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门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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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门格勒作为三个儿子中的长子生于农具机械工厂厂主卡尔·门格勒的家中。小门格勒成长在家中国家保守主义思想和严格的天主教信仰之中。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德意志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 (DNVP) 和保守派前线战盔老兵团“Stahlhelm”的老一辈成员。正是为此，在纳粹上台执政之后作为忠诚的奖励，老门格勒终于进入了梦想已久的市议会。1933年5月卡尔·门格勒加入了NSDAP，同时他也就是后来那些“老战士们”（"Alten Kämpfern"）蔑视地成为“三月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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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简介
- 学业和事业(1930-1940)
- 婚姻爱情
- 奥斯威辛集中营
- 奥斯威辛的“医生”
- 从奥斯威辛的逃亡和战后前期
- 门格勒传奇
- 简介
- 学业和事业(1930-1940)
- 婚姻爱情
- 奥斯威辛集中营
- 奥斯威辛的“医生”
- 从奥斯威辛的逃亡和战后前期
- 门格勒传奇
编辑本段简介
基本信息
约瑟夫· 门格勒 Josef Mengele 姓名：梅梯·约瑟夫·门格勒（名 约瑟夫，姓 门格勒） 生卒：1911年3月16日－1979年2月7日 出生地: 德国冈兹堡（Günzburg） 逝世地： 巴西伯迪亚哥（Bertioga） 外号：死亡天使 职业：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师”。人物履历
约瑟夫·门格勒
人物生平
从1921年到1930年小门格勒在当地的固云茨伯格高中Günzburger Gymnasium。1924年，当初只有13岁的约瑟夫加入了当时带有国家保守主义思想的大德意志青年团。从1927年到1930年高中结业，小门格勒一直是当地青年大队的第一大队长，而这个身份更是在其此后的事业成功道路之上起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作用。小门格勒成长在家中国家保守主义思想和严格的天主教信仰之中。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德意志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 (DNVP) 和保守派前线战盔老兵团“Stahlhelm”的老一辈成员。正是为此，在纳粹上台执政之后作为忠诚的奖励，老门格勒终于进入了梦想已久的市议会。1933年5月卡尔·门格勒加入了NSDAP，同时他也就是后来那些“老战士们”（"Alten Kämpfern"）蔑视地成为“三月烈士”（"Märzgefallene"）的那一批在1933年3月5日NSDAP取得选举胜利之后加入的投机分子了。所以如果就是为此将卡尔·门格勒称为是激进的国家社会党党员，或是称之为忠诚坚定的话，那么对他来说确实有点过于“赞扬”了。编辑本段学业和事业(1930-1940)
在1930年复活节前后，门格勒获得了成年证书Reifezeugnis，尽管在结业考试（Abitur）当中他的成绩只是中等水平，可是这并不能影响当时只有19岁的门格勒来到了慕尼黑开始了综合医科的学习。作为家族的长子，他本来没有机会选择一个这样对家族事业“毫无用处”的学科的，可是正是由于他的弟弟很早就开始了商人学业并且表现出了很高的才华，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分别就学于慕尼黑，维也纳和波恩。此间，本来对政治组织很有兴趣的门格勒对当时的国家社会党运动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最起码在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因为在一直接受国家保守主义教育的他心中，这种游街穿巷的运动并没有多少正规党派的意味。正式出于这种观点，所以门格勒于1932年只参加了“战盔青年团”而不是其他更为有名的纳粹下属组织。在1933年纳粹执政开始之时，战盔组织的成员都被SA接管，门格勒在此后不久便以身体因素退出了组织。 1935年门格勒在慕尼黑大学的提奥多·莫利逊教授（Prof. Dr. Theodor Mollison）那里取得了第一个博士学位，他在人类学的毕业题目为“对于四种种族人类的前下腭部分的种族形态学研究”（"Rassen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des vorderen Unterkieferabschnittes bei vier rassischen Gruppen")。1936年他成功地通过了国家第一考试，并且在莱比锡大学医院儿科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实习。估计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的那种貌似和蔼可亲的笑容得以形成的吧！笔者每次想到门格勒为小孩儿进行身体检查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脖子后面的汗毛直立的感觉。从1937年开始,他参加了由奥特马·冯·傅舒尔教授所领导的新建立的对继承生物学和种族纯净进行重点钻研的法兰克福研究所。编辑本段婚姻爱情
在莱比锡实习的这段时间之中，门格勒和他1939年所娶的第一位夫人伊琳·舒云拜恩相识了。在这段医科临床实习之后，他得到了医生就医执照并且从1937年9月1日开始作为医生助手为傅舒尔教授工作。在1938年他更是得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而且还是他一直非常向往的医科博士。 1937 年门格勒加入了NSDAP，仅仅一年以后他更是被精英荟萃的SS吸收了进去。这里不光是因为他本身的学位或是其他老战友们的推荐，而主要的原因是其所工作的单位为整个帝国中最为著名的种族基因和人类学的研究机构。作为能够提供纳粹当时急需的种族理论证据的重要单位，几乎所有的工作成员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在门格勒工作范围之内还有一样就是所谓“父系关系认定”"Vaterschaftsgutachten"的确定。这个这看似毫无意义的白纸证书却是可以影响生死的一纸命令的，而正是在这段掌握生死大权的工作时间之内，门格勒不但得到了足够的“种族知识”，同时他更是第一次尝到了将活人当作实验品的“乐趣”了。编辑本段奥斯威辛集中营
战期
门格勒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担任军医。他执掌集中营生杀大权，决定送进营区的犹太人是被送进劳动营从事劳动、或是送进毒气室毒杀，因此被人称为“死亡天使”。门格勒尽可能“消灭”不能劳动的人，并惨无人道地用活人进行“改良人种”试验，先后有约四十万人惨死在他手下。他曾强迫受害者接受药物注射，试图改变他们的眼睛的颜色或使他们绝育；他还在活人身上接种病毒和细菌，并在不施予麻醉的情况下对进行截肢和摘除器官手术。战后
