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7 05: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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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群岛
 
  1973年8月底,南越当局非法侵占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9月又悍然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1974年1月11日以后,我外交部多次声明和警告,南越并未收敛其侵略行径,反而出动海空军入侵我西沙群岛中的永东群岛。我忍无可忍,进行了英勇的自卫还击,给予来犯之敌以应有的惩罚。
 
  新华社1974年1月19日讯

  南越西贡当局悍然出动部队侵犯我国西沙群岛

  我渔民、舰艇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一月十五日以来,南越西贡当局,竟然动军舰、飞机侵犯我西沙群岛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向我正在生产的渔民和执行正常巡罗任务的海军舰艇开枪开炮,悍然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对我国人民进行猖狂挑衅。

  一月十五日下午一时许,南越西贡当局派军舰对我在甘泉岛附近生产的四O二号渔轮进行骚扰破坏,并向竖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该岛炮击,无理要我渔轮离开我海域。

  一月十七日上午八时许,西贡当局军队侵占我金银岛;下午三时又强占我甘泉岛公然取下我国国旗。

  一月十八日下午,西贡当局的舰艇两艘蛮横无理地冲撞我四O二号和四O七号渔轮,在羚羊礁北侧,将我四O七号渔轮加强台撞毁。

  此后,西贡当局不顾我方多次警告,变本加厉地继续挑衅。一月十九日上午七时许,西贡当局的军队又企图强占我琛航岛。我岛上渔民义正辞严向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要他们离开我国领土。但是,他们竟然向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我渔民多名,我渔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还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十时二十分,西贡当局的舰艇向我琛航岛开炮。十时三十分,西贡当局的飞机四架轰炸扫射我琛航岛。与此同时,西贡当局的舰艇也向我巡逻舰艇炮击,我艇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南越军队侵占西沙岛屿

  长期以来,南越西贡当局对我南海诸岛怀有领土野心,非法占据我南沙、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去年九月,西贡当局悍然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十多个岛屿,并入它的版图。今年一月十一日,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西贡当局对我国领土主权的肆意侵犯,并重申我国对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但是,西贡当局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出动武装部队进一步侵犯我国领土,挑起武装冲突。西贡当局这种肆无忌惮的挑衅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在愤慨。我国人民决心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如果西贡当局一意孤行,不立即停止对我国领土的侵犯行径,必将自食其果。

  新华社1974年2月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

  最近,南越西贡当局在入侵我国西沙群岛遭到我国军民的痛击之后,竟然于二月一日再次出动军舰,侵占我国南沙群岛所属南子岛等岛屿,在岛上非法设立所谓“主权碑”。这是西贡当局对我国领土主权的肆意侵犯,对中国人民新的军事挑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

  中国政府已多次声明,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洮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不容许西贡当局以任何借口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叶剑英、邓小平部署保卫收复西沙三岛军事行动

  1973年8月底,南越当局在非法侵占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之后,于1973年9月,又公然宣布,已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归其福缓省管辖。此后不久,南越海军在西沙海域更是有恃无恐地制造事端,他们不但撞毁在这一带捕鱼作业的中国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甚至还把中国渔民抓到岗港,进行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的领土。

  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多次声明,多次警告。南越当局并未因此而收敛其侵行径。

  1974年1月15日至18日,南越海军的驱逐舰“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共4艘军舰窜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它们在对中国南海渔业公司的402号、407号渔轮施行堵截围追等挑衅后,又向挂有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

  1月17日上午,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的金银岛登陆,下午又派兵强占了甘泉岛。

  中国国旗被登岛的南越士兵扯下,守岛民兵的说理斗争不起作用……

  有关南越军队疯狂进行军事挑衅的报告呈送到了中南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立即与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研究对策,在报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后,决定采取加强巡逻和相应的军事措施,保卫西沙,保卫中国领土不受侵犯。决心下定,叶剑英很快找到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和其他军委领导人,着手部署打击入侵敌舰,收复被其侵占的珊瑚、甘泉、金银三岛的军事行动。

  1974年1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立即派出舰艇,驶往西沙永乐群岛海域进行巡逻,同时命令海南军区派出民兵,随海军舰艇进驻西沙永乐群岛的晋卿、琛航、广金三岛。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广州军区指示南海舰队派出广州基地扫雷舰10大队的396、389号舰和榆林基地猎潜艇73大队的271、274号艇,务于17日至18日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海南军区派出4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派出猎潜艇第74大队的281、282艇,驶抵永兴岛附近实施机动。海上编队指挥员由榆林基地副司令员魏鸣森担任,海上指挥所设在猎潜艇第73大队的271号艇上。为配合海军行动,广州军区命令南海舰队航空兵22团派出两架战斗机,飞抵永乐群岛上空进行侦察巡逻,并要求广州军区空军派出部分兵力随时给予支援。应该说,从中国的军事部门的部署上来看,中国政府直到此刻仍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力。中国使用有限的军事力量,其根本出发点,还是在于守卫自己的疆土不受侵犯,而不是消灭来犯者。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派民兵上岛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打仗。

  中国海军271编队和所载的1个民兵排驶抵西沙永乐群岛海域时,正值气焰器张的南越驱逐舰“李常杰”号和“陈庆瑜”号两舰在甘泉岛附近拦截中国渔轮。对此我271、274两艘猎潜艇立即向对方发出警告,迫使其最后转向离去。1月18日上午,连续几天游弋于甘泉岛附近海域的南越海军“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再次驶近中国407号渔轮,利用嗽叭筒高声喊叫,强令中国渔轮离开。

  面对机枪、大炮的威胁,407号渔轮船长杨贵毫无惧色,面对面地对喊叫南越军官说:“这是中国的领海,你们必须马上离开!”

  “不走,就叫你们船沉人亡!”这名南越军官却回报以恶狠狠地恫吓。在威胁不奏效的情况下,“陈庆瑜”号恼羞成怒,竟开足马力一头撞过来,将407渔轮的驾驶台撞毁,在这严重关头,快速赶来的我271编队再次向其发出警告,这才迫使其离开……

  海战打响了──中国海军并没有派出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也没有运用“冥河式导弹”,中国海军以敢于“刺刀见红”的气概一举击沉南越护航舰“怒涛”号。

  1月18日深夜,风高浪急。

  决心与保卫西沙的中国海军一较高低的南越海军,增派护航舰“怒涛”号赶到永乐群岛海域,与先期入侵的“陈庆瑜”、“李常杰”、“陈平重”3艘驱逐舰会合。

  1月19日清晨,与中国海军对峙了整天的南越海军,决心以军舰的优势,一举吃掉在装备上处于劣势的中国海军巡逻舰艇,进而强占永乐群岛。“李常杰”与“怒涛”号率先拉开了海战态势。两舰从广金岛以北海面接近中国海军编队;而“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则从羚羊礁以南外海向琛航、广金两岛靠近……

  从装备上看,南越海军的这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大的为1770吨,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为6000多吨,舰上共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火包50门。而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的4艘舰艇,最大的才570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80吨,而小的只的300吨,总吨位加起来只不过1760吨,还不足对方最大的一艘舰只的吨位,此外,我方4艘舰艇仅装备有85毫米口径火炮16门,其中大部分还是双管小口径火炮,装备实力悬殊极大。

  此刻,舰大炮大的南越海军处于有利的外线阵位,而我方则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南越海军的企图十分明显。针对这一敌情,广州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要求海上指挥所和各舰艇编队随时保持高度的戒备,在与南越海军进行说理斗争的同时,如果其敢于发动突然攻击,则应立即给予自卫反击。

  按照广州军区的部署,海军南海舰队下达指示,命令396编队进到广金岛东南海面,负责监视“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

  各舰艇编队根据命令,迅速驶到指定海域。

  南越军舰见状,似乎并未把这些小吨位的中国海军舰艇放在眼里,尽管中国海军舰艇已几次发出警告,但他们仍然不相信中国人敢动真格儿的。于是,仿佛象要考验一下中国海军官兵的胆量一般,“李常杰”号昂着炮首,大摇大摆地向中国海军编队冲来。

  这是一场比钢铁但更比意志的考验。

  与“李常杰”号面对面斗争的是中国南海舰队扫雷舰10大队的396号和389号扫雷舰队。扫雷舰对驱逐舰,这在南越海军眼里,似乎构不成多大的威胁。因此,“李常杰”号也不敢如此猖狂地横冲直撞过来。396号与389号两舰此刻并不畏惧吨位4倍于自己的对手,依然毫不减速地迎了上去同时再次发出警告,令其马上离开中国海域。

  “李常杰”号仗恃着自己的钢板厚实,非但不转变航向,相反却用舰首猛撞向我396号舰,使396号舰的指挥台柱、左舷栏杆及扫雷器均遭到损坏。肇事之后,“李常杰”号竟直径从两艘中国军舰中间穿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继尔放下4只橡皮艇,在中国军舰的眼皮子底下送40余名南越官兵登陆。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首先向中国民兵开枪进攻,挑起了蓄谋已久的流血冲突。驻守广金岛的中国民兵虽然是第一次与南越正规军交手,但当他们奋起还击时,即毙敌1人,伤敌3人,使入侵者在遭到当头一棒之后,只得被迫撤退。登岛行动受挫后,南越海军决定改变战术,试图在海战中讨回便宜。4艘越海军舰只在占据了有利的外线阵位之后,突然向中国海军编队的4艘舰艇开炮轰击。

  中国海军舰艇在其密集的炮火下,接连中弹,造成少数人员伤亡。忍无可忍,无路可退。中国海军编队当即给予还击。根据敌我双方的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编队指挥所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

  接到命令后,中国海军这两个舰艇编队开始高速接近目标。
 
  经过13分钟的激烈战斗,南越海军的阵脚完全被打乱了。

  “陈庆瑜”号为南越海军的指挥舰,尽管它几次试图以炮火上的优势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但我271艇和274艇则认准目标不放松,集中火力攻击它的主炮,并在战斗中击中其加强台和指挥通讯设施,造成该舰的通讯中断,指挥失灵。“陈庆瑜”号见势不妙,拖着滚滚浓烟急忙逃跑。

