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 （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顾问委员会委员）
罗青长（1918年—），苍溪县陵江镇人，1932年在苍溪中学秘密加入共青团，1934年参加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在红军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7月，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情报训练班二期学习，并于同年12月毕业。随后以中社部秘密干部（简称“秘干”）身份，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负责领导“八办”内部、胡宗南军队内部及西安的地下情报系统。1941年罗青长调回延安任中社部科长。1947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任中社部一室主任，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中央前委行动，负责敌区情报工作和联络工作。解放战争时罗青长任中社部副部长。
1954年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央调查部恢复工作后，罗青长任部长，一直到1982年中央调查部合并入新组建的国家安全部。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他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贤 托付台湾事，周总理弥留召见他
上世纪七十年代，罗青长出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一职，他的公开职务却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其实早在延安时期，罗青长就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
罗青长有一双棕色的凉皮鞋，却一直舍不得穿，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次，罗青长到总理那去汇报工作，总理正在跟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发脾气。原来成元功看到总理的皮鞋已经磨得没法再穿了，就悄悄帮总理在外面订购了一双凉皮鞋。总理说我的还能穿，你给我退回去。成元功很为难，说这个是量身定做的，我怎么退回去？总理说，既然退不回去，你就给其他的人穿，反正我不穿。正好见罗青长在场，总理便说，“小罗的脚跟我的脚差不多，这双鞋就给你了。”罗青长不好推辞，但也舍不得穿，就一直保存着，后来送到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文革时期，周恩来独撑危局，作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经常受托办理一些外交上和统战上的事情。1975年9月，周恩来看到《参考消息》转载的一篇海外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当即批示罗青长、钱加栋等人找相关人员对这份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罗青长还记得，在批件的最后，周恩来连写了四个“托”字。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临终前十几天，多次提出要见罗青长同志。早上7时许，罗青长接到电话，马上准备去，但又有消息说要请示政治局。小平同志说，总理已经病成这个样，想见谁就见谁。罗青长首先前往中南海西花厅面见邓颖超，邓叮嘱他，总理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要少说多听。
罗到了医院，见到总理非常憔悴，非常心痛，说，“我代表党政军的同志们，祝总理早日康复。”总理说，真没想到，我一病病成这个样子，我的时间也不多，咱们抓紧时间谈谈工作。罗青长坐下来以后，总理关心的还是台湾问题，还是台湾的一些老朋友，和为人民做出过有益工作的那些人，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他们。谈了没两句，周恩来说话已经很吃力了，说你让我休息休息，咱们过一会儿再谈。过了一会儿，总理再谈的时候，神志就不是很清了，罗青长就退了出来。一直等到下午，邓颖超来了，她告诉罗青长，总理神志已经不清了。罗青长只好退了出来。
周恩来去世之后，遵从他的遗愿，骨灰抛撒进江河湖海。作为周恩来的老部下，罗青长亲自参加了骨灰抛撒仪式，陪伴周恩来走完了最后一程。
苏毅然 （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顾问委员会委员）
苏毅然（1918年—），苍溪县运山乡人。1933年6月参加革命。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征到达延安后，曾在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39年至1945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华北战地考察团团员，晋察冀社会部平北情报站站长等职，1944年任平西地委社会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45年至1949年任中共张家口市委秘书长、安徽省公安厅厅长、政法办公室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至1960年，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期间还兼任省计划委员会主任。1961年至1967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时期曾出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以及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1977年1月至1979年1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9年3月起）。1979年12月至1982年1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山东省省长。1982年12月至1985年6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其他书记）。1985年6月至1988年12月任中共山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苏毅然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十四和十五大代表。
智 用枪支机智换马匹
1933年7月的一天，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来到苏毅然家。乡主席告诉苏毅然和他母亲，省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要招收税务员，条件是有文化，年满15岁，身体健康。他在全乡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苏毅然。年轻的苏毅然一听高兴坏了，他和母亲当场表示，愿意参军去当税务员。
苏毅然主要征收两种税：屠宰税和当地的一种特种税。他的工作区域是与敌人交叉的三角地带，时常遭到敌人袭击。有一次，他从敌人的包围圈中跑出来，情急中躲到厕所粪池的夹板里。敌人要烧厕所，他一动不动，敌人最终没有放火，苏毅然在臭气熏天的粪池夹板里躲到晚上才出来。
