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些流行的錯誤認知


    
    檢視孫文（孫中山、孫逸仙）在武昌起義成功前的革命生涯的全過程，可以看出，他並非在每一次革命起義中都事必躬親，而且大部分起義他都沒有親自參加。然而，他最早為中國民主革命提供了綱領與方略，並進行了有效的組織與宣傳，這就奠定了他作為辛亥革命的最高領袖的歷史地位。孫文後來被國人尊為國父，人們緬懷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豐功偉績——二千多年的帝制被推翻，中國歷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插圖1】: 1907年，因日本政府受清廷壓力，孫文被迫離開日本。
    
    
    但是，在辛亥革命迎來一百週年之際，卻流行著一些似是而非的認知，導致許多人誤認為：孫文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並不大，甚至有人還認為有負面作用。這種歷史誤讀在兩岸學者中都相當流行，就連在親民主人士中也很常見。譬如幾年前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的劉曉波的一篇文章中，[1] 綜述「對孫中山進行重新研究和評價」的「自由知識界的主流」時，稱讚「老一代學者袁偉時和青年一代學者王怡的重評最有影響」，並認為他們的論點是「用大量史實論證了」的。三人都對孫文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袁偉時是中共的人大代表，極力為袁世凱和軍閥辯護，他批判辛亥革命後的孫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王怡是劉曉波任會長時的獨立中文筆會副秘書長，在成都大學任教，他對孫文的批判則是全方位的，這裡摘引王怡比較有影響的2001年的文章「二十世紀之亂臣賊子」中與本文相關的一些內容：

● 【「武昌起義的領導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與孫文的『同盟會』並無任何組織上的瓜葛。『共進會』發起人劉揆一原是同盟會會員，在同盟會分裂後另起爐灶，創建了『共進會』。至於『文學社』…這個組織更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武昌首義後形勢逼人，十三省相繼宣佈獨立。此時，黃興趕到武昌，就任革命軍戰時總司令（此刻孫文正顛沛流離，在科華拉多州華人餐館洗盤子）」、「孫文當上臨時大總統，實在是風雲際會，天上掉下個肉饃饃」。】
    
    劉曉波則沿著王怡所說的「自由知識界的主流」思路，在2003年10月8日「雙十節想起孫中山和袁世凱」一文中寫道：

● 【「與孫中山的名字連在一起的『辛亥革命』，事實上卻與孫中山及其同盟會的核心層無關」、「孫中山在美國、黃興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他們對武昌起義爆發並不知情」、「孫中山長期搞暴力革命，自然不甘於把新政府的大權拱手讓給袁世凱，所以在其他地方政權紛紛表示對袁的支援之時，唯一從中作梗的就是偏居廣東的孫中山」、「孫之急欲於1912年1月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不過是為了以先發制人的謀略，搶得共和國締造者的名分，並佔據道義合法性的制高點。」】
    
    最近，許行的「重新評價孫中山」一文也有類似傾向，刊登在素來以支持民主運動著稱的香港政論雜誌《開放》上。許行先生是香港資深的政論家，他在七十年代創辦的《觀察家》月刊，是香港最早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刊物。但許先生在這篇文章中也「同意袁偉時教授所說，要破除迷信，還原歷史真相，將中國最後一尊偶像從神壇上請下來」。他在文中寫道：[2]

● 【「辛亥革命不是孫中山領導的」、「孫中山十次起義…未免有點像蚍蜉撼大樹」、「武昌起義不是同盟會策劃和領導，同盟會幾個有聲望的領袖如黃興、居正、宋教仁等那時候都不在武昌，孫中山則遠在美國丹佛」。】
    
    同期《開放》雜誌還刊登一篇標題和傾向幾乎一致的文章，即桑普的「重新審視孫中山」，其中寫道：[3]

● 【「誰領導辛亥革命？很多人會說是孫中山，但孫中山跟辛亥革命沒有任何實質聯繫」、武昌起義「當時孫中山正在美國丹佛市餐館內洗碗」……。】
    
    還有很多類似的「重評孫中山」的文章，這裡不多徵引。筆者近來檢閱史料，察覺這些高標憲政改良的「自由知識分子」，對孫文和辛亥革命的上述認知，與史料所顯示的真實情況有相當大的差距，有些說法甚至完全違背史實。作者還發覺孫文在武昌起義當天的一封親筆信的影印件內容，可能有助於糾正這一流行的錯誤認知。本文將探討孫文對辛亥革命的具體貢獻，並提出翔實依據糾正上述的錯誤認知。
    
    【二】、孫文領導了廣義的辛亥革命
    
    首先我們須釐清「辛亥革命」的概念。就狹義而言，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傳統紀年辛亥年間，即西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其中的高潮部分，是自1911年10月10日(夏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一段時間中國各省的革命事件。從廣義而言，辛亥革命亦可指自19世紀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滿清統治在中國出現的一連串革命運動。
    
    廣義的辛亥革命，應該說是孫文領導的，這似乎沒有什麼異議，可以說是公認的史實。孫文不僅很早就決志革命，而且最早創建革命組織，還領導了主要的革命起義，並為革命提出了基本綱領，籌集了大量的資金，這些都使他成為公認的革命領袖。以下就此幾點分別言之：
    
    （1）、最早決志革命。1885年孫文19歲，在香港學校唸書，他下定決心脫出軌道，開始了他的革命事業。那年，清朝政府做了一件荒唐的事情，明明在安南擊敗了法國軍隊，卻還是和以往一樣，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割讓了安南。這表明清廷已經腐敗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孫文開始思考如何改變這個糟糕的現實。他想到了制度的改造，要在中國政治傳統中注入西方制度的優長。此前，在他13歲的時候，他開始接觸西方，母親帶他坐船到夏威夷投奔發達了的大哥，他進入英美教會學校，大量吸收了西方文明的養分。孫文沒有立即投入革命，而是先完成了漫長的醫學學業，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畢業後他賺了不少錢，但他沒有留戀學業規定的軌道，而是毅然脫出安穩的軌道，另闢蹊徑，開始了革命生涯。他後來回憶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4] 如果從這時算起，他比後來的大多數留學生的革命思潮，早了二十年。
    
    （2）、創立了革命組織。孫文的革命活動主要分兩個時期。第一，興中會時期。早在1894年11月24日，孫文就在夏威夷與當地華僑創立了「興中會」，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眾政府」，後來陸續在香港、廣州、南非、日本、台灣、美國、歐洲、東南亞等地設立分會，主要成員是華僑與會黨中人，尤其是洪門致公堂成員。第二，同盟會時期。1904年開始，孫文與海外留學生結合，籌組「同盟會」：起初是在1904年秋與紐約中國留學生接觸，年底到歐洲，在比利時與幾十位主要來自湖北的留學生籌建「革命同盟會」，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十六字最早是他在1903年8月在東京創建革命軍事學校時使用的），1905年春，又在德國和法國發展了很多留學生加入「革命同盟會」；1905年7月，孫文在日本與黃興相會，將各自的興中會與華興會(1903年冬在長沙成立)合併，後又加入光復會(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科學補習所(1904年夏在武昌成立)的部分成員，及其它留學生團體和個人，一起在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他們隱去革命二字，是為了組織發展的需要。同盟會的積極分子雖然主要是留學生，但基層會眾很多還是會黨中人，尤其是每次起義，基本上都是依靠會黨成員的衝鋒陷陣。總之，興中會與同盟會是旨在「創建民國」的民主革命組織，而不是簡單為了改朝換代的造反團伙。
    
    （3）、提出了革命綱領。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孫文被迫離開中國，之後的16年，他周遊了世界三四圈，主要活動的地方是在日本、東南亞、南洋、北美和歐洲。行萬里路的同時，也讀萬卷書，研究「革命的學問」。他接觸到歐美的思潮，加以深入研究，結合中國的政治傳統與現實，逐步提出了「三大主義」：民族、民權與民生主義。在「興中會」時期，他提出的革命綱領包含前面二大主義：「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即民族主義，「創立合眾政府」即民權主義；1903年後，加入了民生主義，誓詞變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孫文四處演講，這些綱領得到了廣泛的宣傳。洪門等會黨和留學生，都很容易接受當時以推翻滿清為主要目標的民族主義，洪門本來就有「反清復明」的歷史淵源。民權主義以實行憲政民主為目標，當時也被普遍認同，海外華人和留學生也看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優點，起初以美利堅合眾國為模板，後來修訂為要創建包含中國政治傳統優點的中華民國。民生主義在同盟會時期得到廣泛的宣揚與探討，1905年底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一些主編具有較強的社會主義傾向，主張土地國有化，而孫文早在1896-97年滯留英國時已經注意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潮。「平均地權」的提法並非完全是社會主義的，而是一種折中方案，即在私有制自由經濟基礎上的社會平等方案，並非要讓土地國有化，與後來的共產革命有本質的區別。
    
