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今晚發生5級地震

2012年06月01日22:5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克孜勒蘇壟爾克孜自治州烏恰縣，今天晚上8時32分，發生5級地震，暫時未接獲傷亡或損毀報告。

 

新疆男矇眼倒走鋼索 挑戰失敗

中央社中央社 – 2012年7月8日 下午3:08

（中央社台北8日電）39歲的新疆人艾斯凱爾，今天上午在中國大陸湖南岳陽市國家地質公園，挑戰無保護措施在高空鋼索上矇眼倒行，但挑戰失敗，幸無受傷。

香港商業電台報導，艾斯凱爾這次挑戰的鋼線總長約700公尺，距離地面最高距離達250公尺，傾斜度最高35度。

艾斯凱爾上午10時出發後，行走了近50分鐘、500公尺時，失足跌下。

報導形容，當時他試圖用手捉住鋼繩，卻未成功，整個人墜落山崖，後來在救援人員協助下，利用繩索爬上山。

據中新社表示，艾斯凱爾是新疆「達瓦孜」（意為高空走繩索）第6代傳人，從小苦練走鋼索絕技，也是目前2項鋼索表演的世界紀錄保持人，這次原本打算再創紀錄。

不過，報導指，由於現場天氣悶熱，加上所使用鋼繩是纜車用的鋼索，有殘餘機油，影響了艾斯凱爾的發揮。10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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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茉莉花開了！　埃及出現首任民選總統

  • TVBS／記者:趙元穎 外電 報導-2012年06月26日 上午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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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茉莉花革命終於開花結果，經過1年半的等待，埃及第一任民選總統今天出爐，由「穆斯林兄弟會」出身的穆希打敗前任總理，當選埃及總統，支持群眾在解放廣場徹夜狂歡，埃及股市更是應聲大漲7%，穆希在第一時間發表當選演說，承諾會組織一個跨黨派的埃及新政府。

     

     

    開羅解放廣場上，瞬間爆發出如雷歡呼聲，因為埃及史上首位民選總統，終於出爐。埃及群眾：「穆希，穆希，穆希…。」

     

     

    旗海飄搖，夜空中煙火慶祝，穆斯林兄弟會支持群眾陷入瘋狂狀態，他們力挺的候選人穆希，從穆巴拉克時代的政治犯，搖身成為60年來埃及第一位奉行伊斯蘭主義的總統。CNN主播：「畫面上看到的穆希將是埃及下屆總統，他永遠留名埃及歷史上，留名在阿拉伯世界的歷史上，這是本世紀的重要歷史大事。」

     

     

    穆希在第2回合投票中，打敗了穆巴拉克愛將─前總理夏非克，票數只多了80萬票，區區3個百分點的差距，就是雙方陣營有如天堂地獄的差別。穆希支持者：「穆希，穆希，我們熱愛穆希，埃及人民可以推翻前朝餘黨，埃及上下應該要高興才是。」

     

     

    這位太太氣得摔包包，捶胸頓足，還有人大罵不公，難過得抱頭痛哭，前總理夏非克的競選會場上氣氛低落，支持群眾跑到街上把穆希的大海報撕了下來，用腳踩，還放火燒。

     

     

    選後悲喜兩樣情，在茉莉花革命之後，埃及等待了500多個日子，好不容易才一票票選出了總統。埃及總統當選人穆希：「我今天有機會站在各位面前，全要歸功於真主阿拉，還有之前抗爭群眾的血汗犧牲。」

     

     

    穆希投身推翻穆巴拉克，之後又臨危受命，代表穆斯林兄弟會上陣競選，為了掃除民眾疑慮，穆希選後呼籲全民團結，也承諾要當全民總統，以溫和現代化的伊斯蘭路線，領導埃及進行民主改革。

     

     

    現年60歲的穆希曾美國留學，擁有工程博士學位，在穆巴拉克主政時期，2度入獄，是穆斯林兄弟會中極端份子的代表性人物，6月底穆希就要宣誓就職，然而目前埃及軍方大握在握，穆希是否有實權，連埃及人也打上大問號。埃及民眾：「穆希只是名義上的總統而已，他一點權力也沒有，埃及最高軍事委員會才有權。」

     

     

    埃及極權政治和金字塔一樣古老，現在民主才剛開始萌了芽，穆希未來任務艱鉅，除了要和軍方爭權力，也要好好整頓百廢待舉的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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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ember 10,2007

    乞食講堂，浮生若夢

    　

    　　在我的生涯規劃裡，從沒有想過要到大學教書。其實我從不曾有過生涯規劃，在成長過程中，總是走一步算一步，過了這個村，沒有那個店，前程茫茫，楚天寥廓，彳亍於天地之間，何處是歸程。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交，退伍前夕，我曾寄了一分履歷表到臺中明道中學給汪廣平校長，表達我希望能到明道中學教書。彼時的想法很簡單，找一所鄉間中學教書，買一塊地，種些五穀雜糧或蔬果花卉，效法陳映真筆下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

    　　年少時我喜讀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第一件差事》、〈我的弟弟康雄〉、〈山路〉、〈鈴鐺花〉，曾深深烙印在我內心深處。白色社會主義青年的理想，對資本主義的控訴，是我年少時的理想。楊逵的東海花園，在某種程度上，亦成為我的理型(Ideal Type)。一點點對文學的執著，左派思想的悲情和理想主義。可我在大學時代並未選修教育學分，為將來擔任中學教師做準備。祇是心理一逕兒地空想著，卻未做好生涯規劃。或許我亦是有意讓自己在各種知識域裡漂泊，沒有太堅實的學識根基，故可以任意游牧，成為浪子。縱使現實人生無法做一個浪子，至少在知識世界可以流浪。

    　　明道中學終於沒有給我任何回音，我祇好繼續讀史學文之路，其間亦曾漂泊江湖怯問津，擔任過《聯合文學》雜誌主編、叢書主任、《聯合報》編輯，乞食於編七年，終究天涯有盡，人世沉浮。告別文字編輯生涯，重返書院，乞食講堂，做一名殊無鴻鵠之志的書生。

    　　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我常向逯耀東老師請益。彼時逯老師甫自香江歸來，任教於臺大歷史系，住在辛亥路、興隆路口，從木柵過去，路程甚近。在討論我的博士論文之餘，逯老師亦在生活上多所教益，記得逯老師常訓勉我的一些話，諸如「每個人吃幾碗飯是固定的，不要貪多嚼不爛」，正好說到我的痛處。我就是文學弄一點，音樂弄一點，歷史弄一點，每碗飯扒幾口，沒有一碗專心吃。又如「飯可以吃得飽，也可以吃得好」，意思是肚子餓的時候，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先填飽肚子再說，一碗陽春麵不加滷蛋，甚至白飯配菜根，亦可以當得一頓。飢寒的問題解決之後，自然可以考究些，這時就要懂得吃，要吃得好。但逯老師影響我最深的一句話是：「要飯也要在京城要飯。」意思是就算當乞丐亦要在天子腳下討飯吃，至於為什麼要在京城討飯，直到今天我仍無法真切掌握其義。而我卻遵守逯老師的訓示，決定在京城討一碗飯吃。

    　　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偶爾我會思考未來工作的單位。最先想的是留在政大歷史系任教，以臺灣歷史系所的生態，臺大歷史系不是用他們自己的畢業生，就是用洋博士，我連想都不敢想。臺師大歷史系向來是近親繁殖，我和臺師大完全沒有淵源，壓根兒沒想過要申請他們的教職。清華歷史所除了創所時聘請的教師之外，沒有洋博士殆難叩門。算一算祇有政大歷史系有點機會，於是姑且一試。當時政大歷史系教史學理論、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論)的老師有兩位，一位是杜維運老師，一位是顧立三老師。杜維運老師教「史學方法論」，顧立三老師教「中國史學史」。那一年顧立三老師七十四歲，退休多年，但仍在系上兼課，但第二年顧老師就七十五歲了，依據教育部的規定，連課都不能兼。因此，系裡考慮補一位史學史，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與方法論的教師，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剛好做這個範圍，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將應徵資料送到政大歷史系。

    　　很幸運地，我通過了系、院、校教評會的三級三審，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生中第一位返回母系任教者。在此之前，政大歷史系的廖風德老師，以副教授的身分考上博士班，先我一年畢業，繼續在歷史系任教。但因他本來就是系上老師，很難算在歷史系博士班的帳上。類似的情形還有毛知礪老師，她是我念碩士班時研究所的行政助理，後來不負責研究所行政事務，改聘為專任講師，和我同一年考上博士班，晚我兩年畢業。取得博士學位後，毛知礪老師繼續留在系上擔任副教授，二○○三年退休，那一年我升正教授。

    　　一九九三年九月初返校時，必須教九個學分，但因為大部分課程都是二學分，所以實際上是教十個學分，除了歷史系一年級的必修課「史學導論」兩學分之外，其他八個學分都是外系大一中國通史。記得第一年我教了三個本地生班，另外教一個僑生班。僑生班因為在中學時未曾上過中國史，程度甚差，上起課來備覺辛苦。

    　　歷史系一年級的「史學導論」課，本來由系主任張哲郎老師和林能士老師合開(各自上一學期課)，我擔任這門課以後，上下學期由我一個人教。「史學導論」是歷史系一年級新生的入門課，很不好教，因為另外兩門必修課「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學生在高中時已有基礎，「史學導論」卻是從頭開始。這門課本來就沒有教科書，縱使有同名的教科書，亦不適用，如涂永清翻譯的《史學導論》，適合美國學生，不一定適合臺灣學生；鮑世奮所譯的《史學導論》亦是如此。我又不便向張哲郎老師和林能士老師要他們的授課綱要，祇好自己來。我打電話向我的高中同學王健文求救，他當時在成功大學歷史系擔任「史學導論」課。王健文寄來徐泓老師在臺大歷史系上「史學導論」課的授課大綱(臺大歷史系的「史學導論」課有兩班，一班是徐泓老師教，一班是梁庚堯老師)，以及王健文自己的授課大綱，我就在暑假將這兩分講義稍事整理，增補一些我認為必須加入的內容，當作我的授課綱要。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將博士論文送交政大歷史研究所，等待口試通知。此時因截肢手術後，長年臥病在床的母親開始洗腎，於是我帶著博士論文口試本返回花蓮，和三姊一起照顧母親。母親截肢後這四年，一直由三姊照顧、看護，我才得以進入博士班就讀，在內心深處，我對三姊一直充滿感激之情。不僅如此，我大學時代負笈東海，亦是由當時任職聲寶電器公司花東營業處的三姊提供生活費。所以在讀博士班期間，我將父親遺留給我的一甲地，過戶給母親，再由母親過戶給三姊，聊表對三姊多年來照顧母親的感心之意，以及年少時對我的照顧。事實上在我就讀博士班期間，母親數度驚傳病危，我總是在深夜時分搭乘北迴鐵路夜車返回花蓮，疾疾奔向省(署)立花蓮醫院，在床邊呼喚姆媽。因著醫學發達，多少次奔喪未成，姆媽繼續忍受佢的病痛。一九九三年九月，開學前夕，姆媽再度病危住院，加上每星期三次洗腎，狀況糟得不能再糟。三姊又因卵巢巧克力囊腫必須到臺北陽明醫院開刀，我於是再度返回花蓮，到慈濟醫院陪伴年邁多病的姆媽。

    　　某日午後，姆媽洗腎的時間，我用輪椅將姆媽推到血液透析室。我們在護理站等了四十分鐘，沒有一個護理人員過來探問。最後終於有一位護士走過來，問我為什麼不把姆媽扶到病床上。我問她哪個病床。護士說空的床就可以。我把姆媽推到角落的一張空床，將姆媽抱上床躺好。又過了三十分鐘，仍然沒有護理人員為姆媽接上血液透析機。我實在忍不住了，走到護理站詢問，哪位護士可以幫姆媽接上洗腎機？護理長問我還沒接上嗎？我一肚子火，對護理長說：「我知道我媽的導管不好打，平常負責的護士今天不在，但你們總不能這樣任我媽乾等吧！我已經等了快一個小時了。」護理長說：「我馬上幫你安排。」我說：「好吧！請您快一點。還有，可不可以借用你們的電話，我要打給精神科主任王浩威醫師。」

    　　護理長把電話交給我，我撥了老友王浩威的研究室號碼。王浩威接了電話。我對王浩威說：「浩威，我在血液透析室，你可不可以下來一趟？」王浩威在電話彼端說他馬上過來。不一會兒，王浩威來了，我用閩南話對王浩威說：「浩威，你病院是安怎？我姆仔欲洗腰仔，阮直這等快一點鐘冇人插，阿到底是安怎？」王浩威問護理長到底怎麼回事，護理長說是因為平常負責替姆媽接導管的護士今天休假，姆媽的導管太難打，沒人敢打，所以才會耽誤這麼久。我當然知道姆媽的導管不好打，而且原先左手做的導管已經塞住，不能打了，祇好在右手臂再做一支導管，如果再塞住就麻煩了。我委實很難接受這種說法，護理人員豈可因為導管難接，就任病人乾等？最後仍然必須有人負責接，不是嗎？王浩威請護理長多幫忙，然後帶我到他的研究室，為我煮一杯咖啡。

    　　在醫院待了一個多禮拜，學校已經開學了，我請二姊來醫院幫忙，因為開學第一星期已經缺課，第二個禮拜無論如何得走進教室上課了。我心裡當然覺得對姆媽有深深的愧疚，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對不起學生。初登板的我就這樣疙疙疤疤地站上講臺，開始乞食講堂生涯。一個星期後三姊手術完成返回花蓮，發現在二姊照顧姆媽期間，因為姆媽失控，牙齒咬到舌頭，慈濟醫院竟然將她老人家整口牙齒拔光，說是避免再度咬到舌頭。三姊和我在電話裡聲淚俱下，亦惟徒呼負負。

