。

  这个时候,许家屯害怕了,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说否则的话还要闹得更大,签名要到达五十万人了。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那么一闹,你就迁址,如果将来再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把他给驳回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赵紫阳在北戴河传达小平的指示,我当时在场,许家屯也参加了。赵紫阳讲到,小平说不能让步,其实签名的人多一点少一点都是一回事,没有甚么了不起的。结果顶住了,也没事了,闹了一阵子就过去了。

  建议让英年缴十亿租港

  第二个是“八九政治风波”之后。英国人策动一些人找许家屯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说香港不要急着收回,还是让英国继续管治,香港方面没法继续钱,给中央一年十几个亿,或者更多一些献纳,搞变相的租借。这不是等于中英《联合声明》作废了吗?但许家屯居然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并反映给北京,中央很恼火。许家屯在“八九政治风波”的过程中又搞了一次政治投机,搞得香港的我方人员思想很混乱。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报刊言论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反华报刊。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归的历程》书中有一段写到许家屯,“他个人专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擅自对外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在组织上怀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培植和安排亲信,排斥和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结果弄得民怨四起,便有香港工作的干部,纷纷向北京反映对他的意见。”这时中央考虑许家屯已七十三岁,年龄过线了,就决定调他回来。

  中央本来让我在一九八九年年底就去,可当时许家屯不愿回来,说调他走可能会引起香港股市波动。中央领导人认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我提出是不是过了春节我再去,给他点时间。过了春节,我上任之前,先到深圳。许家屯还有几个副社长,一个一个过来介绍情况。这个期间新华社就公布了任免情况,香港股市一点波动也没有。

  私办不带官衔红皮护照

  结果,许家屯就赖着不想走,他说:不让我在香港,我就在深圳住下来,我还要研究香港的问题。中央没有同意,说南京已经给你搞好房子了,还有车。你愿意到北京住也可以,要回南京也可以。他是南京来的,就不要在深圳了,中央也怕他干扰我们那边的工作,他更不满意了。事先他就把写官衔的红皮护照交了,回来之前又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后来签证处批给他了。为什么给他?他说当时中央有特殊任务给他,签证处也不知道。

  送走元配与“二奶”飞美国

  我已经上任几个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夫人骗走了,跟他夫人讲,车票定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去车站,你先回南京,行李也带去。我还要跟香港两个客人谈话,一两天之后我也回去。

  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许家屯当晚就和他的姘头一起逃跑了。连他的孙女都看透了他,后来公开向香港传媒批评揭露了他,并说:“他这个人很不老实。”香港那边有什么人接应许家屯呢?有一个已为西方反华势力收买的人接应他去了美国洛杉矶。据说,到了那里,许家屯又出卖国家机密,中央很快对他开除党籍

  许家屯的出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时候香港舆论一片哗然,反华势力又利用这一件事对我们施加各种压力。一九九○年,“八九政治风波”一周年的时候,据报道,有几十万人游行,有一部分反华势力在新华社门口,拿个大床单,写着“周南应向许家屯学习”几个大字。我说:向他学习?那我不是成了叛徒?别做梦了!还有人向我们的新楼打了黑枪,幸好没伤人,叫港英政府追查,始终没有下文。所以斗争是很复杂的。

  有一份报纸公开说,香港就是一个“大染缸”,就是要把每一个中共来港工作的干部都“染”上一“染”,意思是要用香港的灯红绿酒,纸醉金迷的物质诱惑把中共干部一个个拖下水,变成大大小小的许家屯。后来弄清楚了,许家屯到香港不久,就拜倒在物质诱惑下。他不但搞政治投机,而且生活糜烂,还有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所以说,他变节出逃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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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许家屯为何出走?

发表日期:2010年6月19日  本页面已被访问 6058 次

亚洲周刊纪硕鸣
 
许家屯说,他看到支持赵紫阳的前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在六四后被撤职软禁,加上北京已开始查他,於是在九零年四月短短数天内,求助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取得美国签证,并联络星云法师,直飞美国。
受累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共前高官许家屯出走美国,并非蓄意已久,而是临时决定,走得很仓促。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许家屯表示,当年离开中国,目的就是为了有机会可以再回去,「如果我不走,可能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许家屯更表示,在他之前,海南省前省长梁湘和省委书记许士杰被诱骗进京遭关押,就是前车之鉴。

许家屯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关系良好,许家屯很自豪地说,两人「不仅属同辈,而且认识上、思想上都一致」。但「六四」以后,赵紫阳下台,北京开始搞治理整顿。有些人对许家屯的态度也变了,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_堙A许家屯至少得到了十多个对他不利的消息。他曾经写了一篇《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文章,刊登在《求是》创刊号上,中南海要组织一些批判文章;大亚湾核电站兴建事件,稍遇示威,即想迁核电厂,违背了邓小平的指示;有港人提出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自治十年,许家屯如实汇报,被指出卖香港等等。

许家屯表示:「当时我就知道了,另外调动我的工作,要我退休,动作很大,是乘杨尚昆出国访问,在北京突击开会,宣布我退休,新华社正副社长都去了,北京的外交部港澳办负责人,大大小小参加了二十多个人,宣布我退休。」事后,北京在报纸上公布: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免去许家屯的职务,由周南接任。许家屯认为,这个宣布不仅奇特,超越常规,而且是非法的。说是「免去」职务,而不是如宣布的「退休」,当时说「免去」是很不常见的,人大常委会又没有开会啊!