    （4）、發動了革命起義。武昌起義前的革命起義，孫文共發動了十次：

1-廣州起義　　　1895年10月　孫文率鄭士良陸皓東等人準備襲取廣州，事洩遭搜捕，陸犧牲。
     2-惠州起義　　　1900年10月　命鄭士良起義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東），眾達二萬餘，後散。
     3-潮州黃岡起義　1907年5月 　命余丑、許雪秋起義於潮州黃岡，歷六日而敗。
     4-惠州起義　　　1907年6月 　命鄧子瑜起義於惠州七女湖（今汝湖镇），鏖戰十餘日，後散。
     5-欽州起義　　　1907年9月 　命王和順起義於欽州防城王光山，清軍反正，一度佔領防城。
     6-鎮南關起義　　1907年12月　命黃明堂起義於鎮南關，並親臨指揮，彈盡而退。
     7-欽、廉起義　　1908年3月 　由黃興率軍進攻欽州、廉州、上思，節節勝利，終因彈盡而退。
     8-河口起義　　　1908年4月 　命黃明堂起義於雲南河口，節節勝利收降清軍，卻因糧盡而退。
     9-廣州新軍起義　1910年2月 　由倪映典、趙聲發動新軍起義於廣州，倪中計被殺。
    10-廣州黃花崗起義1911年4月 　命黃興、趙聲、胡漢民起義於廣州，失敗後72烈士合葬黃花崗。
    
    這十次起義都是孫文領導的，他或親臨戰場直接參與，或任命部屬臨場指揮。前面兩次，是他領導的「興中會」發動的；後面八次，則由「同盟會」發動，孫文自然還是最高領導，參與策劃與組織。除了這十次起義，其它還有一些也都失敗了，雖不是孫文領導的，卻多與其革命組織有關，如下面比較重要的五次：保皇黨起義（1900年8月，保皇黨與興中會及會黨合作，在長江流域起義，唐才常領導的自力軍曾達到20萬人，興中會為這次起義贊助了十幾萬銀元）；大明順天國起義（1903年1月，興中會謝纘泰、李紀堂與太平天國將領洪全福共謀在廣州起義，事泄失敗）；萍醴瀏起義（1906年10月，同盟會聯合會黨三萬人在江西湖南起義，上萬人犧牲，孫文派了三位湖北籍同盟會員前往支援，武昌革命黨人差點響應[5]）；安慶起義（1907年7月，曾加入同盟會的光復會刺殺安徽巡撫，徐錫麟、秋瑾就義）；馬炮營起義（1908年11月，接受同盟會領導的岳王會發動安徽安慶馬營和炮兵營新軍士兵起義，激戰三晝夜而敗）。
    
    （5）、成為公認的革命領袖。綜上所述，孫文最早創建革命組織，領導了主要的革命起義，並為民主革命提出了基本綱領，這就自然使他成為公認的革命領袖。另外，西方媒體也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後，日本報紙就稱他為「革命黨」的首領，「革命」一詞由此而來。次年，孫文在倫敦蒙難，英文媒體做了廣泛報導，他還受邀寫了一本英文的《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於是在世界上聲名大噪，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代表人物。孫文聲名遠播，甚至國內的革命黨人都要「尋孫逸仙，期與一致」（武昌花園山聚會的三大策略之一）。黃興在國內也已經知道孫文，得知他會去日本，為了和孫文見面，專程先趕到日本等了一個多月。同盟會籌備和成立前後，孫文發表演講，趕來傾聽的留學生每場動輒上千甚至數千人。武昌起義時英勇就義的士兵高呼「孫中山萬歲」，之後成立的軍政府也是以「大總統孫文」為號召。所以這些，無疑顯示孫文是公認的革命領袖。
    
    （6）、籌集大量革命資金。在所以革命黨人中，孫文的領袖地位還表現在他有最強的籌款能力。翻開《國父全集》或《孫中山全集》中的書信，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涉及籌款。無論南洋還是北美，無論日本還是東南亞，都有眾多的富商（如鄧澤如、張靜江）或勞工階層為其鼓動的革命捐款。有的人為了支持孫文革命，不惜變賣家產，直至傾家蕩產，如孫文的哥哥孫眉、日本友人梅屋莊吉等等。有人估計，直至武昌起義前，孫文為歷次起義等革命活動籌集的款項，共約五十萬美元，如果換算成今天的幣值，應該是數千萬美元。
    
    
    【三】、孫文也是狹義辛亥革命的領袖
    
    下面是辛亥年初直至武昌起義的一個簡要大事記（1911年）：

● 1月30日（辛亥正月初一），武昌文學社成立，社員以新軍為主，達八百餘人。
    ● 3月，文學社、共進會已遍及武漢新軍，武昌起義時約佔新軍總數三分之一。
    ● 4月27日，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
    ● 5月8日，皇族內閣成立，各地立憲派大失所望，相當多人轉而支持革命。
    ● 5月9日，清廷宣佈鐵路國有政策，激起四省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爲激烈。
    ● 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
    ● 8月5日，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
    ● 8月24日，萬人保路大會，成都罷市罷課。
    ● 9月1日，川人抗糧抗捐。
    ● 9月7日，成都血案：四川總督誘捕保路同志會領袖，打死請願群衆30餘人。
    ● 9月8日，保路同志軍圍攻省城，幾天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
    ● 9月中下旬，清廷調武漢新軍大部入川鎮壓，武漢防務空虛。
    ● 9月24日，文學社共進會聯席會議，武昌起義總指揮部定10月6日中秋起義，後推遲十日。
    ● 9月25日，四川榮縣獨立。
    ● 10月9日，武昌起義參謀長孫武製炸彈受傷，全城戒嚴捕殺，起義被迫提前。
    ● 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發出第一槍，大部分新軍響應，黎明前佔領了總督衙門。
    
    從這個大事記中，我們不太看得出孫文的作用。一些人否認孫文對武昌起義的貢獻，從而否定他對辛亥革命成功的作用，就是迷失於這樣的歷史表象中。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就不難看出這樣的說法不能成立。
    
    辛亥這一年共有五件大事，對應著狹義辛亥革命五個主要階段：廣州起義、保路運動、武昌起義、民國成立、南北議和。這五個階段，有三個是在孫文的直接領導下的（廣州起義、民國成立、南北議和），另外兩個階段（保路運動、武昌起義），也是在孫文創立的同盟會的領導下進行的。按順序來說：從庇能會議到廣州黃花崗起義，是孫文、黃興等同盟會核心層發起和領導的；保路運動也是同盟會員領導的，四川的盟員甚至在武昌起義之前就佔領了幾個縣城並宣佈獨立；武昌起義包括起義本身、各省策應和陽夏保衛戰，其中的骨幹分子也大多與孫文或同盟會總部有密切關係；南北議和包括停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文當選臨時大總統、南北議和直至清廷遜位，這期間的關鍵，是孫文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才保障了局勢的徹底扭轉。因此，從總體上說，孫文不僅是廣義的辛亥革命的領袖，即便是狹義辛亥革命，即辛亥年間爆發的全國性革命，孫文也是其最主要的領袖。
    
    下面我們將視角進一步縮小，聚焦在武昌起義成功前，更加細緻地檢視孫文在其中的作用和關係，不難看出孫文在其中的領導作用。
    
    
    【四】、廣州起義才是原本的主線
    
    前面的大事記，以四川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為主線，但對於辛亥年的一連串革命運動來說，同盟會核心層原本籌備的主線卻是廣州起義；武昌起義只是眾多策應廣州起義的輔線之一，卻意外成功了。孫文當時積極參與推動的是廣州起義這條主線。關於廣州起義這條主線及孫文的活動，見如下大事記：