    　　初登講堂的心情極為緊張，常常準備了五、六個小時，不到八十分鐘就講完，祇好提早下課，於是幾乎每天都在緊張的備課狀態中。

    　　因為「史學導論」是歷史系大一新生的必修課，系上因而安排我和周惠民老師擔任大一班導師。我要求學生用電腦打字交學期報告，學生們頗不情願，因為別的老師並未如此要求。一九九三年電腦雖尚未普遍，但學校計算機中心已有電腦教室供學生使用，我認為大學生一定要學會使用電腦打學期報告，否則將來出社會將很難找事。我是一九九○年秋天修蘇雲峯老師「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時學會電腦的，在統計和排版上很下了一番功夫，打字速度比手寫還快，因此覺得學習電腦並不是太困難的事。學生們叫歸叫，最後還是都用電腦交了學期報告。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上旬，康樂給我打了一通電話，說《新史學》計畫一九九四年起自行用電腦排版，問我可不可以想想辦法？在此之前我一直使用天蠍星排版系統，這個排版系統無法做隨頁註(腳註)，對學術論著而言實在不太方便。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微軟公司(Micro Soft)將英文版Word 2.0改寫為中文1.2版，做隨頁註較此前方便許多。但當時我的博士論文正如火如荼，臨時改變編輯軟體，對書寫論文是兵家大忌，因此我繼續用天蠍星排版系統完成我的博士論文。在此之前，我的電腦一直使用DOS 6.0作業系統，並未轉向Windows。而為了替《新史學》寫格式檔，我重新學習Windows作業系統，並且依操作手冊試著熟悉Word。前後約花了兩個月時間，熟悉Windows 3.1和Word中文1.2版，寫成適合《新史學》版型的格式檔。然而就在我設計完成格式檔的同時，一九九四年一月，微軟推出Word 5.0中文版，我又花了一個多禮拜時間用Word 5.0中文版重新寫格式檔。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姊從花蓮打電話來，通知姆媽病危的消息。我匆匆趕回花蓮，姆媽已經靜靜躺在老家客廳的草蓆上。十二年間父母相繼大去，我內心有著無以名之的傷慟。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大學畢業那年，入伍三月，父子天人永隔；一九九三年我取得博士學位，乞食講堂，母親又撒手人寰。對命運的捉弄，我殆已無力反抗。有些人的人生「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卻總是「兩岸猿聲啼不住」。開學第一節課開天窗，最後一節課再開天窗，初乞食講堂的我，一路倉惶。

    　　辦完母親的告別式，回到臺北租來的公寓居所，我的心裡一片茫然。我的內心多麼企盼人世安穩，然而卻總是風雨飄搖。

    　　短暫的寒假結束後，一九九四年春天，我仰首向天，祈求未來的人生順暢平安。二月下旬的一個周末，《新史學》第五卷執行主編王汎森屈駕政大，由我親自操作排版《新史學》第五卷第一期。康樂因為是始作俑者，亦前來助拳，加上在《新史學》五卷一期發表論文的陳弱水，四個人一起為《新史學》改版操刀。王汎森、陳弱水和康樂負責校稿，我負責排版，一連工作兩天，總算將《新史學》五卷一期完稿，直接在我的印表機列印雪銅紙稿樣，交印刷廠製版印刷，開啟《新史學》自行用個人電腦排版的新頁。而康樂和王汎森推薦我成為《新史學》常務社員，此為我參加《新史學》雜誌社之始。

    　　一九九四年秋天，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的王汎森再度請我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改版操刀，於是我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寫了三個試用格式檔，由王汎森副所長和集刊執行祕書王明珂提交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務會議，挑選了其中一種作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版型。我為此事專程赴史語所替集刊助理們上Word使用課程，這個格式檔其後成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標準版型，使用多年。

    　　既然為《新史學》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撰寫格式檔，對我所任教的政大歷史系，當然不能厚彼薄此。一九九四年春天，我為《政大歷史學報》撰寫三種格式檔，經歷史學系系所務會議票選其中一種作為《政大歷史學報》之版型。其後政大歷史系出版「政大史學叢書」，格式檔亦由我負責撰寫。康樂的升等論文要出版時，我為《從西郊到南郊》寫了一個格式檔，這個格式檔後來改寫為康樂主編「新橋譯叢」的版型。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在老友李明仁的稻鄉出版社出版，其後恩師閻沁恆《湯恩比的史學》亦在稻鄉出版，兩種格式檔均成為稻鄉出版社出書的基本版型。

    　　那幾年《新史學》辦得極為成功，屢獲國科會和教育部優良學術期刊獎，加上各歷史系所要求學生撰寫論文時，指導教授常指定以《新史學》為參考範本，一時間臺灣地區各大學歷史系所通行的論文格式幾乎均效法《新史學》。我開玩笑說我好像金庸武俠小說裡的歐陽鋒，流毒無窮。有一回王汎森對我說：「吳鳴，你對史學界最大的貢獻就是統一了歷史學的論文格式。」當時聽到王汎森這麼說，心底頗不是滋味，而今想起來卻有一點點小小的自豪。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以後，一百多年來，史學論文格式各行其是，沒想到因為一個小小的意外，替《新史學》撰寫格式檔，以及二○○三年為《新史學》撰寫〈新史學約稿〉(論文格式)，卻使臺灣地區的史學論文格式漸趨統一。也許我的史學論著均卑之無甚高論，但能使史學論文格式趨於統一，亦算是對臺灣史學界略有獻替的罷！至於康樂的名言：「吳鳴除了歷史，其他的都是專家。」如今想來，確實貼切地描繪了我性格上的耽溺，以及恆不務正業的人生歷程。我在性格上是一個天生玩家，極易耽溺。但短短人生數十年，猶如到這個世界上來旅行，貪玩路上的風景，又有什麼不好？

    　　一九九四年春天，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執行長邵玉銘老師找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臺大歷史系、臺師大歷史系和政大歷史系五個單位，籌備「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有：史語所管東貴所長、近史所陳三井所長、張玉法院士、臺大歷史系主任張秀蓉教授、臺師大歷史系主任王仲孚教授、政大歷史系主任張哲郎教授、政大歷史系王壽南教授，召集人是邵玉銘教授，秘書長為王壽南教授，我擔任執行秘書。執行秘書就是打雜的，什麼都做。

    　　合辦的五個單位中，中研院史語所和近史所不可能派出人力，於是由臺大、臺師大、政大歷史研究所負責各項事務。臺大歷史系負責出版組，主要是論文打字、排版工作；臺師大歷史系負責接待組，包括到機場接與會學者、住宿服務、旅遊接待；政大歷史系負責議事組，即開會現場佈置、錄音、紀錄、時間控制；此外，秘書組、財務組和事務組也由政大歷史系負責，主要是因為秘書長、執行秘書都在政大的緣故。

    　　籌備委員會在一九九三年十月組成，擬訂會議題目與邀稿名單，接下來就是秘書處的工作，大部分工作會議由我負責召開，討論各組工作進度。

    　　我因為在一九九四年替《新史學》撰寫格式檔，於是將這個格式檔稍事修改後，交給臺大歷史所的同學做打字、排版之用。臺師大因為在七月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人力支配較緊，故而負責會議期間的接待，這方面的前置作業較少，不會影響他們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會議；至於政大歷史系負責的工作項目較多，亦是自然之事。所幸一九九二年的三場學術研討會，把政大歷史所研究生磨練成一支戰鬥部隊，我並沒有太擔心。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三──十五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在臺北市中央圖書館(當時尚未改名為國家圖書館)召開，開幕式由籌備委員會召集人邵玉銘教授致詞；接著由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致詞；然後開始正式的學術研討會。第二天主題演講為許倬雲院士〈體系網絡與中國分合〉；第三天主題演講為余英時院士〈中國歷史上分合的基本動力〉；整個會議總計發表論文廿二篇。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算是比較大型的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的學者有九位來自中國大陸，三位來自美國、香港、新加坡；兩位主題演講者來自美國。當時各文化、教育基金會因銀行利息較高，可以舉辦這類比較大型的學術研討會，這次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提供三百萬元經費主辦研討會，而且動用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臺大、政大、臺師大歷史系所，總計五個單位合辦，在我參加的學術研討會中，殆屬規模龐大，經費較充裕者。

    　　在會議進行期間，臺師大研究所同學，為了安排參觀和旅遊的事有些意見，甚至謠傳是因為我指揮不動政大研究生，才要他們擔任接待。事實上擔任接待是臺師大歷史系王仲孚主任主動要求的，因為臺師大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無法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籌備期間派出人力，才要求擔任接待。但在安排旅遊時，政大歷史系張哲郎主任認為沒有老師陪同似乎不妥，特別要我陪同。而且在南下旅遊時，臺中東海大學呂士朋院長和中興大學任育才院長要宴請大陸學者，我告知臺師大歷史系所同學，可能他們沒有安排接待同學的座位；此外，臺大逯耀東教授在大陸學者參觀聯合報系之後做東，在天然臺湘菜館請客，同樣可能沒有安排接待同學的座席，因此我告知師大負責接待的同學，我會到聯合報接大陸學者。臺師大同學認為這樣的安排不尊重他們，因此拒絕作陪；幸好由政大歷史所碩士班畢業，當時就讀臺師大歷史所博士班的王文育同學，願意陪同南下旅遊，以及參觀聯合報系。關於這些細瑣之事，是當初接任執行祕書所未曾料想到的。臺師大研究所有些同學和政大歷史系林能士老師相熟，跑去向林能士老師告狀，弄得我必須向我的業師解釋。輔大歷史系邵台新教授亦與聞其事，我告訴他就是因為呂士朋教授、任育才院長，和邵台新教授的恩師逯耀東教授請客，引起臺師大同學認為自己不受尊重，憤而拒絕作陪，怪罪於我，我才是真的冤哉枉也。

    　　狀況非僅此一端，臺大歷史所同學負責會議論文打字排版，亦引發齣齬。一般論文打字加排版每千字約一二○元；純打字八○元，排版四○元；臺大歷史所同學將排版費每千字算成一二○元，這是有點問題的；與會學者如果交電腦檔案，祇能算排版費，不能將打字費用也計算在內。在核報工作費時，我要負責財務的政大史系楊小華助教如實核銷，結果引發臺大歷史所研究生的不快，指責我把錢拿去接待大陸學者旅遊，卻苛扣他們的工作費。其間透過我的學弟潘光哲(當時就讀臺大歷史所博士班)向我探詢，我向潘光哲說明情形，並表示當研究生時如此處事，將來難免吃虧。後來我自己掏腰包請臺大歷史所研究生吃飯，才擺平此風波。事過境遷之後，部分同學可能覺得自己似乎並非理直氣壯，請潘光哲找我，希望我保守秘密，不要讓他們的老師知道。我對潘光哲說，我沒那麼多話。多年之後，我仍未將始作俑者的名字告訴他們師長。

    　　我常常想，一個人在年輕時真的不要太斤斤計較，尤其當研究生時最好能任勞任怨，千萬不要惹不必要的麻煩，包括對系所務的不滿，插手系所行政事務等等。人生的路很長，也許不經心的一句話，無意間的執抝，都可能會影響自己未來的求職或學術發展。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是第一次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臺大、政大、臺師大歷史系所合作召開的學術會議，也是最後一次。也許我這個執行祕書做得不好，使得第一次即成絕響，但歷史學界各學術單位間的合作不易，亦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九四年九月開學時，因為顧立三老師超過七十五歲了，不能夠再在歷史系兼課，於是由我承乏「中國史學史」課程。在一九九六年政大歷史系課程修訂之前，歷史系學生在「中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史」之間，必須選修其中一門，因此我第一年開課時約有二十幾名學生。一九九六年課程修訂後，「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和「史學方法論」三選一，課堂上常常祇剩個位數學生。有時上課不免上得極為沮喪，反躬自省，我發現自己是非常不會講課的老師，因為口才不佳，我都是在站上講堂之前，寫好逐字稿；走進教室把講稿念一遍，就算上完課了。相較於寫兩張綱要就可以上臺講一百分鐘的老師們，我的口才實在是極不便給的。尤其我的課和杜維運老師「史學方法論」放在同一課群，杜老師上課祇帶兩枝粉筆，講起課來深入淺出，自然吸引大部分同學。有時杜老師的課上百人選修，我的課堂僅有個位數學生，私下不免感到挫折。但一個人課講得好不好，實在很難強求，我亦惟徒呼負負。

    　　一九九七年九月，因為原本教「資料處理」課的呂紹理老師要去教「臺灣史」，系主任林能士老師情商我幫忙教「資料處理」，由新來的劉祥光老師教「史學理論」。

    　　「資料處理」課的內容，主要是Windows使用，微軟Office的使用，包括Word、Excel、Power Point和Access。這些軟體都是我平常使用的，但要教學仍得重新準備。

    　　有些學生在中學時已使用Word打稿，但對各種格式設定是陌生的，大部分都是土法煉鋼。遇到標題要放大字體時，直接highlight(註記)，然後將字體放大。因此常常前一個標題和後一個標題字體不同，大小不同，而且也不能製作目錄；要製作目錄時，不是重新打字，就是用拷貝的方式，一篇文章寫下來，零零落落，殊不齊整。我教學生要學會寫格式檔，將各種會用到的格式先寫好，到寫文章時，用滑鼠點要用的格式即可。大部分學生都躲懶，能完整寫好格式檔者無多，但至少勉強能用來寫學期報告。

    　　Excel部分，我希望學生要會寫簡單的計算公式，畫統計圖，至少寫報告會用到的基本功能要會，這部分學生比較進入情況，問題不多。Power Point的訓練，當然不是用現成格式檔製作投影片，而是要求學生由空白投影片開始製作，從背景顏色到標題結構，全部自己動手。有些同學做得不錯，有些同學應付了事，我亦祇能教多少是多少。Access資料庫是教得比較差的，學生們能進入狀況者無多，祇有少數同學可以設計、製作簡單的資料庫。

    　　打字練習是學生最令我頭大的部分，因為大部分學生在開始時都圖方便，用注音輸入法，在要求他們學習筆畫式輸入法時，極為困難。因為習慣注音輸入法打字以後，要求他們去背記倉頡、大易或嘸蝦米輸入法的字根，學生是不太理會的。第一次打字考試時，我隨便找一篇文章讓他們打，大部分同學都沒問題；第二次考試時，我影印了《尚書．臯陶謨》讓學生打，百分之八十的同學不及格。於是我再度呼籲，要求學生練習一種筆畫輸入法，學生仍然不鳥我；第三次考試時，我請助理在電腦難字表裡找所有他不會念的字，複製到Word裡，列印給同學考試，這次祇有五個人及格。我於是再三跟同學們說，寫歷史文章有很多字不會念，注音輸入法一定是行不通的。但我言者諄諄，學生聽者渺渺，一個簡單的筆畫輸入法，竟然無法要求學生學習。

    　　一九九九年我最後一年教「資料處理」課，上學期有四十五個學生選課，因為打字的要求學生無法達到，不肯學習筆畫型輸入法，到下學期學生集體退選，祇剩十五個學生。系所務會議檢討「資料處理」這門課的必要性，系上有資深教授說：「現在學生都玩電腦遊戲了，哪還需要上電腦課？」我因為是教這門課的老師，不便替自己的課辯護，何況我對教「資料處理」課亦興致缺缺，祇是因為系上排了這門課給我，所以就去教了。雖然我很想說會玩電腦遊戲和懂電腦、能運用電腦寫學期報告，壓根兒是兩回事，但我也懶得說了。系所務會議最後決議不再開「資料處理」課，於是我又回頭去教「史學理論」。