门格勒离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前往Gross Rosen集中营。在1945年4月他假扮为一般德国士兵向西逃出，在纽伦堡附近被捕。但由于并未辨识出他的真实身分，而在稍后由盟军所释放。 在上部巴伐利亚以农场工人的身分掩藏了一段时间后，1949年门格勒到了阿根廷，在此同时阿根廷也被许多其它出逃的纳粹官员作为避难所。在停留在阿根廷的期间，门格勒与他的妻子艾琳离婚，而在1958年与他的兄弟卡尔的寡妇马莎结婚。她和她的儿子搬到阿根廷投靠门格勒。 在1960年代，他的家族在财政上支持了他过著富裕的生活。但是当他的地址在1959年由纳粹猎人所发现时，他出逃了到了巴拉圭，而马莎则与她的儿子回到了欧洲。门格勒向南移到霍汉纳（Hohenau）并且从60年代后期开始居住在巴西圣保罗州（São Paulo）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安布（Embu）。 门格勒与一名德国裔的澳大利亚妇女之间有一个女儿，这段关系存在于该女子于1960年中期拜访巴拉圭的德国殖民地期间。孩子在1961年3月10日于澳洲墨尔本出生，她的名字在出生时记录为“玛丽安（Marion）”，但在同年八月被领养时更改了。 由门格勒所写的八十五本信和日志在2004年末期被发现。他们是在1985年间一次针对沃夫朗（Wolfram）与莉泽洛特·波塞特（Liselotte Bossert）夫妇的家的搜索中被查扣，这对夫妻窝藏了门格勒直到门格勒死亡。这些私人文字未被公开。 依照在PBS documentary中的报道，门格勒向他的儿子洛夫·门格勒，否认了他的实验。他宣称关于这些实验的说法是“捏造”的 。巴西的双胞胎镇
2008年，阿根廷史学家卡马拉萨（Jorge Camarasa）在他的新书《门格勒：南美的死亡天使》（Mengele: The Angel of Death in South America）中指出，门格勒在巴西创造一个优生种族亚利安人的双胞胎镇。 书中指出的地点在巴西的坎迪多哥多伊镇，当地生双胞胎机率为20%，一般生双胞胎机率为1.25%。这个小镇的路上有“欢迎来到农业社区和双胞胎园地”的牌子，并设立“双胞胎之家”博物馆。而科学家始终无法解释，为何当地有那么多金发蓝眼的双胞胎。“门格勒也许把这个小镇当实验室，实现他制造优生种族的梦想。”卡马拉萨说道。书中并表示，门格勒在1960年代多次造访这个以德国裔农民居多的巴西小镇，他自称是兽医，但也为妇女医病，给她们打针吃药，并要求她们验血，使得不久后，小镇上的双胞胎爆增。纪念碑
2005年3月8日，一座为纪念纳粹受害者设立的雕塑在约瑟夫·门格勒的家乡落成。 这座雕塑立于德国巴伐利亚邦（Bavaria）居恩泽伯格镇一所小学校园中，上面的铭文写道：“没有人可以将他自己与其民族的历史切割。一个人不该也不能让历史睡去，否则历史会再次重演，并且成为现实的一部分。”铭文四周雕塑著许多双哭泣和受惊吓的眼睛，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二战期间纳粹骇人听闻的种种德行。东线随军医生
(1941-1943) 1940年6月15日，约瑟夫·门格勒调入国防军服役。他首先服役于陆军第九医疗辅助后备营。此后不久，作为SS成员的他主动要求进入SS党卫军，并且从同年8月11日开始工作在Posen的移民事务中心。 在1941年初或是同年初夏，门格勒进入了新建的SS党卫军维京师第5.SS工兵工程营(SS-Pionier-Bataillon 5)，并且跟随此部队参加了俄罗斯战役。 在各大小战斗中，门格勒获得了多次奖励并因此多次进行了军阶晋升。关于一些材料之中所叙述的在这一段时间门格勒曾经为帝国SS和警察部队医生领袖工作过的观点，笔者认为可能性很小。但是就其在战场的表现来看，门格勒作为医生还算是很不错的！尽管笔者很不愿意承认，可是却也得相信事实，毕竟军中火线奖励不是那么容易得的。 1943年1月，从一次严重的战伤恢复过来的门格勒被定为了不可上战场的级别之中，并且被调到了柏林的SS步兵后备东部营（SS-Infanterie-Ersatz-Bataillon Ost）。关于这个调动，笔者认为有很大程度并不是门格勒本人的意愿，最起码他在调动命令下达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到部队进行报道的，当然这个只是个人猜测没有确定的证据的。在那里很是休闲的他开始为威廉皇帝研究院Kaiser-Wilhelm-Insitut的人类学系工作，而他的当时的人类学系系长正是当年的导师傅舒尔教授。残酷的人体解剖实验
这位因受伤而从战场前线退下来的军医，开辟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另一个时代。 门格勒尽可能多地‘消灭’不能劳动的囚犯,惨无人道地用活人进行‘改良人种’试验,先后有约40万无辜生命惨死在他的手下,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他曾强迫受害者接受药物注射,以改变他们的眼睛的颜色或使他们绝育;他还曾在活人身上接种病毒和细菌,并对他们在不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截肢和摘除器官手术。 这位在实验室中要孩子们叫他“好叔叔”的医学博士，利用那些无辜的孩子进行惨绝人寰的实验。他用食物和面包引诱孩子们，就为了获得他们的配合。 他的行为是为人所唾弃的，但是，他在人类遗传基因学方面的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理论
约瑟夫·门格勒的理论是：“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来。” 门格尔的杀人政策很古怪，例如他在距地面150至156厘米的地方划了根线，凡是身高不在这两根线范围内的孩子一律被送进毒气室。偶尔门格尔也亲自开开杀戒，他天生有洁癖，而且还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将那些皮肤上有斑点和小疤痕（如阑尾手术留下的）的人统统送进毒气室。这个身材瘦小的男人，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深绿色的纳粹制服也总是烫得平平整整，军靴擦得锃亮，鹰隼一般的眼睛盯着他的“猎物”。戴着白手套的手里权杖不停地挥舞着。“猎物”们由此分成左右两个行列，左边的处死，右边的留下。试验
他最为著名的试验是关于眼球的试验。门格尔将颜料注入孩子们没有麻醉过的眼球，孩子的眼睛大多因此失明，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自不必说。据另一位集中营医生说：“1943年9月，当我来到吉普赛营地时，看到一张木桌上摆满了眼球。所有这些眼球都被贴上标签、编上号码。眼球的颜色有淡黄色、淡蓝色、绿色和紫罗兰色。” 更令人恐怖的是压力舱试验。犯人被关进一个压力舱，他们的呼吸情况被详细记录下来，直到断气为止。压力舱内巨大的压力常常使犯人的身体紧贴到舱壁上，要么窒息而死，要么肺部爆裂而死。 幸存者回忆起当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笑容可掬的“门格尔叔叔”给他们带来糖果和衣服。然后他们就被带上了涂有红十字标志的大卡车或者他的私人汽车，并被直接送往医学实验室。编辑本段奥斯威辛的“医生”