● 1910年11月13日，庇能會議，議決廣州起義。不久，招集檳榔嶼（Penang即庇能，在馬來西亞）同盟會員開會籌款，孫文演說後，大家即席認捐八千餘元。
    ● 1910年12月6日，孫文被迫離開檳榔嶼，赴歐美籌款。迫於清廷壓力，英國南洋殖民政府以「妨礙地方治安」為名，勒令孫文出境。此前孫在日本、安南等地也遭類似境遇。
    ● 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正月初二），孫文自紐約抵舊金山。
    ● 2月初，各地籌劃策應廣州起義，各地同盟會負責人，包括武漢的孫武，都奉命作響應起義的準備。
    ● 2月6日，孫文抵加拿大溫哥華，洪門致公堂及同盟會員熱烈歡迎，旋即設立洪門籌餉局，維多利亞致公堂抵押堂址得三萬元，匯往香港統籌部，多倫多、蒙特利爾也相繼仿效，變產赴義。在加拿大共籌得七萬餘港元，為全球華僑捐助廣州起義之首位。
    ● 4月8日，香港統籌部組成八百人選鋒隊，並聯絡好各省策應。23日黃興潛入廣州。
    ● 4月27日，廣州起義，經激烈巷戰，最終失敗。收殮到72具烈士遺骸合葬黃花崗。後查共有百餘人犧牲。
    ● 4月28日，順德、南海兩縣起義，響應廣州起義，堅持戰鬥一個月，一度攻入佛山，最終失敗。
    ● 同日，孫文抵芝加哥，得悉廣州起義失敗，連發四封電報問詢，積極籌款善後。
    ● 5月5日，出席芝加哥同盟會議，設「革命公司」發行股票。孫文認為起義失敗「皆金錢不足」所致。
    ● 5月21日，赴華盛頓進行外交活動。夏，多次致函日本友人，望入境，並望日本政府支持中國革命。
    ● 6月中旬，抵舊金山，促成美洲同盟會員全體加入洪門、兩大組織合併。
    ● 7月中旬，成立美洲洪門籌餉局（又稱「中華革命軍籌餉局」，對外稱「國民救濟局」）。
    ● 7月21日，洪門籌餉局決定由孫文等五人分兩路至美國105埠籌款。
    ● 7月31日，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準備在長江流域組織起義。
    ● 8月初，四川同盟會聯絡哥老會，成立保路同志軍，發動起義，8-9月間佔領許多州縣。
    ● 8月30日，孫文應黃興要求，由洪門籌餉局匯一萬港幣至香港，並勸阻黃興等人的復仇暗殺行動。
    ● 8月下旬，中部總會推動下，武昌文學社與共進會舉行聯席會議，組建起義總指揮部，積極籌劃起義。
    ● 9月2日，孫文等人從舊金山出發，赴各埠籌款。至10月上旬共抵十餘埠，受到熱烈歡迎。
    ● 9月25日，榮縣宣佈獨立，由同盟會吳玉章、王天傑、龍鳴劍、蒲洵等人領導。
    ● 10月10日夜間，武昌起義成功。
    ● 武昌起義成功後不久，湖南、陝西、江西、山西、直隸、雲南、上海、貴州、浙江、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山東、甘肅、四川、河南等地紛紛起義，宣布獨立，成立革命軍政府，設立都督。
    
    從這個大事記中可以看出：（一）廣州起義是辛亥年革命起義計劃的重點，其它地區則準備策應；（二）廣州起義失敗後，原來準備策應的地區繼續準備起義，因為已有宣傳和組織的基礎，在武昌起義成功後，迅速紛紛響應，構成辛亥革命的全國一盤棋；（三）孫文自始至終都是籌劃廣州起義的核心主導人物，孫文領導的同盟會更是整個辛亥革命的核心領導機構，為各地起義打下了堅實的宣傳、組織和資金的基礎；（四）廣州起義失敗後，同盟會中部總會做出在長江流域組織起義的正確決策，成為後來成功的各省起義的中間力量；（五）因為清廷的壓力，孫文無法在亞洲駐足，只好到歐美發揮作用；（六）孫文在歐美展開的籌款活動是廣州起義及後來各地起義籌劃工作的重要部分，且卓有成效，為發動起義的必要環節。
    
    下面繼續就其中的一些重要部分，詳加討論。
    
    【五】、武昌成功得益於較好的形勢
    
    實際上，同盟會對辛亥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做得比武昌起義要充分得多。首先，資金充足得多。廣州起義投入的資金，總共近十九萬元，[6] 而武昌則只有數千元，直接來自於同盟會核心層的則僅有八百元。其次，籌備時間也要長得多。廣州起義籌備了一年多，武昌起義則非常倉促。第三，同盟會核心層的重視程度也要高很多。廣州起義直接是孫文、黃興等同盟會核心層籌劃組織的，而武昌起義雖然有黃興、宋教仁等人參與籌劃，但武昌只是長江流域各處籌劃的起義中的一個點，大家並沒有特別意想到會在這裡成功，否則人力物力資源的投入就不會那麼少。
    
    那麼，為什麼是武昌而不是廣州的起義成功了呢？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昌起義時的革命形勢較好，辛亥廣州起義剛剛被撲滅，清廷得意忘形，連續犯了三個致命錯誤，導致辛亥年秋季的全國形勢一發不可收拾。第一個致命錯誤，是「皇族內閣」。設立內閣、速開國會、頒布憲法、縮短預備立憲期限，本來是立憲改良派的主要訴求，他們沒起來革命，就是因為還有這些盼望。但是，在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佈成立以慶親王為首的所謂責任內閣，但十三名內閣大臣中，漢族官僚僅四人，而且滿洲貴族九人中，皇族占了七人，被譏嘲為「皇族內閣」。此事直接導致了反清情緒的高漲，立憲派、輿論對此多感失望甚至不滿，認為清政府無意立憲，很多人便逐漸同情、倒向革命陣營。例如，武昌起義後各省相繼呼應，浙江、江蘇、安徽、廣西、山東和四川六省的都督都是立憲派，多是原來的巡撫或諮議局議長。
    
    第二個致命錯誤，是激起四省保路運動。「皇族內閣」成立的第二天，清廷就宣佈「鐵路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並簽約出賣給西方四國銀行。四川修築鐵路的股金，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其實農民購買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頒佈「鐵路國有」政策以後，由於拒不歸還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階層，尤其是廣大城鄉民眾的激烈反對，保路同志會提出「拒借洋款，廢約保路」的口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可以說「皇族內閣」及其「鐵路國有」政策，直接促進了民族革命的爆發，清王朝是在自掘墳墓。
    


    這時，清廷又犯了第三個致命錯誤：抽調湖北新軍去四川鎮壓，導致武昌空虛。說起這個錯誤，這裡面還有居正的功勞。居正【見插圖1】是同盟會核心層在年初派到武漢策應廣州起義的，也是中部總會駐湖北主持人。前面已提到，辛亥那年，湖北新軍中充滿了革命黨人。在保路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是居正壓制住武漢三鎮革命黨人的興奮情緒，很好地隱蔽起來，沒有暴露革命力量，清廷以為武漢局勢穩定，才調兵去四川的。而且，抽調到四川的湖北軍隊，恰恰是革命黨人最多的新軍三十二標。也是居正極力勸阻，他們才沒有在入川之前殺掉領軍的大臣端方，確保了武昌起義爆發之前，革命力量的隱蔽。[7] 相對而言，廣州起義就沒有那麼幸運，在行動前幾天因成員刺殺滿清將軍而暴露了。
    
    總之，武昌新軍起義的成功，主要是革命形勢和一些偶然因素使然。孫文多年發動的體制外風潮，終於達到了沸點，體制外風潮帶動了體制內力量反正。皇族內閣引起體制內外的普遍憤慨，保路運動更引發大規模風潮，及清廷對湖北革命黨人掉以輕心，都是武昌起義成功、而廣州起義沒成功的主要區別所在。不過，武昌起義的成功也不完全出於偶然，在清末遍地乾柴的形勢之下，終於是由武昌起義的星星之火燃遍全國，湖北武昌還是有些特出之處，仔細查考歷史，還是老早就看得出一些端倪。
    
    【六】、武昌成功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武昌起義的成功，主要得力於體制內的新軍反正。不過，這並不是決定因素，在武昌起義之前，清軍反正已有好幾次。前面提到，早在1907年的欽州起義，就有清軍反正，輕而易舉地佔領了防城。這是中國革命史上，革命軍第一次佔領了縣城；[8] 1908年河口起義，也有大量清軍投降；同年11月，安慶馬炮營起義，完全是新軍反正；到了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也是直接依靠新軍，其中主將都是新軍軍官，如趙聲曾是標統（團長）、倪映典曾是炮隊隊官（連長），他們四年前都在南京加入了同盟會，都因參加革命而棄官，後來為了起義又進入廣州新軍，起義時趙聲是新軍督練公所的提調，倪映典是炮兵營的一個排長。前面這些新軍反正都未成功。
    