    　　在我停止教「資料處理」課的那一年，電算中心廖惠君小姐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電算中心為全校師生開設的「Word使用初階」課，授課老師到高雄去開會，趕不回來上課，問我可不可以代課。我因為在教「資料處理」課時，電算中心很幫我的忙，因此就答應了。沒想到臨時膺命的課，因為學員的意見反應極為良好，滿意度高達97%。第二學期電算中心在開設電腦課程時，情商我幫忙上六小時的「Word使用進階課程」。「Word使用進階課程」在電算中心一直受到好評，尤其許多研究生奔相走告，成為他們寫畢業論文前最想上的課。「Word使用進階課程」一直教到二○○五年廖惠君小姐出國進修，接任的承辦人員不認識我，才未再開班。此外，我也曾應中文系之請，為中文系老師上過三次Word使用的課程，以及膺電算中心之請，為全校教職員開過Word使用課程。一個歷史系教員在電算中心開電腦課，也不知是喜是憂，有時亦覺得自己實在有點不務正業。

    　　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都做現代中國史學，當時返回母系任教的專長即為中國史學史、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論，所以乞食講堂初登板教的就是「史學導論」(後來這門課改為「史學理論」)。我初返母系任教時，政大歷史系的史學方法論由杜維運老師擔任，顧立三老師教中國史學史。第二年顧立三老師七十六歲了，不能再兼課(當時顧立三老師已退休，是以兼任教授的名義授課)，國立大學規定六十五歲退休，可以延退到七十歲，七十歲以後祇能兼任，到七十五歲以後連兼任也不可以。因此，在顧立三老師七十六歲那年，系主任張哲郎老師安排我上「中國史學史」課。

    　　我在博士班時，修習過杜維運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當時杜維運老師正在寫《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按理來說應該由杜維運老師來教這門課，但不知張哲郎主任當時怎麼想的，要我承乏「中國史學史」課。也許張哲郎主任認為杜維運老師已經在研究所開設「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又在大學部開「史學方法論」。而且杜維運老師的《史學方法論》自一九七八年初版以來，膾炙人口，歷史系學生幾乎人手一冊，所以讓杜維運老師繼續開「史學方法論」。多年以後我始得輾轉得知，當時杜維運老師因為正在寫《中國史學史》第二冊，心裡比較想上「中國史學史」。但我並不知此事，糊里糊塗地就去上「中國史學史」，而今想起來時覺有愧。

    　　在一九九七年政大歷史系課程修訂以前，歷史系學生必須在「中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史」兩門課中擇一選修，所以大約有二十幾位學生選課。我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幾乎用了半個暑假編寫「中國史學史」講義，到開學前約編好上學期課程的三分之二。我是一個不太會上課的老師，上課以前必須寫好逐字稿，否則站上講臺會很緊張。第一年因為在歷史系祇開「史學導論」，可以專心備課，教了一年，大體沒有出太大差錯；其他課程是大一歷史的共同必修課，上四個班，加上在讀博士班三、四年級時，已經兼任過這門課，以及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一年間，曾在國立體育學院教授過「中國通史」課程，大體已駕輕就熟。因此教書第二年開設「中國史學史」，雖然是一門新課，但因另有兩門課：大一外系「中國通史」和歷史系「史學導論」，已經教過，備課不需要太多時間，可以多花些力氣在新課「中國史學史」上。我每個禮拜準備當周進度，並且編寫暑間未完成的後面三分之一講義，總算戰戰兢兢安然度過上學期。

    　　趁寒假編寫下學期「中國史學史」講義，約完成三分之二，剩下的祇好邊教邊編寫講義，勉強度過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的第一年。第二年以後陸續編寫，到一九九六年時，「中國史學史」講義始大致就緒，每次上課前一天晚上稍事整理即可上臺。

    　　由於是返回母系任教，系上同事大部分是我的師長，在系所務會議沒有什麼發言權，我亦樂得輕鬆自在。初登講堂的前四年我都擔任大一班導師，舉凡新生杯各項球類競賽，我幾乎都到場加油；每年十二月的文化杯合唱比賽，五月的文化杯舞蹈比賽，我不但在比賽時到現場，平時亦常去看他們練習，算是很關心學生的老師。或許也因為這樣，我和我的黃埔一期到四期學生感情特別好，他們畢業後有些繼續進修，有些讀博士班，一直維持深厚的師生情誼。

    　　教書有時看手氣，我教的黃埔一期那班學生極為優秀，畢業時有十九個學生考上研究所，在我心裡是竊竊私喜的。但考最好的是黃埔三期(一九九五年入學)，那一班有二十五個學生考上碩士班，是我乞食講堂以來考最好的一班。雖然我並不認為考上研究所就是好的，但作為一項教學指標，倒也令人略感欣慰。一九九七年後，我不再擔任大一班導師，改擔任大二班導師，和學生就沒那麼親了，學生們投考研究所的情形，亦稍較不了解。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九九九年入學那一班，那是我教「資料處理」課的最後一班。這班學生大四時，二○○三年冬天某日，凌晨三點多，我從研究室回家，在一家豆漿店吃宵夜，遇到四、五個大四學生，他們跟我說：「老師，我們很想選你的課，可是學分夠了，所以就沒有選。」不知怎地，我忽然怒從心上起，學生選不選我的課沒什麼關係，但當場這樣消遣我，未免太沒禮貌。我告訴他們：「你們不必消遣我，你們這一班除了推甄入學之外，如果應屆當年有三個人考上臺、師、政大歷史研究所，我頭砍下來給你們當足球踢。」當場學生們嚇傻了，我也懶得再多說話。事實上，每一屆學生程度如何，當老師的均心中有數，學生以為占便宜，其實可能吃大虧。那一屆當年投考歷史研究所全軍覆沒，身為老師的我心中固感慽然，但學生那樣對老師嗆聲，自食苦果亦預料中事。

    　　一九九九年政大歷史系課程修訂後，學生不必再修史學核心課程，除了大一修兩個學分的「史學理論」(原本四學分後改為兩學分)，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西洋史學史均改為群修。二○○三年以後，政大歷史系學生考上臺、師、政大歷史研究所者寥寥可數。主要是各歷史系研究所的四題中國史考題中，往往有一題是中國史學史；世界史考題亦可能有一題是西洋史學史(或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論，中國史考題亦有可能出理論或方法論的題目)；政大歷史系畢業生常常放棄一題，別的考生考四題，政大歷史系學生考三題，能考多好，恐亦有限。但因我本身教這類課程，不便由我提課程修訂，否則難免有圖利自己之嫌，我亦祇有任其如此。

    　　我初返母系任教時，因為政大歷史系有很長一段時間未新聘年輕教員，僅在一九八七年聘周惠民老師，一九九二年聘朱靜華老師，一九九三年我返系任教，系上年輕老師僅我們三位，其餘老師均較年長。因此，從一九九四年到二○○三年，系上資深老師陸續退休，到二○○四年時，我已晉升三公之列。

    　　一九九七年林能士老師擔任系主任時，情商我承乏「資料處理」課程，並擔任大二班導師。因為大二學生已經有自己的生活樣式，我並沒有參與太多他們的活動。擔任了三年大二班導師後，二○○○年，周惠民主任要我擔任研究部碩士班一、三年級班導師，二○○六年唐啟華主任要我擔任研究部博士班導師。擔任研究部導師期間，我要求碩士班、博士班學生每學期交一分研究計畫或研究報告給我，讓我知道他們的學習情形。說來沉重，我發現臺灣幾十年來的歷史系訓練，幾乎把學生訓練成祇會寫社會科學報告，不會寫歷史，甚至連一般文章都寫不通。尤其有很長一段時間，歷史學界的長輩們習慣寫城垛式論文，即一段敘述之後夾一段引文。長引文又稱獨立引文，必須低三格，遠望之宛若高高低低的城垛。一般閱聽人在讀到長段獨立引文時，往往直接跳過。我不能理解的是，既然自己閱讀時遇到引文就跳過，為什麼還要用這麼多引文來讓閱聽人跳過？在英文世界的學術論文書寫，引文不能超過百分之五，謂之「上帝的罪惡」，今天臺灣的歷史學論文常常看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引文。我不了解為什麼很少老師在這方面要求學生？我對學期報告的要求非常簡單，廿五頁以下，每頁引文不能超過一段，每段引文不能超過七行。簡單地說就是要自己寫論文，不是堆積史料。

    　　陳寅恪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史學前輩，我甚至認為陳寅恪先生是民國史學第一人。但寅恪先生的論文其實極其難讀，「寅恪案」體實非史學論文書寫的最佳範例。我看到史學界有許多長輩和同儕效寅恪體寫作論文，讀來處處頓挫，真是辛苦萬端。

    　　部分學生受歐風美雨的影响，習慣寫被動式語句，亦令人頭大。加上受日文或日本翻譯小說之影响，修飾語多到可以堆成一座小山，整篇論文讀下來，慘不忍睹。但我也沒有太多時間來修改學生的報告，我一般祇改五頁，剩下的要學生自行修訂。祇有我指導的學位論文，我才會從頭到尾，幾乎每一個句子都改過，因為這樣，所以我不太指導論文。教書十四年，祇指導兩篇碩士論文。當然也因為我的要求比較嚴格，大部分學生都自行打退堂鼓。我對有些老師指導論文時，自己連看都沒看就送口試，亦迭有微詞。有時在口試時直接指出不該出現的錯別字，不通順的句子。我常常想，如果沒有時間看論文、改論文，為什麼要收那麼多學生？指導那麼多論文？但這是每個大學教師的自由心證，我亦毋須越俎代庖。

    　　擔任三年碩士班導師後，系務會議決議找比較關心學生的老師帶大一，於是自二○○三年起我又回頭擔任大一班導師，陪他們打球，參加各項球賽和文化盃合唱比賽。自一九九三年返回母校任教以來，十四年間我參加了十二屆史學盃球賽，僅在二○○五年擔任系主任時，因比賽時間巧逢我幫教育部到臺東做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的深耕輔導，未克到新莊輔仁大學為學生加油。以及二○○六年十二月在嘉義中正大學的第三十屆史學盃，我因有事未克前往，幾乎每年的史學盃比賽，我都到現場為學生加油。有幾年政大歷史系的女排是校內系際盃的常勝軍，亦是史學盃女排的常勝軍；二○○五年和二○○六年男籃和男壘表現甚佳，比賽成績頗為亮眼。我初返校任教時，歷史系的文化盃合唱比賽、舞蹈比賽，均名列前茅。其後舞蹈比賽取消，合唱比賽成績亦乏善可陳。我曾對學生說：「一個人習慣失敗之後，就很難成功了。」二○○○以後，歷史系在文化盃合唱比賽的表現，就像一個習慣失敗的人，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勝利的滋味。我常在大一必修課「史學導論」鼓勵學生要多參加系上的各項活動，但近幾年在文化盃合場比賽的表現，是令人失望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應林富士兄之請，和他一起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意外引發一九九七年的教科書論戰。論戰的主角雖然是杜正勝老師，但我亦受池魚之殃，被列為「認識臺灣那批人」，甚至被歸類為杜氏集團的一分子。事實上在撰寫《認識臺灣：社會篇》之前，我與杜正勝老師僅有數面之緣。我既非杜正勝老師的學生，亦非《新史學》的核心分子，我祇是在一九九四年三月為《新史學》設計論文格式檔而成為《新史學》常務委員。但自教科書風波後，我已被史學界列為杜氏集團的一員，我常開玩笑說，我是杜氏集團的門神，打開門在門裡，關了門在門外。但學術界既如此認定，我亦無心抗辯，祇能默認自己是《新史學》的一分子，杜氏集團的門神。我在一九九三年初返校時，以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申請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獲得通過；一九九四年以《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獲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一九九五年以《舉頭三尺有神明》獲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一九九五年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間，申請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全軍覆沒。我當然不敢說那幾年我的學術表現有多好，事實上，那幾年我的研究論文在二○○二年結集為《臺灣史學與中國纏結》論文集，和《晚清的經世史學》專書，《晚清的經世史學》並且是我升教授的主論文。但一九九六到一九九九年之間，我的頭硬是被按到水裡，一點空氣都呼吸不到。有些長輩或同儕好心安慰我，說道風波過去就好了，有些長輩則用教訓的口氣說：「早就跟你說過，在升到正教授前不要惹事生非，你就不聽。」是這樣子嗎？如果連讀書人都要躲著當駝鳥，我們又如何期待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從不敢自居為知識分子，坦白說，長期以來我並未懷抱改革社會的理想，壓根兒沒有當知識分子的資格，祇不過是接了一通電話，寫了半本國中教科書，歷史學界的同行就可以用這種方式肆意打擊，我對歷史學界的生態多少是有點失望的吧！

    　　一九九七年剛好是七七事變六十周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開了「七七事變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我也應邀與會，雖然我並未發表論文。在第一場論文發表結束，進行自由討論時，前兩位提問者尚針對論文發問，從第三位提問人開始，矛頭即指向認識臺灣教科書，提問人一再用「親日反華」來稱呼教科書執筆者，主持人賴澤涵教授特別說明《認識臺灣：社會篇》執筆人之一的彭明輝教授就在現場，向與會學者表示待會兒會給我一點時間來答覆相關問題。提問時間即將結束時，我收拾背包尿遁，從此沒有重回會議現場。因著幾次學術會議場合，《認識臺灣》教科書都會被提出來討論，我在一九九七年到二○○六年間，極少參加歷史學門的學術研討會。雖然我終於在二○○三年二月升等正教授，但那幾年的氛圍讓我潛心回到自己的世界，教書、研究、聽音樂、打網球，占據了我大部分時間。在這期間，我於二○○○年出版《浮生逆旅》散文集，二○○一年出版《中文報業王國的興起：王惕吾與聯合報系》，二○○二年二月出版《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二○○二年七月出版《晚清的經世史學》；並且以《晚清的經世史學》為主論文，升等為正教授。二○○三年應老友陳銘磻之邀，撰寫旅行文學《來去鯉魚尾》和《豐田和風情》，分別在二○○三年五月和七月出版；加上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歷史花蓮》、《舉頭三尺有神明：中和地區的寺廟與聚落發展》；返回母校教書的十年間，總計出版了九本書，數量雖然不多，但亦差強人意。二○○七年五月出版《政大校史1987-1996》，計畫二○○八年春天出版《政大校史1997-2006》。學術專書《臺灣史學的脈動》亦期可於二○○八年夏天出版，編輯中的音樂文集《音樂風景》可望於二○○八年秋天出版，自傳散文《歷史帶我去旅行》亦即將完稿付梓。在二○○八年底以前，我的個人著作(學術與文學創作)應可達到廿四本，距離我期許自己的三十本書，完成度約80%，在產能上算是交代得過去的。

    　　因為編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以及一九九八年參與規劃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政大教育系和師資培育中心請我幫忙上《社會學習領域教材教法》，這門課是開給教育學程學生的。大部分申請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功課都不錯，這門課我上起來尚稱得心應手，有些畢業生已經找到教職，和我一樣以乞食講堂維生。