  我274号艇为不失有利战机,紧紧追击。这时,敌“陈平重”号为解指挥舰之围,从右侧方对我274艇进行拦截。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274艇的电舵突然发生故障,此时如不加以控制,无疑将要冲到“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中间,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274艇艇长李福祥一面镇定地命令转换人力舵操纵方向,同时指挥主机班由全速前进改为全速倒车,终于重新占据有利阵位。

  然而,274艇虽然在近战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但打近战所要冒的风险也相当大。一发炮弹落在艇指挥台上爆炸,也使艇上通讯线路受损,指挥中断。好在指挥员们临危不乱,沉着地用口令和手势顽强指挥作战,打得“陈庆瑜”号多处中弹,甚至甲板上的几个南越士兵和舰挂军旗也被炮火扫进了大海。就整个海战形势而言,中国海军尽管还算不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这个战术思想原则,则得到了灵活的运用。我271艇和274艇集中火力打敌指挥舰“陈庆瑜”号,而396舰和389舰亦是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近射,使其受伤。

  南越海军的“怒涛”号为给“李常杰”号解围,趁机向389号、396号实施偷袭。两艘中国扫雷舰立即调转炮火,一齐向“怒涛”号急射,一连串的炮弹落到它的舱面上,由于弹药舱被打中,“怒涛”号顷刻间爆炸起火。为了不使受到重创的“怒涛”号逃脱,389舰继续紧迫不舍,对它进行猛烈的炮击。

  值得一提的是,389舰是中国海军50年代的老舰,接到命令时,刚从工厂维修回来,甚至还来不及试航、试炮,便连夜开赴西沙参加海战。经过一番殊死激战,虽然南越海“怒涛”号受伤而逃,但389舰实际上也是带伤追击的。389舰当时的指挥台已被敌炮火打坏,人员伤亡很大。但全舰官捕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坚守战斗岗位,英勇作战。

  当海水从弹洞涌入弹药舱时,已身负重伤的战士郭玉东,脱下衣服扑向弹洞,保住了战斗所需的弹药。后来,他在腰部及两膝都受了重伤之际,仍然坚持为战友们运送炮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了抢修被炸坏的发电机,副机舱内的5名战士,在硝烟弥漫、严重缺氧的情况下坚持战斗,最后全部英勇牺牲……

  就这样,389舰以压倒一切的大无畏气概,直向“怒涛”号逼驶而去。

  距离越来越近──“怒涛”号虽然受伤,但自觉舰大能支,倒也有几分庆幸。可是舰上的士兵一见389舰的拼命架势,却不得不心虚的纷纷卧倒在甲板上。

  389舰在离“怒涛”号只有十几米之际,水兵们端起机枪、冲锋枪对准其舰上的各战位即是一阵横扫,同时又投上去一连患的手榴弹……

  好一场恶仗,好一番“海上拼刺刀”!

  南越军舰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但在慌乱还击中,却有一发炮弹打在389舰的两部主机之间,舱内顿时爆炸起火,并迅速四处蔓延。舰上官兵一面坚持战斗,一面组织人力奋力灭火。在烈火中,共有6名战士牺牲,不少人被烧伤。幸好及时扑灭火势,保住了舰艇。

  389舰受了重伤,舰体发生倾斜,航行速度也慢了下来。

  一直在外围观望的南越“李常杰”舰认为时机已到,便立即掉转船头向389舰袭来。

  这时,389舰上的炮弹已经打光了,舰长肖德万见状,当即命令装好深水炸弹,准备敌舰靠近时给以沉重的回击。在低速下发射深水炸弹,很可能会炸伤自己,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大海战中,除此之外,已别无选择。

  装好深水炸弹的389舰向“李常杰”号冲去正准备发射时,却遇我396舰赶来支援。“李常杰”号害怕再遭痛击,急忙逃往外海。

  见“李常杰”号逃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也无心恋战,分别掉头朝西北及东南方向落荒而去。

  “怒涛”号由于伤势严重,远远地被甩在了后面,这时,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指挥所当即命令在琛航岛以东海域待命的南海舰队猎潜艇第74大队281艇和282艇出击,决不让“怒涛”号逃掉。

  281艇从有利位置全速接近“怒涛”号,仍然以“贴身”战术靠近敌舰,10条炮管一齐猛轰,致使其再次中弹起火,并于14时52分,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

  “1·19”海战结束后,南越当局极力掩饰自己的失败,并在“怒涛”号被击沉后的当天,制造了一系列的骇人“新闻”,说在这场海战中,中国海军派出了实力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同时在交战中还使用了“冥河式导弹”,妄图以此蒙骗世界舆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

  海战结束后,中国军队乘胜发起登陆作战,从南越军队手中夺回被占三岛。

  海战这一回合结束后,1974年1月19日,广州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要求参战部队和民兵立即发起收复永乐群岛中的珊瑚、甘泉、金银三岛的登陆作战。其时的战斗部署如下───

  由榆林要塞派出守备10团的3个连队、1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与民兵,总共500余人,分乘海军舰艇及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出发,首先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打下该岛后,再向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进攻,最后攻击金银岛。在进攻的同时,组织海上力量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军舰只。

  西沙永乐群岛中的这3座岛屿,是1956年被南越军队占领的。登陆夺回这3座岛屿,意义重大,在参战部队各级指挥员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974年1月20日早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分乘海军舰艇和渔轮向三岛开进。

  到达预定位置后,登陆部队换乘橡皮舟和小舢板,在海军舰艇炮火的掩护下,经4连、5连和两栖侦察队按3个梯队在甘泉岛东南滩头登陆。

  面对勇猛顽强的中国军队的攻击,侵占该岛的南越军队见难以抵抗,不得不放弃滩头阵地后撤至甘泉岛的中部地区。打头阵的4连在占领滩头阵地扣,不给敌人半点喘息,仅用10多分钟就迫使被围的南越军队官兵全部缴枪当了俘虏。拿下甘泉岛后,5连和两栖侦察队及部分民兵,不顾疲劳,发扬我军边疆作战的一贯战斗作风,又分乘4艘护卫艇和1艘扫雷舰进到珊瑚岛南侧礁盘海面,再换乘橡皮舟,分3个梯队,从该岛的西南、东南及南面向入侵的南越军队同时发动进攻。

  5连第一梯队指战员在向珊瑚岛出击途中,不幸橡皮舟被敌人子弹打穿,人和武装都翻到海里,为不贻误战机,他们毫不犹豫地在水中踏浪前进,保证按时抢占了滩头阵地。

  入侵该岛的30余名南越官兵只得往岛中央逃循。

  战斗打响后,担任第二梯队的两栖侦察队的指战员们,为了配合5连行动,在离岸700多米的地方,纷纷跳入海中,向岸边游去登陆后,与5连汇合并肩战斗,使四散逃跑的南越士兵大多举手投降。

  但是,也有少数顽敌钻入岛中央的碉堡内开枪抵抗,对此,中国军队给予了猛烈的还击,并用越语向其喊话,最后迫使这些南越官兵打出白旗走出碉堡缴枪投降。在打扫战场和搜捕歼敌的过程中,我登岛部队又在树林中抓获了珊瑚岛南越军队最高指挥官范文鸿少校。

  1974年1月20日下午,南越当局得悉甘泉、珊瑚两岛被中国军队夺回的消息后,立即派出“麒麟”号军舰搭载了1个营的兵力,往援珊瑚岛。中国南海舰队和广州军区空军为了保证收复3岛战斗的顺利进行,也立即派出了军舰和作战飞机展开迎击态势。南越当局经过海战的较量,害怕“麒麟”号舰此番增援有去无回,只得在该舰仅距西沙永乐群岛40多海里的海域时,下令返航。甘泉、珊瑚两岛收复后,一连向金银岛发起了进攻。登岛后,发现侵占该岛的敌军早已随南越海军舰只逃跑,于是,收复金银岛的主攻部队未发一枪一弹,便顺利完成了作战任务。

  西沙海战与登陆战结束后,南越当局竟欲再较高下,无奈中国沿海三军严阵已待,最后不得不发出“应当避免下一步与中国作战”的哀叹……

  在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壮烈海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共击沉南越海军护航舰一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其“怒涛”号舰长及以下官兵100余人;在收复甘泉岛和珊瑚岛及金银岛3岛登陆作战中,中国部队和民兵俘虏南越军队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美国驻南越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也当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

  当然,在保卫西沙群岛的战斗中,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中国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67名参战人员受伤,我389舰被击伤。

  西沙之战结束后,南越当局为捞回挨打的面子,曾一度频繁调动飞机和军舰,准备报复。南越海军除派出2艘驱逐舰由头顿和芽庄开往岘港集结外,还派出6艘军舰从岘港出发向西沙群岛方向机动,同时命令这一地区的海、空军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再次向中国发出战争叫器。

  对此,中国政府授权中国外交部于1月20日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同时,中央军委命令中国驻守南海海疆的陆、海、空三军部队和官兵,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鉴于中国三军的紧急备战,完全进入了临战状态,南越当局自再打只能碰得头破血流,于是不得不于1月21日作出了“应当避免下一步与中国作战”的决定,缩回头去。

  1974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范文鸿等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西沙群岛保卫战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军委关于保卫西沙的军事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拥护。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亲自参予决策和指挥,对于“四人帮”妄图再次陷害党和国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阴谋,是一个有力的回击。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为70年代后期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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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5-17 04: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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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12日,缅甸政府在仰光烧毁了9.3亿美元的毒品。