    那麼，湖北新軍有什麼特出之處呢？
    
    答案是：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力量實力超強，經過長期積累，這時已經達到很高的比例。比例高到什麼程度呢？據估算，「到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在15000人的湖北新軍中，有組織的革命軍人約為5000人，真正與革命為敵的不到2000人，其餘都是搖擺不定的。在後來打響起義第一槍的工程第八營，革命黨人竟占全營官兵的3/4，堪稱名副其實的『黨軍』。」「由於革命團體在湖北新軍內部的深入發展，已將黨人和軍人合而為一，黨人即軍人，軍人即黨人，盤根錯節的非正式組織取代正式軍事科層組織而在事實上控制了體制內的新軍。軍營社團活動的興盛與軍營的政治異動相得益彰。」[9]
    
    湖北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局面呢？
    
    這還得感謝張之洞及其繼任端方。其實，清末新政中還有一條犯了大忌，那就是驟然取消科舉制度，[10] 設立新學堂和鼓勵留學，致使大批青年知識精英（秀才）失去習慣的出路，結果，無論是留在國內的還是出國留學的，很多都走上了激進變革甚至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孫文的道路。這一條全國皆然，但以湖北尤為突出。清末張之洞坐鎮武昌經營多年，他的強國理念與活動，以及失去晉身途徑的秀才們不斷惹出的麻煩，都促使他竭力推行留學政策，花費大量官銀送年輕人出國留學，麻煩小的送得近（東洋），麻煩大的送得遠（西洋），而這些因有官費而相當富足的留洋學生，很多都成了湖北革命黨人。後來張之洞的繼任端方也採取同樣政策，同樣造就了大量的湖北革命者。孫文在民國元年視察武漢時稱贊「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就是指其在湖北興實業、練新軍、辦教育，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質、人才和思想等基礎。


    湖北革命力量的長期積累，除了局勢助長和湖北當局的相對開明帶來的便利以外，也與同盟會的運作、包括孫文本人的長期努力有關。大致來說，以武昌為中心的湖北革命力量，主要有三支【見插圖3】：
    
    （一）文學社。其發展軌跡相當曲折：科學補習所(1904.5~1905.9) → 日知會(1906.2~12) → 湖北軍隊同盟會(1908.7~) → 群治學社(1908.12~) → 振武學社(1910.9~) → 文學社(1911.1.30~)；
    （二）共進會。1907年2月在東京成立，後在國內發展；
    （三）同盟會湖北分會(1906.5~)。
    
    這三支組織，與孫文所創建的興中會和同盟會，都有深厚的淵源關係和密切的實際聯絡。同盟會湖北分會自然不用說，但比較隱蔽。文學社由日知會演化而成，而日知會的部分骨幹與同盟會骨幹重疊，同盟會在武漢地區的發展實際上依託於日知會，只是為了隱蔽，不用同盟會的名稱，但孫文等同盟會東京總部則視日知會為下屬組織。至於共進會，則是同盟會為了方便發展軍中人士，和留日學生中一部分人另建的團體，骨幹成員也大多與同盟會重疊，甚至得到同盟會的經費資助。共進會奉孫文為總理，總理之下設一會長。其宗旨也與同盟會的十六字幾乎相同，只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其實，發動武昌起義的骨幹都一致奉孫文為領導，擁護「三民主義」，起義所採取的革命方略，包括國號、年號、軍政府構架、文告形式等等都基本遵循當初同盟會制定的「革命方略」。而同盟會核心層許多骨幹也都參與了武昌起義後的軍事行動和政權建立，除前面提到的居正外，黃興指揮了夏陽保衛戰，宋教仁起草了軍政府《鄂州約法》，為保衛首義勝利成果作出了卓越貢獻，留下了不朽功績。總之，武昌起義實際上是同盟會領導發動的，與此前的南方起義一脈相承。
    
    
    【七】、孫文與武昌革命力量的關係

    
    孫文及其領導的同盟會，是湖北武昌革命力量的基礎與綱領，並為其發展壯大起過重要的推動作用。下面是與孫文有特別關係的部分：
    
    （1）派回吳祿貞播下湖北革命力量的種子。早在興中會時期，孫文就委派一些人員回國，他們發揮了極大作用。吳祿貞【見插圖4】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他後來利用同盟會的支援，一直做到北洋第六鎮的統制（軍長）。1900年，他受孫文委派回國協助唐才常起義。1901年冬畢業回武昌，張之洞扣押審訊他，反被說服，委以重任，給了他很大的活動空間。1903年，他在武昌的花園山聚會，實際上是後來從科學補習所到日知會、文學社這一支革命力量的起點，共進會的很多骨幹也從中脫胎而來。常常參加花園山聚會的愛國知識青年，如曹亞伯、魏宸組、朱和中、胡秉柯、賀子才等人，不久後就被當局遣散到海外留學，結果很多都追隨了孫文，因為他們聚會時定下的革命方略之一即是「尋孫逸仙，期與一致」，蓋因「花園山同人，自知運動必有成熟之日，終以群龍無首，恐不能控制全國，尤其是無外交人材，故當時各人心目中無不以尋得孫逸仙而戴之為首領，為唯一之出頭路」。[11] 在花園山聚會中，吳祿貞還宣導「秀才當兵」，受其影響入營當兵的革命同志有三十人，包括胡瑛、張難先、劉靜庵，這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青年就在軍中形成武昌初期的革命組織。另外，他又和黃興、宋教仁等創建華興會，這是後來創建同盟會的一支主要生力軍。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都是同盟會成立時的主要加盟機構，文學社和華興會在國內的主要盟友共進會在武昌起義中更是中堅力量。可以說，花園山聚會是武昌起義的兩大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共同淵源，而其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興中會和孫文。武昌起義後，吳祿貞還利用軍中職權便利，截留了南運去武昌鎮壓的軍需，又四處鼓動起義，策應武昌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插圖5】: 1905年與旅歐湖北留學生合影。
    左起：魏宸祖,捐秉柯,孫文,史青,朱和中。
    
    （2）同盟會的成立得益於湖北留學生對孫文的大力支持。1904年底，孫文在美國遭遇困頓之時，正是幾位旅歐湖北留學生【見插圖5】給他寄去八千多法郎，促成他隨後遊歷歐洲，成立革命同盟會。[12] 這中間的聯繫人劉成禺，也是早期湖北官費留學生，在日本認識了孫中山，還領命撰寫《太平天國戰史》，宣傳推翻清朝的革命思想，孫文為此書作序，後來請他到美國舊金山主辦《大同報》。給孫文匯款的旅歐湖北留學生當中，主要就是參加吳祿貞花園山聚會的魏宸組、朱和中、胡秉柯、賀子才等人，他們仰慕孫文已久，離國前還託人寄信向孫文表達心意。1905年春，孫文在比利時、德國和法國發展了很多留學生加入「革命同盟會」，黎東方稱之為「同盟會以前的同盟會」，其中「什九是湖北人」。[13] 孫文到比利時住在胡秉柯處，與大家暢談三天三夜；到德國時住在朱和中的寓所12天。正是這些湖北留學生，改進了孫文的一些觀念，讓他意識到通過留學生發展國內軍學界參與革命的重要性。這一策略性轉變，即是同盟會成立的初衷。歐遊後不久，孫文回到東亞，依靠在日留學生的新生力量，整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科學補習所等組織，於8月20日在東京成立了同盟會。同盟會成立前一周，留學生們為孫文舉行歡迎大會，竟有一千三百餘人參加，可謂盛況空前。[14]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湖北學生的比例也非常高，尤其是軍事方面。例如，1898年日本士官學校的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合影，56名中有湖北籍學生18名【見插圖6】，佔三分之一。據黎東方統計，1905年8月加入同盟會的， 199人中有42人是湖北籍學生，佔了五分之一多。[15] 根據馮自由《革命逸史》中列出的在冊名單，在東京成立同盟會的最初三年，至少有106位湖北留學生加入。[16]


    【插圖6】: 1898年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合影。56名中有湖北籍學生18名。前排左三為吳祿貞，二排左一為傅慈祥。
    