    　　但教育學程開放之後，有許多獲得教師資格的畢業生找不到教職，媒體稱之曰「流浪教師」。我對這個名詞有不同的意見，取得教師資格和教師是兩回事，如果是教師，表示已經找到工作，又何須流浪？既然在流浪，當然不是教師。就像許多取得博士學位者，未找到理想的工作，我們總不會說他是流浪博士。我常向修《社會學習領域教材教法》說，在取得教師工作之前，我不希望他們人云亦云地說自己是流浪教師，因為不是教師，所以沒有資格說是流浪教師。我也希望他們將來正式教書以後，不要祇會要求學生念書，自己卻幾年看不到一本書。

    　　二○○○年以後，我在研究部開「當代史學專題討論」課，屬政大歷史系第二高階的課。政大歷史系的課程分為五階，第一階為必修課，第二階為群修課，第三階為大學部的專題課與研究部的研究課，第四階為研究部的專題討論課，第五階為研究部的專題研究課，從課程名稱來看，即一目瞭然。「當代史學專題討論」修課的學生很少，一方面是對這個範圍有興趣的學生本來就不多，加上我的要求比較嚴格。幾年下來，修過這門課的學生寥寥可數。有些友人認為我不懂得循循善誘，或許正切中要害。但我的想法很簡單，從事學術研究絕對無法取巧，多下一分工夫即多一分實力，對自己亦多一分信心。而趨易避難乃人性之常，似亦無須斤斤於是。

    　　我在二○○○年再度獲得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以後，決定準備升等正教授事宜。在一九九六到一九九九年之間，我連想都不敢想。縱使在送出升等正教授的資料後，仍有好友擔心我的升等問題。我是二○○二年八月底送審升等教授，到二○○三年三月十九日校教評會方始通過我的升等案，許多好友甚至為我捏了好幾把冷汗，包括我自己。一般歷史系教員升等正教授是六篇論文或一本專書，我送了三本專書加十八篇論文，幾乎是一般人的三倍；因為送審資料必須填著作字數，我記得我填的是九十二萬五千多字。

    　　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政大歷史系召開歷史系所會議，我當選歷史系主任，於二○○五年八月上任。

    　　由於系務極為繁忙，上任不久之後，我發現自己的生活習慣很難調適。二十年來我長期維持晚上工作、寫稿的習慣，一般約凌晨一點到五點上床，長久以來並沒有睡眠問題。接行政工作之後，中午常常要開會，一個禮拜平均三到五次，這樣一來，我必須在早上到辦公室處理公事，下午又有課，於是試著早點上床。不料這個生活作息的改變，造成了我的失眠問題，並且引發心血管疾病，血壓驟然升高，醫師為我開了安眠藥，我卻一直不敢吃。二○○五年十一月，系上的退休教授孫鐵剛老師發現胃癌，切除半個胃；十二月，來自日本關西大學的石田浩教授(當時應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之請，在臺灣史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因猛爆型肝癌，造成肝昏迷，客死臺灣。二○○六年春天，舊曆年甫過，聞悉逯耀東老師因動肺部手術，引發心臟舊疾過世。一連串的惡耗，使感到身心俱創。加上二○○五年巧逢酉年，二十幾年前一位深諳八字子平之術的朋友，看過我的命盤之後，說我逢酉不佳；我一向不信術數，但巧合的是一九六九年我右手食指切斷，那年是己酉年；一九八一年父親大去，那年是辛酉年；一九九三年母親告別人世，那年是癸酉年；二○○五年是乙酉年，我心裡一直覺得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這一年小兒彭博考上東海大學生命醫療系生物科技組，我當選系主任，按理說一切都很順利，但我心裡就是覺得不安。加上行政事務極為瑣碎，教育部的頂尖大學和追求卓越計畫又如火如荼，身為陽春教授固可以置之不理，但擔任行政主管則不得不隨之起舞。那段時間失眠嚴重，心血管問題又揮之不去，於是我下決心辭去系主任工作。我在辭呈上附了醫師證明，包括開列的安眠藥，以及其他處方箋。初時校長不肯簽字，其後勉予同意。

    　　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由中央研究院率先實施評鑑制度，不幾年已波及臺灣地區各公私立大學，政大在大學排名算是比較前面的，因此評鑑辦法很快就訂定，而且馬上實施。原本大學教師在升上教授之後，長年以來並沒有評鑑制度，二○○三年制定的教師評鑑辦法中，教授同樣要接受五年一次的評鑑，直到六十歲。我在升上正教授時，剛好新的評鑑辦法拍板定案，我等於一天都沒有快樂過。

    　　二○○○年以後臺灣各大學訂定的教師評鑑辦法，極強調研究的重要性，而且仿照自然科學，以論文為主要評鑑點數，即所謂SSCI論文，這對人文學門是很荒唐的事，但所有人文教授雖然都知道這種評鑑方式不合理，卻無力對抗，而且人人成為共犯結構的一分子，當然也包括我在內。

    　　人文學門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當然是書，怎麼會是SSCI論文呢？在現行評鑑辦法中，一本專書的點數，約略等於兩篇期刊論文；就像研究生用兩篇學期報告當作碩博士論文，對人文學門而言，真是很奇怪的事。但在理工當道的臺灣學術界，事情就是這麼發展的。從訂定教師評鑑辦法開始，我的內心一直強烈地對抗著，頗有「孤臣無力可回天」之感。當初選擇到國立大學教書，很重要的一項因素就是沒有考績，不必看人臉色，爭取一點點僅存的獨立人格。教師評鑑開始以後，大學教師同樣被剝開衣服檢查，心裡實在不是滋味。

    　　自一九九三年返校任教以後，我出版了四本學術專書，雖然不是很多，但相較而言，知識產能勉強算是及格的；現行教師評鑑辦法則完全不看你過去的成績，祇看你近五年的研究成果，甚至以近五年的學術成績給予不同薪水，這種短視近利的做法，是令人沮喪的。學校和教育部祇管統計數字，不管實質的研究成果，許多大學教師心裡壓力很大，甚至造成一股退休潮。

    　　研究本來就是大學教師應該做的工作之一，但用點數來檢驗研究成果，就有點殺雞取卵了。師道尊嚴，學術自由何在？

    　　在升等正教授之前，我本來對學術尚懷抱幾許熱情，不意教師評鑑制度卻使我覺得有些心灰意冷。我的研究向來以專書為主，我習慣幾年寫一本專書，不喜歡一年半載發表短篇的期刊論文。因此，在現行制度下，內心是非常掙扎的。在對抗和順服之間，我常左右躑躅。研究當然繼續在做，並且也即將整理成專書出版，但內心深處總是覺得不熨貼。

    　　在我童年的志願中，從未想過有一天會乞食大學講堂；我記得在小學作文課每年例行要寫的〈我的志願〉中，我從未寫過到大學教書的志願。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想當飛行員和文學家，飛行員當然早就不敢想了，文學家也祇做了一半。文學界的朋友常常問，當年那個文字典雅，內容大器的青年散文家吳鳴哪兒去了？其實我一直持續書寫，祇是因為平面媒體的性質改變，我這類動輒五、六千字，甚至上萬字的長篇散文，主編們根本興趣缺缺。我祇好設立一個名為「吳鳴弄堂」的網站，將寫好的作品暫時貼在那裡，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和音樂、音響相關的文字，準備結集為《音樂風景》，預計二○○八年秋天出版。我也在網路上寫時下流行的部落格，名為「吳鳴部落格」，新寫的稿子貼在這裡，過些時候再轉貼到「吳鳴弄堂」。

    　　雖然我大部分的時間用來做研究和教學，但我對鎮日埋首書幄實在興趣不高。上一代的學者比較堅守崗位，我的性格有點遊牧，弄弄這個，弄弄那個，打網球、聽音樂、搞電腦，各種花樣不一而足。

    　　我常常想，我們的社會有太嚴重的目標取向。我們從小被要求考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學，熱門的科系，然後出國留學，回來賺大錢，或者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我的想法不太一樣，我所有學習的勾當，都是為了完成我這個人而努力，閱讀、聆樂、運動、書寫，都是完成我這個人的一些過程，我才是最後的成果，而不是那些博士、作家、教授等等頭銜。祇有我才是完整的，那些社會上給我的頭銜，其實是局部的。在晚清的經今文學運動中，有所謂「荃蹄說」、「梯航說」、「薪蒸說」，對我而言，所有的學習都是「荃蹄」、「薪蒸」、「梯航」，在取得我要的火和蹄之後，「薪」和「荃」都是可以抛棄的，而在渡過彼岸後，梯航亦是可以捨棄的，所有的學習，所有的過程，最後都是為了完成我這個人。

    　　雖然我這個人可能是失敗的，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文學界的朋友覺得我跑去做歷史學研究有點可惜；歷史學界的朋友們認為，如果我不舞文弄墨，不玩音樂，我的歷史學研究可能會做得更好。但我從來不這樣想，花自飄零水自流，我自是我，我不會是別人，朱熹說：「為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又西倒。」很可以為我的游牧於文學、歷史、音樂、運動之間做很好的注腳。

    　　我上課要求學生向來嚴格，不過在二○○七年以後，我做了很大的修正。譬如歷史系大一的必修課「史學理論」，我原本的課程設計有兩次考試，三個作業。三個作業依序為「書目查詢」、「研究計畫」和「學期報告」；因為課太重了，大部分同學在修完「史學理論」以後，大學四年從此不再修我的課。有些同學到別的學校念歷史研究所，猶自帶著我大一「史學理論」課的講義，參考其中的「論文格式」寫他們的研究所報告。二○○七年上「史學理論」第一節課時，我讓同學投票表決要不要做作業，同學們選擇祇做「書目查詢」，不做「研究計畫」和「學期報告」，於是我順從同學們投票結果，課程照上，作業不交，至於同學們將來要寫研究計畫和報告時，自然會有別的課程來要求他們，我實在不必把這些訓練都攬在自己身上。有些高年級的同學和研究生耽心將來這批學生怎麼辦，我笑了笑說：「明天的太陽依舊升起。」

    　　一九九二年政大歷史系實施系所合一，我一九九二年返回母系任教時，已經是系所合一了。有時我會承乏碩士班推甄入學或博士班入學的口試委員，看到各校來參加考試的大學畢業生或碩士，交上來的論文有時慘不忍睹。雙節棍式的標題(主題加副題)甚囂塵上，論文格式亦一榻胡塗，不免說幾句批評的話。這些學生回母校向老師們告狀，說到政大歷史系口試挨罵云云。有些不明事理的老師，見面時責問我何以如此，有些老師甚至撰文批判我給學生看。讓我覺得學生不懂事就算了，連老師也不懂事，學生怎麼教得好？我因為擔任過七年編輯工作，而且教史學理論、方法論的課，對格式的要求比較嚴格。有些同學傳言我祇會要求格式，其他老師則要求創意、觀點、結構和問題意識，我聽了祇有苦笑。那些要求創意和問題意識的老師，究竟寫了幾本書呢？我的著作也許卑之無甚高論，但包括學術著作和文學創作，我好歹也寫了二十本書。我總不能靠論文格式來寫書吧！學生們對我的印象，實令我啼笑皆非。其實大學教師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大部分人很少會買新版的論文格式來參考，教導學生或批改學期報告時，用的常常是十幾二十幾年前的論文格式。學生們亦常以期刊論文、專書或學位論文為撰寫學期報告的參考，而非以論文寫作手冊(或論文格式)為依據，寫出來的報告怎麼會符合新的學術論文格式呢？但當我這樣說的時候，我相信有許多我同輩的學者是很不高興的。包括我在內，大部分大學教師都有知識的傲慢，這些其實很難改，我祇能隨時提醒自己儘量去除這類知識的傲慢

    　　語言和文字本來就是容易賈禍的東西，而上帝和我開的最大頑笑就是讓我靠乞食講堂維生。乞食講堂焉能不說話？許多朋友常看我寫東西，其實我是很不喜歡寫東西的，卻寫了大半輩子。一個不喜歡教書的人，靠教書吃飯；一個不喜歡寫作的人，長年書寫；想來上帝是幽默的。

    　　從一九九三年返回母系政大歷史系教書以來，乞食講堂，已逾十四年。如果沒有提早蒙主寵召，我大概會繼續教到退休。既是上帝對我開的頑笑，我也就歡喜做、甘願受。我常說「不知明天先到還是死神先到」，既然乞食講堂一天，就上一天課，該敲的鐘仍然會繼續敲下去。


    　　　　　　　　　　　　　　　　　　　　二○○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寫於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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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mber 10,2006

    番仔過年

    　

    　　每當莿桐花燒成一片紅霞時，爸媽就會帶著孩子來到樹下說，看呀！莿桐花開了，就是阿美族的新年喲！

    　　阿美族的豐年祭，俗稱番仔過年。我本來該用一般阿美族豐年祭的標題，特別是在原住民族運動蓬勃發展時刻。但我仍想著如何將我所經歷的時代如實敘述，因此用「番仔過年」的標題，來描述那個年代。我有許多原住民朋友，國中時代的曾春次，高中時代的楊榮川，文學界的瓦歷斯．尤幹，擔任過臺東文化局長的樂友顏志光(Aki)；我相信他們了解我對原住民的尊重，我在這裡祇是呈現一個時代的切片。

    　　就讀大學時，常有人問我是不是阿美族？我總愛編一個故事：我是長老的兒子，我們族裏總共有六位長老，其中一位會被選為酋長。18歲的時候我接受成年禮，帶了一柄番刀到深山裡住一個月。通過考驗以後回到族裏，6位長老每人在我左小臂上烙印族徽，所以我的手臂上有6個印記。然後我會捲起衣袖，露出手臂上的烙印來，聞者莫不驚奇，於是獲得阿美王子的雅號。

    　　我想，許多出身花蓮的人到了異地，不論求學或工作，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你是阿美族嗎？有的人搖搖頭，有的人點點頭，也有人跟我一樣編個故事唬唬人。加上我的體型頗為魁梧(當時身高178公分，體重65公斤，現在不可問)，相貌慓悍，長得確實有點原住民的模樣。更重要的是我住在原住民鄉，對阿美族的風土民情頗有幾分熟悉，編起故事宛然煞有介事。

    　　壽豐鄉計有15村，順著臺9丙公路由北而南是池南、光榮；臺9線由北而南是志學、平和、壽豐、共和、豐山(豐裡、豐坪村在豐山村之東，臺9線不經過；新闢的臺11丙穿過豐坪村向南而行)、溪口、樹湖；鹽寮、月眉、水璉3村在海岸山脈之東，與志學、平和、豐坪村隔著海岸山脈；米棧在海岸山脈西側，和豐坪村隔著花蓮溪；15個村落中有13個是原住民村，僅只豐山、志學2村不是。豐山村雖然村名有個山字，卻恰好不是原住民村；我就住在豐山村，除西面是石綿山，北面的壽豐、南面的溪口，東面的豐裡、豐坪等村，都是原住民村。我的童年並不和原住民小孩一塊兒長大，對阿美族其實是相當陌生的。