(1943-1945) 在1943年5月，奥斯威辛-彼尔肯瑙Auschwitz-Birkenau吉普赛人营的医生——Benno Adolph因病退役，而正处于预备役中的已经升为SS-Hauptsturmfuehrer军衔的门格勒医生却正是一个相当好的后继者。而这里也有一个值得讨论一下的问题：尽管门格勒一再强调他是主动要求进行调职的，可是在后备营部众多的请调申请之中根本就没有见过他的申请，同时在安逸的生活之中也并没有看到这个“自愿求职工作”的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样子，所以总的来说这个调职只是一种能够让他施展的“机遇”（汗！）而已。 1943年5月30日，约瑟夫·门格勒正式开始了在奥斯威辛的工作。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尽管门格勒的名气最大，可是他并不是整个奥斯威辛营的总医官，他只是医官队中的一员而已。在奥斯威辛营中官阶最高的医生是从1942年9月1日起作为SS-驻扎营地总医官的SS-Hauptsturmführer 爱德沃德·威尔茨（Eduard Wirths）。 但是门格勒确实也算是个主治的医官的，他领导范围是吉普赛营的一小部分，所谓的营地区 B IIe。尽管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权利范围还是很小，可是他的晋升机会却在彻底消灭了所有在押吉普赛人之后出现了。他成功接管了所谓的在押人员医护营（Häftlingskrankenbaulager）B IIf的领导权，也就意味着他成为了直接可以进行屠杀的主医官群体之中了。 在小标题中，笔者就将医生的两个字用引号圈上了，因为门格勒医生的职责范围与一位真正的医生毫无关系。表面上作为营地医生应该对营地中的在押人员医疗和营地的卫生以及可能出现的流行病负责的，可是在奥斯威辛“毁灭”营中所有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存在的，那就是杀人而绝不是救人的，就连医生也是如此的。他们负责协助毒气室的工作，规范枪决和肉体惩罚，监督对人员分类进行挑选，亲手将Phenolin毒液注射到在押人员的心脏中（戏称为"Abspritzen"，也就是削掉尖头的意思)等等。可能唯一一样可以算是正规医生职业范围之内的工作是开出死亡证明了，只不过他们不光为死人开，同时更是十分乐意为活人开的。 在门格勒“主治”的医院之中这种矛盾就更加明显了。一方面，他们要为那些患上极、极、极小病症的在押人员进行治疗，以便这些劳动力可以迅速恢复工作；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对所有重病或是受重伤的在押人员进行挑选，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消灭工作范围
对于门格勒来说最为重要的工作范围：分级挑选和活人实验。 作为营级主治医官，门格勒在工作之中从没有表现出任何愧疚或是一丁点儿的迟疑，似乎这一切都是他在医科学习中所学得的必修课程一样。估计各位战友都应该在电影之中看过什么叫分级挑选的，在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内由一个人所作出的决定就可以决定几十人的生死的。可是门格勒喜欢的却不是这种快速的决定，他却特别愿意亲自对他的“患者”有所了解，然后再做出他的生死判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幸存者之中对门格勒的恐怖印象如此的深了！而且在所有能够在门格勒所管的营中平均3个月的“生存期限”下幸存下来的人都对歌剧有着极深的恐惧和厌恶的，因为门格勒在这种本就极为“轻松”的工作中是不会忘记自己心爱的唱片留声机的！ 与活人实验相比较起来这种分级挑选或者还算是人道一点儿的死亡方式的。门格勒的头上这个死亡天使名字的真正来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各种人体实验的。尽管在纳粹的各种集中营当中活人实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且试问海德堡、法兰克福和柏林医科大学的标本室中到底有多少标本是没有“来历”的，估计从那个天文数字当中大家就可以了解到这种医疗实验是很普遍的。主攻方向
作为人类学和基因学专家的门格勒，他的主攻方向是他最擅长的对双胞胎的研究。在他掌管了营级的医官之后，他马上开始充分利用了奥斯威辛的“人员优势”，几乎在不到一个月之内上百对双胞胎被集中了起来，其中多是些孩子。而笔者认为，那个后来的所谓死亡天使的名头其实还可以理解成为天使的屠杀者的。 在这个死亡的营地之中门格勒的研究没有任何的道德和人理的约束。在没有任何麻醉措施的情况下，他的各种医学上毫无意义的实验手术和故意的注射传染病体等等都将他的“实验品们”推上了死路，而同时更是将他自己摆上第三帝国人类学各种“科学”杂志中最为领先的研究专家的行列之中。在德国本土之中，很多的同类研究者都是极为羡慕门格勒的研究成果的，有好多都曾经应邀到奥斯威辛“做客”的，而他们的各种“临床”研究成果更是进行了广泛的传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笔者对四、五十年代各国，尤其是洗劫了海德堡医科研究馆的美国和一举“破坏”了柏林威廉研究所医科资料库的苏联，对他们两国当时对人体基因和形态学的各种研究进步都是抱有着极大的保留的。谁知道在这个光鲜的成果后面有多少这种鲜为人知的背景呢？编辑本段从奥斯威辛的逃亡和战后前期
(1945-1949) 1945年1月17日门格勒从逐渐被苏联红军逼近中的奥斯威辛向西逃窜。在1月23日或是24日，他赶到了另一集中营——大玫瑰Groß-Rosen,稍作休息之后他又迅速转站向柏林。 在回到柏林之后，当时负责帝国集中营的最高医官——Dr. Enno Lolling，命令他重新赶回大玫瑰集中营，并且任命他为SS驻扎营地总医官。在匆匆赶到他的最后一个正式官职就任的几天之后，整个大玫瑰营的主营地必须全体撤退。而门格勒最有可能的去处是和其他的集中营指挥官来到了当时的辅助营地——赖兴瑙营。他很有可能在四月底的时候离开了这个营地，并且在5月2日的时候躲藏于西部的一个国防军战地医院之中。这时的他已经不爱穿着SS的军装了，而是换上了一件普通的国防军军服了。 1945年6月门格勒所隐藏的这支部队被美军部队全军俘虏了。因为门格勒在进入SS之时坚决拒绝了在下臂上的血型刺青，所以他这个SS成员并没有被人发现，并且成功地用假名Fritz Hollmann于同年的8月从美军的战俘营中释放了出来。当时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就这样将犯下了滔天罪行的门格勒给放跑了，而且还是踪影全无！ 此后，门格勒一直坚持回到了自己的老家Günzburg。在8月底的几个礼拜中他一直躲在家乡的山林之中。从10月初开始，拥有着两个博士头衔的门格勒医生开始在一间农庄之中当帮工。在1948年8月1日，门格勒离开了叫做Lechnerhof的农庄.至于在此后的几个月中门格勒到底躲在了哪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很有可能他重新回到了Günzburg，并且在那里得到了自己家人的帮助。逃亡南美和在阿根廷的生活