那时,许家屯还兼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在离开香港前,还要到北京开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北京,许家屯向组织部长宋平提出,希望退休之后可以留在深圳,继续研究港澳情况,周南跟北京反映,他不同意,许最后要求还是回江苏,宋平同意了。

在北京开会时,就有人告诉许家屯,说周南组织了一个「审查许家屯专案小组」,新任新华社社长周南是组长,新华社副社长郑华是副组长,主要审查许家屯的人财物。对这个「审查小组」许家屯当时半信半疑。九零年四月二十一日回到深圳,就有人告诉许家屯说:「周南小组的调查报告写好,并已经送到北京去了。」得到这个消息,许家屯大吃一惊:这麽快啊!
他告诉亚洲周刊:「管我的专案小组,按照GCD规定,要经过中央常委决定,或者是总书记决定才能成立。所以,背后的势力很明显,这不是周南的动作,周南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联想到,在香港召开各界欢迎周南的大会上,许家屯主持会议,周南?字不提许家屯;事后,周南又派人把许家屯开到深圳的中港两地牌照的汽车收回;同时宣布周南赴任到许家屯离开回江苏之间的三个月过渡的工资不发了;还派人检查并拿走了一批许家屯私人保管的文件。许家屯认为这都非常反常,不是对待一个同志的做法了。

许家屯遵循「大杖则走,小杖则守」的原则,他选择了离开。因为有处理海南省长梁湘?例在。「他们对梁湘的处理,我感觉很寒心,不是一种正派的做法,不是按照党的组织允许的做法。」许家屯清楚梁湘如何被整,不免兴起兔死狐悲之叹。
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深圳改革名将梁湘已是海南省省长,他只是希望和平处理天安门事件,在海南省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信上,他见省委书记许士杰签了名,他也签名了。治理整顿中,中央派监察部部长尉建行到海南检查所谓梁湘的问题,到海南调查了大概几十天,尉建行回北京汇报。临走的时候,他跟海南省一个负责人讲:「我回去交不了差。」

调查梁湘,却没有查出什麽问题,这位干部是梁湘从深圳带到海南,与梁湘私交很好,他看了报告,也把报告给许家屯看了。许家屯说,一共查出梁湘的「问题」有三个:一是梁湘出国在香港做了西装,是公家给的钱,按规定西装可以做一套,他多做了一套;第二,梁湘儿子在香港搞了一个公司,是海南特区的一个贸易公司,他是个副总经理,从海南带了若干金条到香港,他没有说明是贪污了呢,还是替公司带的,很含糊;第三个问题是梁湘老婆在海南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做经理,这个房地产公司捐了八十万人民币,八十万是私人捐的,还是公司捐的,不清楚。「就以这麽三个问题,抓人了。」

北京后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梁湘和省委书记许士杰一齐到北京开会,讨论洋浦开发区的问题。许家屯也是洋浦开发区的参与者,当年他向邓小平和中央建议,用香港的经验、人才和资金去开发大陆,特别是建议海南建省,建立特区,邓小平就批给总理李鹏,要他落实,所以梁湘聘许家屯做顾问。

海南建省一开始,就要搞一个洋浦开发区,李鹏迟迟不批准,不同意搞。为此,许家屯以顾问的名义为了洋浦开发区,三次找李鹏请求他批准。许家屯说:「当时香港有一个商人要参与搞这个开发区,李鹏说这个人财力不够,不可靠。所以这次派专机邀他们两个人开会,两个人高兴。」一下飞机,中央办公厅警卫组就派人把梁湘单独软禁起来,连秘书都不带,许士杰被接入京西宾馆。许家屯感叹道,用这样的办法把一个高级干部骗去:「我感觉对梁湘都如此,对我还不知怎样,如果我不走,连辩论的机会都没有,可能比梁湘更惨。就这样,下决心出来,很仓促的。」

下决心走,许家屯也没告诉身在南京的老伴,他让二儿子找已从《文汇报》退下来的金尧如,请他搞赴美签证、找星云大师。台湾的星云大师第一次访问大陆时,路经香港,许家屯招待了他。星云也是江苏人,两人认了老乡。星云从大陆返回后写信感谢许家屯的招待,并告诉许家屯,什麽时候访问西来寺,他都欢迎。所以许家屯萌生先到星云那儿暂时避住的念头。

据许家屯表示,金尧如到美国总领事馆,总领事馆官员开始还不相信这是事实,他们将信将疑,表示要请示。时间紧迫,许家屯原来的设想是四月二十二号找到金尧如,他当天找了星云。二十三日到美国总领事馆办签证,要求可以让许家屯四月二十五日就能走。许家屯怕夜长梦多。

美国总领事馆经请示,一直搞到四月底。许家屯是四月三十号到香港的,为掩人耳目,他特地经罗湖在上水下车,有人接车到香港。这一晚,许家屯就住在金尧如家;乘五月一日的飞机离开香港飞往美国后直奔西来寺。
到了美国,许家屯才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四月三十日当天上午向深圳市委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要深圳市委派一个负责人去找许家屯,第二天要深圳派员陪同去北京开会。深圳市委决定由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将通知送给许家屯,但因为他要开「五一」纪念会。秦文俊开完会到深圳贝居岭许的居所去找他,他约八点多九点到,许已在八点钟离开,前后相差不到一个小时。

走前一晚,许家屯已拟了一封给邓小平、杨尚昆及党中央的信,信中说:我同中央常委有些人意见不合,他们对我可能有些动作,我需要暂时避一避。许家屯说,我是外出旅游休息,并向他们作出「四不」保证:不搞政治庇护;不轻易见记者;不撰写文章;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希望邓、杨见谅,并希望不要搞家属,只要相安无事,定会坚持这几条。信由许的儿子代交给新华社香港分社转党中央。

许家屯在主政新华社香港分社时,对他在香港的「大胆妄为」,自我一套的做法,外交部和港澳办的某些领导早就不满。许家屯向亚洲周刊表示,早於一九八四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人要在全国发关於港澳工作的通报,「表面上不是针对我的,实际是把矛头对着我」。时任港澳办主任的姬鹏飞在前一天把通报给许家屯看,徵求意见。
许看完打电话给姬鹏飞,说:「我对这个通报有意见,明天在中央会议上让我提出来吗?」姬鹏飞当时没有给予答覆,晚上打电话来说,他跟中共中央常委胡启立商量过了,不成熟、不讨论了。「第二天开会就没有讨论,实际上要发一个批评我的通报。」现在想来,许家屯还有些不平。

一九八五年,港澳办、外交部、国务院外事领导小组的主要干部指定香港港澳工委三个领导人出席,许家屯一个,两个副书记,包括李储文和郑华,开谈心会,开三天。许家屯表示:「我也不知道,毫无思想准备,开会时要我先发言。我说我不知道要谈什麽,还是你们先谈。」港澳办副秘书长鲁平先发言,然后是港澳办秘书长李后、外交部副部长周南,三个人发言都是批评。