    　　第一次接觸到阿美族同學是在我念國中時，彼時9年國教已經實施3年，班上有許多原住民，我們大部分時候用國語稱他們阿美族，有時也用閩南話稱他們“阿米族”(阿米族是日治時代的稱謂，戰後因為音轉的原故，將閩南話的“阿米”寫成“阿美”；如同鄒族舊名“曹族”，即因閩南話的“曹”讀為“鄒”，但1990年代正名時鄒族選擇“鄒族”而非“曹族”)，其中並無鄙視意味，因為大家都是同學，平日彼此嬉笑玩鬧，至於族群歧視在那個年紀是不會有的。對外地人而言，花蓮無非是大理石、臺灣玉、花蓮薯和阿美族的代名詞；而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們，花蓮是故鄉，是我們生長的母親的大地，外地人當我們是阿美族亦毋庸費心解釋。

    　　念國中時，我和班上的阿美族同學一直相處很好，有時他們會送我一些粟薯(閩南話、客家話稱為番仔蔴薯，阿美族語謂之Do Lun)或麵包果(Ban Gi Lu)。粟薯是小米做的，韌性強，頗為耐嚼，和現在花蓮街上賣的粟薯名產頗不相同。一般賣的粟薯較甜，而且大都包豆沙或其他甜餡，吃起來太膩；傳統阿美族粟薯不包餡，其味較淡，卻更香醇而耐嚼。至於麵包果，外型類波羅蜜果而略小，大如手掌，一般加小魚乾煮湯，苦中帶甘，其味甚佳。離開花蓮後，在其他地方我不曾見過此種麵包果，想係花蓮特產。有些村子裡的漢人也種，偶爾阿美族人挑下來賣，因嗜食者眾，銷路頗佳。

    　　國一那年暑假，我第一次參加阿美族的豐年祭。1972年夏天，陽光燦燦然照著，班上同學曾春次帶我到溪口國小參加其族人的豐年祭。

    　　抵達會場時，但見一簇簇穿著傳統服飾的阿美族人，男人們頭上的獸角、鳥羽，婦女們身上的紅衣、紅裙繡著原始圖案，手腕、足踝上掛著牛鈴，看起來真是鮮艷極了。曾春次向父母介紹我是他的好朋友，曾伯伯舀了一竹筒糯米酒請我喝。酒味在甜酸之間，頗似客家人年節時浸存雞鴨魚肉的粥母酒(以糯米煮熟加上紅粷釀成)。但粥母酒色紅，阿美族的糯米酒色白，其味較粥母酒清淡，不像粥母酒那麼甜。我看著曾春次的父兄和弟弟們，一個個粗壯而結實，黝黑的皮膚裸露著胸膛，頗有幾分勇士之貌。他們的牙齒因為抽菸和嚼檳榔的緣故，一脈黑黃，和他們雙眼皮的深目瑩亮恰成鮮明對比。我常常想，如果阿美族人不嚼檳榔和抽菸，那一雙水盈盈的深眸，加上齊垛垛的白牙齒，可能更為健康而美麗罷！不過，這也只是我一廂情願的玄想而已。抽菸和嚼檳榔是他們的習俗，而且和戀愛、婚嫁、身分地位等有密切關係，我卻不免是多事種芭蕉了。喝著糯米酒、吃著粟薯，場中的各種競賽和舞蹈表演已熱烈展開。赤腳舞者配合著樁米節奏加上高揚的歌聲，頭飾、腰飾、手飾與腳上的鈴鐺叮叮，感覺真是熱鬧。

    　　後來每年的豐年祭我都參加，有時到壽豐，有時去豐裡、光榮村，看熱鬧和喝糯米酒的心情，可能比慶豐年的感覺更多些。記得離開花蓮前最後一次參加豐年祭是1975年夏天，彼時我是花蓮中學高一的學生，從前國中時期的同學多數沒有繼續升學，升學的也以念職業學校為多。新環境加上學校煩重的課業，使我和他們的感情漸漸疏離，那次參加豐年祭以後便很少再到阿美族同學家了，而豐年祭也成為逝去歲月裏的美好事物。

    　　高中時通車上學，來自鳳林的楊榮川常常在火車上教我唱阿美族傳統歌謠和創作歌曲，我到現在還記得其中一首包括阿美族語和國語的歌：

    Ma Lo Lai Go Fa Lo Zo Si No Ma Go
    Ni Ha Lai Den Ki Su Wan Ner Ha Ga Ga
    Ma Lo Lai Go Fa Lo Zo Si No Ma Go
    Ni Ha Lai Den Ki Su Wan Ner Ha Ga Ga
    Na Nai Ma Na Za Fai Si Do Gitar
    Ma Lo Lei I Di Ni I Di Ni
    Goa Ni Gar Ai Wa Ai Go Fa Lo Zo
    Ni Ha La Den Ki Su Wan No Ha Ga Ga
    一顆星高掛在天邊
    遙望一眼
    使我想起了他
    我望著那顆星
    越想越悲傷
    不知何時能相見

    　　楊榮川看起來一副屌屌的樣子，有時躲在車廂交接處抽菸，那時我倒是還不敢跟他一塊兒抽，祇是天南地北聊著。有時楊榮川也把一些歌曲胡亂兜著唱，像〈涼山情歌〉和〈流浪到臺北〉就被他唱成這樣：

    走了一步
    眼淚掉下來
    再會吧！
    我的心上人
    自從和妳相識了以來
    好像妳在我的眼前永遠永遠不分離
    青青的高山
    茫茫的大海
    愛你像大海的那樣深
    當妳要離別的那一天
    少了妳在我的身邊
    遠遠的故鄉
    高高的月亮
    請你抬起頭來看看那個心月光
    走了一步
    眼淚掉下來
    再會吧！
    我的心上人
    每天每個晚上
    我都在想念你
    我在床上想念你
    我的爸爸媽媽叫我去流浪
    一邊走呀一邊掉眼淚
    流浪到哪裡
    流浪到臺北
    去找我的心上人
    我的心裡真難過
    找不到我的心上人
    每天每個晚上
    我都在想念你
    我在床上想念你
    遠遠的故鄉
    高高的月亮
    請你抬起頭來看看那個心月光
    走了一步
    眼淚掉下來
    再會吧！
    我的心上人

    　　想不通楊榮川是怎麼兜的，害我後來都祇會跟著他這樣唱，簡直搞死人。楊榮川的功課並不好，記不得後來他有沒有考上大學，但高中畢業後，從此沒有再見過他。

    　　1983年從軍中退伍的夏天，因為在家等待秋天重返學校讀研究所，適逢豐年祭季節，於是重拾往日情懷。

    　　清晨時分我從家裏出發，前往鯉魚潭參加阿美族一年一度的豐年祭。抵達鯉魚潭畔的豐年祭會場時，惟見眾山環抱的湖畔聚集著人山人海，我又看到了阿美族人親切的身影；男人們頭上的獸角鳥羽，曾經是我多麼熟悉的飾物；婦女們帽上的鵝毛，衣飾上的原始圖案、綁腿以及帽上、手腕、足踝上的牛鈴，一切如此熟悉而親切，我彷彿又回到了多年前的場景。

    　　自從1982年開始，緣於原住民的自覺，加上政府的提倡，原住民文化及各種節日習俗受到更多的關注，因而有擴大舉辦豐年祭的構想。除了例行的歌舞大會之外，並展出琳瑯滿目的原住民文物。每年從不同的原住民鄉敲起第一聲鑼響開始，每一場豐年祭都聯合擴大舉行。尤其山地文物展在長期籌備之下，頗有可觀；從日用的背籃、彎刀、弓箭、銅錢、樁米臼、牛角螺、頭飾、衣飾，不一而足。

    　　1980年代中期臺灣民主運動蓬勃發展，以族群認同的“部落主義”，爭取原住民的族群權益。其中1986年成立的“原權會”，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原權會”為原住民最大的反對運動團體，象徵泛原住民族群權利議題的開端，亦為原住民邁向一個有組織力量的社會運動團體。1987年原權會發表〈臺灣原住族權利宣言〉，對其後原住民族運動具有引導性的作用。

    　　1987年“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更名為“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開啟另一個階段的“原住民族運動”。。

    　　臺灣原運從“原住民運動”到“原住民族運動”，象徵運動的主要訴求從個人權利轉向“集體權”，從向國家要求平等對待、消除歧視，轉向要求原住民族自決。

    　　1990年代以後，以族群為單位，並強調族群自主自治的“民族議會”，是原住民草根運動的一項轉型。原住民族的自治與自決，一直是原住民族運動團體的重要目標，亦為原住民族運動的基本主軸。
    　　臺灣原住民族運動自1980年代以來，在土地、文化、環境等議題上一直未能得到根本的解決，建立自治區似乎是臺灣原住民目前最大的希望。但自治區能否解決臺灣原住民400多年來，在外來政權統治下所產生的各種問題，仍待歷史證明。

    　　豐年祭的聯合擴大舉行是一樁好事，從前都是一村一村分別舉行，規模較小；現在擴大為鄉豐年祭，參加的人更多，加上各項競賽，優秀青年表揚，文物陳列評比，以及壓軸的各村舞蹈比賽，使得豐年祭更為熱鬧喧騰。

    　　豐年祭的原始意義，從字面上不難瞭解其主題是慶祝豐年，而豐年的含意有二：1.耕稼收穫，包括玉米、蕃薯、小米和稻穀；2.狩獵所得，阿美族人向來農耕狩獵並行，農忙時期耕種，農閒季節上山狩獵；但近年狩獵的事很少了，因為實行禁獵的緣故。因此豐年祭的實質意義，從雙軌的耕獵並行轉為單軌的農耕。而阿美族人從耕獵轉向農耕生活，除了禁獵外，亦因山裡鳥獸漸瀕臨絕跡，狩獵已經不再能養家活口。這種生活形態的變遷，有類歷史上北方民族南下，由捺缽文化轉向農耕文化。而豐年祭的主體是酒和舞，酒是阿美族人的生活必須品，除了公賣局的米酒，還有自釀的糯米酒、小米酒。阿美族人對飲酒的興味甚濃，飲酒的方式有時用大碗，有時以竹筒為爵，頗有幾分原始意味。而阿美族人性好歌舞更是一項優良傳統，許是上蒼對他們特別眷愛，幾乎每一個阿美族人都有一付好嗓子，在日常生活中，在田野工作中，常常歌不離口。而進入阿美村落，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優美的歌聲。

    　　阿美族的歌曲，聲韻悠揚而富旋律，適於獨唱也適於群體合唱，舞蹈則適於群體合舞而不適於獨舞，因此跳舞時常是數十人、數百人甚至千人以上合舞。阿美族的舞步簡樸整齊、手牽手，列陣作圓圈狀或長列，時俯首，時仰頭，時前進，時後退，時旋轉，艷麗多采的服飾，斑斕的原始圖案，加上繫在腕上、踝上的銅鈴叮叮，配合舞步與歌聲，極是美麗壯觀。我抵達會場時，場中正在跳豐年舞。歌者立於主席臺前高唱，場正中有一帶頭人，其餘則圍成圓圈環帶頭人而舞。至歌聲激昂處，全體歡呼，四面環山的迴響，聲勢浩浩不絕於耳。在舞圈的環繞中，4名侍衛抬著一頂竹竿做成的椅轎，抬起族中長老或貴賓繞場而行。抬夫最後扛起這次豐年祭的會長繞場一周，全體舞者高呼，其聲震天；一位著紅色短袍的長老吹牛角螺引導，嗚嗚之聲響徹雲霄；吹幾聲牛角，停止，再用鐵鎚敲幾下，如是者三，每當牛角螺響起時，群眾則高聲歡呼。此時來賓們也加入場中跳舞，人愈來愈多，從貴賓到來觀賞的小孩們都上場了，一圈、兩圈、三圈，舞得更熱烈，人也更多了，歌者們賣力地唱者，舞者們盡興地舞著，歌聲舞影拉開豐年祭的序幕。

    　　阿美族人的服飾代表一種階級制度，普通人穿布條編成的裙子，圖案為紅黃藍黑交錯織成；普通人一般分為6個階級，習俗每7年舉行一次成年禮，將30歲以上的青年男子編成一級，設級長一人，原有的第1級往上升為第2級，餘此類推，到第6級以後則脫離編制宣告退休。但現今已經沒有這麼嚴格，只要20歲就算成年，不須再經過7年一次的成年禮。一般所見穿兩截式服裝或只穿裙子者，即為在6級中的普通人；但有些人退休後，仍穿著這種衣服，並沒有嚴格限制；至於貴族階層，如頭目或長老，則穿紅色的一件式衣服，會場中著及地紅袍者即各部落的現任頭目，而穿紅布短袍者即為長老──長老身分須當過頭目方始取得。

    　　文字資料說明阿美族男子區分為9級，但阿美族友人云分為6級，至於何者為是，因無具體資料佐證，此處不擬費心討論。

    　　阿美族人的身分地位、階級，主要以服裝為別，頭飾並不重要；一般而言，獵到任何野獸均可拿來當頭飾；譬如獵到梅花鹿，即可將鹿頭、鹿角戴在頭上；同樣的，獵到山豬即可將豬牙鑲嵌在頭帶上；在會場中，我甚至看到有人頭上戴著一整隻老鷹。

    　　雖然頭飾與階級制度無關，但因阿美族人崇拜勇士和英雄，因此獵得的野獸愈大、愈兇猛，表示愈勇敢，因而受到族人的尊敬。

    　　此時場中正在跳基卡蘇鞍的〈迎親舞〉，我向阿美族友人詢問基卡蘇鞍之含意及是否有搶親習俗。

    　　友人語我搶親是布農族的習俗，阿美族並沒有。阿美族的傳統婚俗，結婚時由女方家裡請客，邀頭目、長老參加，新郎由媒人帶到女方家，然後是巫師祈福，新娘用米糕、檳榔招待來賓，接著是宴席歌舞，大家鼓掌送新郎新娘入洞房，婚禮就完成了。不過現在這套禮俗已經鮮少人採用，而以臺灣一般通行婚禮代替。

    　　至於基卡蘇鞍係指木瓜溪以南的地方，因為從前和泰雅族人爭奪溪水，發生兩部族間的打鬥，成為世仇。基卡蘇鞍一般公認是臺灣原住民中最勇猛慓悍的一支 ，後來將泰雅族趕離木瓜溪。泰雅族向北的一支遷徙到太魯閣附近，向西的一支被趕到中央山脈立霧附近，另外一支則移往清水溪以南的西林，因此從木瓜溪到清水溪之間成為基卡蘇鞍的居住地。但現今各族間已和平相處，互相參加彼此的豐年祭。