(1949-1959) 1949年4月15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约瑟夫·门格勒开始了他的南美大逃亡。凭借着伪造的意大利证件，他以Helmut Gregor 这个名字一路艰险的来到了意大利的海港Genua。在那里他又施展了自己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学识和气质再次从瑞士的领事馆成功地骗得了一个红十字护照。尽管之后他又因为企图贿赂一名工作人员以便获得一张意大利开出的旅行签证而被捕，因为那名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管签证的事情，可是他还是在缴纳了罚款之后被放了出来。最后的最后，他于1949年5月25日乘坐“North King”离开了欧洲向阿根廷逃去。 在1949年6月20日门格勒终于踏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而这位当年的营地医官则在来自Günzburg老家的资助下逐渐适应了流亡在外的生活。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提上一句，门格勒家的农机工厂尽管在战争期间大批使用了当时的“强迫劳工”，可是在战后的国家再造和经济恢复中依然迅速的缓了过来，并且还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门格勒根本就不用考虑经济的问题。而且在五十年代正在重建的德国司法机关中依然存在着许多纳粹时期的工作人员，所以在追究德国纳粹战犯的事情上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以至于向门格勒这样的一级战犯竟然可以逍遥法外了。 尽管门格勒这个胆小鬼自己跑了出去，可是他的家庭生活还是被他的罪行搅乱了。于1954年3月25日伊琳娜·门格勒通过杜塞尔多夫地方法庭与门格勒正式离婚，门格勒由他的律师代表出席了审判。他的1944出生的儿子Rolf在1956年的时候再次与自己的生父在瑞士相见，只不过将他认成是一个远亲而已。约瑟夫·门格勒的弟弟卡尔于1945年过世，身后并没有子嗣。 有很多证据都表明门格勒经常回到自己的家乡的，而且他没受到任何为难或是怀疑。就连在阿根廷，他竟然在德国大使馆申请了身份认定，并且还在领事馆工作人员和波恩外交部的共同默认下成功地得到了一本联邦德国护照！于1958年门格勒与他弟弟卡尔的妻子的Martha在南美再次结婚，并且生有一子——Karl-Heinz。巴拉圭和巴西
(1959-1979) 在1958年8月3日，也就是门格勒结婚后的第五天，记者昂斯特·施纳伯Ernst Schnabel正式向德国警方报案。直到1959年2月25日，第一道抓捕命令才正式下达了。与此同时，已经得到风声的门格勒急忙夺路而逃，迅速躲进了还不在追捕命令范围内的巴拉圭。而他的新娘和孩子则不得不重新返回了欧洲。从这一日开始门格勒悠闲的生活结束了，他身后的抓捕队伍则越来越庞大了。 尽管在巴拉圭门格勒得到了公民身份，也就说他将不可能遣返回德国受审，但是他的新证件上的名字为José Mengele，也就说他在申请证件的时候已经犯下了伪报罪了。同时在1960年5月11日轰动一时的以色列情报组织强行抓捕Adolf Eichmann的先例之下，门格勒很清楚他自己所处的危险的。1960年10月，几乎被这种恐惧折磨得快疯了的门格勒逃向了巴西，可是他知道高居摩萨德Mossad黑名单前列的自己是不得不逃的。 在几乎是完全型的隔离下，门格勒在巴西的圣保罗生活了接下来的二十年。他与一对匈牙利出身的夫妇共同开垦一块儿偏僻的农庄，并且尽力与外界保持隔离。尽管如此，可是外界对门格勒这个人的关注却依然没有减退的意思，反而在1963-1965的法兰克福奥斯威辛审判的影响下，这种注意更是逐渐增强了。门格勒在被追无奈之下，从1975年起他只能躲在圣保罗最下层的城区中的一栋小房之中。编辑本段门格勒传奇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关于这位集中营医生产生了很多不真实的传奇和夸张的事迹，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 同时门格勒的传奇更是被侧面的衬托了起来。例如：最为著名的纳粹捕捉者Simon Wiesenthal在门格勒一案中恶劣的表现更是将门格勒塑造成了一个不可抓获的形象。由于他多次谎称在即将抓获门格勒的时候却被其逃脱了，而实际上他根本就从来不知道门格勒到底在哪里，从而产生出了各种更加离奇的传说出来！！！与此同时各种媒体的记者也都向抢先与门格勒取得采访权，哪怕是拍上几张照片或是一段录影也好。甚至更有过分者竟然声称自己已经将门格勒刺杀了并且给吃了的！！！恶魔之死
在1979年，约瑟夫·门格勒在南美唯一的一家值得信任朋友波色特（Bossert）邀请他一起尽心夏季旅游。在1979年2月7日门格勒在巴西旅游胜地Bertiga游泳之时突发性心脏病造成的衰弱溺水身亡。几乎是在第二天他就被下葬于圣保罗郊区Embu那里的一个名叫Nossa Senhora do Rosario的墓地。在他的墓碑上刻着Wolfgang Gerhard这个名字。 在各界的压力之下，德国的警方和司法部门加大了对门格勒的抓捕行动。并且在对门格勒家族最为重要的帮手和信任人——汉斯·斯德尔麦亚的住房进行的搜查中，终于找到了最为重要的线索。因为他一直被怀疑是负责门格勒家与南美的约瑟夫·门格勒联系的重要中枢，所以在这次突然进行的搜查中没有人预料到会取得这样重要的证据。于1985年6月5日，门格勒终于被发现了，一个充满了传奇的罪人终于被找到了！ 在由各国法医专家组成的解剖组的鉴定下，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内约瑟夫·门格勒的身份被正式确定了。在众多被门格勒受害人的坚持下，与1991所做的DNA测试才真的毫无疑问地将门格勒这个恶魔送入了地狱之中！受害人的数量
约瑟夫·门格勒所杀害的受害人的数量几乎是不可能准确地进行确定的。在门格勒调入奥斯威辛的时候，整个毁灭计划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可是却也并没有达到其效率最高的时候，所以在统计数量之时必须要将时期限制考虑进去。在分级挑选之中到底有多少人被送到了毒气室，或是在活人实验中到底有多少死在了实验台上，这些都只能大约地进行估计的。最新的调查将奥斯威辛受害人的数目放在了大约一百一十万人上。可是门格勒并不是唯一一个负责分级挑选的医生，就是在他负责的专属营地中也还有其他的医生协助工作的。而且笔者认为奥斯威辛集中营所指的是一个占地相当的复杂营地，其中众多的附属营，如Auschwitz-Monowit劳动营，之中一样每天都会有人受难的。 可是活人实验数据上，根据门格勒的试验报告和论文材料来看，由他亲自或是直接下令谋害的死者人数最低为五位数（！）甚至可以达到的六位！！！在双胞胎的死亡数量上尽管没有准确的数据，可是相比较之下可以很好地进行估计。作为经过确定的最高双胞胎数量为350对，这个是1944年盛夏时的数据。 而在1945年1月死了将近一万人的大搬迁步行中，双胞胎的数量依然可以保持在72对左右。当然在每一天的运输火车之中都会有新到的双胞胎被送到了奥斯威辛，并且交到了门格勒的手中。在将近1500对双胞胎，也就是大约3000人之中只有大约80到100对门格勒手中的双胞胎幸存了下来。而这个数字可以说是最为“贴切”的了。 一位幸存者回忆起他的双胞胎兄弟：“门格尔医生对Oliesky非常感兴趣，他在Oliesky身上做了几个手术，其中一个脊椎手术令Oliesky瘫痪，从此再也没站起来。后来医生切除了他的性器官。第四个手术过后，我便再也没有看到Oliesky ……” 但当1945年的某一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们醒来时,他们发现所有的党卫队都消失了,其中也包括门格尔.他在他的情妇,一个出生豪门的犹太女人的帮助下永远地蒸发了... 但是人们还是将信将疑，怀疑这可能是个骗局。直到1992年，当从遗骨上提取的DNA与从门格尔遗孀那儿得来的血样的DNA对上号后，终于盖棺定论：“这的确是约瑟夫·门格尔的遗骸。”遗言