特约记者 Patrick Boehler

大约是在1917年或1918年间,雷雨田在中国南部的云南省建水县出生,这个县恰好在云南的南部。

那时的云南只是象征性地与年轻的中华民国有着来往。当时的军政府都督唐继尧控制雷雨田童年所在的云南省,为了给自己谋利,唐继尧通过多个账户与法属印度支那进行鸦片贸易。

1945年,唐的继任者龙云担任该省省长。当时年轻的雷雨田刚从位于当时首都南京的宪兵学校毕业,他随后加入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与日本侵略军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作战。淮海战役失败后,他被共产党俘虏。

1949年,被共产党俘虏的雷雨田,趁着混乱逃离了家乡的省会昆明。就在这一年,龙云将权力交给表弟卢汉。卢汉眼看国民党势力即将崩溃,在1949年12月率部起义。

1949年10月,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退守台湾,在那里建立起他的政权,继续对抗中共。

国民党的第8兵团几乎被歼灭,除了709师和278师。由于不愿向共产党投降,709师中大多数云南籍军人于1949年2月28日越过边界进入缅甸。雷雨田就是其中一人。

与缅甸周旋对抗

这支军队驻扎在缅甸边境的村庄孟邦和三岛。第93师的残部与第8和第26军的残部联合起来。

通过泰国方面的接触,这些在缅甸被堵截的国民党军官向台湾方面请求撤离。然而,蒋介石用四个中国汉字给予了答复:“自谋出路。”—让他们自己找出路。

蒋介石下令让前指挥将领李弥重整这支军队残部。李弥曾是国民党第13兵团的司令官,后来为躲避卢汉追捕,逃到了香港。李弥奉命秘密返回,并带上了自己的副手段希文。同在香港的段希文也是一名被追捕的国民党党员,他后来成为了李弥的继任者。

李弥重整了这些残部,组成新编93师。他还给这支部队命名为“中华民国复兴部队”, 等待所谓的“光复大陆”。第93师,也是蒋介石希望努力夺回失去的江山的计划的一个部分。

李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抵抗缅甸军队长达一个月的袭击。他的士兵们处在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上,卡在缅甸军队的猛攻和敌对的祖国之间。

就在一年前,缅甸刚刚从英国获得独立,新任总理是吴努,另一名奈温将军当时是军队参谋长。

李弥将军的部队与缅甸抵抗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击落并杀死缅甸空军总司令,迫使缅甸进行和谈,但这支部队最终仍然无法强势到留在那里。

如今在美斯乐的郊区,有专门的老兵纪念馆,向后人诉说这一次失败,馆内资料写着:这支孤军最终同意和解,他们从缅甸的Da Chi Li地区撤到山区里,为了解决争端,也为了挽回缅甸政府的面子。

1951年,李弥把其在缅甸的残部整编为“云南省反共救国军”,并用台湾的资金招募更多的部队,根据美斯乐当地保留下来的记录,当时已达到20000多名兵力。此时,在中国另一端的400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朝鲜战争开始了,蒋介石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战略性的机遇,动摇新中国的西南侧翼。

夏天,李弥的第93师攻入云南,原本想向省会昆明进军。然而,匆忙组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在夺得双江、耿马、镇康4个县后,无力再前进一步。后来共产党军队反攻,这支孤独的部队被迫返回缅甸。

缅甸政府当然不希望这支游击部队返回其境内,他们计划消灭这支在异乡战斗的,给他们带来无数麻烦的残部。

1953年3月,缅甸军集结九个步兵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装甲队和一个宪兵队,袭击了游击队的所在地。蒋介石从台湾派遣救援队进行反击。

战斗持续了一个月,有505名缅甸士兵丧生,94名被俘虏。根据他们在美斯乐留下的记录显示,93师士兵只有42人战死,74人受伤。

由于无法在军事上打败这些游击队,缅甸在当年四月底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这个问题。

联合国大会在其第707号决议表示,“这支外国军队实力必须解除武装,要么同意拘留,要么立即离开缅甸联邦的领土”。

随后,由中国台湾、泰国、缅甸和美国组成的一个撤离委员会于当年5月在泰国首都曼谷成立。委员会决定把游击队遣返到台湾岛,对于很多在缅甸的“国军”士兵,这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岛屿。

从1953年11月至1954年3月,7000多名士兵和他们的家人被空运至台湾,仍有数千人奉命继续留在原处。显然,蒋介石认为,在中国的后门留着一个游击部队是有着战略利益的。

雷雨田回忆说:“缅甸反对声音很大,但在幕后,他们总有秘密安排和协商。”

1959年3月,台湾在缅甸重新武装起他们的游击部队,他们派遣一个特别作战小组分队,带着新的资金和武器,沿着中缅边境,招募数以千计的新的华人士兵。

重整装备的事很快引起了注意。缅甸武装部队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演了一出两翼包抄的戏码,对这支游击部队进行双面攻击。

缅甸再次在联合国大会提出这个问题,这次投诉让5000名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撤离到台湾。

到了1961年,由段希文统率的部队只剩下4000人,他任命雷雨田为自己的副手。

大毒枭登场

1963年,段希文在泰国美斯乐设立其司令部,同时还控制中缅边境地区的金三角大部分地区。

罗星汉就是段希文从边境地区招募的新兵之一,他来自缅甸靠近中国边境的果敢,生于华裔家庭,有小学教育程度,曾当过一位教师。

罗星汉组建自己的游击部队,这支雇佣军部队不仅帮缅甸政府战斗,还在毒品贸易中发了大财。

雷雨田亲自训练他,他笑着说:“他的父母有中国血统,他会讲中文,但他出生在缅甸,他是缅甸人。我不停地叫他打回缅甸。”罗星汉最终与雷雨田反目。

雷一直否认国民党游击队以前参与毒品贸易。然而,根据2004年凤凰卫视台对毒枭罗星汉的罕见采访,罗星汉说他们都有参与其中。

罗星汉说,在20世纪60年代,他在“国军游击队”与一家名叫Mengtong公司的鸦片贸易中,担任掮客的角色。

罗星汉说道:“这片土壤不适合种植小麦,因此我们种植鸦片。当时,国民党军队收税。我们老一代人辛勤种植,但收入的20%-30%都被国民党军队拿走了,我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说:“在我的领导下,Mengtong公司雇用了大量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人员,并将部队用卡车从老挝和泰国带到缅甸果敢,一个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

“某些‘国军’残余部队不能够接受即将到来的情况,所以我建议政府支持我们,去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

“一些当地人隐藏在这些国民党军队里。我告诉政府,军队和地方势力必须在军事上联合起来,才能消灭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

“只有我去做这个是不够的,张奇夫也有参与。”

大毒枭张奇夫是雷雨田的另一个前弟子,他的大名坤沙(还有一说坤沙是泰名)则更为我们所知。20世纪60年代,他也活跃在毒品贸易和雇佣军的战斗之中。

他是金三角地区不折不扣的“鸦片大王”。在与缅甸军政府进行了一次不为人知的协议后,2007年他平静地死于自己在仰光的别墅里。他的游击部队曾受任在金三角一带,帮助缅甸军政府对抗掸邦独立势力。

“政府问我需要多少士兵,我说我只需要一个连队。”罗星汉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回忆说。

“然后,我向孤军们写了一封信:我奉命追捕你,我不想有冲突,我希望你们马上离开。”

20世纪70年代,罗星汉结束了在泰国和缅甸的监狱生涯,80年代回国后,他在缅甸政府与民族叛军进行和平谈判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把他的毒品王国转型成合法业务,首先就从投资跑马场的基础设施开始,跑马场就位于他在中缅边境的家乡果敢附近。

他的亚洲世界集团,现在由他的儿子史蒂芬罗(又名吴吞敏奈)经营。该集团目前成为了美国对缅甸政权制裁的目标之一,目前正处于审查中。

 


泰国境内国民党最后指挥官雷雨田的最大成就:
第93师退出历史舞台

特约记者 Patrick Boehler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雷雨田将军在台北出席一次会议后,返回泰国。中途停留香港时,边防警察向他敬礼,穿着耀眼蓝色制服的他回敬一个礼,登上了飞往曼谷的飞机。几天后,他回到自己的部队,位于泰国北部山区的原国民党的第93师。

30年后,记者来到了泰国北部小镇美斯乐,在一栋别墅的门口停下。一名女仆背着一个婴儿,开了门。旁边的狗突然狂吠起来,扰乱了我们这些访客。别墅门外的樱桃树正盛开着,院子里的公鸡在观察周围的景色,但很快就失去了兴趣。美斯乐是一个沉睡的小镇,很安静,偶尔才能听到远处传来摩托车引擎声。

女仆带我们到接待室。由红色和蓝色组成的台湾当局旗帜,是房间里最显眼的摆设。房间里的沙发靠墙270度。墙上挂着一张泰国国王的照片,成群穿制服的男人一起握着手,雷将军就在他们中间。

五分钟后,一位百岁老人拄着拐杖,穿着从前官方轻便的蓝色中山装,缓缓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几乎不为西方社会所知,但在泰国北部的中国人社区里,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就是雷雨田将军。

雷雨田将军是国民党驻泰国部队的最后一位指挥官,也是遍布金三角中国人群体中的实际领导人。

闻名世界的金三角

金三角位于东南亚地区缅甸、老挝、泰国的交界地带,是臭名昭著的鸦片种植,以及安非他命的生产基地。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显示,去年在金三角地区有超过41,000公顷的土地用于种植罂粟。该报告估计,这一年罂粟种植产生了219亿美元的收益,其他方面报告则显示,实际利润可能更高。

由于罂粟和安非他命的产量与交易量每年都在节节攀升,贩毒团伙们会定期在湄公河上进行海盗袭击。对于这些仍在当地从事非法贸易的毒贩们来说,雷将军中止部队毒品贸易的故事,具有极大示范作用。

自人们对此地有记忆开始,金三角就名声在外了,大毒枭们控制着金三角的大部分地区鸦片种植,他们通过贿赂手段让试图卷入的政府妥协,甚至强迫政府在军事上协同犯罪。

在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前国民党政府领导的部分军队被困于金三角地区,雷将军就是其中一人。