    　　場中的舞者在樁臼與歌唱組合的伴奏中盡情跳著，時而歡呼，時而歌者口白“我們來這裏跳舞”，同行的阿美族友人語我，跳舞的伴奏主要以歌為聲韻，以杵臼樁米為節奏，一般情況下唱歌組為4-8人，有時更多；他們唱的是音，不是話，中間插的旁白纔是日常語。

    　　和友人談話時，有一位身上繫著蝸年殼串綴成項飾的守望人(即侍衛)，手握長矛從我們身邊走過，我覺得很奇怪，於是問友人有關飾物的事。友人說：「只要是會響的東西，像貝殼、獸骨、銅錢、牛鈴、鈴鐺、木片、竹片都可以用來當飾品，蝸牛殼是從貝殼演變而來的。」莫怪乎舞者們舉手投足間叮叮作響，清脆悅耳，原來飾品都是一些會發出聲響的東西。此時場中進行著水璉村的〈打獵舞〉，婦女們背著Va lu lu(一種竹籐編成的背籃)圍繞場中間的男人們而舞，場中間的男人們圍成圈，手拿長矛或魚網，作打獵狀。友人告訴我：「一般舞蹈都是以男人為主，婦女只是配舞，外人不曉得，以為我們是以婦女為主要舞者，這是不對的。你看場中跳舞的人，男的一定在中間，女的則在外面圍成圓圈，主體還是中間的部分，他們現在要坐下來燒烤獵物和喝酒慶功了。」

    　　場中的舞者燃起一堆營火，煙霧裊裊中燒烤著一隻土雞(從前該是野鳥、山豬或梅花鹿)，並且用竹筒輪流喝著從葫蘆裏倒出來的小米酒。接到竹筒的人先用指頭沾灑再喝，頗有古人傳酒而飲的況味。

    　　回到基卡蘇鞍壽豐村的休息棚時，友人正準備上場跳〈迎婚聯歡舞〉。當舞蹈進行聯歡時，開啟一罈罈的小米酒宴客，拜友人之賜，我也喝到滿滿一竹筒又香又醇的小米酒，友人更從Kar La wa der(一種男人背的隨身裝，以麻繩編成)掏出檳榔請我吃。

    　　早上的節目到〈迎婚聯歡舞〉告一段落，下午是各村的歌舞表演，率皆樁米慶豐收、打獵舞、迎賓舞、迎婚聯歡舞之類，因為具比賽性質，惟見婦女們竭盡巧思地裝扮自己，從帽子上的鵝毛飾品，到手腕、腳踝的鈴鐺，均極盡華麗之能事；而男人們頭上的飾物從鹿頭、鹿角、松鼠、山豬牙到鷹鳥，不一而足。

    　　各村的歌舞表演之後，是眾人一起歡唱歌舞的〈萬眾歡騰〉，惟見場中穿戴得斑燦多彩的阿美族人和賓客們手拉著手共舞，一圈又一圈的舞者，初估可能有上千人之譜，場面壯觀而熱鬧。我也加入舞者行列，和眾人手拉著手共舞。

    　　響徹雲霄的歡呼，激越飛揚的心情，歌者唱得更投入，舞者更盡情地跳著，歌聲舞影，萬象歡騰，共慶阿美族豐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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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16,2006

    攻讀博士，花落花又開(上)

    　

    　　那時候，春天的風特別溫柔。我坐在忠孝東路一棟大樓的六樓辦公室改著稿子，整理著即將出刊的雜誌目錄。

    　　這是一九八九年春天，陽光和小雨是生命的歌。如果歲月可以停格，我會選擇停格在這樣的畫面。但歲月如流影掠過，做了過河卒子的我，祇有拼命向前。

    　　一九八七年我取得碩士學位時，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博士班，成立宗旨是要研究蔣介石的歷史。理由現在聽起來有點可笑，但當時的真實情形就是這樣。我本來有意報考博士班，想一氣呵成念完學位，但因為我的碩士論文太遲寫完，趕不及在博士班報名截止前取得口試成績，祇得作罷！因為是第一屆博士班，報考者眾，一些畢業多年的學長姊，紛紛重披戰袍，最後錄取了廖風德、薛化元、劉維開、蘇啟明、何思瞇五位；薛化元因同時考取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未到政大就讀，因此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僅四名學生報入學。

    　　碩士論文口試結束後，一九八七年七月，我返回《聯合文學》專職，因為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張寶琴發行人特准我自一九八七年一月起留職半薪，每周到《聯合文學》上班兩個下午，其餘時間在家撰寫碩士論文。但碩士論文才起了個頭，椅子都尚未坐熱，原本擔任叢書主任的梅新接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此時聯合文學叢書已箭在弦上，張寶琴發行人問我可否接叢書主任一職。張發行人的盛情雅意使我很難拒絕，於是我的職稱變得非常奇怪，「特約撰述兼叢書主任」，特約撰述是我在聯合文學編輯部的身分，叢書主任是我的行政職務。我將梅新留下來的書稿做了一些整理，接著和美術主任黃憲鐘討論叢書版型。當時文學書籍流行三十二開本，包括九歌、洪範、爾雅、純文學、大地、皇冠等文學書店，都採用三十二開本，擺在書架上像穿小鞋似的，我認為文學書應該和其他書籍同一尺寸，故而改為二十五開。沒想到這一改，幾年後竟成為通行的開數，一九九五年以後，我們看到臺灣書店裡的書幾乎都是二十五開本，聯合文學叢書實其始作俑者。

    　　為了出版王禎和的《人生歌王》，我的鄉前輩作家楊牧和洪範書店的老闆葉步榮，對聯合文學有點不諒解，主要是王禎和的作品大部分在洪範書店出版，而現在忽然有一本在聯合文學出版，以後很難整理出版全集。楊牧、葉步榮和王禎和是花蓮中學同學，幾十年的交情因一本書而略有齟齬，坦白說我也有點難過，何況家父初到花蓮豐田拓荒時，是葉步榮令尊葉阿禮世伯的佃農，步榮大哥從小看著我長大。不過王禎和這本書是梅新邀約的，我只是接手處理。

    　　我一邊替聯合文學出版社編輯叢書，一邊為王汎森兄校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但我的主要工作其實是撰寫碩士論文。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閻沁恆老師指導。此時我還不會使用電腦，我印了一種綠格子十二開的兩百格稿紙，天地內外很寬，行與行間留和格子一樣寬，方便我改稿。初稿寫完之後進行第一次修訂；修訂後影印在A3紙上，再繼續修訂，幾乎每一頁稿紙都被我改得面目全非，因為我相信蕭伯納所說的，寫作就是要找出最正確的那個字。所以我的稿子在正式出版前，至少都改過七次以上。

    　　碩士論文通過口試後，一九八七年七月，《聯合文學》總編輯丘彥明要我恢復全職上班，我於是回到《聯合文學》擔任「叢書及活動主任」，直到我一九八九年六月底離職。

    　　可能是因為工作太忙或其他不明因素，一九八八年五月，我錯過了博士班入學考試的報名日期。一般博士班報名約訂在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間，那一年政大的博士班入學考試報名日期和碩士班同時，在五月一、二日就報名，我因為大意疏忽，錯過報名日期，祇能徒呼負負。前一年我曾請同事愛亞(作家，當時任《聯合文學》雜誌副總編輯)為我算命，愛亞是紫薇斗數專家，我問愛亞我考博士班會不會錄取，愛亞仔細分析我的命盤，然後對我說：「吳鳴，你的命盤龍池鳳閣夾命宮，左輔右弼夾命宮，考博士班一定會上的，祇是其間會有一些波折。」我聽了覺得很安心，想說考上就好，管他有沒有波折。後來我遇到愛亞，告訴她我沒考上博士班，愛亞瞪大了眼睛，重複說著：「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吳鳴，告訴我到底怎麼回事？」我告訴愛亞我錯過報名日期，愛亞氣得一拳捶在我肩膀上，一邊打一邊罵：「怎麼會有你這種人！怎麼會有你這種人！」我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成立第一年，我因碩士論文尚未口試不能報考(後來簡章修訂為放榜前有口試成績即可，報名時交碩士論文初稿，不要求先通過口試)；第二年錯過報名日期；我想如果不是我求學命途多舛，就是上帝和我開了個大頑笑。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一定要考博士班。簡章一開始發售，大師兄廖風德就寄了一分給我，報名日期同樣訂在五月一、二日，我發誓這次一定不會再錯過報名日期。然而正當我忙著撰寫博士班入學考試研究計畫時，一通三姊彭素梅來自花蓮的電話，在我頭上重重地敲了一記。三姊說姆媽因左腳背潰爛，必須送到林口長庚醫院進行截肢手術(姆媽當時有糖尿病)。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三姊推著輪椅送姆媽抵達松山機場，我開車直奔林口長庚醫院。

    　　為了方便照顧，姆媽在長庚醫院進行手術前檢查時，我找到東海社工系的學妹滿書芳(當時任職國泰醫院)，為我找到床位和醫師，於是我將姆媽轉到國泰醫院。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姆媽動截肢手術，主治醫師為沈博文，他是一位醫術高超，醫德高尚的骨科醫師，每天準時來巡房，甚至有一回沈醫師南下，晚上十點多猶奔馳中山高速公路，仍趕回臺北查房，直到如今，我對沈醫師仍懷著深深的感念之情。姆媽動手術那天也是我遞辭呈的日子，當時主要是想我可能白天要照顧姆媽，因而辭掉工作，準備另外找晚上的工作，最可能的是到報社擔任新聞編輯。此時我的處境祇能用兵荒馬亂來形容。姆媽動截肢手術，孩子一歲半，我辭去《聯合文學》聯書主任，博士班入學考試的研究計畫還沒寫好，同時九歌出版公司的《中華文學大系》編選工作正如火如荼，張曉風、陳幸蕙和我負責散文部分的主編。時移事惘，我幾乎已經想不起當時是怎麼度過的。祇記得姆媽術後傷口復原良好，我倚著病人進食用的餐檯寫研究計畫。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我開車從國泰醫院趕到政大報名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所幸資料齊全，順利完成報名手序。回到醫院，我一邊陪伴母親，一邊讀書，準備博士班入學考試。一般情形是三姊照顧白天，我負責晚上，就著病床邊白色的日光燈看書，白天則回聯合文學辦公室處理叢書編輯事務，以及準備六月三十日的交接。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姆媽傷口愈合情況甚佳，三姊決定帶姆媽回花蓮靜養。我將銀行存款幾乎悉數拿去給付國泰醫院的醫藥費，張發行人另外給了我五萬元離職獎金，感謝我這四年在《聯合文學》工作的辛勞。

    　　經過這一程折騰，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我參加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以榜首的成績錄取，接獲通知時，我的心裡真是百感交集。

    　　為了養家，我在考完博士班入學考試後，應徵《聯合報》新聞編輯；但因我不曾編過報紙，不知如何下新聞標題，也不會畫版樣，考試的結果當然是落榜了。所幸《聯合報》新聞部編輯中心主任在過濾應徵者資料時，看到我的學資歷，認為我雖然沒有做過新聞編輯，但文字底子不錯，施加訓練後應可勝任，問我願不願意到編輯中心當見習生，我在電話裡同意到編輯中心見習，並感謝賴清松主任的雅意。

    　　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我成為《聯合報》新聞編輯中心的見習生，三個月後正式應聘為助理編輯。接著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開學，於是我白天在政大當研究生，晚上在《聯合報》當新聞編輯，一根蠟燭兩頭燒，燒了三年，直到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離職，回家專心寫博士論文。

    　　有些朋友在我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任教以後，常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我沒出國念書？故事說起來真的很長，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時我原本打算服役後出國求學，入伍三月，父親大去，出國夢第一次破滅；一九八七年三月我正忙著寫碩士論文時，姆媽第一次輕微中風，我向張寶琴發行人借了十萬元給付省立花蓮醫院的醫療費；一九八九年三月我準備考博士班時，姆媽動截肢手術。經過三次折騰，我已完全放棄出國念書的想法，出國夢亦隨風飄逝。

    　　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必須修習廿八學分，大部分都是中國近、現代史範疇，祇有三門課非此領域，即杜維運老師「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林天蔚老師「中國典籍研究」和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

    　　博士班有兩門必修課，一門是蔣永敬老師「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另一門是蘇雲峯老師「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

    　　博士班一年級的必修課是「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我因為在碩士班時，修過蔣永敬老師的「中國現代史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和「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內容相近，唯深淺有別。我入學考試時，歷史研究所所長是文學院長王壽南老師兼任，九月入學後胡春惠老師接任所長，但在所裡開「中國現代史研究」，我碩士班已修過同名課程，所裡規定不能重覆選修，因此沒有機會修到所長胡春惠老師的課。

    　　雖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和「中國現代史研究」內容接近，但蔣永敬老師上課採專題式講授，頗能引人入勝。這段時間蔣老師支持新黨，上課觀點和五年前修他的「中國現代史」有很大差異。一九八三年時，蔣老師上的「中國現代史」其實就是中國國民黨黨史。到一九八九年上「中華民國開國史專題」時，蔣老師變得很敢說話，上課內容亦風趣幽默許多，對國民黨的一些秘辛，較無忌憚，敢於大膽批評，有時亦批評執政當局。我們有時在課堂上提出尖銳問題，蔣老師亦侃侃而談，殊少忌諱。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蔣老師開放多了，雖然我對蔣老師的新黨立場不以為然，特別是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我在政治取向上漸向本土意識傾斜，常在淒風苦雨中聆聽黨外和民進黨的政見會，在某種程度上支持政治反對運動。一九九○年三月野百合學運如火如茶，我亦曾在深夜時分帶著麵包到中正紀念堂，與學生們坐在一起。一九九一年的獨臺案，就讀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廖偉成，被憲警衝進校園帶走，因為廖偉成研讀史明《臺灣四百年史》及其游擊戰手冊，做了相關筆記。接著是廢除刑法一百條街頭運動，我和學生們坐在火車站，警方的水龍在街頭噴得我們滿地打滾。博士班低我一屆的呂紹理在政大言論廣場貼大字報，聲援廖偉成，胡春惠老師特別找呂紹理約談，告誡呂紹理不要碰觸政治，將來或許有機會返回母系教書。碩士班的學弟潘光哲參加「五二○農民大遊行」，有人密告閻沁恆老師，要閻老師注意指導學生的言行。我參加遊行時總是躲在人群裡不起眼的角落，不上臺，不演講，祇是默默支持著學運、反刑法一百條和政治反對運動，當一個不起眼的小芭樂。