在2004 年，门格勒从巴西所写的信件和日记笔记被公开出版了。由于涉及版权和宪法规定等等的限制，所以大多数都是以译成葡萄牙语的版本为最全。（可惜兄弟到现在还没有机会找到原文，让本人再找找，相信一定能给大家弄到几段的！） 尽管如此，从他的各种信件中所流露出来的流亡在外的思想变化和生活琐事都体现的淋漓尽致了。门格勒从始至终就没有对他的罪行有所认识，就更不要谈什么悔恨了，就是到了临死之前他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不但坚持自己的种族主义为正确的理论，同时对任何指责纳粹时期的批评都不予以接受的。 尽管如此，门格勒在1972年依然在考虑是否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不知道在今天我的祖国会是什么模样？难道他还是我的故乡吗？我的家乡还会将我当作敌人那样看待吗？” “Aber wie ist heute meine Heimat? Und ist sie noch meine Heimat? Wird sie mich nicht als Feind empfangen?” 从1985年起还有大约85个非公开的文件保存在圣保罗巴西联邦警察的档案保险箱之内，这些文件多数都是从门格勒的朋友和联络人的家中搜查出来的，而从真实性和准确性上来看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第一手材料的，所以关于门格勒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无处进行补充的情况的！百度百科中的词条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尤其在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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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配”双胞胎7岁了
又像又不像的双胞胎姐妹
回忆起孩子刚降生时的情景，凯莉说：“我注意到她们都有着漂亮的蓝眼睛，但雷梅是金发，基安是黑发，肤色偏黑。看到她们的第一眼我有些吃惊，不过对我而言，她们就是正常孩子。我当时想，随时间流逝，她们会越长越像。”然而，姐妹俩的外表差异越来越大。基安的眼睛逐渐变成棕色，皮肤颜色也越来越深。
“有人问我为什么给她俩穿一样的衣服，”英国《每日邮报》援引凯莉的话报道，“我回答，‘因为她们是双胞胎’。后来，我居住地区的居民陆续知道她们是双胞胎。”
尽管外貌上的差异明显，但仔细观察，雷梅和基安仍有相似之处，比如她们脸型相似，都是卷发。
各方面的微妙异同伴随着姐妹俩的成长。两人学会走路和说话的时间不同，学会的第一个单词却都是“果汁”。凯莉说，基安更自信，爱指手画脚，讲话声音较大，雷梅则性格平和，喜欢三思而行。
两人现在上小学，同校不同班，因此朋友圈不同。她们都喜欢唱歌、跳舞，喜欢唱美国说唱歌手尼基·米纳杰和女流行歌手蕾哈娜的歌，但基安喜欢动物，雷梅喜欢烹饪。
“她们很亲近，是好朋友，”凯莉说，“两人总是一起玩耍，一起看书，互相帮助。有时两人会在相同时间做同样的事，甚至会同时打喷嚏。”
凯莉说，7年来，姐妹俩从没问过她们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她们从没烦恼过肤色问题，这对她们而言不重要。”
出现两种肤色的双胞胎几率非常小
双胞胎出生概率原本就比较小，出现黑白两种肤色的双胞胎更为罕见，体貌特征相差如此之大的双胞胎出生概率仅有百万分之一。凯莉和双胞胎的父亲雷米·霍德均来自“黑白配”家庭，母亲是白人，父亲是黑人。英国多胞胎基金会专家简·登顿解释说，7个基因决定肤色。雷梅和基安之所以肤色完全不同，是因为两个不同的卵子与两个不同的精子分别结合，并且两者决定肤色的基因也不同。
“这相当罕见，不过的确可能，”她说。
据新华社 
章孝慈
章孝慈，1942年生，与章孝严为孪生兄弟。1949年赴台。东吴大学中文系、法律系双学士。美国杜兰大学法学博士。曾任东吴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1996年病逝。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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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章孝慈
生卒：1942—1994
籍贯：中国(浙江省奉化)
章孝慈，1942年生，与章孝严为孪生兄弟。1949年赴台。东吴大学中文系、法律系双学士。美国杜兰大学法学博士。曾任东吴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1996年病逝。
蒋经国之子，章孝严孪生兄弟。不到半年，其母章亚若早逝，由外婆抚养。为了不损害蒋家的名声，章氏兄弟未能正式进入蒋家，姓氏只能冠以母姓。虽不能姓蒋，但蒋介石却亲赐名孝严、孝慈，排在第三代“孝”字辈中。 章氏兄弟失去母亲，又得不到父亲的关爱，从小就跟着外婆、舅舅长大，受了不少磨难。1949年到台湾后，住在新竹，家境愈加困难，兄弟俩和外婆同睡一个房间，家里没有沙发，没有收音机和电扇，更没有电视机等设备了。但他们的外婆个性倔强，家教很严，一再教育他们做人要有志气，有骨气，不要轻易求人。 艰苦的环境对兄弟俩的个性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也锻炼了他们的韧性和奋发精神。中学毕业后，他们双双考上了东吴大学，孝严进了外文系，孝慈进了中文系、法律系。兄弟俩在上大学时，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其身份是被严格保密的，他们也不能认祖归宗。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他们都未置身家属其中。 章孝慈具学者风度。他在东吴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法律学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德克萨斯教会办的南美一所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到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校继续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求学经历，共获两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这位获得多个学位的学者，和兄长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成。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做过保安，在餐厅打过工。
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任命为法学院院长。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务，仍兼任法学院院长，1992年后出任代理校长、校长。别人评价他“头脑细密，办事有步骤，讲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平时虽然不大爱讲话，但教学、演讲都不错。” 章孝慈一直与政治保持距离，但是，他并非不懂政治，也并非对政治不感兴趣。事实上，身为法学博士的章孝慈，对政治自有其想法和理念。蒋经国在世时，为保护蒋家声名，他一直否认他与蒋经国的父子关系。蒋经国逝世后，他才坦然声明：“他是我父亲！”章氏兄弟与蒋家关系已明确，与孝武、孝勇兄弟的交往也日渐密切。在蒋孝文和蒋孝武的葬礼上，章氏兄弟都以家属的身份出席。 蒋经国去世后，章氏兄弟更加发奋努力，其政治前景也一片看好。国民党十三大前夕，章孝严、章孝慈同时声明参加竞选。初听到这个消息，许多人感到很惊讶。章孝严在政界大发展，当属人们意料之中，而以学者出名，淡出政界的章孝慈也竞选十三大代表，实在是想象不到的事。因为在一般人印象中，他始终不带什么政治色彩，外界也极少的把他定型为“政治人”。章氏兄弟经过努力，在国民党十三大上双双以高票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票数多少排位，章孝严列居第6位，章孝慈列居第11位。 正当兄弟俩踌躇满志之时，1994年10月，章孝慈在回大陆参加学术讨论会时，不幸突发脑溢血，于1995年在台北病逝。章孝严于1999年，因婚外情暴光而辞职。 1997年，时任台湾“外交部长”的章孝严收到了浙江老家三位蒋家族长给他的联名信，承认他和章孝慈是蒋氏后代。但是，章孝慈已不在人间，成为遗憾。