到了1967年,那些毒枭们把忠于段希文的国民党军队和它周围的群体统统驱逐出缅甸。这些人迁到泰国北部,靠近段的司令部的地方。

如今,雷雨田将军的宁静世界,早已离他那些前下属的商业集团很远。他让自己和手下远离罗星汉和坤沙的毒品贸易。

帮泰国剿叛军

1968年,泰国派出其总参谋长Thawee Julasub亲赴泰北,就国民党军队在其领土上的情况进行谈判。

美斯乐这边记录显示:“台湾方面表示,泰国军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谨慎使用这支孤立的军队。”

当时泰国军队在金三角附近和叛乱的泰北苗族游击队混战。这些苗族的叛乱分子杀人无数,甚至在一次伏击中杀害了清莱省省长。

这些苗族也与老挝的军事政权抗争,由于曾在越战期间做过美国的雇佣军,他们也在越南被起诉。

泰国政府向段提供一个协定。他的部队可以作为“泰国北部山区人民自卫队”在泰国北部驻扎下来。

雷雨田和纪念馆的记录表示:作为回报,段希文的任务是要“剿灭”这些苗族游击队。很快,泰国政府提供相关物资和资金,让段希文能够在泰国北部相对安全地驻扎下来。1970年和1975年,段希文在泰国和老挝之间展开对这些苗族游击队的6次“剿灭运动”。

1979年春天,段希文的军队最后一次与泰国军队对苗族游击队进行联合攻击,这也标志着这场军事冲突接近尾声。

“孤立武装军队的努力和贡献,受到了泰国政府和泰国人民的高度尊重和认可,”美斯乐的纪念馆上为这些牺牲的将士们写道。段希文的士兵有大约两百人死于这场“剿灭运动”中,苗族的伤亡人数则没有记载。

和平时代的生活

1980年,年逾八旬的段希文将军在曼谷死于癌症,由雷雨田继任他的职位,雷成为第93师的正式总司令,以及当地华人团体的负责人。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雷雨田作为段希文的副手,已经着手推动了当地经济的转型。他允许发展旅游业,并已把他自治下的一块地盘逐渐纳入到泰国之中。

1985年,日本的《现代周刊》派出记者调查金三角。这些记者会见了雷雨田,问及他是否参与了鸦片贸易。

雷雨田告诉记者:“我们一律不涉及这鸦片的事情,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宣誓效忠泰国,成为泰国公民。”

贺家华现在经营着美斯乐最火的宾馆。他习惯戴着一顶印着台湾旗帜的棒球帽,即便在寒冷的夜晚他也穿着合身的无袖夹克。他用明显的台湾腔说着中文,用美食、双狮朗姆酒和苏打水招待中国游客。

他的父亲从一个士兵转为游击队员,然后再做了商人。1970年,贺家华的父亲为那些骑着马上华文学校的游击队员的孩子们开了一家宾馆,名字叫“新生旅社”。

贺家华从小被送到台湾的学校受教育,他父亲退休后,他就回来接管宾馆。他又把他的女儿送到台湾的学校上学,后来她决定呆在那里。

贺家华回忆道:“在1971年,雷将军首次从台湾进口茶树,并命令我们去种茶。”他笑着补充说:“我记得,因为他把我们从学校派去种茶,一边看着,一边给我们进行指导。”

在20世纪80年代初,雷雨田带领他的团队度过一段困难时期。当时,罗兴汉的自卫队距离仍名为罗家寨的村庄在西边仅有10公里,再往北,就是坤沙在泰国万欣德的总部。

在学校午休的时候,美斯乐的华人学校校长杨成孝说:“当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就试图保持距离。他们有自己的地盘,我们有我们的。”

泰国军队最终分别在1981年和1982年迫使坤沙和罗星汉离开泰国北部,让他们分别迁至缅甸。

只有雷将军的团队留了下来,并且仍拥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进行军事训练,他们仍然骄傲地升起台湾当局的旗帜,当地学校里仍然挂着蒋介石的照片,让照片俯视着整个教室。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

到1975年,由于泰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便不再承认台湾当局了。

雷雨田和他的团体开始感觉泰国外交政策明显的变化。1985年,泰国当局关闭了美斯乐华人学校,也没有对此作进一步解释。该校用台湾教科书,教育这些游击队员们的后代,已超过十年。

虽然不能忽视北京的压力,雷雨田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台湾方面的资金援助。他们利用这些援助投资修建他们居住地之间的道路,维持学校、诊所的运作,引进电力。自从苗族叛军被打败以后,泰国方面就不再对他们进行资金投入了。

大部分他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在离开第93师的领域之时,都必须申请泰国旅行签证。泰国方面最初否认他们的泰国公民身份,并发放难民身份证。子女们的唯一出路是通过考试到台湾的学校就读。

北京驻清迈第一任总领事张志国于1993年首次拜访雷雨田,并在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这次“轻松而愉快”的会面。

一系列的失败使他成为“山大王”,雷对中国总领事感叹道:“他们叫我雷将军,但我只是一个山大王。现在我在想,我的一生有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利益呢?”

中国总领事邀请他访问老家云南省。他回忆说,在保密的前提下,他接受了邀请。

尽管冒着台湾不再提供资金援助,和属下的孩子们不能在台湾拥有更好的未来的风险,雷也无法忽视曼谷和北京之间不断改善的关系。

自1951年他参与李弥将军的那次不成功的进攻后,这是他首次访问中国。

此后,他又回到中国大陆两次,一次是去邻近的贵州省,还有一次去北京。

与老国民党的中国民族主义不同的是,新晋的民进党明确表明支持“台独”。在民进党执政的新台湾,这些国民党游击队没有立足之地。

当被问及是否有民进党代表来过这里时,身为商人的贺家华笑了起来:“陈水扁来的话,会被殴打致死的。”

经过数年不顾一切的战斗,第93师的成员已逐步在泰国确立自己的泰国公民身份。他们团体中的许多人,大约有10000人,每年仍会在他们的纪念圣地聚集一次,悼念那些阵亡的将士。

他们的孩子也离开这里,搬到了清莱、曼谷,以及芭堤雅和普吉岛这样的旅游中心,或者到台湾留学,剩下这些年迈的国民党将士们,只能注视着观光巴士,每年将泰国游客载往美斯乐的茶馆。

如今,军事障碍仍封锁着这片雷雨田将军在泰国北部的中国飞地。不过,这些老兵们对谁将离开,或者失去什么,早已漠不关心,这也许是雷将军最大的成就。第93师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译者 马欢 基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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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申熙 最早去世的共和国军事家   

2012-05-17 06:01:43|  分类: 【中华仁人志士】 |  标签:  |字号  订阅

蔡申熙 最早去世的共和国军事家

 



蔡申熙(1905――1932),原名蔡升熙,字旭初,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春入广州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军阀陈炯明叛乱、军阀杨希闵叛乱的战斗,表现出突出的军事才能,晋升为营长、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转战各地,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他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军长,带领所部北上鄂豫皖边区与红一军合并组建红四军,相继担任第十师师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彭杨军政学校校长、率二十五军军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红安县河口镇战斗中身负重伤,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年仅二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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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徐向前曾对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蔡申熙给予高度评价:“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蔡申熙,原名蔡升熙,1906年生,湖南醴陵人。1920年入县立中学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春入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教导团工作。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营长、第20军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第24师参谋长,南下途中参加了会昌、三河坝等战斗。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他转赴广州。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28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1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配合湘赣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

    1930年初,蔡申熙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不久被派赴鄂东南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他来到阳新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集中当地分散游击的武装力量,于同年10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任军长。红15军组建后,蔡申熙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后经英山、罗田等地,于12月到达鄂豫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1月红15军与红1军合编为第4军后,任第10师师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率部参加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他指挥机智,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在一次战斗中右臂被敌机枪子弹击中,负伤致残。同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蔡申熙为分局委员,并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他言传身教,贯彻教育训练与实战要求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主持办学4期,为鄂豫皖苏区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2年7月,当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蔡申熙临危受命,出任红25军军长。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指挥部队和皖西地方武装,在南起英山、北到庥埠的广阔地域内,与各路进犯的国民党军不断展开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率4个主力师向皖西转移,在金家寨与红25军会师。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的燕子河会议上,蔡申熙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主张以主力西出英山、随县、枣阳一带,将国民党军引出苏区寻机歼灭,然后再回师收复失地。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燕子河出发西进,蔡申熙率红25军殿后掩护。10月8日,红军主力在黄安(今红安)河口镇地区,与国民党军两个师遭遇,发生激战。9日,国民党军增加兵力后继续进攻。蔡申熙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敌人,不幸腹部中弹。他捂住伤口,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

故事
蔡申熙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去世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徐向前元帅称赞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斗战役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

年龄最少而威望崇高,说明蔡申熙有过人之处,这就是智慧。骄横跋扈、眼高于顶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与他共事过的领导人大加鞭挞,只对两个人始终保持敬意,这就是徐向前和蔡申熙。并不是他不想挑刺,而是他无法责难这两个才能和品格近乎完美的同事。

割不断的同窗情,说不完的黄埔事。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十字路口,蔡申熙放弃通天路,专走独木桥,三次拒绝邓文仪、薛岳、胡宗南的招降。他穷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但就是这身清筋傲骨令昔日同窗望尘莫及。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将星的摇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有十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如果加上在黄埔曾经任职的周恩来、叶剑英和聂荣臻,共有十三人之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国共未分裂前,黄埔军校先后举办过五期,其中第一期人才最为鼎盛,他们在国共两党军队中的地位都比较高。国民党的军队里,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邓文仪均为著名战将,官至战区司令;中###队内,涌现了徐向前、宣侠父、左权、陈赓、许继慎、蔡申熙、王尔琢、彭干臣、周士第、蒋先云、阎揆要等一批将星,其中徐向前、左权、陈赓、许继慎、蔡申熙因为军事成就被确定为军事家。