    （3）派同盟會員陪同法國軍官聯絡日知會。1905年10月，同盟會成立不久，孫文去安南經過上海，法國駐軍參謀長布加卑(Paul Boucabeille)奉本國陸軍部長之命求見孫文，稱法國政府有意贊助中國革命，願派數名軍官協同到內地聯絡調查革命實力。孫文同意這個計劃，不久即派出一些同盟會員與法國軍官一起分赴兩廣、長江流域和西南各省。1906年5月，同盟會湖北分會在武昌成立，日知會骨幹加盟，日知會作為同盟會的支會，兩個組織實際上融為一體，但一明一暗。同月，法國軍官歐幾羅(Oxil)在日本受孫文委託，在同盟會員陪同下，專程來到武昌日知會所在地的聖約瑟堂操場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見插圖7】。他從法國革命講到了中國的革命前途。因當時國內的華興會已敗散，光復會成員又多在海外，故他在演說中指出：「日知會為中國大陸唯一之革命團體」。法國軍官的大膽演說，也引起清廷的注意，甚至暗中監控歐幾羅並探得湖北革命力量的內情。據黎東方研究，後来參加了武昌起義的比較知名的日知會成員，除了劉復基、彭楚藩二烈士，還有發難起義的熊秉坤（率領工程第八營打響第一槍，當時他是班長）、孫武（起義總指揮部參謀長）、吳兆麟（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王憲章（文學社副社長）、藍天蔚（1903年春「拒俄義勇隊」隊長，武昌起義後與張昭曾等發動灤州兵變），又有粱耀漢、吳貢三、殷子恒（這三人負責日知會的印刷所與發行部）、李亞東（武昌起義次日出獄，任漢陽知府），甚至熊十力（後以佛學與新儒學著稱）也參加了武昌附近的黃岡起義。[17]



    【插圖7】: 1906年孫文派歐幾羅(Oxil)訪鄂，日知會集會歡迎的情景（中立戴禮帽者為歐幾羅；中座持扇者為日知會總幹事劉靜庵）。
    
    （4）派到湖北的同盟會員對武昌起義的貢獻。同盟會自成立以後，孫文委派余誠回武昌，任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協助日知會，發展同盟會員。1906年初派曹亞伯回武昌，參與組建了日知會；夏又派吳崑、喬義生陪同歐幾羅到湖北考察；同年秋派回四位湖北籍會員（胡瑛、朱子龍、梁鐘漢、劉公）支援萍醴瀏起義，後來對武昌起義還有直接貢獻。
    
    （5）武昌起義的部分捐款來自孫文。1911年初，在發動廣州起義之前，同盟會香港統籌部曾派譚人鳳帶了五千元北上，至長江各省策應廣州起義。譚人鳳給了上海同志三千元，辦蘇、浙、皖、贛事，又在湖南等省花了一些錢。到了武漢，找孫武，交了八百元給孫武所主持的「共進會」。[18] 經由胡瑛介紹，譚人鳳也見到了蔣翊武，知道了一些關於文學社的情形。居正利用譚人鳳轉交的其中六百元，在武昌胭脂巷租房，作為在武昌開會和活動的地點，促成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起事；又在漢口法租界長清里租房，設立了湖北革命黨總機關；在武昌黃土坡開辦「同興酒店」，不少人在酒酣耳熱之時議論時政，由此吸收了不少同志。這筆錢雖然不多，卻對武昌起義做出了重要的組織鋪墊工作。
    
    【八】、與武昌起義有關的同盟會員
    
    下面，我們將前面第（4）點進一步擴展，詳細查看一下其他一些同盟會員對武昌起義的貢獻。這裡是與武昌起義有關的同盟會骨幹分子的名單，大致根據對起義的重要性排序：

A、武昌起義時在場的同盟會員：
    
    （1）蔣翊武（上海入盟）：文學社社長，武昌起義前推選的總指揮。
    （2）孫武（香港入盟）：共進會的湖北省主盟人，武昌起義前推選的參謀長。
    （3）劉公（東京入盟）：共進會會長，武昌起義前推選的總理，即起義大都督。
    （4）胡瑛（東京入盟）：科學補習所總幹事，獄中仍能領導文學社協助武昌起義。
    （5）梁鐘漢（東京入盟）：獄中仍能成功組織漢川起義響應武昌首義。
    （6）劉復基（東京入盟）：文學社骨幹，武昌起義前夜被捕，遭處決。

B、武昌起義後不久趕到的同盟會員：
    
    （7）居正（東京入盟）：同盟會中部總會湖北負責人，共進會創始人，10月14日到武昌，穩定了湖北軍政府。
    （8）譚人鳳（東京入盟）：同盟會香港統籌部委派北上，策動長江各省策應廣州起義，與居正同到武昌。
    （9）黃興（東京入盟）：同盟會庶務，從香港經上海於10月28日趕到武漢，指揮陽夏保衛戰。
    （10）宋教仁（東京入盟）：同盟會代理庶務，華興會副會長，與黃興同抵武昌，參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
    （11）劉揆一（東京入盟）：同盟會骨幹，華興會副會長，與黃興、宋教仁到漢口前線任督戰員。
    （12）陳鎮藩（東京入盟）：同盟會湖北分會主盟人、共進會領袖，帶領入川新軍途中殺端方，回援武漢。
    （13）吳崑（東京入盟）：同盟會骨幹，日知會領袖，武昌起義後任漢口軍政分府秘書。

C、武昌起義不在場但有影響的同盟會員：
    
    （14）吳祿貞（遼東入盟）：也是興中會員，武昌早期革命黨領袖，北洋新軍第六鎮統制，策應武昌起義。
    （15）曹亞伯（東京入盟）：受孫文委派回國與劉靜庵等人組建日知會，並為劉加入同盟會主盟。
    （16）劉靜庵（武昌入盟）：科學補習所與日知會主要創始人，文學社精神領袖，1911年6月12日死於獄中。
    （17）余誠（東京入盟）：1906年4月奉孫文委派回武昌，任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1910年病逝。
    
    這並不是完整的名單，但已能反映出同盟會在武昌起義中的領導作用。仔細分析這份名單中人員的實際狀況，我們可以看到：（一）、同盟會佔據了武昌起義的領導層。起義前推選的總指揮、參謀長、總理（大都督），都是同盟會員。甚至在獄中的同盟會員，也能起到領導作用，如胡瑛、梁鐘漢、劉靜庵。這些同盟會員大多都是在日本東京入盟的老會員，沒有一個是在中部總會成立後入盟的。（二）、同盟會核心層與中部總會的領導人都是在起義後才趕到的。與一些人渲染的同盟會核心層和中部總會分裂的說法相反，實際上這兩部分人馬相當重疊，如居正、譚人鳳、宋教仁，他們與兩邊的關係都很密切，既參與了廣州起義及各地策應的籌劃過程，又參與了中部總會對長江流域起事的策劃過程。而作為孫文不在時總負責的黃興，不僅是同盟會核心層的代表，他對中部總會策劃長江流域起事的全過程都很了解（通過居正等人的匯報），並隨時向遠在美國的孫文報備，且希望通過孫文獲得進一步的資金支持。[19] 劉揆一則是在孫文、黃興都不在日本時，留守本部代行總理職務，全力協助孫、黃開展革命活動，直到武昌起義爆發才趕回國與黃興、宋教仁一道去漢口。（三）、早期由孫文派回湖北的同盟會員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人包括吳祿貞、曹亞伯、余誠、劉公、胡瑛、梁鐘漢、陳鎮藩、吳崑等等。有些人的作用前面已做說明，其餘的因篇幅限制，這裡不一一詳述。
    
    【九】、孫文在武昌起義前的作為
    
    在武昌起義爆發後趕回國之前的兩年多時間內，孫文周遊了地球兩圈，主要的活動地點是在北美和南洋，這時他的角色是籌款、組織和外交。下面分幾點簡要敘述孫文在武昌起義前的作為。
    
    （1）孫文當時不在東亞的苦衷。這主要是清廷對日本及東南亞國家政府施壓造成的。這期間孫文還於1910年6月化名潛入日本十天，日本政府為此專門開過兩個小時的內閣會議，起初敷衍清廷，後來孫文只得離境。[20] 他隨後去了南洋，在那裡主持了庇能會議，確定第二年春廣州起義計劃，他甚至「決意到時潛入內地，親與其事」，[21] 但會後不久就又遭遇英殖民當局的逐客令，於是只好再去歐美籌款。從1910年11月27日他尚在南洋時，直到次年夏在美國，孫文不斷寫信給日本宮崎寅藏、萱野長知等友人，希望他們設法遊說官方允許他到日本居留，以便就近指揮國內事宜，但都沒成功。[22]
    