章孝慈（1942--）浙江奉化人，蒋经国之子，章孝严孪生兄弟。其母章亚若早逝，由外婆扶养。1949年渡海入台，定居于新竹。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后留学美国，获南美以美大学政治学硕士、杜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台后，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88年当选国民党“十三大”中央委员。后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兼院长。现任东吴大学校长。
章孝慈和章孝严是蒋经国的私生孪生儿子，真是可怜的人。真是属于没爹没妈的孩子，6个月大的时候，母亲神秘在医院死亡，而父亲活着的时候一直没有相认。经国先生死掉的时候，将孝严才偷偷的跑过去看一眼遗体，而且还是半夜11点，把所有的人都支开，从冰藏室拉出这个所谓神秘父亲的遗体跪拜两下，这是他一生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最后一次，而章孝慈已在几年去去世了，至死都没有见到亲生父亲一面。可悲呀。普通人这么容易得到的东西，他们却得不到。
他们是蒋经国的儿子几乎全台湾人都知道。却至死父子都未能相认
1938年．蒋经国被父亲蒋介石派往江西南昌，在那里，因为工作关系蒋经国结识了秀外慧中的章亚若，不久两人相恋，而当时的蒋经国已与蒋方良结婚3年1942年1月．章亚若在桂林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取名蒋孝严、蒋孝慈但在孩子出生不久后．章亚若就离奇死亡了,为了这对双胞胎的安全，舅舅章浩若将他们改姓为章,1949年，在蒋经国的安排下．蒋孝慈一家由南昌来到台湾新竹。
蒋孝严、孝慈兄弟虽然在蒋经国在世时，并未等到名分上的承认，但是父亲无疑是他们成长最为关键的幕后推手；与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相比，孝严、孝慈更懂得人世艰辛，他们自立自强，努力拼搏，在各自钻研的领域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因此他们无疑是蒋家第三代最夺目和成才的双星。
独一无二的我
章孝慈
我的脸上有一个醒目的塌鼻子，说它塌可真是名副其实哟！
我的鼻子可塌了！爸爸有时还对我说：“从侧面看，都看不见你的鼻子了”！听了爸爸的话，我连忙拿起衣夹子夹住鼻子，想让它变高变挺，可是，哪里夹得住呀，刚一夹，衣夹子就掉下来了，本来想让鼻子变高，没想到鼻子反而变红了。
鼻子塌是我的缺点，可耳朵灵是我的优点，不如来看看我的灵耳朵吧！
我的耳朵可灵了！晚上睡觉，妈妈和爸爸在门外讲话，我耳朵一竖，就听到了他们说的话，早晨起床，我告诉了爸爸，羞得妈妈脸都红了。
这就是我，在这世界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我，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
大约是一九四五年暮春，章浩若先生来铜仁接任县长。出现在我面前的章县长是一位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青年人。他谈吐文雅，表情热烈。到职没有几天，就来我校视察，经过交谈，知道他是南昌人，而我祖籍也是南昌府丰城县，我们自然成了真资格的“老表”。当他得知这一关系后，倍感亲切。他热情地勉励我：“你年轻，有干劲，现在担当的是标准中心学校校长，你必须把这所学校办好。为铜仁全县十六所乡镇中心学校起到示范推动作用。如遇工作困难，及时来找我，我一定尽力支持。”果然，后来他是实践诺言的。我没有想到，在此兵荒马乱的抗战年头，还会有这位父母官重视教育。他以后常来我校看看，我们的私交越来越好。他曾经赠我一本《重庆影集》并亲笔题签。原来他打抗战爆发，就投笔从戎，奔赴武汉，当了一名战地记者，以后跟随张雪中将军，参加庐山保卫战，当过上校参谋长，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但多年的戎马生涯并未洗尽他的书生本色。
县教育科长出面来找校长，说是章县长有对孩子要来进幼稚园，这当然不用商量，立即办入学手续。不几天，一对取名“大毛”、“小毛”的孪生兄弟来园学习了，伴随孩子来的还有一老一少两位妇女，从年龄看我估计是他们的妈妈和奶奶，后来知道她们是县长夫人纪琛和章老太太。但更特别的是同行的还有两们气宇轩昂的卫士，身佩盒子枪，牵着四岁左右的大毛小毛形影不离，令全校上下感到神秘莫测。
自章家兄弟来校后，前来围观的人日益增多。因大毛、小毛的长相酷似，人见人爱，从头到脚着装完全一样，老师和我都难以分辨，时常叫错他俩的名字。从县府到我校，相距不过几百公尺，每天来去四趟，都是让孩子骑在卫士肩上（铜仁叫“骑马马肩”）以肩代车。来校后，两个卫士就在教室外站岗，整天如此，从不离岗。
一九四三年增设了幼稚园，由杨淑仙和程家犹两老师任教。杨老师是受过专业训练擅长幼儿教育的能手，外号“土明星”，经常扮演话剧主角，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的助手程老师，是逃难来铜仁的武汉音专高材生，也是能歌善舞的好老师。章氏兄弟进校后，很快就与这两位老师相处融洽，亲如家人。根据杨程两位老师回忆，章氏兄弟虽个性孤僻，但聪慧过人，唱游和简易知识几门课都是优秀，当时，为了便于幼儿们记忆，每个孩子用的桌椅等用品上分别贴上一个动植物图象（苹果、小狗•••）以示区别，杨老师为此征求大小毛的想法，不料小兄弟天真的说：老师，就叫我们大猫小猫吧！不一会儿，兄弟俩各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花猫。从此，全班同学和老师都亲热的称他们为“大猫”、“小猫”。
那年过春节，章县长在县府观看龙灯、狮子灯，大小毛在章老太太的携带下，津津有味的欣赏着。当地苗胞穿上节日盛装，男的吹着芦笙，女的跳起了芦笙舞，章氏兄弟情不自禁的跟在后面跳起来。一阵欢乐过后，表演结束，突然不见了他两兄弟，卫士们脸都吓白了，四处呼叫寻找，最后在县府内厅找到两兄弟，只见他俩学着苗胞头上围着头巾，正在翩翩起舞•••大伙儿才松了一口气。
一九四六年岁末，章县长调离铜仁去南昌，章氏兄弟随他的舅舅远走高飞，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在1996年病世，使得大家禁不住想要问，同样是一对孪生兄弟，章孝严、章孝慈在出生时辰上仅是几分钟的差异，为什幺在命局上竟有如此大的天壤之别？
从章孝严口述中得知他们兄弟俩出生的正确时间是1942年正月十七日，但是时辰不详，依据章孝严所回忆的童年往事，推断这对孪生兄弟很可能都是子时出生；哥哥章孝严是正月十六日夜晚十二点以前出生，学术上讲是夜子时，而弟弟章孝慈是十二时以后才出生，就变成了正月十七日早子时，所以同样是相差几分钟的孪生兄弟，在八字上却是完全不相同的命局。