黄埔军校十分重视同学情谊,孙中山甚至把它写入了校歌:“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然而,残酷的现实,变幻的政治风云把黄埔师生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相互展开了绵延二十二年的生



死搏斗。既是同学又是敌人,既是战友又是敌人,这就是历史上独特的黄埔现象。

 

几乎所有的黄埔士官生都经历过这种友情与政治的双重煎熬。蔡申熙也不例外。

蔡申熙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在校时与邓文仪、胡宗南等国民党籍同学关系较好,毕业后又与薛岳同时供职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都被视为前途远大的“后起之秀”。

他们当时只有二十来岁,多为贫寒子弟,都有一腔热血和远大志向,本来可以成为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当他们相扶相携走到1927年春时,突然分道扬镳。邓文仪、胡宗南、薛岳追随校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向昔日的战友开刀;而蔡申熙等中共学员则跟随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举起了反抗的刀枪。

用邓文仪的话来说,国共分裂后,蔡申熙是个“常败将军”,穷得只剩下一身骨头架子。1927年8月,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先后担任团长、师参谋长,起义军南下潮汕时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部队被打散。其后,他通过叶剑英的关系,打入新编警卫团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广州起义又遭失败,他成为被通缉的对象,身无分文,东躲西藏,过着艰难的逃亡生活。最为窘迫的是,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迫切需要筹措一笔路费到上海与中央军委重新接头。穷途末路之时,蔡申熙想到交情不错的同学邓文仪。

邓文仪与蔡申熙不仅是同学,还是同乡。他们都是湖南醴陵县人,从中学起就是同窗好友。

蔡申熙开门见山:“我现在缺少盘缠,来向你化缘。”

邓文仪已经官至少将。他一边从口袋里掏钱,一边用教训的口气说:“你呀,就不该当什么共产党。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闹得自己都无法立足,你还是趁早回头吧。”

蔡申熙顿时血往头顶冲,感觉受到奇耻大辱,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共产党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谋私,不篡权,当共产党人有什么不对?!是谁破坏国民革命,自有公论!”他将邓文仪递过来几十元钱往桌上一掷:“承你顾念旧交,慷慨解囊。但是,大丈夫不受‘嗟来之食’。”

说完,蔡申熙往外走,走到门口犹不解气,又回过头说:“你现在就可以动手,杀了我去向蒋介石请功。我今天死,明天你的脑袋也要掉在广州街头。”

邓文仪慑于蔡申熙的正气,没敢动手。

虽然出了一口恶气,但是,盘缠仍然没有着落,依旧不能远赴上海寻找党组织,蔡申熙有些沮丧。于是,他又硬着头皮去找第四军副军长薛岳。

薛岳没有邓文仪那样尖酸刻薄,他见蔡申熙面目黧黑,衣衫褴褛,连声说“受苦了,受苦了”,不由分说,拿出自己的衬衫、外套,招呼沐浴、更衣,然后摆酒设宴。

酒过三巡,薛岳说出真心话:“申熙,我知道你是个热血青年,有理想,有事业心。但现在是国民党当权,共产党成不了气候。如果你不愿在国民党军队里干的话,我可以资助你去日本留学。”

蔡申熙看得出,薛岳与邓文仪虽然一个表面上热心快肠,一个冷若冰霜,但骨子里都是一路货。他本想痛斥一顿、拂袖而去,但是,这样一来,还是解决不了路费的问题。他只好捺下性子,虚与委蛇。薛岳以为自己劝说成功,高兴地拿出几百块大洋送他做路费。

蔡申熙拿到这笔钱后,当天就离开了广州,经武汉来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他与刘伯承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刘伯承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升(申)熙同志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

刘伯承佩服蔡申熙遇险不惊、从容自若的大将风度。一次,蔡申熙奉命将三支短枪藏在小皮箱内,准备运送到秘密联络点。他坐的人力车在一道关口被岗哨拦下,硬是要检查行李。

“别磨磨蹭蹭的,开箱接受检查。”哨兵一个劲地催促蔡申熙下车。

蔡申熙恼了,下车后挥手就是一个耳光,呵斥道:“哪个教你这样对待上级军官!我是卫戍司令部参谋,有急事要办,延误了公事,你有几个脑袋?”

哨兵被打得七荤八素,懵了,连忙立正,看着蔡申熙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蔡申熙与刘伯承在一家大饭店雅座主持召开党的秘密会议,突然一群国民党稽查人员涌入,要把他们带走。蔡申熙急中生智,操着官腔说:“我看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我是党军驻沪参谋长,在这里商量要事。你们不信,可以问×××。他是我同学。”他点到了一位国民党驻军高官的姓名,也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稽查人员将信将疑,不敢造次。他们没有胆量直接与这位高官通话,便打电话给他的副官处。副官处的人没听清究竟,就大发脾气:“连司令的同学都敢抓,你们不想活了?”

稽查人员放下电话,满脸赔笑:“对不起,误会,误会。”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刘伯承问蔡申熙:“穿帮了怎么办?”

蔡申熙说:“怎么穿帮?我确实与他有同学之谊。”

在党内,蔡申熙的沉着,人所共知,他曾经当面戏弄过胡宗南。那是1928年夏,蔡申熙在一家旅馆楼梯上邂逅胡宗南。

“哎呀,这不是申熙吗?老同学,现在可好?”胡宗南后面跟着四个侍从,全是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

蔡申熙没有正面回答:“你看我这样,好得起来吗?套用李商隐的一句诗,叫‘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失意人一个。”

胡宗南见他衣著简朴,又听一口酸调,以为他流落上海,无处栖身。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进行裁军,大批军队被编遣还乡。他热情地动员:“遇到我,你就不会失意了。校长现在非常器重我,把第一军交给我管理,一军需要大批像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人才,到我那里去,先从师长干起。”

蔡申熙见他这样“盛情”,顺着他的意思说:“他乡遇故知,真是人生的一快事。好,跟你干。”他详细地记下胡宗南下榻的地址、电话:“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就搬到你那里去住。”

分手时,胡宗南还从侍从皮包里拿出两封银元,



嘱咐蔡申熙早点搬过来。

 

蔡申熙脱险回到机关,将银元交给组织。周恩来听说这事后,哈哈大笑,说:“胡宗南志大才疏,他的毛病从来就是盖棉被睡竹床――一面热。”

从1928年到1930年,这是蔡申熙最忙碌的时期。他奔走于各战略区域之间,充当着“救火队长”的角色:

1928年11月,南昌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每日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枪杀。蔡申熙来到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和重建起军委组织系统和秘密机关,重新打通了与苏区的联系;

1929年夏,担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的罗炳辉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对工农群众的屠杀政策。蔡申熙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的身份,多次赴吉安,与罗炳辉谈话,介绍他入党,最终促成吉安起义,罗炳辉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著名战将;

1929年下半年,蔡申熙奉命前往东固根据地,就任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在小型地方游击武装的基础上,建立起江西红军第二、三、四团,这三个团后来与罗炳辉的第五团合编为红六军;

1930年春,蔡申熙奉调到武汉军委办事处和长江局军委工作,担任军事部部长。坐不暖席,他又远赴湖北阳新,指挥红八军四、五纵队北渡长江,在二十多天内战宿松、取六村、攻广济、克漕河、占英山,五战五胜,打出了军威。10月16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八军四五纵队改编为红十五军,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全军下辖两个团共二千余人。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蔡申熙这段时间工作的特点。他在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短则两三个月,长的也不到半年,但是,电光火石之间,他都发挥了起死回生、扭转局势、打开局面的作用。在南昌,他重新盘活了江西全省秘密军事系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悬赏万元要他首级;在东固,他以东固圩为中心,指挥部队向吉安、永丰、兴国等县波浪式地扩张,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的斗争,当地群众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在鄂东,他在两个月内亲手组建红十五军,创造了红军历史上建军时间最短的纪录。

他的名声随着成绩升腾,寻着足迹流传。但是,这些过人的业绩,还只是这位军事天才横空出世之前的铺垫,他最精彩的华章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创造的。

红十五军千里来寻大别山,原指望得到物质上援助,谁知步入苏区后发现主力红军全部外出,而国民党正集结十万部队闪击根据地。历史就这样通过偶然将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重担搁在了蔡申熙的肩上。他与曾中生联手以区区两三千人枪创造了保卫根据地的奇迹,同时还创造了围点打援、坑道作业和飘忽作战等新战法。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

1930年10月,国民党集结十万部队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根据地的主力――红一军当时并未察觉,仍然按照自己的行动方案展开进攻。11月,他们听说新洲城兵力空虚,只有少数民团防守。为了解决部队冬装,红一军奔袭新洲,竟然将毫无防备的郭汝栋第二混成旅悉数歼灭。这误打误撞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推迟了敌人的总攻时间。

国民党被迫重新部署部队。红一军仍然不知危险正在临近,竟然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了鄂豫边根据地,前往皖西。担任总指挥的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大喜,认为遇到一举占领“匪区”、荡平“匪巢”的良机,立即下令发动总攻,等他们进入苏区时,却惊奇地发现这里还有另外一支主力红军――红十五军。

对于红十五军将士来说,骤遇强敌也是误打误撞。他们从蕲(春)黄(梅)广(济)不远千里来到大别山,主要是想与红一军会合,希望得到兄弟部队物资上的支援。由于通讯条件差,他们在皖西与红一军隔着一座山头,擦身而过,来到了战云密布的鄂豫边,一头撞进国民党重兵包围的“陷阱”里。

蔡申熙当时承受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装备。红十五军指战员都身着单衣、草鞋,隆冬将至,天气寒冷,战士们体质明显下降,比体质下降更为揪心的是子弹奇缺,每个战士平均只有三发子弹。

二是士气。红十五军战士是抱着求援的心理来会师的,没想到红一军没有找到,却要与多达十万的敌军对阵,许多人产生了消极心理,认为这是鸡蛋碰石头,纷纷要求离开鄂豫边。

三是敌情。根据掌握的情报,进攻鄂豫边的敌军,仅国民党正规军就有七个师另一个旅,而根据地内能够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仅有六个教导队。

新任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亲自到部队进行动员:“我们已经飞令红一军回师救援,目前根据地也还有两万兵力可以与敌周旋。”

台下战士发出一阵鼓噪:“别唬弄我们了,两万人在哪里?”