    （2）一個流產的大計劃。在庇能會議之前，孫文一直寄望於美國財團的巨額貸款來訓練一支軍隊，並為此而阻止了1910年初廣州新軍起義之後包括長江流域的一切內地軍事行動。1910年3月孫文到美國洛杉磯，與軍事顧問咸馬里（Homer Lea）及退休銀行家布思（Charles B. Boothe）舉行多次會談。他們的計劃是：布思任同盟會海外財務代辦，向紐約財團商洽貸款共363萬美元（一說250萬）；由咸馬里在中國通商口岸的租界訓練軍官，以幫助中國革命黨人發動起義；革命成功後，美國債券人將享有在華開礦、辦實業等特權。[23] 布思與咸馬里的條件是：冬季前停止長江流域等地的起義活動。孫文在日本時說服了其他革命黨領袖停止起義，但一直等到11月中旬庇能會議召開時，這個貸款計劃都沒有任何眉目。這時孫文才意識到「所謀大款之路，不能速成，決計不再外求他人。」[24]
    
    （3）主持庇能會議，確定廣州起義。1910年11月13日，孫文在馬來西亞檳榔嶼（又稱庇能）召集同盟會幹將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計劃佔領廣州後，黃興率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率一軍出江西趨南京，長江流域各省舉兵響應，會師北伐。庇能會議的重要性前面已有述及，這裡不贅。
    

    
    【插圖8】: 1911年9月14日，孫文致函檀香山同志，談及四川保路風潮及他9月2日外出籌款事。
    
    （4）在北美的籌款活動成效顯著。1910年初廣州新軍起義雖然失敗，但在海內外卻有極大反響。4月8日孫文「在檀香山致紐約同志函」中說：「歡迎會到者二千餘人，人心極為踴躍，大非昔日之比……每晚百數位」加入同盟會，光填寫盟書就要幾個小時。[25] 庇能會議後，孫文明白美國財團貸款難以指望，決計另闢蹊徑。這時，他的一位追隨者馮自由在加拿大洪門團體中的活動取得極大成功。孫文於是就去了溫哥華，在火車站受到一千多洪門人士的歡迎。加拿大華人雖然只有幾萬人，卻為廣州黃花崗起義捐了七萬餘元，占所有國家的第一位（總數是18.8萬）。維多利亞等地的洪門致公堂人士，在聽了孫文演講之後，乾脆抵押了堂產，所得完全捐出。孫文這時在加拿大和美國設立洪門籌餉局，他6月中到舊金山，讓美洲同盟會員全體加入洪門，7月中成立美洲洪門籌餉局，對外稱「國民救濟局」【見插圖8】，總部設在舊金山唐人街美洲洪門致公總堂,地址是36 Spofford Alley，至今還保存完整。7月21日，洪門籌餉局決定派出孫文等五人分南北兩路人馬前往105埠籌餉。孫文百折不回，要繼續籌劃新的起義。[26] 這時黃花崗起義早已失敗，但保路運動方興未艾，在香港的黃興接到從武昌到上海購槍的居正的來信，拍電報告訴孫文：「居正由武昌到滬，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希望孫文籌20萬元、至少四五萬元，款子一到，黃興即可前往武漢。[27] 8月30日，孫文讓洪門籌餉局電匯至香港一萬元。[28] 9月2日，孫文等人代表洪門籌餉局，分兩路至美國105埠籌款。
    
    【十】、武昌起義時孫文並非在丹佛打工
    
    現在討論武昌起義時孫文究竟在哪裡、又在幹什麼。按時下流行的說法，當時孫文窮困潦倒，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城的一家中餐館打工做「企枱」，所以對辛亥革命的成功沒有直接關係因此貢獻不大。筆者最近檢閱孫文在武昌起義當天的一封親筆信的影印件【見插圖9】，發覺實情遠非如此。雖然這封信的文字在一些有關孫文的史料集內已有收錄，但因為是都文字版的，以前似無人注意到信簽上的旅館與地名。
    

    
    在美國西部時間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中國時間10月10日，孫文在猶他州鹽湖城邊一個小城市Ogden的一家名叫Marion的旅店內，用旅店的信簽給美洲同盟總會會長李是男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不久前（8月30日）他寄給黃興的一萬元「匯港急款」，說並不夠，希望再籌足一萬寄去。此前，9月2日，孫文正帶領洪門籌餉局演說員黃芸蘇，從舊金山出發走北路，奔赴各埠，四處演說，籌募革命資金。當時美國華僑在孫文等革命黨人的長期宣傳鼓動下，革命熱情已經非常高漲，孫文信中說「所經各埠，見得人心漸有可為」。他們抵達Ogden之前，先往北加州十餘埠，經我仔細解讀，得出如下路線圖【見插圖10】：[29] 舊金山、缽崙(Portlond)、舍路（Seattle 西雅圖）、士蔔頃(Spokane)、抓李抓罅(Walla Walla)、迫加斯地(Baker City)、杭定頓(Huntington)、南巴(Nampa)、貝士卜提(Pocatello)、爹罅(Downey)、惡頓(Ogden) 、梳力(Salt Lake City 鹽湖城)、洛士丙令(Rock Springs)、典華(Denver 丹佛)、懇士斯地(Kansas City)、聖壘(St. Louis)。需注意，到Ogden（圖中Ｋ處）之後，中間還停留了兩站，二天後，也就是美西時間10月11日晚，他們才抵達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城（即粵語典華）。[30]
    


    
    由此可見：（一），武昌起義時孫文並不在科羅拉多州的丹佛，而是在猶他州的Ogden；（二），當時孫文正忙於四處演說籌集革命資金，且卓有成效，既無閒暇也無必要在中餐館打工做「企枱」。
    
    Ogden是鹽湖城邊的一座小鎮，人口現約八萬。1846才開始有白人定居於此。1869年，美國大陸橫貫鐵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聯通，Ogden成為西部鐵路南北幹線與東西幹線交匯點的樞紐城市，由此繁榮了好幾十年。當時有一句名言：「不到Ogden，哪也去不了」(You can't go anywhere without coming to Ogden)。後來，汽車、飛機取代了鐵路成為美國主要的運輸工具，Ogden的地位才又降低下來，但從很多紀念網站也可看出它昔日的輝煌(如ogdencity.com, historic25.com)。如今，從舊金山開車去Ogden，大約需要12個小時。
    

    
    Ogden這家旅館(The Hotel Marion)建於1910年，孫文等人入住時剛剛開張不久。1976年被列入美國國家史蹟名錄(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至今還在營業。這是Marion Hotel現在的Google街景照片【見插圖11】，位於194 25th Street, Ogden, UT 84401，是該市的地標性建築，位於該市繁華的25街，離火車站僅200米。Ogden的25街現在成為美國一個重要的歷史景點。可見，當時孫文及其革命組織並未山窮水盡，至少還支付得起二人行旅的費用。
    
    那麼，「武昌起義時孫文在美國丹佛打工」一說，究竟為何流傳如此之廣呢？原來，這是著名的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提出來的。唐教授在美國執教多年，著述盛豐，是口述歷史方面最權威的一位學者，也是筆者極為景仰的史學大家。不過，其「丹佛打工」一說，筆者認為不甚嚴謹，缺乏必要的考訂，也體現了口述歷史的一種困境。
    
    在唐德剛教授的名著《晚清七十年》的最後章節中，專門有兩節處理「丹佛打工」說。他在【從「企枱」到「總統」】一節中寫道：「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複）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枱』（粵語茶房）。…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可謂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接著，唐教授在【科州盧家的故事】一節中，進一步解釋了這一情節的來源。他說，在八十年後，「寫出上段孫中山先生的軼事，朋友們驟讀之下，可能認為是稗官野史。其實這故事的真實性相當高。因為把這份電報丟到中山餐盤內的那位『企枱』，和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君，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都還健在美國。盧君的長子盧琪新君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與筆者老友，名記者龔選舞君曾長期同事並為好友。盧的次子盧琪沃君，曾任『青年歸主教會』的牧師，也是交遊廣闊之士。他們盧家與孫公為世交好友和同鄉同志，可能還是至戚。」——可謂有名有姓，有根有據，但不一定「真實性相當高」。
    