章孝严的八字
壬 壬 甲 甲
午 寅 寅 子
章孝慈的八字
壬 壬 乙 丙
午 寅 卯 子
哥哥的日干是甲木，是大树；弟弟的日干是乙木，是藤条，这其中的差异很明显了。
夜子时与早子时出生的人在命局上会造成很大差异。在基本上这对兄弟都是木命。哥哥章孝严是甲木，弟弟孝慈是乙木，所以在样子上很相像，均属贵格。在他俩一至六岁时走癸水运，甲木、乙木都不需要癸水，所以这时候兄弟俩身体都很弱，很不好养，有过大毛、小毛之称。虽然从小不好养，但他们在十六岁以前过得日子相当安稳，受到家人妥善的照顾。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这五年里，家族有事发生，如他们的外婆去世、舅舅生意做得不好等，经济上发生问题，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是大体上在他俩二十六岁以前，就个人成长的过程来说，还是相当顺利，读书也很好。
从二十六岁到五十一岁这二十五年中，大运走火运。哥哥章孝严当上侨务委员长，弟弟章孝慈也做了东吴大学校长。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他俩在命局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原因有二：一是八字上的差异，二是方位风水的问题。哥哥是甲寅日出生（十六日夜子时），是大树，所以筋骨很强、精力旺盛、口才好、个性很直，可说是全阳的命格；而弟弟章孝慈是乙卯日（十七日早子时）出生，是乙木，是藤条，六乙鼠贵，是个纯文人，体力不好，凡是乙木的人，手脚容易受伤，在个性上不爱说话、不喜欢麻烦别人。兄弟俩与四十六到五十一岁走未运，午未合六局，火太旺往上烧，所以弟弟章孝慈眼晴受伤。1994年是狗年，戍土运，寅戊戌三合成火局，兄弟俩流年、大运都走燥土运，甲木克得住燥土，而乙木是树枝、藤条，克不住反而被折断，同时又往北方走在方位、风水上极为不利，所以中风。
命理、风水对我们的一生实在是太重要了，所谓一运，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当大运、流年都不好的时候，就要靠风水来趋吉避凶，通常我们居住的风水只要住满三个月以上，即会产生磁场效应，而与我们的大运发生密切关系，譬如说大运好的人，尽管所住的风水不好，还是勉强可以过，但是做得很辛苦，赚不到什幺钱；如果大运不好又碰到不利的风水，就会加倍的凶，以至一发不可收拾。章孝慈就是一个实例，1994年是土狗年，流年、大运都走燥土运，基本上乙木无法克住那幺燥的土，他又往北方走，而当时正值冬天来临，北方属水，水冲木，木浮于水中，这象征着一个人的手、脚都不动了，所以才会发生严重的后果。到了1996年，流年丙子，大运戊申，乙木见子为病，大运戊申与月柱壬寅天克地冲，流年丙子之子与日支犯刑，乙木之根尽失，所以驾鹤西去。
前东吴大学校长、立委蒋孝严胞弟章孝慈的女儿章友菊，在父亲过世十周年之际，对于外界看她是“蒋家第四代”，章友菊说，这个包袱太沉重，她未曾与蒋家人互动，现实生活中像是毫不相关。
“我不觉得自己是蒋家人，没有认祖归宗的问题”。她直言，一直无法认同为了政治，大伯父章孝严改姓蒋的做法。章友菊也透露，自从父亲过世后，蒋孝严与他家很少联系，“就连过年都见不到伯父的面”。
章友菊，不少人对她一度投书抨击大伯章孝严改姓记忆犹新，但她从未曝光，鲜少人知道她的情况。从事瑜珈教学的章友菊，并不避讳谈及她与蒋家、蒋孝严间的敏感话题。
章友菊，至今想法没有改变，并非不满伯父，只是不喜欢他这种行为，因为“我不相信大的政治动作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在她的记忆里，只能说，祖先好像是个不平凡的人物，但现实生活却毫不相关。
对于社会上蒋家第四代的认知，章友菊说，直到去年，内心仍有严重的冲突，因为这个包袱太沉重。事实上，是跟外公、外婆比较亲近，与蒋家毫无互动，却要承受外界异样的眼光，以前会觉得情何以堪，如今尝试放下这些想法，学习做自己，内心已不再有蒋家第四代的阴影。
对于年龄接近的蒋友柏、蒋友常，章友菊说，没有见过两兄弟，偶尔会注意蒋友柏的新闻，很佩服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开创一片天。
与蒋孝严之间，父亲过世后，她与母亲、哥哥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蒋孝严与他家虽然住得很近，但几乎没有往来，连过年期间也都见不到大伯的面。
“日月星辰各就其位，这辈子开心做个平凡人就好。”这是十年前，前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在北京中风前对女儿章友菊说的话，深深影响了章友菊。台大哲学系毕业的她，放弃高薪工作，投身瑜珈教学，认真教学外还要扫厕所，没有蒋家的光环，她甘于平凡。
章友菊说，“我在意这辈子能不能做对人有帮助的工作。”
1978年生的章友菊，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回想走过的路，章友菊说，十年前，向来身体不错的父亲突然病倒，让当时十七岁的她感受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升高三的他，一边照顾父亲、一面念书，成绩曾一落千丈，父亲病逝，一度让她自暴自弃，还好有老师的鼓励，考上辅大哲学系，大二转到台大哲学系。“谁会想到每天跑一万公尺的爸爸会中风，之所以选择哲学，就是希望在有限人生中找出答案。”
章友菊说，学法律的父亲言行也影响哥哥，后来哥哥攻读哈佛法学硕士，回台后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认为“蒋家第四代”太沉重的章友菊，谈到瑜珈教学时语气明显轻松了，接触瑜珈后，不仅改变体质，也产生浓厚兴趣，“从陆文灏老师身上，更发现教瑜珈不仅专业，还需要耐力、爱心。”因为不少人是因为痛风、脊椎打钢钉才来练瑜珈，必须很有耐心教导。章友菊很爱与人互动，在瑜珈教学过程中，觉得很开心。
父亲生前的话，也影响章友菊的选择。章友菊忆及父亲生前，总爱在饭桌上提老子、庄子，父亲赴北京前，曾叮咛不要期待人生要有非凡成就，只要做个平凡人就好。章友菊回想，大学选择读哲学，现在选择当瑜珈老师，都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在南昌市的子固路上，有栋古色古香的青灰色西洋教堂建筑，它目前是贺龙起义指挥部旧址和南昌市民俗博物馆。当年蒋经国和章亚若所生的章孝严、章孝慈双胞胎兄弟俩还在此读了三年书呢，但这段历史却鲜为人知———
“蒋章恋”的最真版本
“现在社会上关于我姑姑章亚若与蒋经国的爱情故事有很多个版本，而我说的应该是最真实的一个版本”。现年60多岁的章修维先生是章亚若的亲侄子，现在是江西大宇学院外事办主任。
据章主任回忆说，章亚若祖籍浙江，在南昌出生。章亚若在教会学校、南昌葆灵女子中学（现南昌市十中）读书时是公认的“校花”。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蒋经国回到中国，而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妻子顾松筠曾拜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凭借这层特殊关系，他说服蒋介石把蒋经国调到江西来任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当时章在南昌参加了国共合作时期的抗日救亡的文艺宣传活动，有一次章亚若表演的《投军别窑》京剧节目受到了蒋经国的表扬，不过这只是两人的初次见面，后来就没来往了。