“我说的是实情。”曾中生一五一十地报上家底:“特委手上有六个教导队,约三百余人枪,加上黄安、麻城、光山、罗山、黄陂、孝感六个县的地方武装,再加上各县、区半脱产的补充军、赤卫队,总数肯定有两万人。”

战士反诘道:“你有了两万人马,还要我们两千人干什么?”

曾中生苦笑着说:“你们是主力,他们一时半刻集中不起来。”

台下一阵轰笑。

说不动大家,曾中生把目光投向蔡申熙。在这个时刻,主官的态度可以影响和决定全军的动向。

“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甚至还有可能全军覆灭。”蔡申熙的头一句就让曾中生凉了半截。

“但是,现在往回走就安全吗?”蔡申熙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战士们心里的顾忌:“敌人不仅在鄂豫边集中的七个师,还在通往皖西的路上布置了众多的部队。我们就算是回去,也首先必须突破鄂豫边的包围圈,然后要冲破敌人的堵截,即使能够安全回到蕲黄广,那里同样有敌军守候着。我看,回去也是凶多吉少。”

这一番话让嚷着要回去的战士也凉了半截。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是红军战士,为人民打仗,为革命牺牲,是情理之中的事。我的意



见是坚决地留下来,下决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大家不要忘了,在我们后面,红一军正日夜兼程地往回赶呢!”

 

有根有据的分析,入情入理的动员,稳定了指战员的情绪。然而,最初的战斗却是出乎意料的艰难。曾中生在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用一段文字,实录了这段艰苦的历程:

(红军)最主要的战略,是集中我军最精锐的力量,来突破敌人的弱点,以转变全部的战局――新的局面。此时,蔡申熙同志恰恰带领黄广的红十五军过光山来找一军,到了黄麻赤区的地界,他有千枪左右。我们认为这一力量的到来,是完成我们打破敌人包围计划的主力,能使我们整个计划充分实现。不料十五军之来,原来是找红一军要补充的,内部异常不健全,上下都笼罩了失败的情绪,子弹每枪不过三弹,大部分还无棉衣,一见即知不能执行突击敌人的任务。经过中生亲去部队中,从政治上、军事上帮助蔡申熙切实整理,特别是动员赤区广大群众作热烈的欢迎与政治鼓动,士气为之一振,由兵士大会作出一个共同决议,不打一枪去冲入河口(敌人一团以上的兵力),缴河口敌人的械,河口一下,十五军即可得军事补充,赤区必然转变新的局面。可是这一仗,十五军的确做到冲入河口的任务,徒以补充军不能配合,从右翼退下来,牵连十五军也退下来。这一战争事实上已给了敌人严重打击,使南部包围的弧形阵地转为守势,这是政治上的成功。然而从此十五军子弹每枪不满一颗,即放哨的红军也要过借三颗子弹,失败情绪自然更增长,加之吉(鸿昌)匪两路正来的猛烈,南部敌人虽取守势,而北部敌人却突冒进。当然中生又亲到十五军做整理工作,仍将十五军全部开去,阻击吉匪罗山的一路,同时准备突击敌人包围的弧形以外,使敌人转变另一包围的企图,经过两日夜的持久战……敌人无法应付,更不敢随便分散,怕为我所乘,我们晚上常去打岗打哨,到 敌人后方去杀土豪劣绅,散发传单标语。这样一来,无论敌人怎样凶焰,仍然保持敌占城市、我占乡村的均衡局势。

1930年12月下旬,敌人重兵突入根据地中心区,侵占特委所在地――黄安七里坪,同时分路大举烧杀抢掠,红十五军不仅势单力薄,而且粮食供应也发生严重困难。这时,部队领导层出现两种强烈的呼声:

一种主张将全军分散到各县打游击,以口就粮。

另外一种不同意分散部队,而主张跳出敌人的铁桶阵,打到别的根据地去。

红十五军生死系于一线,干部、战士焦急地等待着军部的决断。蔡申熙与曾中生、陈奇商量后,召开全军兵士大会:“以口就粮,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但是保不着我们的脑袋,分散游击正中敌人各个击破红军的诡计;脱离现有根据地,可以保着我们的脑袋,但丢掉了我们红军的灵魂,我们决不做贪生怕死之辈。我们走第三条路,突破敌人的重围,到皖西与红一军会合,然后一齐杀回来!”

经过三天整顿,红十五军官兵统一了认识,东进至鄂东北福田河时,遇到敌军一个团的堵击。蔡申熙在绝大多数指战员有枪无弹的情况下,毅然下令吹“冲锋”号。他的口号是:“接近敌人就是胜利!”指战员都明白陷入了绝境,如果不能尽快冲入敌阵,就会在开阔地带变成敌人射击的活靶,于是拼命地迎着敌人的枪口奔跑。一批批战士在通过旷野时被敌弹撩倒,但是密集的火力和大量的伤亡并没有迟滞他们奔跑的速度。敌军指挥官愣住了,惊呼:“哪有拿着脑袋往刺刀上撞的打法!”红军战士骠悍的作风和无畏的精神终于压垮了敌人,他们冲破数道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最终全歼该团数百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械物资,解决了一直困扰部队的弹药问题。

1931年1月上旬,红十五军与红一军会师,两军移驻商城南部的长竹园合编为红四军,由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参谋长,原红十五军改编为红十师,蔡申熙任师长;原红一军改编为红十一师,许继慎任师长。全军共约一万二千余人。

主力红军回师鄂豫边,迫使敌军处于守势。侵入根据地敌军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动辄修筑四、五道战壕,然后固守不出。战士们嘲讽为“乌龟战术”。由于红军部队缺少重武器,同时缺乏攻坚经验,一时间,还拿“乌龟战术”没有办法。

红四军军部有曾中生、徐向前、蔡申熙、许继慎四位黄埔高材生。经过几天琢磨,他们想出了围点打援、坑道爆破和飘忽战术三种破敌之法,并将率部试阵的任务交给了蔡申熙。

试阵的第一仗是围攻磨角楼。磨角楼位于麻城以北,驻军只有国民党第三十师夏斗寅部一个营,但筑建了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按照计划,蔡申熙率领红十师主力向磨角楼发起攻击,作出强攻的姿态,迫使守敌向后方求援。夏斗寅不知是计,派四个团紧急驰援,结果被等候已久的徐向前逮个正着。他指挥红十一师以逸待劳,迎头痛击,击溃援兵。敌人援兵一退,磨角楼守敌见大势已去,也放弃抵抗。

磨角楼一仗,虽然歼敌只有数百人,但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开创了围点打援的先河,从此这个战术成为红四方面军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

试阵的第二仗是强攻新集。新集三面环山,东临黄河,城墙高两丈有余,城池碉堡全部用长方岩石灌以糯米浆砌成,异常坚固,机枪“嘟嘟嘟”一梭子打在上面,只能留下一串麻点,即使是用迫击炮轰,也只能敲去半个角。蔡申熙率红十师进攻新集,打了一个星期,进展不大。驻守在镇内的地主武装站在城墙上,一边悠闲地解开裤带,向下撒尿,一边喊道:“再打一个月也是一样!”蔡申熙不动声色,每天照样发动佯攻,暗底里却利用城北一家小店作掩护,悄悄地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一直穿到城墙底下,然后将数百斤烈性炸药塞进棺材里,推到坑道尽头。

点火前,蔡申熙问战士:“城墙上还有没有敌人撒尿?”

“多着呢,成排的站在墙垛上。”战士回答。

“好,让他们到天上去撒!”蔡申熙吩咐“点火”。几分钟后,突然响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新



集的城池被炸塌一段,十几个站在城墙上的团丁一齐飞上天,红军战士冒着硝烟冲进镇内,干净利落全歼守敌一千余人。据考证,这是红军历史上最早进行坑道作业的战例。

 

攻克新集,在战略上意义更大。此仗一举拔除了长期横梗在根据地内的心腹大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和首府。

双桥镇大战是试阵的第三仗。红四军为扩大战果,主动向平汉路出击,先后袭占李家寨和柳林车站,还冒雪截获一列军车,毙俘敌军二千余人。红军的袭扰,使北部交通大动脉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急令孝感驻军岳维峻第三十四师前往解围。红四军侦知岳部动向,于3月上旬从五十里外奔袭敌人。战斗在孝感双桥镇打响。蔡申熙与许继慎分别率领红十师、红十一师,从?姿?两岸展开进攻。

这是一场有悖常理的战役。兵法曰: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岳维峻部拥有超过六个团的兵力,红军参战部队加上地方武装也只有六个团,兵力略处下风。按照常规,这只能打场击溃战,但是,由于蔡申熙等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竟然打成了歼灭战。对于这场战斗,时任军参谋长的徐向前有一段精彩的回顾:

九日拂晓,我东西两岸的突击部队发起攻击,迂回部队翻山越岭,向敌后猛插。敌遭到突然攻击后,仓皇组织反击,我三十团、三十一团与敌展开争夺制高点的激战。上午十时左右,我迂回部队第二十九团占领双桥镇西南尖鸡岗,罗山独立团亦抵东南的小葵山一带,敌三十四师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之中。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在地方党的动员和组织下,拿着土枪、大刀、长矛前来参战,呐喊声响彻?姿?两岸,场面极为壮观。岳维峻“狗急跳墙”,亲自带着两团人出镇反扑。敌人仗着飞机、大炮掩护,与我争夺阵地,企图打开缺口,向南逃窜。