    　　杜維運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與我的研究最貼近，一九八四年我讀碩士班二年級時，到臺大歷史研究所旁聽杜老師的「中國史學史研究」，那一年杜老師從香港大學返回臺大擔任客座教授。一九八九年博士班一年級倒是正式選課，成為杜老師的學生。學術界稱杜維運老師為老杜公，因為另有一位小杜公杜正勝老師。老杜公詩酒風流，自詡性近小杜(杜牧)，杜牧有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但老杜公實詩酒而不風流，我們因而常陪杜維運老師喝酒。小杜公杜正勝老師反倒像老杜(杜甫)，治學嚴謹，為人嚴肅，一絲不苟。杜維運老師常提及三赴劍橋訪問研究時，適杜正勝老師公費留英，兩人常相約小酌，老杜公說那是小杜公喝酒最多的時期。老杜公不僅愛飲，酒量亦宏，就平常與老杜公喝酒的經驗，大約有兩三瓶紹興的量。我因為喜歡烈酒，對酒精純度四十度以下的酒興趣不高，但總還能陪老杜公喝幾杯。老杜公形容我喝酒是「窮凶極惡」，因為我喝酒從不囉嗦，舉杯即乾，大不了喝醉，碰杯時則是豪情萬丈。

    　　臺灣史學界有所謂天下三劍，係指酒量最好的三位長輩，第一劍是陳捷先老師，閻沁恆老師排名第二，杜維運老師是老三。杜老師常調侃自己做趙翼研究，趙翼是天生的第三命；在乾嘉詩壇，排名第一的是袁枚，第二為蔣士銓，趙翼排第三；乾嘉考據三大家，排名第一的是錢大昕，第二為時王鳴盛，趙翼排第三；縱使參加殿試，明明取中第一，卻因陝西在清王朝未出過狀元，乾隆皇帝硬是把趙翼從狀元移到第三，成了探花郎。杜維運老師說他成為天下第三劍，或即與他研究的趙翼同命。而杜維運老師亦因《趙翼傳》獲得國家文藝獎。從碩士班、博士班，到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任教，二十幾年間，我有許多機會和天下三劍喝酒。就我的觀察，陳捷先老師排名第一當之無愧，這不僅是酒量問題，還有氣勢。喝酒時陳老師會鬧酒、勸酒，許多時候採取主動攻擊，而且喝酒以後講話很大聲，氣勢十足十。陳老師喝酒以後喜拍鄰座肩膀，而且拍得非常用力，坐在他左右的人，得承受得住才行。閻沁恆老師喝酒則是來者不拒，但不主動出擊，感覺在氣勢上不如陳捷先老師。如純以酒量而論，我認為閻老師應不在陳老師之下，只是喝酒風格不同。陳老師和閻老師能喝各式酒品，杜維運老師主攻紹興，相較之下顯然有上下之別。

    　　除了愛飲、善飲，杜維運老師另有兩項本事，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其一是杜老師文筆極其典雅，雄深雅健，溫文古樸，其《史學方法論》歷三十年而不衰，優美文筆可以說居首功。其《趙翼傳》能獲得國家文藝獎，實亦其來有自。以史學家身分獲國家文藝獎，印象裡杜維運老師似乎是唯一之一人。

    　　另外一項我佩服杜維運老師的是記性奇佳，上課時帶兩支粉筆走進教室，遇到要引述材料時，祇見杜老師在黑板上寫著史書上的文字，不論《左傳》、《史記》或《資治通鑑》，杜老師都直接默寫在黑板上。有一次杜維運老師引述〈太史公自序〉，寫了一黑板又一黑板，把我們看得目瞪口呆。另有一次杜老師引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也是寫了一黑板又一黑板，看得我楞在那裡，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因為杜老師的記性如此之佳，我們和老師打麻將時祇有輸的分，我們打的每一張牌，杜老師都熟記如流，怎麼打得過他？實在輸得不甘願時，我們就慫恿杜師母上桌。杜師母財大心粗，喜做大牌，我們這些學生就蠶食鯨吞，把輸給杜老師的在師母手上贏回來。所以，我們這小鬼在牌桌上喜歡杜師母多於杜維運老師。

    　　杜維運老師對學生很好，修杜老師的課祇要正常上課，正常繳交學期報告，成績通常都在九十分起跳，師生皆大歡喜。但我們在杜維運老師課堂上實在學習很多，諸如對學術的虔敬，論文書寫的要訣，用字的典雅溫厚。縱使在史學研究上距離杜維運老師很遠，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杜維運老師是我仰望的標竿，無時不敢或忘。

    　　念碩士班時，政大歷史研究所除了王壽南老師的「中國政治史研究」之外，幾乎沒有近代以前的課程，所以我在碩士班時到中文研究所選修尉天驄老師的「孟子研究」，和華仲麐老師的「先秦諸子研究」。而當我在課表上看到有古代史課程，便選了林天蔚老師的「中國典籍研究」。

    　　林天蔚老師的上課內容，主要是研讀劉定之《宋論》。一般讀《宋論》大部分是讀王夫之的《宋論》，很少有人特別去讀劉定之的《宋論》(原名《宋史論》，收入《四庫全書》)。上課方式是林天蔚老師每周指定同學閱讀《宋論》章節，在課堂上先進行報告，然後修課同學和老師一起進行討論。就我閱讀劉定之《宋論》的心得，此書實非高明，莫怪知者甚少，如果真要讀《宋論》，我認為仍應以王夫之《宋論》為正道。說實話我不是很理解為什麼林天蔚老師要選劉定之《宋論》讓我們讀。林天蔚老師是一位自學成功的學者，受史學前輩羅香林賞識、提攜，任教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退休後應政大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壽南老師之聘，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任教。當時政大歷史系所分治，所長可以全權決定教師聘任，因而有幾年均聘請海外退休教授，使得政大歷史系所合一之後，中生代的教師(按：指一九四五─一九五五年前後出身的史學工作者)，幾付諸闕如，形成極大的斷層，直到一九八九年增聘周惠老兄來系任教，才開啟政大歷史系所教師的新世代。系所聘請資深教師固可立即提升師資水準，但年輕學者亦可能因此失去進入學術工作之機會。二○○○年代前後，許多私立大學院校採用此一方式聘請尋找第二春的公立學校退休教授，固方便該校申請升級為技術學院或大學，但急就章的結果，不免使許多青年學者治學、教學之路更為坎坷，歧路亡羊，令人慨嘆。

    　　上了一學期的《中國典籍研究》，對我而言，收獲無多，甚至不如在東海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時，祁樂同老師「中國通史」課要我們點讀的趙翼《廿二史劄記》。

    　　一九八三年我上碩士班時，王爾敏老師自香港返臺休假，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學術思想」，沒想到一九八九年進博士班時，王爾敏老師適巧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又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料分析」和「近代重大問題研究」，我博一上學期選修「中國近代史料分析」，下學期選修「近代重大問題研究」，前者帶領我們研讀史料，後者提要鉤玄，將近代中國重大問題羅列，分析問題關鍵所在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當時因王爾敏老師對通俗文化興趣濃厚，在課堂上討論了許多相關議題，後來王爾敏老師出版《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書中部分內容即曾在課堂上講授，並與選課同學進行討論。

    　　一九八九年再度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兼課時，王爾敏老師的眼睛已經極差，多年受白內障之苦，已經看不見小字，須藉助放大鏡。而其上課講義則用粗簽字筆寫在A四影印紙上。縱使如此，王爾敏老師仍治學不輟，其精神實令人感佩。上一代史學前輩中，受眼疾之苦者非僅王爾敏老師一人，以政大歷史系所而言，王壽南老師自青年時代即為眼疾所苦，其後因動白內障手術失敗，一眼失明，仍孜孜矻矻治學。胡春惠老師亦長年為眼疾所苦，讀書、寫作均甚吃力，但情形似較王壽南、王爾敏老師略好。江金太老師亦因白內障導致一眼失明。我常戲稱學術工作者有四大學派：眼睛、腸胃、精神和脊髓學派，眼睛學派最常見的是白內障；腸胃學派常見者為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或腸躁鬱；精神學派在臺灣較少見，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乃其著例，他的書序大部分寫於精神病房；脊髓學派分兩種，一種是僵直性脊椎炎，一種是坐骨神經痛。大部分學術工作者都會認養上述一至多個學派(當然也有人得天獨厚，不屬任一學派者)；我屬脊髓學派之坐骨神經痛，曾經三度發作，不能站，不能走，不能坐，不能躺，簡直痛不欲生。有時想想，選擇以學術為志業，真的得有很大的勇氣。

    　　王爾敏老師再度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上課時，較為和藹可親，至少比起一九八三年我在碩士班修課時，和學生顯然更為親近。而因我初入博士班就讀時，住在南港，每次王爾敏老師到政大上課，都是我順路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去接老師，一路和老師聊天到學校，當時北二高尚未通車，必須走南深路，約三十到四十分鐘車程，在這段路上我等於比別的同學多上三、四十分鐘課，我常覺得較正式課堂收獲尤多。

    　　博士班二年級修蘇雲峯老師的「中國現化化專題研究」，這是博士班的必修課，蘇雲峯老師自己只上四節課(上下學期八節)，其餘課程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或有關現代化研究的教授上課，諸如張玉法老師、張朋園老師、呂實強老師、黃炳煌老師、藤井志津枝老師、熊秉真老師，以及有些我已不太記得的老師，總計約二十人之譜，上課內容主要是各人的現代化研究。由於老師太多，上起課來有時難免浮光掠影。在政大設立歷史博士班以前，臺灣僅有臺大、臺灣師大、文化大學設有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故政大歷史研究所在草創初期，有這類多位老師合開的課程，希望學生可以接觸更多不同領域／研究範圍的老師。後來博士班開設必修的史料閱讀指導，亦是多人合開。我自己對這類課程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太多老師合開一門課，老師上完課就離開，學生上完課後想到有問題要向老師請教，卻已叩問無門。我比較主張多選不同老師、不同範圍的課，而非一門課多位老師講授。

    　　但蘇雲峯老師對我卻產生極大的影響，主要是有關電腦的學習和使用。蘇雲峯老師教我們時，年紀約六十歲上下。上課的第一天，問班上同學有沒有人會用電腦？同學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搖搖頭。蘇老師說：「我們這門課是『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你們總不會交手寫的報告給我吧！」我覺得蘇老師講得很有道理，修現代化專題，研究報告也應該現代化，至少用電腦打報告是現代化的第一步。一九九○年九月，個人電腦(PC)尚停留在二八六和三八六的轉型時期，開機程式是MS.DOS 三.三，文書編輯軟體停留在PE二和天蠍星排版系統。我心裡想著，蘇老師六十歲了還學電腦，三十歲的我為什麼不能？適巧大易輸入法發明人王贊傑到政大電子計算機中心，介紹、推廣他的輸入法，我去聽了他的講演，覺得大易輸入法是一種符合漢字書寫的輸入法，於是買了一本《大易輸入法》的書，回家做陸地操(因為還沒買電腦，祇能拿了書背部首按鍵)。適巧此時我晚上工作的《聯合報》編輯中心正積極推動電腦化，我被選為種籽隊，報社為我們安排了八個小時的電腦講習，從DOS、輸入法到文書編輯器，我就這樣展開電腦學習之旅。

    　　我第一部電腦買的是旭青三八六SX，算是假三八六電腦，但反正先用著再說。我花了三天時間練習大易輸入法，接著用電腦寫日記。解決中文輸入問題後，買來幾本諸如DOS、PCTOOLS、PE二、天蠍星排版、DBase、C語言之類的書，自己邊看邊學，不到半年居然上手了，而且盡棄手寫，完全用電腦打稿。一年後政大歷史系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幾乎均由我帶領博、碩士班研究生負責論文打字、排版，博得與會學者的一致好評。一九九三年我返回母系教書後，要求大一同學必須用電腦繳交學期報告，甚至有三年時間在系上開設電腦「資料處理」課，這些都緣於一九九○年秋天蘇雲峯老師要求我們用電腦撰寫學期報告。我在一九九九年到二○○二年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以量化方法分析一九四五──二○○○年間的臺灣史學，用五百多個統計圖分析臺灣史學期刊的研究動向，最初亦可溯及蘇雲峯老師要我們使用電腦的要求。後來我試著將史學量化做得和自然科學的統計頗為接近，希望讓非歷史學門的人看得懂歷史學論文，亦緣於蘇雲峯老師最初之一念，開啟我歷史學研究的另一個視窗。

    　　如就「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課程本身而言，坦白說我個人是不贊同所謂現代化觀點的，當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花了極大的人力、物力，推動中國現代化研究，雖然研究成果甚為可觀，但我個人對布雷克(E. Black)的現代化理論，是持相當多保留態度的。布雷克《現代化的動力》(The Dynamic of Modernization)幾乎成為現代化研究的基本論述，我對其論點頗有保留，因為事實上我們看到許多未經現代化即邁向後現代的例子(如印度)，因此我認為現代化並非唯一選項。簡單地說，因為我對現代化略有所疑，有關這門課的理論和內容，乃未能窺其堂奧。但這不表示我否定「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這門課，我在這門課其實獲益良多，我祇是不贊同全用現代化理論來涵蓋、解釋中國(或世界)近代發展的歷史。

    　　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是我期盼已久的課，這是我負笈政大歷史研究所以來，從碩士班到博士班，最靠近我原本有意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的課，雖然我的碩士班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已將我的興趣轉到現代中國史學，而且我的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已經在進行中，但對中國古代史仍有深深的契情，既然沒有機會選修中國古代史，秦漢史亦可療飢止渴。孫鐵剛老師選擇秦漢史的重大問題講授，上課的形式一半講授一半討論，師生間互動極為良好。其中有部分的課程是分析《鹽鐵論》，我們在上課時選讀了大部分《鹽鐵論》的篇章，將《鹽鐵論》放到漢武帝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背景加以分析，使我獲益良多。我的期末報告為〈從《鹽鐵論》看漢代人用《詩經》的方式〉，探討《鹽鐵論》引用《詩經》的時機、《詩經》地位的演變及引用《詩經》的方式、漢代學者應用《詩經》的託古改制意涵；這當然是一篇不成熟的習作，因而從未正式發表，迄今仍存在電腦硬碟裡。明眼人當然一眼就看得出來，這篇報告的研究取逕，完全受到古史辨運動的影響。孫鐵剛老師是一位溫厚的長輩，學期末給了我九十二分的高分，讓我頗覺汗赧。

    　　李雲漢老師的「民國人物研究」，乃專為博士班所開設的課程。政大歷史研究所有些課程為博、碩士班合開，博士班和碩士班均可選課，諸如林天蔚老師「中國典籍研究」、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有些課祇有博士班才能選，諸如蔣永敬老師「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一般情形課程名稱為專題研究者屬博士班課程，課程名稱為研究者屬碩士班或博、碩士班合開之課程；但亦不完全如此，有些課程不完全依名稱為別，李雲漢老師的「民國人物研究」即是如此，課程名稱看似博、碩士班合開，但實際上規定祇有博士班學生可以選課。