第二天,李储文和郑华发言,许家屯说:「李储文同他们一个调,郑华也批评我,但替我解释的多,其他人就不发言了。」到下午,姬鹏飞发言,讲了十多分钟。「我开始还以为他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有意见,不满意,待姬鹏飞做结论了,给我的帽子是犯了左的错误,不是右。」例举有一次参观九龙城,那_?酗@个左派自治组织,他们表示,大陆来的人没有身份,住在九龙城,担心回归后被赶回大陆。许家屯就讲了几句安定的话,指「只要支持香港回归,只要爱国,可以不回去」。

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评论者林行止批评「这是君令,君令香港」。本来不大管的港府也派人到九龙城,去帮助解决水电问题。港澳办就发许家屯的通报,没有请示,闯祸了,「左了」,姬鹏飞下了结论。许家屯本来答应第三天谈谈,但有人告诉许家屯,会议发的不是简报,是详报,好几千字的纪录,在副总理以上的都发了,一直发到邓小平。许家屯心想,没有办法检讨,我没有错。「我开口讲话,对他们所讲的一一批驳。李后在会上嘀咕:一点都不检讨。」
晚上打定主意,第三天一早开会,许家屯就说不准备讲了,「今后我大事请示,小事没有办法事事都请示,大事你怎麽讲我照办。我把脸拉下来了,表了态,他们面面相觑。」第四天许家屯去姬鹏飞那儿,「我想问我是回香港,还是移交工作」。姬鹏飞对他说:「紫阳同志让你去。」到了赵紫阳办公室,赵问:「你们的会开得怎麽样?」(
许说:「当时我回答说,我没有思想准备,谈心会变成批斗会,他说小平同志讲了,你还工作一段。我说,这个情况我怎麽工作呢,小平同志既然这麽说了,我工作到十二届五次会议召开,我请中央考虑让我下来。」这时距五次会议召开仅几天,赵紫阳一愣,说:「你们这样子怎麽合作下去,鹏飞同志和你在华东时不是老同事吗,怎麽会搞得这样呢?」许家屯当时没出声,他说:「我没法回答他,不好说,我知道他们对我不满意,想整我已经不是一天二天了。」(
许家屯强调,不管怎麽整,出走美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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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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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 國共談判史 中國國民黨
西安事變
第二次國共合作
重慶談判
馬歇爾調停
一月停戰令
政治協商會議
政協憲草 整軍方案
東北停戰協議
六月停戰令
第三方面調停
制憲國民大會
和平攻勢
北平和談
九二香港會談 一中各表
辜汪會談
2005「和平之旅」
國共論壇
江陳會談

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於1936年12月12日發生在西安。事變當天,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的西北軍領袖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最終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而獲得釋放,此事件迫使國民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使中國建立了形式上的民族統一抗日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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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歷史背景

[编辑] 九一八事變

位於陝西臨潼華清池內的西安事變紀念碑(攝於2008年10月)
主條目: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撤出了中國東北,退入山海關內。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爆發。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爆發。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

[编辑] 共產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

1935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為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轉移,抵達陝北。毛澤東的所謂"長征",在當時國府方面稱之為"流竄"。

[编辑] 東北軍剿共遭遇失敗

1935年9月20日,蔣中正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10月29日,榆林橋戰役中,107師和619團全部被殲,團長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1月22日,在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精銳部隊109師孤軍挺進陝北的吳起鎮的方向,師長牛元峰對紅軍機動作戰的能力估計不足,致使部隊無法逃出紅軍的包圍圈,在絕望的境地,他掏出手槍讓副官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官打死後,副官被紅軍俘虜。直羅鎮戰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東北軍精銳109師的士兵。

張學良部隊的戰局失利以及後來面對共產黨的停戰對峙,導致蔣中正親自前往西安督戰。

[编辑] 一二九運動

主條目:一二九運動

在中共動員下,北平發生了大規模的大學生示威遊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堅決反分裂」,獲得全國民眾積極響應,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給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民政府巨大壓力。

[编辑] 中共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

1934年10月14日,在國民黨發動的第五次剿共戰爭下,中國共產黨遭受嚴重挫敗。不得不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撤離江西,並於1935年10月轉移至陝甘蘇區。

1935年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得到了第三國際統一戰線保衛蘇聯的指示,並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名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1936年2月,中共宣布開始東征抗日,一舉擊潰閻錫山七個師。

[编辑] 兩廣事變

主條目: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痛陳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決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6月2日,致電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准許粵部隊北上。然而不久後廣東將領、飛行員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並對兩廣所謂的「北上抗日」說加以抨擊。「南天王」陳濟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中正表態和平。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之粵桂聯盟失利),使蔣中正聲望提高。叛方將領的表現,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亂罵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顯然也使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蔣中正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中正的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因為當時論「造反」必備的軍隊實力,無論是張學良的東北軍還是楊虎城的西北軍,都無法和兩廣部隊相比)。

因此,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因為兩廣事變的危機安然度過,西安事變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發不可」。

[编辑] 張學良與中共的秘密接觸

1936年4月起,張學良開始了和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接觸。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中國工農紅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形成了擁護「民族統一戰線」的「鐵三角」。張學良向紅軍提供了大量的過冬棉花,藥品、新鮮食物等物資,解決了紅軍過冬的燃眉之急。另外,當時鄧小平病重,生命垂危,無藥可醫,也是張學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張學良不但接受並積極學習共產主義思想,還向第三國際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但由於張學良的父親有殺共歷史,入黨申請被拒絕。

[编辑] 綏遠抗戰

晉綏軍將領傅作義,於1936年反對日本主張的「內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關東軍指使的王英「大漢義軍」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奪回百靈廟、錫拉木楞廟等地。肅清綏遠境內的親日軍隊,挫敗日軍入侵綏遠的企圖。綏遠抗戰在當時的中國再次激起抗日熱情,影響極大。1936年11月,張學良判斷綏遠抗戰的規模將擴大,數次向蔣中正提出,10餘萬東北軍願北上綏遠增援友軍的建議,建議被蔣駁回,蔣中正堅持要他剿共。張後來以「如不抗日,東北軍將士恐怕難以指揮」為理由向蔣中正要挾,再次提出強烈的北上抗日的願望,但再被蔣中正拒絕。