战斗十分激烈、残酷。大白天,我们站在山头,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扑上来,我军反击下去;阵地被敌夺去,又被我夺回,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斗,扭成一团。我们的部队真英勇,发挥了近战歼敌的战术特长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也不打退堂鼓,我十师师长蔡申熙胳膊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是个硬仗,鏖战了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住了,很快被我分割全歼,结束战斗。经过七个小时,我军毙敌上千人,俘敌五千多人,缴枪六千多支。

这是红四军第一次通过飘忽作战(运动战)取得歼敌一个师的空前大捷。这场胜利,宣告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最后的胜利。带领部队摸索和实践新战法的蔡申熙成为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开创者之一。

蔡申熙的战略意识连眼高于顶的张国焘也心仪不已,倚为“智囊”。他用残废的双手,一笔一划地描摹了红四方面军所有重大战略计划,将鄂豫皖根据地推向鼎盛,他曾经十分信赖“张主席”,但是,很快就发现此人心毒如蝎,机深似海,于是他竭尽所能,尽量帮助处在危机之中的战友。

在双桥镇战斗中,蔡申熙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左腿。由于伤势严重,医疗条件差,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臂残废。

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手脚伤残意味着军事生涯的结束。蔡申熙也有过消沉和怅惘,他深恨自己不能像以前一样身手敏捷,同战友们并肩战斗,他依恋弥漫着硝烟的战场,渴望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斗。壮志未酬身先残,他不甘心。

在既成的事实面前,他逐渐平静下来,找到组织:“我虽然手不能拿枪,脚还能走,口还能讲,可以分配我一点工作。” 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

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由于工农红军基本上是从游击战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泥脚杆子出身的农民,他们仅有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是从战争中感受的,在红军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的时候,急需对军队的干部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另外,红军部队强调以身作则,干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指挥作战经常亲临一线,紧急时即使是师长、军长,也得赤膊上阵,这样干部的伤亡率特别高,也需要成批培养后备干部。因为这个缘故,红军中形成了选派最有经验的军事家担任军校领导人的传统,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林彪都曾担任过各种军校的校长。

蔡申熙深知“治军先治校”的道理,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办校上。他仔细审订各种教学计划,根据战场需要和学员情况适时地调整课程,同时注意将红军在战争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提炼为操作性较强的战术模式。他还别出心裁地从俘虏中挑选一批军官担任教员,让他们教授国民党军队行军打仗的军事律条和基本做法。他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与训练并重、注重实战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员进校前连口令都不会喊,毕业后能够独当一面地指挥部队单独作战。他在军校主持了四期训练,培养了一千余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

在办校期间,中共中央派张国焘来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对张国焘,根据地干部开始都非常尊重,认为他长期在中央工作,既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到过苏联,这样的“大人物”来担任领导工作,说明中央对根据地的重视。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人如此凶煞,来了以后就给扣帽子,打棍子,轻则大会批评,重则开除党籍。

专横跋扈、眼空一切的张国焘对两个人的军事才能不敢漠视,这就是蔡申熙和徐向前。他曾经认真地比较过两人的优劣长短:

徐向前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几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



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军事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

张国焘对两人信任有加。根据他的提议,徐向前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和后来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蔡申熙被任命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监察委员会主席、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还曾经代理过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希望用破格擢升和重用来换取两位军事将领的忠诚,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两个人虽然为人谦和,但原则性很强,在事关党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打半点折扣。

他们的“蜜月”持续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降温。蔡申熙对张国焘排斥异己的野心产生警觉,开始抵制他的宗派主义和罚办主义政策。他曾经三次向处于困窘之中的战友伸出援助之手:

第一次是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在“彻底把过去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揭露出来”的幌子下,向抵制“左”倾政策的根据地领导人开火,指责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执行“调和主义”,指责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仍然迷恋“立三主义残余”,指责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有“军阀土匪倾向”,企图将他们一股脑地清除出领导层。在张国焘的组织下,会议开成了对曾中生等人“声讨”的声音一浪高于一浪。

这个时候,蔡申熙出来讲话了:“大家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有的我赞同,有的我不赞同。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或者说过去的错误未能及早纠正,并不是一两人的责任,大家都投过赞成票,都有责任,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许继慎,还有遭到点名批评的其他同志,与我们相处不止一日。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好同志,是披荆斩棘开拓鄂豫皖根据地的功臣,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他的话,像一股清凉的风,轻轻地拂过会场,让一度狂热的气氛平静下来。一些正直的负责干部随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在他们的坚持下,张国焘有所收敛,同意让曾中生等人继续担任军队的要职。

第二次是在红四军南下蕲黄广之后。为了援助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曾中生、徐向前等四军领导人毅然改变张国焘出潜(山)太(湖)、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根据实际情况率部南下,在蕲春、黄梅、广济等老区连战连捷,取得辉煌胜利。报告送到新集,张国焘非常恼怒,认为曾中生等人的行为不仅是对他威信的挑战,还是与中央分局公然对抗。这时,一位随军出发的省委委员送来密报,毫无根据地说红四军准备渡过长江。

蔡申熙闻言大惊。时值长江流域发生百年未见的大洪水,江面平阔,水势汪洋。在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上,他说:“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行为,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以展开,到那时再想渡江北返,就会更加困难。如果红四军真有南渡的打算,一定要向他们说明利害,劝告他们返回苏区。”

张国焘同意蔡申熙的意见,他别有用心地提出:“红四军一向对分局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这次发展到公开造**,其主要责任要由曾中生、许继慎承担。这两个人都是你保荐的,现在也应该由你收拾残局。我提议,由你赶赴前线,取代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委,立即从‘肃反’入手,采取铁腕措施整肃部队。”

与会者也认为蔡申熙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起驾轻就熟之效。

蔡申熙察觉到张国焘人事安排后面隐藏着打击曾中生、许继慎等反对派的用心,不愿意为虎作伥,以身体残废、体力不逮为理由,婉言推辞。

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不好勉强,决定改派陈昌浩前去接任。曾中生回到新集后,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和“批判”。许多熟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慑于张国焘的淫威,不敢跟他打招呼、说话,走路躲着他,避免唯恐不及。蔡申熙不躲不避,经常看望老战友,还向组织提出由曾中生接替自己担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上级拒绝了他的建议,派曾中生到基层接受考察。

第三次是霍邱失守之后。1932年7月,鄂豫皖根据地分为东西两线抗御敌军。西线由红四方面军总部指挥红四军保卫鄂豫边,东线由旷继勋指挥红二十五军保卫皖西。一天,旷继勋打来电话,称他们正在霍邱县城坚守,准备以城攻城,与敌决战。

“什么叫以城攻城?”张国焘拿出电报,迷惑不解地来找蔡申熙、徐向前。

“哎呀,糟了,这是要与敌人硬拼啊!”蔡申熙看完电报,忍不住大叫。

“综合敌我情报,霍邱我军仅有军部和警卫营、县独立团,拥有二千多人,而围攻县城的是国民党徐庭瑶第四师,兵力超过六千人,如果不及时突围,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徐向前忧心忡忡。

总指挥部当即决定由蔡申熙星夜赶往皖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从新集到皖西,日夜兼程也需要十天。在蔡申熙赶到之前,红二十五军与敌血战五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旷继勋率百余人从西门泅水脱险外,守城部队牺牲千余人,被俘千余人,县城陷落。

蔡申熙抵达皖西后立即就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四处召集余部,整理部队,重新编组了第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使全军人数聚集到一万余人。

当时,皖西处于被敌分割突进的被动状态。我军原先占领的县城和集镇纷纷失陷,各物资储备据点丢失,各县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在各自为战中被打散,数以百计的指战员被敌俘获。由于缺少地方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援,红二十五军经常处于断炊的困境。蔡申熙负过重伤,加上不分昼夜地操劳,身子瘦成了皮包骨。军部特务班的战士煮了一碗稀饭,给他端去。

“咦,搞到粮食了?”蔡



申熙兴奋地问。

 

“哪里搞得到粮食!现在有野菜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战士回答。

“那你把稀饭端回去。大家都吃野菜,我也应该吃野菜,干吗要特殊?”

战士解释道:“你有伤在身,应该优先照顾。凡是伤员,部队都想方设法挤出粮食给他们补养身体。”

“感谢同志们的关心。”蔡申熙坚持道:“我的身体早好了,谁说我有伤?要是为了照顾伤病员,那就把这碗稀饭送去给他们吃。”

正是以蔡申熙为首的指挥员与战士同甘共苦,患难与共,赢得了广大士兵的拥戴,使这支遭受新败的部队危而不溃,颠而不覆,保存着旺盛的复仇意志。靠着这股顽强的斗志,蔡申熙带领红二十五军在南起英山、北迄霍邱的广大地区,与各路进攻之敌展开激战,并在苦苦支撑中捕捉到转机。一日,红军获悉国民党第七师两个团押解着大批战俘进驻六安郭店子,蔡申熙率部突袭郭店子,与驻敌展开肉搏战,杀死敌副团长桂华峰以下六百余人,夺回被敌俘获的伤员数百名,缴获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一举挽回颓势,初步稳定了皖西岌岌可危的局势。

霍邱兵败,引起全军震怒。张国焘提出要严惩旷继勋,他认为旷继勋一向与中央分局离心离德,这次采取以城攻城的战术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破坏革命,起的是内奸的作用,应该绳之军法。不少负责同志痛感皖西被敌摧残,情绪激动,要求追究旷继勋的责任。

在几乎是一边倒的情况下,蔡申熙提出:“霍邱失守是策略上的错误,不应因此怀疑旷继勋同志的革命立场和过去所立下的赫赫功绩。”