年轻的税务员苏毅然很能干，为红军筹了很多款子。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在第三次过草地时，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遇到供给困难。由于战斗频繁，红军马匹奇缺。他们在甘孜看到很多藏族人养马，又喜欢枪，就向红四方面军总部建议用枪支换取藏民的马匹。这个建议得到总部的肯定。于是红四方面军供给部从总部拉来很多枪支，苏毅然每天都要带着枪去藏族人住的寨子换马匹。通过通司（翻译），他问人家要什么枪，人家问他们要什么马，有问有答，交易场面火热。那时他学会了相马，直到现在他还能识别各种马匹。
有一天，苏毅然相中了一匹枣红色的马，他提出用一支枪交换，马主人不同意。苏毅然把枪加到两支，那人还是有点舍不得。磨蹭了好一会儿，对方才说：“就算我把马送你吧！”苏毅然反应快，把两支枪递给人家说：“也算我把枪送你吧！”
没想到因这一笔买卖两人成了朋友。那人看他实在，送给他一袋炒面，足有七八斤重。直到现在，苏老还念念不忘那袋炒面，在接受采访时兴奋地对我们说：“那可是青稞炒面！里边掺了黄油、奶油、盐，可香了……”在经常断粮的长征路上，这袋炒面就是“救命面”。在草地边上，他看到一个战友——他毕生称其为“小朋友”的断了粮，就从口粮袋里挖了一大碗炒面送给他。那位“小朋友”把炒面掺着野菜吃，走完长征。
在甘孜很短的驻扎时间里，苏毅然用枪支换了十几匹马。这些马驮运伤病员或物资，在爬雪山、过草地时帮了红军大忙。苏毅然把那匹枣红马上交给部领导，在爬雪山时，他就是拽着这匹马的尾巴上的山。
任荣（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十届、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少将军衔）
任荣（1917年—）苍溪县彭店乡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特务队队长，红军大学政治部宣传干事兼教员，并参加过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2团宣传股长、教导员，警备第一旅农场政委，旅整风队政委。1946年至1947年时任十六旅团政委的任荣，曾带领该团随十六旅在辽宁参加了建平县伏击进犯赤峰的国民党军，歼敌—个营，打散一个团，配合强攻乃林之敌，会同十七旅配合攻克宁城，在十八旅的配合下在凌源掩护韩梅村将军起义，配合十三和十七旅参加攻克北票等多次战斗。后又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组织部副部长，志愿军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军政治委员，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西藏军区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
１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任荣还是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悯 陪同刘思齐为毛岸英扫墓
1959年2月上旬的一天，时任朝鲜停战委员会中方委员的任荣，接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罗总长在电话里说：“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8年多了，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提出来，要和妹妹邵华一起到朝鲜去为毛岸英扫墓。”
任荣说：“这好办，我经常去朝鲜开会，刘思齐和邵华可以作为我的工作人员，随我去朝鲜。”几天后，刘思齐和邵华在一名叫沈同的女同志的陪同下，乘火车到达丹东。
朝鲜还是严寒冰冻的季节，为了安全，任荣决定乘火车入朝。于是，他带着秘书兼翻译，与刘思齐、邵华及沈同登上开往平壤的国际列车。列车到达平壤，在我驻朝大使馆，刘思齐和邵华受到了乔晓光大使和使馆官员的热情接待。
为了使扫墓“不惊动”朝方，任荣和乔晓光大使商定并征得刘思齐的同意后决定，刘思齐姐妹及大使馆都不献花圈；大使馆派两辆车和一名女秘书陪同，由任荣带领前往桧仓郡。任荣带领着刘思齐和邵华在前，陪同人员紧随其后，沿陵园拾级而上，穿过由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的牌楼，来到纪念碑前向所有的志愿军烈士默哀致敬。
然后，走过耸立着志愿军烈士铜像的广场，登到最高处的志愿军烈士群墓前。任荣指着群墓前面的一座白色圆形墓说：“这就是毛岸英烈士的墓。”刘思齐和邵华眼泪立刻夺眶而出，急奔过去，双双跪在墓前，双手抚摸着墓碑放声痛哭。“岸英，我来看你来了，代表父亲来看你来了。这么多年才来看你，来晚了… …”刘思齐哭得泣不成声，极度的悲伤使她几次差点晕倒，她要把埋藏在心底对岸英深沉的爱和思念，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全部倾泻在墓前。又过了许久，任荣怕她俩哭坏了身子，就和两位女陪同人员把仍痛哭不止的刘思齐姐妹连拉带劝地搀扶起来，沿着毛岸英的墓缓缓绕行一圈。
离开墓地时，刘思齐边抽泣边在毛岸英墓旁的地上捧了一把土，用手绢包起来，紧紧地握在手里。大家一起再次向毛岸英烈士墓三鞠躬，作最后的告别。姐妹俩一步一回头地缓慢挪动着脚步，刘思齐望着毛岸英烈士的墓，喃喃地说：“再见了，岸英。安息吧，岸英，你永远活在我心里。”最后，任荣带她们围着整个陵墓缓慢绕行一周，向安葬在这里的全体志愿军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
吴忠（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少将军衔）
吴忠（1919年—１９９０年）原名吴光珠，字宝山，苍溪县东溪镇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0军第90师286团排长，团政治处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排长、副连长，晋西独立支队第2团连长、副营长，教导第3旅8团营长，鲁西军区第8军分区地区支队支队长，第5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7纵队20旅58团团长、副旅长、旅长，第二野战军52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赴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机械化师师长，副军长，军长，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时年34岁的吴忠成为我军第一次授衔时最年轻的开国将军，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文革期间，吴忠曾受到不公正待遇。1987年6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党委对吴忠做出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吴忠曾是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离休后，仍在为部队建设贡献余力。毛泽东评价吴忠：“吴（无）忠者，有忠也。”
忠 任卫戍司令，毛主席评价“吴忠有忠”
1955年，吴忠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仅34岁的他是我军最年轻的开国将军。作为最年轻的开国将军，建国前吴忠指挥的最著名的战斗要算章逢集战斗。时任7纵20旅58团团长的吴忠身先士卒，率先头部队奋勇突入敌整编11旅旅部所在的章逢集。在后续部队受阻的情况下，吴忠指挥孤军深入、被敌人重重包围的180人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坚守阵地一昼夜，为我军消灭敌整编11旅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战后刘邓首长发布嘉奖令，对吴忠等人进行全军通令嘉奖。
40岁以上的北京人，应该知道吴忠，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他和当时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并称为北京二吴。在毛泽东粉碎林彪的军事集团后，曾对粉粹林彪集团中立有大功的二吴有个评价——吴德有德、吴忠有忠。