[编辑] 第一次寧夏戰役

由於追擊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步步緊逼,紅軍決定迅速西渡黃河,打開與蘇聯的補給線。1936年10月,紅軍開始渡河,第30軍,第九軍,第五軍共21800餘人渡過了黃河,到達西岸,而剩餘的跟進部隊則由於國軍巨大軍事壓力,而放棄渡河,紅軍被一切為二。徐向前等率部艱苦西征,力圖打開與蘇聯補給線,遭到青海軍閥馬步芳馬步青的猛烈打擊,同時由於毛澤東與張國燾政斗劇烈,隸屬張國燾的西路軍最終幾乎全軍覆沒。

由於紅軍打通與蘇聯補給線的戰略失敗,給蔣中正剿滅紅軍以更大信心;中共發動寧夏戰役的失敗也對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的正式、公開結盟帶來了更大阻礙,因為張學良希望的結盟,應在共軍能夠打開與蘇聯通道的前提下,否則即便結盟,也無法抵抗強大的中央軍。與此同時,南方追擊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迅速北上,越來越接近陝北,張學良明知中央軍到達陝西之後,東北軍既不能再維持與共軍的秘密合作關係,迫使張學良進入「剿共」與「聯共」的兩難境地。

[编辑] 山城堡戰役

胡宗南憑藉精良的武器裝備,不顧紅軍強大的戰鬥能力,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孤軍冒進。與此同時,張學良估計胡宗南定會不顧一切急追共軍,於是派他與中共秘密協商的中間人,王以哲統率與胡協同作戰的東北軍第67軍和騎兵軍,王以哲深知張學良之意,故意拖延進軍速度。一起協同作戰的中央軍第三軍,也不敢冒進,在進佔同心城後,停止前進。而胡宗南則選擇拋開友軍,孤軍深入,正中紅軍渴望打一場大勝仗之下懷。

11月17日,紅四方面軍第4、第31軍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區擊潰第1師第2旅;21日下午,紅1軍團第1、第4師和紅31軍一部,從南、東、北3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戰至22日上午,全殲國民黨軍第78師1個多旅。與此同時,紅28軍在紅井子附近擊潰第1師第1旅。至此,胡宗南第1軍在受到重挫後,停止進軍並開始西撤。

山城堡戰役以紅軍大勝宣告結束,暫時滯緩了蔣中正的剿共戰略。張學良毛澤東建議,胡宗南只是一「血性軍人」,對其應以和平統戰為主,不要因為內戰而造成更多內耗。山城堡戰役的勝利,增強了張學良聯共的信心,並向毛澤東重提「反蔣抗日」的計劃。張學良在山城堡戰役之後,態度從低調秘密聯共開始轉向高調公開聯共。

[编辑] 序幕

華清池景區內展出的五間廳內的會議室(攝於2008年10月)

1936年8月29日,得知國民黨中統特工逮捕其秘書(中共地下黨員)宋黎和馬紹周、關沛蒼後,張學良命譚海率衛隊營包圍和查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即為「艷晚事件」。張學良乃電請蔣委員長親往西安調處。

10月22日,蔣中正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張學良進剿紅軍,張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一致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中正拒絕,兩人大吵。

10月29日,蔣中正秘密接見楊虎城,詢問西安社會形勢不穩,楊偽稱赴西安安全無問題。張學良飛洛陽為蔣中正祝壽,勸蔣聯共抗日,遭蔣中正拒絕。

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中正,請纓抗戰,遭蔣中正拒絕。

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中正,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向蔣中正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中正前往訓話,蔣中正同意赴西安,駐華清池。

12月4日,蔣中正由洛陽到抵西安,立即調三十萬中央軍嫡系部隊進剿紅軍。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進諫,遭蔣中正拒絕。 蔣中正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麼進兵,要麼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

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中正,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遭蔣中正拒絕。

五間廳內的警衛室(攝於2008年10月)

12月9日,中國共產黨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特務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小學生,群眾非常激憤,決定到臨潼直接向蔣中正請願示威。蔣中正強令張學良制止學生運動,必要時可以向學生開槍。張學良接到命令後,趕上遊行隊伍,極力勸說學生回去。東北大學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向群眾表示一周內以實際行動答覆學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們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張學良於死地」。請願學生們在華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動了在場東北軍士,全場愛國情緒高昂。

當晚,張學良找到蔣中正,再次勸蔣中正抗日,並要求蔣中正放過學生,但是蔣中正怒稱:「對這批學生,除了拿機關槍打以外,是沒有辦法的」[1],張聽後大怒,心思:「機關槍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愛國學生?」[2]兩人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張學良於當晚與楊虎城商議,決定發動兵變,命令白鳳翔去捉拿蔣中正,白鳳翔說「只見過照片,沒見過本人,到時候亂軍之中怕出錯誤。」[來源請求]

12月10日,張學良帶著白鳳翔見到了蔣中正,蔣中正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2日宣布動員令。

12月11日晚,蔣中正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晚宴,席間,蔣中正宣布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编辑] 事件經過

五間廳——西安事變之時蔣中正所住之處(攝於2008年10月)

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時,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東北軍到臨潼的華清池捉蔣中正,蔣中正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被發現活捉,十七路軍還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陳誠、內政部長蔣作賓邵力子、福建綏靖主任蔣鼎文及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政府軍政要員,並以排槍掃射陳誠住所,中央委員邵元沖等中槍遇難。[3][4]西安事變爆發。

當天,張學良、楊虎城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

  1.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2. 停止一切內戰。
  3. 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4.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5. 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6.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7. 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8.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5]

南京國民政府於當晚十一點半,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決議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決定剿撫並用,一面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一面以于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

十二月十二日晚間,宋美齡在上海初聞西安發生事變之際,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納是生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斯峪的記者,他一生的事業在中國,曾贊助過中國的辛亥革命,後來又成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為張作霖父子的謀士,與張學良交往密切,也是蔣中正的好友。 蔣夫人請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對於西安一行,認為義不容辭,當晚,即隨同宋美齡乘夜車前往南京。