1939年3月，日寇攻陷南昌后，章亚若全家逃难到赣州，而蒋经国当时也到赣州任赣南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章亚若顺利地考入了专署图书馆工作。在一次专署举行的文艺晚会上，章亚若又表演了京剧，这使台下的蒋经国回想起这就是曾在南昌见过的章亚若，这也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随后章亚若被调到专署当文书。1941年，29岁的蒋经国在赣州效仿苏联的做法，创办“三青团”青干班并亲自兼任班主任，而26岁的章亚若又是班里的学员，于是水到渠成地演绎了一出“师生恋”。1942年农历正月十七，章亚若生下一对各三斤多重的双胞胎。蒋经国给孩子取名为“大猫”和“小猫”。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按蒋家的“孝”字辈给孩子取名为“孝严”和“孝慈”，但只能姓章不许姓蒋，此事让章亚若非常难过。正当章亚若企盼着孩子满周岁时去与蒋介石见面时，她突然发病住院，在被打了一针后就奇怪地死去了，死因至今还是个谜。
章亚若的死对蒋经国打击很大，以至于他临终前还一直喊着“亚若”。
“章大毛”和“章小毛”
章亚若离奇死去后，当时在桂林帮着带孩子的章母周锦华按照蒋经国的安排，带着两个小外孙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先后颠簸到江西的万安、赣州以及湖南、贵州等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南昌。后来蒋经国出钱给他们在章江门外的井头巷6号买了栋房子住下。当两兄弟满6岁后，被送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宏道小学去读书，因为里面开办了一个“江西省立幼稚园”。
当时中华圣公会的会长是邓述，他早年与宋子文是同班同学，与蒋介石夫妇关系也很密切。1933年的“南昌新生活运动”时期，蒋、宋还经常到宏道堂来做客。出于这层特殊的关系，所以蒋经国暗地里将两孩子托付给邓会长，邓又交代张维舟的父母照顾孩子，并定期给些美国菊花牌罐头奶粉和饼干等食品。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双胞胎的小名分别叫“章大毛”、“章小毛”，学名是“章嘉仁”和“章嘉志”，除少数人外，没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1946年春，章氏两兄弟来到南昌宏道堂的“省立幼稚园”读书。
1949年初，国民党开始节节溃退，在蒋经国的暗中帮助下，章家在驻守南昌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里办好了随军队撤退的手续。有一天早上，已读二年级的章氏两兄弟破例没来吃早饭，于是张维舟就一个人去了教室。“大约9点钟左右，勤务兵带着两孩子来到学校，先和我父母亲以及邓会长单独谈了许久，然后我妈妈和勤务兵一人牵一个孩子到每个教室里去和同学、老师挥手告别。然后，我妈妈又要我与他俩握手告别。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分别，更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半个多世纪啊！”随后，两兄弟在舅舅的带领下，先转到厦门再搭乘军舰去了台湾。
章孝慈在35岁时取得两个学士、两个硕士和一个博士学位，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在1992年任东吴大学校长。章孝严大学毕业后考上美国的研究生，后来回台湾担任过“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务。
故地见老友
2002年6月30日，60岁的章孝严第一次重回南昌，他特地到自己曾经读过三年书的故地重游。
在南昌市台办的安排下，张维舟一大早就在门口等候，当阔别53年的儿时玩伴再次相见时，两人都感慨万千，握着的手久久不肯分开。保存完好的教堂建筑让章孝严思绪万千，童年的生活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浮现。章孝严边参观边向妻子章黄美伦讲述起自己在这里的三年读书的情景，他颇有感慨地说：“年幼离家白发返，几番风云情更浓”。参观结束后，章孝严夫妇俩还特地和张维舟合影留念。此时，章黄美伦在旁笑着对章孝严说：“不容易啊，你竟然还在南昌找到了50多年前的玩伴……”。
随后，张维舟将他俩在南昌以及小时候的合影寄给了章孝严，章孝严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写道：“拜读来函，叙述各切，童年似昨日，往事涌上心头，诚如所谓‘记得小时骑竹马，匆匆又是白头翁’，盼多加保重，相会必当有期……”。
回忆起往事，看到张维舟老人眼里噙着泪水，他动情地说：“章孝严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改革开放后，我给他写过信，谈起儿时的故事甚至包括我咬他的事，我们无话不说。尽管他当时工作非常繁忙，但他每次都会回信，信纸是带英文名字水印的专用防伪信笺，还盖上他的私章以示亲情。尽管他比我大一岁，却总在信里自称为学弟，尊称我为学长.
http://www.oklink.net/online/tougao/98041/185748.htm
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03/10/16/00054542
http://www.jxnews.com.cn2003-10-1607:017.shtml
从眷村走出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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讖曰：
鳥無足 山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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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曰：
十二月中氣不和 南山有雀北山羅
一朝聽得金雞叫 大海沉沉日已過
... 裡外所有詩創作、散文、童話、日記、書簡等為一帙，並附錄可資參考之紀念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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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安徒生傳，闖越臺北市中華路的平交道，被火車輾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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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概介】
本名楊森，民國十九年生於遼寧省興城縣的菊花島。母親去世得早，他自幼即飽受繼母虐待，童年生活沒有溫暖，故特別關愛兒童。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七日(星期日)為了要趕早場的勞軍電影--安徒生傳，闖越臺北市中華路的平交道，被火車輾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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