吴忠是文革中后期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当时的北京卫戍区拥有精兵10万以上。在那个动乱的时代，谁都知道卫戍区司令的分量——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安全就掌握在他的手里。正是由于吴忠有忠，以他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林彪集团顷刻瓦解；他对华国锋叶剑英的支持，江青集团更是不堪一击。
1977年9月，吴忠在担任了7年北京卫戍区司令后调到广州军区，给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上将当副手，任副司令员。1979年1月，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吴忠指挥人民解放军第40军全部、42军、54军各一部和两个坦克团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克高平等6城，严惩了越军，为捍卫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贡献了力量。
1979年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撤回中国境内。回国后，他接受了长达8年的审查。
1987年6月1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党委对吴忠做出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在1976年4月5日的事件中，吴忠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将军最大限度的保卫了广场上的群众，部队没有开枪，甚至没有用木棒，以当时的民兵为主解决了问题，只拘捕了不到50人。对人民群众，吴忠也是有忠的。
1990年2月26日，已经离休的吴将军在海南岛出车祸身亡。
杨大易（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少将军衔）
杨大易（1919年—1997年），苍溪县石马镇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第30军连指导员、军直属队股长。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
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抗大一分校大队政委，山东军区特务团政治处主任，滨海军区独立第五团政委兼赣榆县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二师四团团长,东北民主联军团长，东北野战军第1师副师长、师长。参加了辽沈、平津、广西等战役。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回国后，任副军长。196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后历任桂林步兵学校校长，湖南省军区政委、司令员，辽宁省军区司令员。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由于“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骨干的破坏与迫害,遭批斗,蒙受不白之冤。他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
勇 带出《谁是最可爱的人》原型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取材于志愿军38军112师进行的松骨峰战斗，当时杨大易任该师师长，指挥了这场战斗。
1950年11月30日，是这个叫做松骨峰的地方血肉横飞的日子。
下午13时，攻击松骨峰阵地的美军开始了第五次冲锋。由于中国军队的合围越来越紧，美军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参加向松骨峰冲锋的美军增加到上千人，美军出动了飞机、坦克和火炮，向这个公路边的小山包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猛烈轰炸。三连的士兵在根本没有任何工事的阵地上蹲在弹坑里，然后突然冲出来向爬上来的美军射击。
随着美军的冲锋一次次被打退，美军投入冲锋的兵力越来越多，而在松骨峰阵地上的三连可以战斗的人越来越少了。指导员杨少成的子弹已经没有了，他端着刺刀冲向敌人，当数倍于他的美国士兵将他围住的时候，他拉响身上剩下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喊了一声：“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然后在手榴弹爆炸之际和敌人抱在一起。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了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士兵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松骨峰的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7个活着的中国士兵。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手中。
松骨峰战斗最后结束的时候，一个从中国来到朝鲜的名叫魏巍的作家和112师师长杨大易一起走上了三连的阵地。作家魏巍将松骨峰战斗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名为：《谁是最可爱的人》。
张发政 整理 陈道明 供图
李开湘（少将军衔）
李开湘（1910年—1999年），苍溪县人。1932年在家乡参加白区地下党的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先遣纵队政治部组织科代科长，129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他在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工作时，负责敌工工作，他派遣敌工干部打入敌军内部，收集情报，瓦解敌军，同时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在解放战争中，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二野战军12军政治部主任。他在第6纵队工作时，发现和总结了王克勤这一典型，开展了学习王克勤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副政治委员。1951年，入朝作战担任12军政治部主任，后担任第3兵团干部部部长。回国后，历任南京军事学院干部部副部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政委、学院干部部部长、学院副政委、国防科委31训练基地司令员、政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朝鲜二级国旗勋章。
樊学文（少将军衔）