五間廳窗戶上的「西安事變」槍戰彈孔(攝於2008年10月)

12月13日晨八點,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學良。

12月16日,國民政府勸誡張學良投降無效後,中國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軍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請國軍方面暫停軍事行動,避免衝突升級。

此時,張學良觀閱了繳獲的蔣中正日記,明白了蔣中正並非不抗日,而是在積聚實力。事實上在當時中國弱而日本強的情況下,越能延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間,對中國越有利,這是蔣介石一直無法說出的苦衷。

12月17日原執意殺蔣中正[來源請求]的中國共產黨,得到史達林指示:堅決要求釋放蔣中正。[6]同時蘇聯消息報、真理報[7]也公開支持蔣中正。經過內部爭辯後,中共最後決定服從史達林的指示[8],中國共產黨遂派周恩來到西安參與西安事變的協商。

12月18日,國民革命軍空軍在西安市區上空投放大公報數十萬份,頭版為張學良最敬重的文人張季鸞撰寫之《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勸告東北軍將士迷途知返,勿誤國誤民,該文章張學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誦。同時,胡適、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等知名人士紛紛撰文譴責張楊「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系國家民族之罪人;破壞統一,罪惡昭著。」

12月22日,宋美齡、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飛機上,宋美齡把手槍遞給端納,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張學良、楊虎城去機場迎接,下機後,宋美齡與張學良說:「漢卿,這是我的東西,就不要再檢查了把?」張學良馬上說:「夫人,豈敢!豈敢!」張、楊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了會談。後由張學良本人陪同宋美齡和端納往見蔣中正。宋美齡拿著一個梅乾菜盒見到了蔣中正,蔣中正在《西安半月記》中記載,蔣中正見到宋美齡後,眼淚直流,說:你怎麼來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齡勸蔣中正道:「寧抗日,勿死敵手」。至此,蔣中正寧死不屈的態度開始動搖。周恩來亦敏銳地觀察到蔣中正內心深處非常思念長期軟禁在蘇聯的長子蔣經國,周恩來在迅速與莫斯科達成協議後,向蔣中正暗示只要蔣放棄武力剿共,可釋放蔣經國歸國,蔣中正也被迫答應了。

12月24日,蔣中正接受六項協議。即:

  1. 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 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
  3. 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
  5. 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6. 其它具體的救國辦法。

但是蔣中正沒有意願為他的承諾簽訂任何協議書,東北軍和西北軍有部下向張學良反應不滿,稱:「我們提著腦袋給你干,怎麼到最後連個簽字都沒有?」張學良回道:「你們政治覺悟沒我高,蔣中正雖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實力還在,現在既然我們要放他,要把他捧為領袖,那麼逼他簽字,他到時還會反悔,現在要一個君子協議也很好。」張學良的這個提議遭到了楊虎城、周恩來的反對。 12月25日下午,張學良自作主張送蔣中正乘飛機離開西安,張學良親自陪同。當日抵洛陽。離開西安前,張學良留下手令,把東北軍交給楊虎城指揮。

12月26日,西安事變蔣中正最後獲得釋放回到南京。張學良被扣留。

[编辑] 結果

  • 西安事變後停止了攘外安內政策,迫使國民政府進行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蘇聯所期望的抗日統一戰線。
  • 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休整的機會。
  • 西安事變後,日本軍加速了其侵略中國的計劃,並在西安事變後之七個月發動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 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決定將中共內部所有跟東北有關聯的人全派去東北工作,其中包括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甚至向國府正式提出要求釋放張學良回東北的要求。國民政府內部亦有草擬立案:任命張學良為東北行轅主任,胡宗南為東北行轅副主任,蔣經國為遼寧省政府主席兼遼寧省行轅秘書長,但此議案被蔣中正拒絕,反而啟用熊式輝主持東北工作,後來蔣中正此舉被很多國府官員視為蔣中正在東北走錯棋的第一步,為最後失掉整個東北埋下了伏筆。國民革命軍多數精銳部隊在東北被中共消滅後,其在全中國的戰局演變成兵敗如山倒之勢,迅速丟失了整個大陸。
  • 事後,張學良送蔣到南京,抵南京後被軍事法庭審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隨後被特赦,張本人並未服刑,而是被長期軟禁,由於抗戰期間國軍不斷失去領地,張學良被軟禁地點也經常變遷,其被軟禁的設施環境也隨之變化。楊虎城被送到國外後,秘密潛回香港打算參與抗日,但被國民黨逮捕,並於1949年,楊虎城及其子女、衛士、秘書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軍統局人員處決。
  • 蔣中正在西安事變中後背重傷,背脊上第12根環節受傷且終身不癒,後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攙扶走路。

[编辑] 評價

[编辑] 中國國民黨方面的評價

胡適曾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中正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並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宋美齡稱張學良的西安事變:「他(張學良)不要地盤,也不要錢,他要犧牲。」

[编辑] 中國共產黨方面的評價

據《人民日報》報導,周恩來對張學良、楊虎城的評價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9][10][11][12]

[编辑] 張學良自我評價

1990年6月1日,張學良90歲生日的晚宴里(台北圓山飯店12樓崑崙廳),國民黨多位重要大員,帶著當時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的賀信,前去給張賀壽,張學良在宴會的致詞里,效法使徒保羅,說:「我真是虛度了90,對國家社會人民毫無建樹,正如聖經上所講,保羅所說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張學良自己感覺是萬分的慚愧,我張學良何德,能夠蒙諸位親友的賀壽,我有什麼壽阿......」[13]

1958年11月23日,蔣中正與張學良在台灣桃園大溪會面,蔣中正臨走前說:「西安事變對國家的損失太大了!」張學良在日記中留下:「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14]

張學良受訪時曾表達:(節錄)

在二十五年前,我對共產黨還沒有正確的認識,在全國要求抗日之時,我認為共產黨也是中國人……我以為在抗日過程中,也可以和共產黨相處,抗日勝利後,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國。誰知,後來共產黨是偽裝抗日,而藉抗日擴大自己的力量……於民國三十八年和平談判時竟然提出駭人聽聞令人不能容忍的條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產黨欺騙了全中國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們欺騙中的一人,我這口悶氣積在心裡,實在痛苦萬分。為了給禍國殃民罪大惡極的罪魁和騙子打擊,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願貢獻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15]