他的意见促使偏激的情绪冷静下来。在徐向前等人的支持下,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只对旷继勋作出了撤职的处分,拒绝了张国焘严惩的建议。

四大战役使鄂豫皖达到鼎盛,张国焘盲目乐观,提出国民党主力只剩七个师。蔡申熙却在大胜之后看到危机,率先提出应该预觅退路。果然,不出三个月,红四方面军就兵临绝境,被迫采纳他的西征计划。部队撤离苏区的前夜,蔡申熙再次负伤,疼得无法忍受,要人补他一枪。他在痛楚中死去,牺牲时只有二十七岁。

1932年春,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来说,是令人亢奋和充满遐想的季节,几乎所有的指战员都学会了吟诗和演说。那是一个需要幻想和不断创造神话的岁月。

由于蔡申熙的天才谋划和徐向前的出色指挥,红四方面军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在大半年内先后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和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先后歼敌六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达四十个团。这是红军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大捷,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得到猛烈发展,苏区版图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三百五十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组成两个军六个师,主力部队达到四万五千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二十余万。

一时之内,“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的名声超过了“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慑于红四方面军锐利的兵锋,国民党被迫作出战略调整,将第四次“围剿”的重点由江西苏区转移到鄂豫皖苏区,任命蒋介石指挥五十万大军进行“围剿”。

陶醉在大捷之中的张国焘并未意识到危机。他在鄂豫皖省委成立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毫无根据地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在他指导和影响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提出了所谓“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是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起辅助作用的“偏师”,红四方面军的任务就是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

对于荒诞离奇的“偏师说”,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都感到太过分了。他们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回复中批评道:

“这里对于反动统治崩溃程度的估计是过分的。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部队在进攻苏区红军中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迁都洛阳后的国民党政府,口头上说长期的抵抗日本或征讨东北伪国,而实际上却以全部力量来进攻鄂豫皖苏区。汪精卫电询各省主席清剿计划,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作无关重要的偏师吗?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造成极大的罪恶!”

骄纵轻狂的张国焘将中央的警告置诸脑后,一意孤行,下令部队向武汉方向进击,要求进行“不停顿的进攻。”

向来冷静的蔡申熙地察觉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险。他经过反复思考,向中央分局提出了应该预觅退路的问题。

“预觅退路?”张国焘没有反应过来,愕然问道:“申熙同志,我没有听错吧?你是说我们要找退路?”

“不错,目前鄂豫皖苏区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它也存在危险。”蔡申熙列举了他的种种忧虑:

从力量对比看,国民党仍然占据优势,虽然红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敌强我弱总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我军应该有进退两种计划;

从兵力部署看,各种情报表明,国民党将向鄂豫皖发动重大攻势,其兵力将达到五十万人,我军应该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也要有应付最坏局面的预案;

从地形地貌看,鄂豫皖苏区虽有大别山可以依托,但地形上也有不利之处,它北濒淮河,南临长江,东抵津浦铁路,西逼京汉铁路,处于由两江两线钳制的“井”字之中,便于敌人运兵,对我军发展有所肘制;

从战略布局上看,鄂豫皖苏区位中原腹心地带,北之洛阳,南之武汉,西之南京,均在其俯瞰之下,它对于国民党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威胁远远大于中央苏区,“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会下全力拔除这一心腹大患



 

…… ……

对于上述忧虑,张国焘并未听入心中。为了应付蔡申熙,张国焘让他做些准备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由少数巨头――我和蔡申熙、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密商决定。蔡申熙被委为这方面的草拟人。蔡拟具了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军事方案,但他的根本看法是不乐观的。他认为鄂豫皖苏区过于狭小,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之下,没有回旋的余地,不易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他主张必要时红四军应该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这虽是退却行动,却是必要步骤。就在蒋的第四次‘围剿’前夕,蔡申熙更认为非这样做不可。”

为了未雨绸缪,蔡申熙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京汉铁路以西的情况,派人到鄂北、鄂西北和豫南、陕南搜集情报,与鄂、豫、陕边区党组织、游击队取得联络。他将这些凝聚心血编成的报告送给巨头们讨论时,却被置之高阁。

张国焘俏皮地说:“也许你的这些计划永远派不上用场。”

蔡申熙意味深长地说:“当你认为永远派不上用场时,也许很快就会派上用场。”

继蔡申熙之后,徐向前、陈昌浩也察觉到不停顿进攻的危险。他们提出红四方面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亟需休整,建议立即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集中到鄂豫边界,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徐、陈的提议,同样遭到张国焘的拒绝。

张国焘的错误决策很快给红军带到严重损失。1932年8月,蒋介石命令进剿部队发起总攻,各路敌军潮水般涌进苏区中心区。红四方面军猝不及防,仓促从麻城撤围,赶回苏区御敌,在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连打三仗,均未能阻止敌军攻势,被迫转移到皖西,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在皖西,主力部队又遭到敌军追击纵队和拦截纵队的夹击,未能实现在皖西打开局面的战略意图。四方面军决定南下英山,会合地方武装,寻找战机。

行到英山以北燕子河时,先头部队报告:“敌军已抢先一步占领英山。”鄂豫皖中央分局遂在燕子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绝境之下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军史上称为燕子河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人。围绕解围问题,会上出现了三种的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徐向前提出的。他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主力暂时拉向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

他的意见得到了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和军队负责干部的支持。张国焘说不出更多的军事依据,只是一个劲地叹息,念叨:“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气力了”。

东出潜太的主张遭到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强烈反对。据他掌握的情报,国民党总的“围剿”策略就是将红四方面军逐次逼出鄂东北、皖西,然后向潜太方向压迫,向东转移其实是主动投向敌人的预设的陷井。沈泽民不同意红军主力跳出外线,认为应该坚持内线作战,在根据地内击破敌人的“围剿”。

大多数地方干部赞同沈泽民的观点。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展开激烈争论,由于出席会议的军队负责人居多,会上转移外线的观点占据上风。

蔡申熙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是全区重大军事计划的起草人,同时,他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赢得了全体同事的信任,他的观点举足轻重。两派许多申辨和反诘都是冲着他去的,大家希望争取到这关键的“一票”。

但是,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蔡申熙都保持着缄默。

张国焘催促道:“别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你也说说。”

“我几个月前就说了,还说什么?”蔡申熙冷冷地回了一句。

经他这么一提,几位巨头们蓦然记起他关于“另觅退路”的提议。言犹在耳,时间仅只过去了三个月,而战场形势却是天渊之别。

张国焘自知理屈,为了解围,也顾不上计较他的态度,红着脸再次催促道:“你再跟大家说说,座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过你的高见。”

“我的意见早在几个月之前就提交军事委员会了,四个字:向西转移。”蔡申熙解释道说:“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鄂豫皖苏区本来空间就十分狭小,回旋余地有限,现在主要据点丢失,交通要道被占,中心区一下子涌进了几十万敌军,我军多达数万人,运动得开吗?当今之计,唯有向外线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转移的最佳方向不是东出,而是西进,潜太地区不如京汉铁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根据我前期调查的情况,那里有党的组织基础,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也在那里活动过,那里地处鄂豫川陕四省边境,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比较有利。”

军队和地方干部被蔡申熙说服了,放弃了东出潜太和坚守内线的主张,同意经英山转往黄麻老区,然后留一部分部队保卫根据地,主力向西转移。

会后,红四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国焘、蔡申熙带领,一路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领,分道向鄂豫边转进,10月初在新洲会合,几天后抵达黄安的高桥河、河口镇一带。

为了准备即将进行的西征,部队进行了精简和调整。鄂豫皖军委为此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编制问题的决定,任命蔡申熙为红四军军长兼第十师师长。

河口之战是红四方面军西征前的最后一仗。10月8日,追踪穷追的胡宗南第一师、俞济时第八十八师与红军主力相遇,遭到蔡申熙部的反击,伤亡二千余人,退入河口镇。第二天,蒋介石加派整编第二师从冯寿二方向投入战场,准备与河口之敌构成东西夹击之势。蔡申熙又率部前往冯寿二御敌,在仙人洞一带激战两昼夜。10月10日中午,援敌不断加入战斗,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构成对蔡部的包围之势。蔡申熙果断命令部队后移,向新阵地转移。

蔡申熙有个习惯,冲锋时将指挥位置前移,撤退时与殿后部队一同撤离战场。这次也不例外,他的指挥所与负责断后的部队边打边撤。敌军从三个方面合围,试图截下这段“尾巴”。

 

眼看敌人就要扑到面前了,警卫员劝说不动,就动横的,架着蔡申熙往下撤。

“放手!”蔡申熙怒吼着挣脱出来,坚定地说:“队伍还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我不能走!”

就在这时,尾追的敌军冲锋枪射中了蔡申熙的小肚。他咬着牙,一手捂着肚子,一边挥枪还击。鲜血喷涌而出,不到一会,整个腹部都被染红了。由于失血过多,他昏迷过去。

等到他醒来时,已经随部队撤到安全位置。当时卫生条件极其简陋,药品奇缺,连最普通的麻醉剂都没有。蔡申熙的肚子被子弹打得稀烂,军医一无药品二无设备,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听说蔡申熙的情况后,徐向前、王树声、曾中生等战友前来探望,感到非常难过。徐向前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河口)战斗中,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同志牺牲了,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负重伤,第二天也牺牲了。牺牲前,我去看了他。那天正下雨,他躺在床上,疼得没办法,要人补他一枪。我对他进行了安慰,就急忙指挥部队去了。蔡申熙同志是(原)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敢,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在河口镇地区作战中,他身负重伤后躺在担架上仍指挥战斗,直至坚持到胜利,充分体现了一个杰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和无畏精神。他的牺牲,是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大家都很难过。

弥留之际,蔡申熙深情地望着泪流满面的妻子曾广澜,艰难地说:“广澜!别难过,你……要永远跟党走,……坚持下去!”

当晚,蔡申熙闭上眼睛,时年仅为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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