樊学文（1912年—1978年）苍溪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历任30军267团一营营部书记，中共绥靖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省委工作队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总务科长、中央警卫团供给处主任、警备团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热东军分区副政委、热河省委秘书处长、热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后勤部政委，随部参加了辽沈、平津和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队46军136师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46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辽宁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财贸政治部副主任，辽宁中医院党委书记。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陈宗坤（少将军衔）
陈宗坤（1915年—1982年）旺苍县嘉川镇人，1915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6岁时,家贫负债累累,父亲又病死，在姐姐的帮助下，读过几年私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过童子团小队长。1933年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红4军11师32团当战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就参加了长征。在长征中，先后升任班长、排长、连长。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抗日义勇队队长、营长、团长、冀察军区第13军分区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过平型关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军区第19分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7军分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独立7师师长。参加了平津、解放天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湖南省军区长沙军分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军政干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4文化速成中学校长,第41军副军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广州军区副参议长,广州军区司令部顾问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赵承丰（少将军衔）
赵承丰（1917年—1982年），苍溪县白驿乡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由地方独立营转入红四方面军30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缮写员、红军西进总队管理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委总政治部文书科长兼总政机要秘书，黑龙江军区旅政治部主任兼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省委直属党委书记，军委总干部部任免部副部长，军委总政副秘书长，总政直属党委副书记。1965年转业后，历任中共地质部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第五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政治部副主任，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党组纪律检查组组长。1983年离休。
1960年晋升为少将，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李明（少将军衔）
李明（1918年—1986年），原名李万明、李万翔，苍溪县三川镇人，1933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3营营部勤务员，第279团文书、书记。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政治处干事，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太行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晋东反围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15军队44师副政委，参加了淮海、渡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师副政委，参加了抗美援朝，任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干部任免处处长。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云南省军区副政委、昆明军区炮兵政委。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晋升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伍国仲（少将军衔）
伍国仲（1916年—1999年），原名邬国仲，苍溪县运山乡人。1934年参加红军，不久后升任班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所在的部队被编为129师385旅769团，参加了著名的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的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欲决黄河大堤，伍国仲受命率2500余人，与国民党军两个旅零一个团争夺黄河大堤，一场厮杀，歼敌1000余人。
1952年，任四川省江津军分区司令员，1958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60年毕业，任云南思茅军分区司令员，参与指挥了跨过中缅边境消灭李弥部万余人的战斗。1964年，被晋升少将时，伍国仲认为全军没有师职干部授将军衔的，自己也不应特殊。中央军委最终还是晋升他为少将军衔，这是我军当时唯一一位正师职干部被晋升少将军衔的。
伍国仲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勋章。
杜海林（少将军衔）
杜海林(1917年—1986年)，旺苍县东河镇人。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师连长，红9军第25师75团副营长。在川陕革命根据期间，曾参加过宣达战役、反“六路围攻”等著名战役，后又随军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6支队连长、副营长、营长，冀鲁豫军区第9军分区第16团副团长、团长。参加了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随营学校副校长，第1旅参谋长，第二野战军16军随营学校副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5兵团副师长。随后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46师师长、第16军副军长。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军区后勤部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顾问。
1955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罗晓平 整理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