[编辑] 其他方面的評價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雖然至死仍然沒有揭祕西安事變,但他對西安事變有著非常詳細的評述,概括如下:

第一、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自己對國恥家仇的義憤,而並沒有太多考慮到私人利益。如今日本大敵當前,他的主張是反對內戰,主張槍口對外,蔣中正卻對於中共不滅不休,張學良數次口勸無用,只能兵諫,希望蔣中正不要過於自私。張學良這種心理,是史學家們不可否認的。

第二、西安事變對於中共必然有利,但是對於中國國民黨,以及蔣中正本人,亦並非受害者。即使沒有西安事變,蔣中正把剿共堅持到底,然而根據當時世界其他各國剿共的例子,這種戰爭的結果是很難預測的。中共之崛起,是當時中國大的歷史背景所造成的,中共有人民的支持,有理論的基礎。只靠軍事去消滅中共,則「無異於揚湯止沸而不謀釜底抽薪」。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中國近代社會所累積下來的根本問題不解決,中共是消滅不了的。又有誰能保證,中共經此一戰即被消滅,以後再不復生呢?所以西安事變,也可以把它當成是「國共之爭的光榮收場」。

另外,西安事變的圓滿解決,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以當年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狂熱氣焰來推測,無論當時南京政府的選擇是「忍辱」還是「決戰」,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抗戰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慾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沒有這個西安事變,而國民黨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結果,則蔣公與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將奚止『身敗名裂』而已哉!」。[16]

而台灣學者李敖則表示,當時的西安事變,就是蔣中正用他眼裡的雜牌軍西北軍跟東北軍隊去打共產黨,要讓他們互相制衡互相消滅,但一個師打掉後,蔣中正不補充,張學良後來心裡就很清楚,也引起東北軍人的叛變,認為蔣中正私心太重。 [17]

[编辑] 西安事變的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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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變中,有一些事情很難解釋,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說法。目前缺少進一步的證據,因而沒有定論。

[编辑] 張不願剿共的原因

  1. 國仇家恨。父親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2. 反對內戰。張學良在旅歐期間,會見了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欣賞德義全民團結的精神。
  3. 剿共的失敗。陝北剿共喪失110師、109師及其師長。
  4. 不滿中央偏頗。當時減俸達20%,且未給予兵力補充、陣亡將士撫恤。
  5. 中共重視宣傳。中共在1月25日向在東北軍公開信中成功挑撥東北軍與中央的關係。[18]

 

  • 普遍認爲,東北軍剛剛與共軍接戰,就損失兩個師的兵力,兩個師長陣亡。而蔣中正方面則拒絕補給,東北軍損失過大,同時又讓張學良認清了蔣中正「以匪剿匪」的本質,而且,紅軍對東北軍俘虜的教育,以及同張學良等東北軍領導人的溝通,被認爲是張學良開始猶豫的原因之一。[19][20]
  • 按照張學良的說法,剿共也是內戰,內戰的特點就是:「都是中國人,今天打仗,明天又和好了,過兩天兄弟鬧彆扭,又開打。打來打去,雙方死的都是很不錯的人,卻因為中國人打中國人死掉了,很可惜。中國人都是可以坐下來談的,跟共產黨也是可以坐下來談的,何必打仗呢?何苦呢?」
  • 張學良曾經對蔣中正說:「共產黨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沒有老百姓支持」,所以共產黨「剿不盡,殺不絕」,但蔣中正駁斥了他的觀點,後來直到蔣中正敗退台灣後,還在給幽禁中的張學良傳看他的反攻大陸、必滅「共匪」的計劃。
  • 許多近代史學家認為,蔣中正的「一斧兩砍」的政策,即借剿共削弱地方軍閥勢力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均遭遇失敗,如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鬥失敗,突圍時粵系軍閥陳濟棠,桂系軍閥白崇禧都半公開的給紅軍讓出突圍的口子,致使紅軍「在蔣中正的眼皮底下溜走」。實際上,地方軍閥最重視的並非蔣中正的命令,而是自身的軍事實力。更何況延安並不像蔣中正所想像那麼好打,不僅張學良的部隊屢屢遭到挫敗,在四川阻擊紅軍的川軍、同時奉命剿共的胡宗南的中央軍也都損失慘重而未傷紅軍主力。

關於「以匪剿匪」,張學良說:「是一斧兩砍(兩面刀),這個道理誰都明白」。張的東北軍從長城抗戰到剿共的全過程中損失的一切彈藥、經費以及人員,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補償[21],楊虎城的西北軍亦從未得到過來自中央的任何補償。由於缺少撫恤金和彈藥裝備的補給,東北軍西北軍士氣極爲低落,將領普遍敷衍了事,消極作戰,不跟共軍真打,因爲打贏了也不會得到任何獎賞,士兵也怕死,不敢拚命,因爲死了也沒有撫恤金[22]。但張學良說,雖然「誰都明白」這個「一斧兩砍」的道理,但是他還是聽話「盡量」去剿共了,不過他要明確向蔣中正提出,他反對內戰。

[编辑] 張發動事變的原因

根據張學良後來自己的說法,其兵諫的最主要原因:

  • 蔣中正堅決拒絕統一戰線的提議,繼續「先安內後攘外」的路線,繼續對日採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顧當時東北領土的淪陷,而張學良認為應該立刻停止「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政策,槍口應該一致對外。
  • 張學良勸蔣說中共殺不絕,剿不完,蔣中正回問:為什麼?張學良說:「我們沒有老百姓支持我們,共產黨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張學良關於共產黨萬里長征的事情,對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人,(這個部隊)誰能帶?誰能把部隊帶成這個樣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帶沒了?」,東北軍與紅軍剛一交手,就損失了2個師,2名師長陣亡,這些都足以證明中共領袖的能力,但蔣中正認為中共已到強弩之末;
  • 當時東北軍的將士早已厭倦內戰,受到學生請願的激勵,愛國主義情緒高漲,更加希望抗日收回東北失地,回歸故土,完全沒有繼續內戰的意願;
  • 當時蔣中正決定武力方式鎮壓去西安請願的大學生,張學良為學生求情,但被蔣中正拒絕,蔣中正堅持要用機關槍來鎮壓請願學生,蔣中正的這個答覆激怒了張學良,為保請願愛國學生的生命安全,令張學良認為兵諫必須立刻執行。
  • 重獲自由以後,張學良曾經表示,當時的東北軍已經成為他的包袱,他想要麼帶著東北軍去抗日,回到東北,要麼要蔣中正調他去做別的官職。但蔣中正卻堅決要他剿共。
  • 張學良曾經向周恩來保證,勸服蔣中正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但遭到蔣中正拒絕。

[编辑] 蔣不死的原因

西安事變發生後,東北軍、西北軍內部出現主張殺蔣和放蔣的爭執。中共黨內也出現過「殺蔣」 與「放蔣」的意見分歧。在延安已經搭好準備公審蔣中正的檯子。最後是什麼原因使得放蔣主張得以實施呢?

根據中共官方資料,中共是出於統戰目的。中共當初慾殺掉蔣中正以緩解自身被圍剿的危機。因為蔣中正是最堅決主張剿共的剿共統帥。[來源請求]

然而蘇聯的政策為「聯蔣抗日」,史達林認為蔣中正是唯一能夠領導中國抗日之人,恐防蔣中正一旦有所不測,中國可能會再陷民初一盤散沙的狀態。倘若中國無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國為後方而北上蘇聯。當時蘇聯方面最擔心的即德國希特勒的擴張野心,蘇聯沒有能力同時東西兩面作戰[23]。在接受史達林極大的壓力,中共內部經過爭辯後,派周恩來去西安協商放蔣[24]。還向國民政府提出,除解除被圍剿的危機外,還要求國民政府的經濟援助,或至少解除對陝北地區的經濟封鎖,這樣對共產黨有更實質意義。史達林又帶話給蔣中正,如果蔣中正同意建立民族統一戰線並抗日,可以放蔣經國回國。

西安事變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高層

在抗戰初期,蘇聯實際上是願意援助中國的第一個國家,曾派出志願空軍到中國助戰[25]

[编辑] 張學良為什麼要去南京

西安事件和平解決後,張學良為何要護送蔣中正去南京,要做出這明顯會於他不利行為?

當時,楊虎城就極力勸說,而周恩來更是特別趕到機場打算把張學良追回來,但張學良聲稱要負起一個軍人的職責和義務,最終還是護送蔣中正前往南京。

  • 根據張學良後來自己的說法,隨蔣中正去南京完全是他的個人決定,沒有任何人影響到他。他認為兵諫蔣中正的「禍」是他闖的,他做為一軍統帥,有義務為手下兵士負責,不應該由於他一個人的舉動而牽連全軍官兵。故而事變結束後,張學良隻身隨蔣前往南京,聽憑蔣中正發落,希望一切西安事變的後果責任,全由他個人承擔,不要連累東北軍。
  • 既然蔣中正已經同意抗日並成爲了全國的抗日領袖,張學良希望用自己的犧牲來樹立起領袖的威嚴,張學良說:「領袖就是一個泥菩薩,如今我已經把他扳倒了,我要親自把他扶起來,如果他有靈,我拿頭給他叩。」
  • 當時的周恩來楊虎城都反對張學良去隨蔣中正去南京的計劃,只有宋美齡是支持的,她認為張學良能「夠親自隨蔣返還南京,更說明這個事件有一個圓滿的結局,連叛軍將領都來親自負荊請罪了」。

[编辑] 張學良未被處死的原因

  • 根據當時監管張學良的國民黨特工人員沈醉的說法,國民黨在大陸全面潰敗的時候,蔣中正要殺掉所有他在大陸痛恨的人,於是對政敵,對被捕的共產黨員和異議人士展開了大規模的屠殺,但張學良已經被移送到台灣,所以幸免於難。與他同樣命運的楊虎城當時還在大陸,所以他一家老小全部被殺害,組織執行的人是毛人鳳
  • 根據宋家的說法,宋家與張學良一直相交甚密,國民政府對張學良的審判導致了宋家的極大不滿,宋子文曾多次寫信給蔣中正為張學良爭辯求釋。
  • 根據張學良自己的說法:「我沒有死,完全是宋夫人保護我,蔣先生是要殺我的。」張稱,曾經有人把美國公使(Johnson)寫的一本書抄給張看,裡面記載著宋美齡對蔣中正說:「你如果對那個小傢伙(指張學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離開台灣,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编辑] 西安事變後的東北軍

張學良送蔣中正回南京,一去不復返,近20萬東北軍群龍無首,並在主戰主和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最後發展到內部殘殺。1937年2月2日,東北軍少壯派應德田、苗劍秋、孫鳴九等人殺死了東北軍元老派67軍軍長王以哲、西北總部參謀處處長徐方、副處長宋學禮和交通處長蔣斌等人。血案發生後,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師師長劉多荃為了替王以哲報仇,將部隊開進西安搜捕少壯派軍官,誘殺了旅長高福源,東北軍內部殘殺的悲劇愈演愈烈。

1937年3月東北軍高級將領接受了蔣中正提出的東北軍東調的「乙案」。東北軍遂東調,分駐豫南、皖北、蘇北地區。4月到6月,國民政府對東北軍進行整訓、縮編。由每軍四師的甲種軍縮編成每軍二師、每師二旅的乙種軍編製,僅騎兵第2軍保留三個師。

整編後的東北軍有6個軍:

  • 第49軍,軍長劉多荃,轄第105師(師長高鵬雲)和第109師(師長趙毅)
  • 第51軍,軍長於學忠,轄第113師(師長周光烈)和第114師(師長牟中珩)
  • 第53軍,軍長萬福麟,轄第116師(師長周福成)和第130師(師長朱鴻勛)
  • 第57軍,軍長繆徵流,轄第111師(師長常恩多)和第112師(師長霍守義)
  • 第67軍,軍長吳克仁,轄第107師(師長金奎壁)和第108師(師長張文清)
  • 騎兵第2軍,軍長何柱國,轄騎兵第3師(師長徐良)、騎兵第4師(師長王奇峰)和騎兵第6師(師長劉桂五)。