    就筆者的經驗，口述歷史有一種莫大的困境，就是當事人口述的可靠性。筆者曾做過幾十位「六四」當事人的口述歷史，收集整理過成千上萬份「六四」史料，包括很多當時的記者報導和當事人回憶，其中包括兩年後十七位流亡學生集體核對了八天的巴黎會議（後整理成書《回顧與反思》）及四十多位十幾年後的口述歷史（見「六四檔案」網站），發現口述與轉述的可靠性都有諸多問題：一、當事人的記憶混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經過等等都可能張冠李戴；二、有些人還可能刻意誇大、掩蓋、扭曲甚至偽造；三、一般而言，轉述尤其是拐了幾道彎的轉述，比當事人自述更不可靠。因此，口述歷史必須和歷史文物相互參照，仔細考訂其真實性，才能作為有效的史料。「六四」後出版了大量書籍，我看大多都有這方面的嚴重缺陷。
    
    回到「丹佛打工」一說，唐德剛教授的依據是「盧家的故事」，而且是八十年後盧家後人說的故事，這就很難避免張冠李戴甚至誇大扭曲的嫌疑。孫文曾四次駐留美國本土，雖然也可能有窮困潦倒之時，到餐館打工積攢一些錢用於養家也不是不可能（我們看見他有多次求助友人和組織資助家用以解後顧之憂的舉措），但在1911年10月初，根據上述提供的資料和分析，這種可能性極小，孫文當時正忙於四處演說大規模籌集革命資金，籌到的金額也不小，何況在武昌起義時並不在丹佛城，而過了兩天后到了丹佛，立即得知武昌起義成功，於是即刻啟程回國，留在丹佛盧家餐館打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過，孫文在1904年冬天，倒確實可能在美國打過工。那時革命派處於最低潮，洪門本是孫文的革命基地，也多被保皇派奪取，而旅歐湖北留學生的八千法郎尚未寄來。這時，他住在簡陋的rooming house中，也沒能發展幾個會員，在紐約那種地方，不打工大概也很難維持生計。其實，如果孫文打過工，也不是一件羞恥需要避諱的事，這一點筆者非常認同唐德剛教授的說法：「今日台港大陸在美的清寒留學生，有幾個沒打過工？——在美打工，何損于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孫公的打工正可說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後世子孫追念耳。」只是，以「武昌起義時孫文在美國丹佛打工」來作為「孫文對辛亥革命的成功沒有直接關係因此貢獻不大」這種推論的根據，是靠不住的。——這不是唐德剛教授的推論，卻導致了很多人的誤解，構成對歷史的扭曲與誤讀。
    
    
    【十一】、結語
    
    根據前面對歷史脈絡的各項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孫文是辛亥革命的領袖，他不僅是廣義的辛亥革命的領袖，也是狹義的辛亥革命的最主要的領袖之一。辛亥年春天，同盟會核心層傾其全力舉行了廣州黃花崗起義，雖然這次起義因為種種原因失敗了，但為這次起義所作的各省測應的鋪墊，卻為五個月後的武昌起義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加上黃花崗起義後不久「皇族內閣」引起立憲派倒向革命、「鐵路國有」更激起社會中下層激烈的保路運動、湖北調兵入川鎮壓導致武漢空虛，種種有利因素合在一起，反倒是本來預備策應的武昌的起義意外成功了。而武昌革命黨力量的發展壯大，則與孫文及其興中會、同盟會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從最初的花園山聚會到最後的文學社、共進會，其中很多骨幹直接就是孫文派遣回國的，或再經他們吸收發展的。這樣，雖然武昌起義時孫文遠在國外，他長期經營的組織卻能發揮領導功能，而他自己也並非不知情。當然，孫文同許多同盟會領袖一樣，並未料到武昌起義會導致辛亥革命的成功，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他不屈不撓，在美國各地繼續展開更大規模的籌款活動，以圖再戰。
    
    這裡歸結一下，作為對開篇提到的一些目前流行的錯誤認知的回應與糾偏：
    
    （1）、以武昌起義否定孫文領導的十次起義，是割裂歷史的說法。這好比說最後一口吃飽了，之前吃的都沒有作用。實際上，正是通過體制外的一次次起義，才激勵起進步青年去尋找革命組織與領袖，然後進入體制內尤其是新軍，最後從體制內顛覆專制統治。前面十次起義造成的震撼和影響，使很多青年嚮往革命、追尋領袖（如武昌花園山聚會「尋孫逸仙，期與一致」的革命方略），為後來革命黨組織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前文已經證明，發動武昌起義的兩個重要組織及其主要成員，與孫文前面領導的起義及組織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和聯繫。因此，諸如「孫中山十次起義…未免有點像蚍蜉撼大樹」這樣的評語，實在是無的放矢。
    
    （2）、否認同盟會對共進會、文學社的領導，違背史實。武昌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其實都是同盟會員或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如日知會、共進會）成員。文學社之前的日知會、科學補習所、甚至花園山聚會，起初的核心人物基本上都是孫文及同盟會核心層委派回國的同盟會員甚至興中會員（如吳祿貞、余誠、吳崑、劉公、陳鎮藩、曹亞伯、胡瑛、劉復基、蔣翊武等等）；而共進會本來就是同盟會核心層領導和資助的週邊團體，都奉孫文為總理，綱領也幾乎完全一樣，只是為了發展軍中和會黨成員的方便才另外起名，其核心成員也多是同盟會骨幹分子（如居正、劉公等人；孫武後來也加入了同盟會）。同盟會這些核心成員在國內發展了另一些骨幹分子（如劉靜庵、孫武、熊秉坤等人），進而在新軍中發展了大量的革命黨人。因此，所謂「文學社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武昌起義的領導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與孫文的同盟會並無任何組織上的瓜葛」這樣的論斷，完全不符史實。而所謂「劉揆一在同盟會分裂後另起爐灶，創建了共進會」更是無稽之談，劉揆一雖是共進會的原提議人，卻是黃興的助手，始終維護孫文及同盟會的團結，後來並未參加共進會。這一說法究其來源，其實是對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一書中「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一節中的簡化敘述的誤讀。
    
    （3）、以孫文遠在美國來否定其作用，是脫離歷史背景和苛責古人。片面簡單地說孫文遠在美國，而不說明他無法在東亞立足的現實原因、及他在籌款、組織和外交上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只陳述部分真實而掩蓋全貌的做法，在歷史敘述和評論中是不可取的方法。其實，從居正、黃興和孫文當時的來往電報和信件來看，他們對武昌起義自始至終都是了解動態的。而用「武昌首義時孫文正顛沛流離，在科華拉多州華人餐館洗盤子」這樣的說法，試圖誤導讀者以為孫文自顧不暇所以根本無法對辛亥革命有所貢獻，則是刻意的歪曲和不公正的貶低了。孫文在東亞無法立足的現實原因，是清廷一直通過外交手段，迫使亞洲各地政府驅逐他。而他直到武昌起義爆發前不久，都還一直在爭取回到日本就近指揮國內鬥爭。
    
    （4）、以同盟會核心層當時不在武昌宣稱來否定其作用，更是扭曲史實。武昌起義時，黃興、居正、宋教仁、譚人鳳等人當時不在武昌，則更不能說明同盟會核心層對武昌起義沒有領導作用。實際上恰恰是居正代表宋教仁、譚人鳳等人組織的同盟會中部總會一直在武昌發動起義，雙十日他之所以不在武昌，只不過是因為他正好到上海去為武昌起義購買槍支。而譚人鳳早在年初就到武昌，這還在廣州黃花崗起義之前，他是奉同盟會香港統籌部之命，也就是奉同盟會核心層之命，帶款去發動策應的，並見了共進會的主事人孫武及文學社的主事人蔣翊武，後來這二人就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指揮者。宋教仁當時人在上海，是因為他們當時要發動的是整個長江流域，而不僅僅是武昌的起義。實際上他們在武昌首義後很快就趕到了現場。
    


