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

對於人民和社會，民生主義比共產主義好，中華民國比共產黨中國好，中華民國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希望。這是我20年前生起的希望。20多年過去，在對民國逐漸有了更多的瞭解之後，我更加堅信，大陸民主化繞不過中華民國——它的憲法、它的施政，它百年以來的社會政治實踐。

先生是學物理的，見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先生，他夢寐以求。訪臺最令人興奮難忘的是有幸見到中研院院長吳大猷先生，聽他講話、與他交談，得他贈書。關於大陸，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只講了一句話，語氣平緩、沉重：「社會沒有戰亂、幾十年太平，國家弄成這個樣子，說不過去。」由此，我才開始破出「軍閥混戰」、「八年抗戰蔣介石躲在峨眉山」，「內戰蜂起，民不聊生」那些一直被灌輸的窠臼，尋找四九年前民國的實況。瞭解到共產黨一矣進城便拆掉了北京古老的城牆，才知道南京梧桐遮蔽的林蔭道賴30年代民國的城市規劃之功。當瞭解到抗戰期間坐落雲南鄉間西南聯大的教學科研不落世界前沿之後，回首「文革」驟起，政府號令大中小學停課，斷送成千上萬青少年的學業，親身體會到吳大猷先生這句話的份量。

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網路圖片）

從國外的教學科研退下來，吳大猷先生隻身來到臺灣，作國科會主任、任中研院院長，為推動臺灣的科學研究教育事業奉獻晚年。他還不知疲倦地針砭時弊、直言不諱地批評政府政策，為天下興亡盡知識分子匹夫之責。這些時論結集六捲出版，第一集題名《博士方塊》。在他身上，我們見到了一代民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與風骨。

不僅是在知識分子身上。訪臺期間，在接待我們的團結自強協會，結識了不少曾在政府做事的前輩人物。其中有國際奧委會委員徐亨先生，先生是足球迷，久仰當年的足球門將徐亨先生的鼎鼎大名。徐亨先生是民國的同齡人，那時已年界八秩，身材魁偉、步履健朗。和我先生兩人見面談起足球和體育，欲罷不能。在臺北的期間，我們就住在徐亨先生的富都酒店。晚餐之後，他跟我們娓娓道來如何以民間的身份，個人的關係，奔走於國際體育界，以「中華臺北」的名義為臺灣在國際奧委會爭得一席之地。大陸華東水災之後，作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主席，他親自送救災物資到大陸。

前國際奧委會委員徐亨。（中央社）

還有一位潘振球先生，曾任臺灣省教育廳長八年。任職期間，國民政府1967年宣佈實行九年國民教育，1968年實施，籌備時間只有一年。從六年義務教育改為九年，一下子就要增設140多所國中，從資金籌劃到城市規劃的因應與用地的劃撥，從師資的準備到校長的遴選培訓，還要避免地方派系介入教育……，千頭萬緒。潘振球先生領導廳內外同仁全臺奔波，夜以繼日，1968年9月9日全國國民中學聯合舉行開學典禮，「九年國教」如期施行。我們到臺灣的時候，已是「九年國教」實施20年之後。

前臺灣省教育廳長潘振球。（網路圖片）

1968年，毛澤東不讓城市青少年上學，把他們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在山西晉北農村落戶六年，做過民辦教師，也在縣城中學教過書。兩相對照，僅是臺灣城鄉一般中小學的設施——我們沒有被安排去參觀名校「北一女」和「建中」——僅是學校操場的塑膠跑道，已使我感慨萬分。

潘振球先生2010年以93歲高齡辭世，友人以「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追憶，其實這可以用來表達我對在臺所見這些前輩的感受。當我們談到大陸的貧困、談到我們這些「插隊知青」的遭遇、談到「六四」被彈壓的學生，談到大陸的民主化，這些前輩聞之動容，深責自己對國家人民未盡到責任，這是我怎麼也沒有想到的。國民政府裡做官的遠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都是尸位素餐、不聞民間疾苦的官僚。

事實勝於雄辯，百聞不如一見。顯然，對於人民和社會，民生主義比共產主義好，中華民國比共產黨中國好，中華民國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希望。這是我20年前生起的希望。

應該有更多的大陸人有機會看到民國，瞭解民國。我們當即和安排參觀訪問的三民主義大同盟商量擴大開放大陸學生訪臺。

於是在我們訪臺的次年——1990年，有了留德大陸學生臺灣的土地改革和農村經濟發展研習營，1991年留德大陸學生臺灣九年國民教育研習營，這一年還同時開啟了第一屆「臺灣之旅研習營」，邀請大陸海外留學生暑期訪臺，又開一扇兩岸中國學生學者交流的大門，這也是我們訪臺期間與「中國青年團結會」商量策劃的，到2010年「臺灣之旅」已經辦到第18屆。

20多年過去，在對民國逐漸有了更多的瞭解之後，我更加堅信，大陸民主化繞不過中華民國——它的憲法、它的施政，它百年以來的社會政治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