西安兵諫後叛離東北軍的第106師(師長沈克)、騎兵第10師(師長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長黃永安)、炮兵第8旅(旅長喬方)均依附蔣軍另立門戶。原由東北義勇軍編成的馮占海的第63軍番號被撤銷,僅保留了第91師。

另外,馬占山還在張學良的勸導下,決定再次起義抗日,還受蔣中正命令組建了東北挺進軍。抗日戰爭爆發後,東北軍被蔣中正分割使用於各個戰場,也有一部分在戰場上倒戈,投奔了中國共產黨

1949年1月馬占山傅作義、鄧寶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國共產黨掌控北平的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寓居北京。

1945年10月,何柱國獲勝利勳章,抗日戰爭期間,在晉西北、陝甘寧、豫東、皖北等地與賀龍、彭雪楓等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密切配合,協同作戰。他曾兩次訪問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的熱情歡迎接待。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東北行轅參謀長,但因雙目突然失明未能就職。1948年5月後長期在杭州養病。1949年他拒絕去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先後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第五、六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革中央委員、常務委員等職。1985年9月3日病逝於北京。9月15日,全國政協在北京舉行何柱國同志遺體告別儀式。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授銜時原東北軍出身的將領有25名被授予將銜,其中上將1人:呂正操;中將1人:萬毅;少將23人:解方、陳銳霆、賈陶、沙克、封永順、趙東寰、於權伸、趙承金、高存信、李覺、徐明、宋學飛、金振鍾、張志毅、楊有山、張加洛、羅文、紀亭榭、管松濤、郭維城、王振乾、江潮、張學思(張學良親生弟弟,早年即參加中國共產黨)。

呂正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直擔任著中國網球協會主席的職務。1990年,國際網球聯合會授予呂正操「最高榮譽獎章」。

[编辑] 參考文獻

  1. ^ 058. 西安事變(1) | 血肉長城 | 抗日
  2. ^ 南方網:全景展現百年風云:「張學良口述實錄」出台始末
  3.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民國二十年辛未──二十六年丁丑,第652頁:「晨五時,西北剿匪軍副司令張學良及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叛變,張部師長白鳳翔、旅長唐君堯、營長孫銘九將蔣委員長自臨潼劫持至西安新城(楊虎城部所在地),並扣留西安城內之中央高級官吏將領陳誠、蔣鼎文、朱紹良、錢大鈞、衛立煌、蔣作賓、陳繼承、陳調元、萬耀煌、蔣方震等(邵元沖及侍衛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憲兵團長楊震亞等遇害)。」
  4. ^ 《陳誠傳》邱七七.雨墨文化
  5.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民國二十年辛未──二十六年丁丑,第653頁:「張學良、楊虎城通電,主改組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一切政治自由等八事,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聲言對蔣委員長作最後諫諍。」
  6. ^ 蔣介石的功過.墨爾(德使)駐華回憶錄.史達林承認過去以共黨分子分化國民黨為錯誤之舉,唯有蔣中正才能牽制日本,須先嚴防日本侵犯中國而逼進蘇聯邊界。
  7. ^ 〔《蘇聯與遠東》.David Dallin著,潘崖譯.國立編譯館.第71頁〕,1936年12月14日消息報:西安叛亂不論以任何口號和方案為藉口,這一行動...實代表一項危機,不僅危害南京政府,而且為禍整個中國。張學良雖高舉抗日旗幟,其行動卻顯然於日本帝國主義有利。
  8. ^ 〔中共黨的策略路線.張浩.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翻印.第33~34頁〕...因為共產黨是國際的黨,我們接到第三國際的指示,亦是要求和平解決為對...。
  9. ^ 李海文. 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 2001年10月12日 [2009-01-30]. "周恩來對張學良的安危時時記掛在心。他多次評價張學良是「名垂千古」,「千古功臣」。" 
  10. ^ 金海. 景仰「愛國赤誠心」(華夏走筆).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 2001年10月25日 [2009-01-30]. "周恩來總理用「千古功臣,民族英雄」8個大字,高度評價張學良先生的愛國壯舉。" 
  11. ^ 秦鴻勛. 拜謁楊虎城.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 2001年12月10日 [2009-01-30]. "「千古功臣」是周總理生前為楊虎城將軍的題詞,高度評價了這位愛國民族英雄的歷史功績。" 
  12. ^ 羅青長. 情深意重割不斷——憶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情誼.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 2002年04月02日 [2009-01-30]. "一向以穩重著稱的周恩來總理也為之動容。他高度評價了張、楊二位將軍的歷史功績,稱他們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這是周恩來總理代表國家和人民對張、楊二將軍作出的最高褒獎。" 
  13. ^ 張學良生平年表.蘇墱基.1996年.遠流出版.450頁
  14. ^ 張學良、宋子文檔案大揭秘.林博文.時報文化出版.2007年12月
  15. ^ 受想行識.卜少夫.新聞天地出版.民國62年7月.159頁
  16. ^ 唐德剛. 「三位一體」張學良:花花公子 政治家 軍事家. 史學與文學. 
  17. ^ 李敖. 李敖評蔣介石禍國殃民 但對得起台灣同胞. Nownews. 
  18. ^ 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摘要》.傳記文學.第56卷6期24頁
  19. ^ 見世紀行過 張學良傳 第三集 西安事變 1/5
  20. ^ 毛澤東評價紅軍打擊張學良東北軍的直羅鎮戰役. 解放軍報. 
  21. ^ 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2)-張學良口述歷史-讀書頻道-鳳凰網
  22. ^ 中國評論新聞:張學良:西安事變策劃者是共產黨員王炳南
  23. ^ 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 第五集 卓越傳播
  24. ^ 西安事變時一份發自莫斯科的電報,人民網,2006年12月06日
  25. ^ 抗戰初期蘇聯的援華飛行員及飛機—縱橫—文章摘要—龍源期刊網

[编辑]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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