    （5）、孫文在革命黨人中的根基深厚威信極高。這裡歸納和補充一些例子。一、早在1903年參加武昌花園山聚會的革命軍人，已經定下「尋孫逸仙，期與一致」的革命方略，後來他們在歐洲和日本留學時就追隨了孫文；二、黃興、劉揆一也受到這一方略影響，在1905年5月聽說孫文要從歐洲到日本，專門到日本等了一個多月去見他，隨後就一起創建了同盟會；三、孫武在武昌革命黨人中的威望，部分得益於其名字：孫武、遙仙與孫文、逸仙對應，很多人以為他是孫文的弟弟；四、共進會也推戴孫文為總理；五、武昌起義那天凌晨，三位革命黨人被處決，其中一位是楊宏勝，共進會與文學社成員，就義時高呼「孫中山萬歲! 未死同志萬歲!」；六、武昌起義後在《中華民國公報》上連續兩個月刊登「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文」的告示【見插圖】；七、一出喜劇：武昌起義後，揚州一個遊手好閒的混混孫天生，僅靠冒充是孫文的族弟，就帶著幾個散兵游勇大搖大擺衝進衙門，將揚州光復了；八、孫文剛剛回國，就在南京被17省代表以16票選舉為臨時大總統。總之，所謂「孫文當上臨時大總統，實在是風雲際會，天上掉下個肉饃饃」，也屬刻意貶低的說法，並不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孫文當選，應該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6）、總之，否定孫文對辛亥革命的領導地位，嚴重違背史實。綜上所述，孫文不僅領導了廣義的辛亥革命，也是狹義辛亥革命的重要領袖。所謂「辛亥革命事實上與孫中山及其同盟會的核心層無關」、「辛亥革命不是孫中山領導的」、「武昌起義不是同盟會策劃和領導」等等這些說法，均與歷史事實不符。這些誤會不僅在中共體制內的學者中流行，可嘆的是也在親民主人士中、尤其是高標憲政改良的「自由派」中流行，這源於他們對孫文的另一種歷史誤讀，那就是他們因為不能認同孫文對中華文化傳統的優秀部分的推崇，而刻意貶低孫文的歷史功績，他們認為孫文要為後來的共產革命負責，甚至宣稱孫文就是破壞民主憲政的罪魁禍首，而對袁世凱和軍閥們則報以同情，完全忽視孫文為阻止共產革命竭力推動民生主義革命的努力。
    
    封從德
    民國百年元月至三月，寫於美國舊金山灣區。
    
    
    【參考文獻】
    
    《國父全集》全三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輯，台北：中央文物出版社，1983）
    
    《革命逸史》1-6輯（馮自由，北京：中華書局簡體豎排版清末民國初期史料，1981）
    
    《細說民國創立》（黎東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
    
    《孫中山全集》全十一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及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孫中山年譜》上中下冊（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合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增刊，北京：中華書局，1976.11）
    
    《孫中山年譜長編》（陳錫祺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孫文選集》上中下冊（黃彥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11）
    
    《中國國民黨史稿》（鄒魯，臺北：傳記文學，1993）
    
    《居正文集》（羅福惠、蕭怡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
    
    《細說孫中山》（李君如主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註釋】：
    
    [1] 劉曉波：「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孫中山」。2006年4月16日，首發《博訊》網站。
    
    [2] 許行：「重新評價孫中山」，香港《開放》雜誌2011年2月號，第51-55頁。
    
    [3] 桑普：「重新審視孫中山」，《開放》2011年2月號，第56頁。
    
    [4] 《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八章「有志竟成」，見《國父全集》第一冊，參-161頁。
    
    [5] 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138頁。
    
    [6] 同書第203頁。
    
    [7] 湖北新軍三十二標中的革命黨人曾準備在進軍荊州和宜昌之間殺掉大臣端方起事，“居正聞之，乃力加勸阻”（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910頁）。居正本人在《辛亥紮記》也對此事這樣記載道：“繼有告余者，余乃力加阻止，告以革命策略。”（《居正文集》第35頁）。
    
    [8] 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148頁。
    
    [9] 熊志勇：「逸軌•內鑠•博弈」，《湖北社會科學》2001年第9期。
    
    [10] 清末廢除科舉制，起先議論了十年，但最後廢止極為迅猛。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戰敗後，在京會考的舉人集體請願（公車上書），康有為、梁啟超等建議廢除八股，興辦新學。這項建議在1901年得到清廷採納，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改用策論。1904年5月，清朝舉行最後一場科舉考試。1905年9月2日，慈禧批准袁世凱、張之洞奏請，以光緒名義發佈上諭明告：「着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至此，千年科舉制正式宣告廢除。與此同時，清廷製訂了「留學生考試章程」，大批吸引歸國的海外留學生透過考試進入政府。據統計，190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為止，被稱為「洋科舉」的留學生考試舉辦過六次，總共取錄了1388人。留學成為仕途捷徑，這就是1905年前後海外留學生人數陡增的緣由。而這些留學生中，很多人都走上了孫文的道路。
    
    [11] 見《孫中山年譜長編》第323頁。
    
    [12]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22頁。
    
    [13] 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245頁。
    
    [14] 見《民報》創刊號：過庭（陳天華）「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這並不是人數最多的一次。一年後《民報》週年慶，孫文在東京神田錦輝館講題「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聽眾達六七千人。見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120頁。
    
    [15] 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113頁。
    
    [16]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68-71頁。
    
    [17] 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136頁。
    
    [18]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40-241頁。
    
    [19] 孫文在《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八章「有志竟成」中記錄了黃興與他的電報內容。黃興於1911年9月下旬發電報給孫文，稱「居正從武昌到港（應為滬），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見《國父全集》第一冊，參-171頁。
    
    [20] 1910年6月「致檀香山同志告秘至日本情形並囑籌款函」及6月22日「由檳抵日後致紐約同志函」，見《國父全集》第二冊，玖-77、79頁。
    
    [21] 1910年11月「致美洲致公堂同志請籌款以應起義函」，見《國父全集》第二冊，玖-88～89頁。
    
    [22] 孫文在信中說：「許我到日本居留，則於交通北洋陸軍，甚為便利」，見1911年1月21日、2月15日及4月1日「致宮崎寅藏托代交涉許回日本居留以利活動函（三件）」，《國父全集》第二冊，玖-94～95頁。在5月20日，他又連發兩封信，再摧、宮崎寅藏，見同書玖-96～97頁（「致萱野長知請將日本對華政策見告函」、「致宮崎寅藏商赴日本並詢東亞大勢各事函」）。7月16日，他寫道：「弟之心腹同志，近年多入北洋陸軍，故多未便相見。其間有來往外間者，則有前延吉都統吳祿貞君…其他常來往上海者，則有現任海軍提督程璧光君，皆昔年同謀之人也…弟今冬慾再到日本，公能為我設法使政府不阻撓否？」，見「在美致宗方小太郎抗議日本對本黨態度盼啟導日本輿論及政府同情我國革命函」，同書玖-98頁。
    
    [23] 見《孫文選集》中冊「致鹹馬裏談攻取廣州計劃並請在美籌款函」，及李君如《細說孫中山》「國外軍事、財政智囊」一節引用鄧麗蘭編著《臨時大總統和他的支持者》。
    
    [24] 1910年11月3日「致鄧澤如等詢分任籌款等事函」，《國父全集》第二冊，玖-86頁。
    
    [25] 《國父全集》第二冊，玖-73頁。
    
    [26] 1911年7月18日，孫文在「廣州起義失敗後自美洲致鄧澤如等函」中寫道：「以區區十餘萬，而做出如此驚天動地之事，使吾黨之聲勢，飛騰千丈，億甚值也。…弟現在開始經營數路，想當有一路可成…又經羊城一役後，外交亦易入手」；其中也提到黃花崗起義後，美洲金山致公總堂改變態度，變為積極；並請友人助「家人接濟」，以解後顧之憂。見《國父全集》第二冊，玖-97頁。
    
    [27] 見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264頁。其中稱黃興電報日期是夏曆八月十四日（陽曆10月5日），與孫文後來回憶同樣內容的電報（「居正從武昌到滬，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的發出日期不一樣（9月下旬），見《國父全集》第一冊，參-171頁。從居正9月16日到上海這一點看，可能還是孫文說的9月下旬比較準確。無論如何，因為這份電報是在外出籌款途中得到的，而密碼簿已先行隨行李運到丹佛，因此直到10月12日孫文才獲悉電報內容。
    
    [28] 《孫中山年譜》（上），第103頁。
    
    [29] 這些地名來自邵雍「同盟會時期孫中山與美國致公堂的關係」，《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3期，第132～139頁。我仔細研究了地圖，按照粵語發音習慣，找回了對應的英文地名，所幸這些英文地名過了一個世紀都基本沒變。
    
    [30] 《孫中山年譜》（上），第104頁。孫文後來回憶道：「武昌起義之次夕，余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見《國父全集》第一冊，參-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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