    　　李雲漢老師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後來接任主任委員)，其成名作《從容共到清黨》，剖析聯俄容共的由來與結果，雖然具有鮮明的黨國色彩，但因李老師治學極嚴謹，甚少引發批評。李雲漢老師上課時亦不謹守黨國人物，並兼及學術思想人物。本來我有點擔心上課內容過度傾向政治人物，課程難免無聊，卻因李雲漢老師上課語言之敦厚，常使我忘記他是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我想起未選李雲漢老師的課以前，常聽學長姊談起李雲漢老師的黨國意識，但真正坐在李老師課堂裡，才發現上李老師的課如沐春風。李雲漢老師嚴謹的治學方式，和他溫厚的待人處世，使我在往後的學術生涯中，時時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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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讀博士，花落花又開(下)

    　

    　　修完規定課程之後，博士生最難過的有兩關，一關當然是撰寫博士論文和口試，另一關則是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一般稱為學科考)。我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博士班二年級下學期申請資格考試，當時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是在所有修過課程中選考三科，考試科目由研究生自行選定，因此每個人考的科目都不相同。我之前的第一屆和第二屆博士班學長姊，在一九九○年四月我念博士班一年級時，七個人同時申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全部順利通過。一九九一年四月我申請資格考試時，班上沒有其他人和我一起申請，所以是一個人參加考試。我選考的科目為「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其中前兩門課其實就是中國現代史，選考這兩科說起來有點取巧。我從上學期結束(一九九一年一月)後，即開始專心準備考試，因為下學期我祇剩一門兩學分的「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因此可以集中心力準備。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每科考三小時，考累了還可以上個廁所，甚至在上廁所時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偷偷抽支菸再進來考試，否則三小時寫下來會寫死人的。監考人員看我們這些考資格考的博士生，多少亦有幾分同情，不會像對待大學部期中、期末考那般嚴格，反正三個小時寫四個題目，每個題目答八頁(一本答案紙)，寫得手都快抽筋了，也不可能作弊或拿書出來抄，所以監考人員總是通融一些。

    　　考完資格考試，算是暫時可以喘一口氣了。但我還來不及喘氣，教務處公布我的考試成績：「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九十二分；「中華民國建國史研究七十七分」；「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六十九分；為了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少一分，我必須重考這個科目。此時我的心情可以說萬般沮喪。從一九九一年七月起，我重新準備十一月的資格考試。

    　　本來我計畫兩年修完博士課程，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第三年撰寫論文。而因為資格考試有一科不及格(研究所的及格分數是七十分)，必須多花半年時間，這樣一來我勢必不可能三年畢業，至少要三年半到四年，惟亦莫可如何。

    　　對我而言，在內心深處我其實很難接受自己是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博士班以來，第一位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被當的學生。而在不到兩年前我才以榜首的成績考進博士班，兩年後卻成為第一位資格考試被當的學生，我內心感到極度的傷痛，惟亦無怨，仍埋首苦讀，準備再度參加資格考試。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我再度走進考場，同樣的煎熬再度經歷，這次「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獲得八十七分，順利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可以開始寫博士論文了。

    　　但我並未立即著手撰寫博士論文，一方面是準備了一年的資格考試，在精神、體力上有點疲憊，另一方面我晚上在報社的新聞編輯工作，長期下來亦使我身心俱疲，想先休息一下。

    　　一九九二年二月，政大歷史系主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系主任張哲郎老師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兼代歷史研究所所長(原所長胡春惠老師休假，赴香港珠海書院接任歷史研究所所長)，找我負責籌備研討會事宜。當時剛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的我，帶領博士班一、二年級和碩士班的學弟妹們，一起處理論文打印，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呂紹理、李道緝、唐志宏、陳宗仁等人。我記不得何以當時博士班第一、二屆的學長姊沒有參與，可能是他們都已修完課程、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而且前兩屆博士班學長姊除了李盈慧學姊之外，白天都有正職工作，修完課後較少到學校來。同班的李貴豐擔任文學院王壽南院長秘書，毛知礪老師是系上講師，徐安琨不是很熟悉電腦，張中復考上那年因為同時應民族研究所行政講師之聘，先行休學一年，第二年方始註冊入學，變成低我一屆，和第四屆同學一起修課，平日民族研究所工作亦忙。因此祇剩我帶領學弟妹們，一起籌備大學院校外系歷史教學研討會。約略就在此時，林能士老師開始喊我彭老大，後來學弟妹們跟著喊，變成我的綽號。

    　　一九九二年二月研討會召開前一個禮拜，我開車先行到日月潭教師會館勘察場地，並到九族文化村安排與會學者參訪事宜。二月十五──十七日研討會正式召開，兩輛大型遊覽車載了九十幾位與會學者前往臺中日月潭開會，部分工作同學已於前一日先行進駐，安排會議事宜。

    　　我們帶了兩部桌上型電腦到會議現場，因為有兩位老師的論文尚未交稿，工作小組準備在現場打字，負責的是低我一屆的呂紹理和低我兩屆的李道緝。當時大家一股熱情，唯一的想法是把會議辦好。參與工作的博士班同學包括同屆的張中復，低我一屆的呂紹理、林桶法，低我兩屆的李道緝、楊維真、吳翎君；碩士班的陳鴻圖、呂玲玲，歷史系助教楊小華、張曉寧；李道緝、呂紹理負責論文打字、排版；林桶法、張中復負責議程和會議紀錄，吳翎君負責總協調，我擔任司儀和參觀時的嚮導。會議主持人包括王壽南、宋晞、王曾才、蔣永敬、管東貴、張玉法、陳三井老師，發表論文的包括李國祁、韓復智、張元、張哲郎、林能士、王仲孚、黃俊傑、周樑楷、陳錦忠老師；評論人包括鄭樑生、呂士朋、王吉林、任育才老師。這次的教學研討會因為關係大專院校非歷史系學生的歷史課程，影響大專院校歷史系教師的切身問題，因而討論極為熱烈，會後並出版論文集：王壽南、張哲郎主編，《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歷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一九九二)；這本論文集是我用天蠍星排版系統編輯的，封面請我在《聯合文學》的美術編輯同事周玉卿設計，照片請《聯合報》美術編輯王廷俊(原任職《聯合文學》美術編輯，後請調《聯合報》)協助美工完稿，這是我第一次用個人電腦編書，雖然天蠍星排版系統的排版功能仍有不少缺失，但能用來排一本書，已經相當不容易，王壽南和張哲郎老師看到論文集出版，極為高興，這是為大一中國通史課程編輯《中國通史論文選》之後，政大歷史系第一次出版論文集。

    　　一九九二年五月，由胡春惠所長籌備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政大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召開，會議的執行秘書為呂紹理，工作小組分工如下：議事組／林桶法，接待組／吳翎君；出版組／李道緝；我仍然擔任司儀；這次會議的部分經費由薛君度教授提供，他是黃興的女婿，其夫人即黃興與徐宗漢的女兒黃德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的博士，任教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其成名作《黃興與中國革命》提出辛亥革命雙元領導之說(即孫逸仙與黃興)。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因邀請海外與大陸學者與會，程序上較為複雜；特別是當時大陸學者來臺手續極為煩複，呂紹理聯絡教育部、陸委會、境管局，幾乎跑斷腿，會議總算順利召開。這次會議是大陸歷史學者首度來臺開會，從此開啟兩岸史學交流的新頁。

    　　薛君度教授在「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中，檢討此次會議，認為所發表的論文缺乏新義，引起與會學者的不滿。在薛君度教授致詞後，張朋園教授對薛君度教授的《黃興與中國革命》提出不同意見，其他學者亦對薛君度的閉幕演講，提出問難。我因為擔任司儀，坐在很靠近主席和發表人的位置，看著與會學者和薛君度教授的唇槍舌劍，第一次知道原來學術會議可以如此直接砍殺。以薛君度教授的黃興女婿身分，討論辛亥革命的雙元領導即有其高爭議性，又在閉幕致詞中否定與會學者發表的論文，身為半個主人的薛君度教授，在我看來是有點跳tone的，一般當主人的總該笑臉迎人，豈有將客人全部批評一頓之理，莫怪乎與會學者群起而攻，這是我見過論辨最多的學術會議閉幕式。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才剛結束，一九九二年六月廿三日至廿五日的「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隨即登場，開會地點在政大行政大樓第一、二會議室，總計發表論文三十四篇，內容涵蓋大部分歷史系課程，包括中國史、西洋史、史學理論與方法；各大學系主任並報告該系的課程結構、師資；中、西通史，中、西斷代史，國別史，量化史學，史學名著；各論文發表人就其授課科目、內容、教學方式做說明，與會者盡情發言討論。這次研討會對一九九四年以後教育部開放大學自主課程，有極大的影響，各歷史系所亦就討論會論文內容，截長補短，修訂各自的課程規劃，這是近二十年來歷史系所教師首次提供授課內容，供與會學者討論、參考，以為個人教學之參考，可以說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教學研討會。

    　　由於「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數量甚多，部分議程分別在兩個場地舉行；論文集亦分為兩冊出版：張哲郎主編，《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上)．史學理論與方法．西洋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一九九三)；《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國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一九九三)；這兩本論文集是我帶領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陳宗仁和唐志宏編輯的，論文集正式出版時，上冊執行編輯掛陳宗仁，下冊執行編輯掛唐志宏，他們兩位是我讀博士班期間帶的學弟。陳宗仁的碩士論文〈漢人移墾及其市街形成：以十八世紀新莊街為例所作的個案研究〉，後來正式出版：陳宗仁，《從草地到街市》(臺北：稻禾出版社，一九九六)；其後陳宗仁在臺大取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亦正式出版：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一四○○－一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五)；陳宗仁取得博士學位後，申請大學教職，從臺灣頭到臺灣尾都遭拒絕，難免感到沮喪，我心裡亦有著深深的愧疚。我一直認為陳宗仁是非常優秀的史學新秀，極具研究潛力，卻不獲各大學歷史系所青睞。陳宗仁祇好暫時到國家圖書館任副研究員，沉潛兩年，修改其博士論文，並將其中部分篇章改寫為單篇論文，於歷史學術期刊發表。二○○五年陳宗仁的博士論文正式出版，同時受聘臺大歷史系任教，我得知這個消息，真是為陳宗仁感到高興，總算有遲來的正義。唐志宏碩士論文為〈五四時期的文化論戰：以「反文化調和論」為中心的探討〉，碩士畢業後入伍服役，退伍時本來已說好應新竹明新工專之聘，卻臨時未收到聘書，於是到PC Home雜誌網路組撰寫網頁，成為網站專家。一九九八年到彰化建國技術學院教書，二○○○年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我在讀博士班時，帶領過三位學弟：潘光哲、陳宗仁和唐志宏，他們都才華洋溢，深具研究潛力。陳宗仁在博士論文出版同時，返回臺大歷史系任教；唐志宏任教於建國技術學院；潘光哲是三位學弟中讀書最勤，藏書量最豐富者，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後，考取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二○○○年以論文〈近代中國「民主想像」的興起(一八三七-一八九五)〉取得博士學位，四處申請工作，手上拿著指導教授李永熾老師的介紹信，以及史語所所長杜正勝老師(念博士班時潘光哲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當助理，協助王汎森兄編輯傅斯年檔案)，國科會人文處長王汎森的介紹信，從北臺灣到南臺灣，沒有一個歷史系所接受他。我殊難理解怎麼這麼優秀的人材會四處碰壁？後來輾轉得知有部分系所對其指導教授李永熾老師的政治立場有意見；部分系所則針對杜正勝老師，甚至有傳言說某些系所擺明不用杜正勝老師寫介紹信推薦的人。我對臺灣的歷史學界原本抱著溫情與希望，但看到部分歷史系所在用人時的偏見，心裡亦惟黯然而已。能在歷史系教書的同道，均曾受過良好學術訓練，怎麼會摻雜這許多政治立場，甚或是個人的恩怨情仇？所幸潘光哲最後通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聘任投票，進入近史所工作。或許正如德國俗諺所云：「最後笑的，笑得最甜。」對陳宗仁和潘光哲這兩位老弟而言，總算獲得遲來的正義。

    　　由於「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規模較前兩次會議大，參與的工作人員因此更多，政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幾乎傾巢而出，包刮博士班吳翎君、呂紹理、彭明輝、劉文宣、楊維真、林桶法、李道緝，幾乎白天沒有正職的博一、博二同學悉數豋場，加上博三的我；碩二陳宗仁、張世瑛、唐志宏、吳怡萍、范雅清、柯惠玲、高靜芳、陳鴻圖，碩一王嘉慧、鍾淑敏，助教楊小華與張曉寧。這次會議的執行秘書是吳翎君；議事組呂紹理、接待組林桶法、出版組李道緝；我仍擔任司儀工作，分兩個場次時，另一個議場由呂紹理任司儀。在會議進行過程中，與會學者對政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組成的工作團隊都讚譽有加。

    　　事實上，一個學期舉辦三場大型學術研討會，對我們這些參與工作的研究生來說，確實負荷相當沉重，但似乎大夥兒都使勁賣力地工作，絲毫沒有怨言。有趣的是，參與工作的博士班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均找到略可安身立命的工作；呂紹理和我留在政大歷史系任教，林桶法和劉文賓任教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楊維真在中正大學歷史系，李道緝任教東華大學歷史系，吳翎君在花蓮教育大學(原花蓮師院)鄉土文化學系；碩士班後來取得博士學位者，工作情況亦尚佳，陳宗仁任教臺大歷史學系，柯惠玲在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陳鴻圖任教於東華大學歷史系。或許在當研究生時肯為系所服務，任勞任怨，不錙銖必較，對將來的治學和找工作都有所助益吧！

    　　事實上，我念博士學位時的同班同學和上下屆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工作基本上都算安穩。高我一屆的三位學長姊，張力學長原本即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年以博士論文〈國際聯盟與中國的現代化〉取得博士學位，膺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王靖獻(作家楊牧)之請，借調東華大學創辦歷史系，並擔任首任系主任；王正華原任職國史館，博士論文為〈南京時期國民政府的中央政制(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九六年取得博士學位後繼續留在原單位工作；李盈慧博士論文為〈現代中國的華僑政策(一九一二-一九四九)〉，一九九四年畢業後先到逢甲大學共同科任教，後轉往新成立的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曾任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

    　　我的同班同學比較特別，因為有兩位原本即政大任職。毛知礪老師是我念碩士班時政大歷史研究所助理，後改聘為專任講師，一九九四年以〈張嘉璈與中國銀行早期的經營與發展(一九一二-一九三五)〉獲得博士學位，升任副教授；二○○三年八月提早退休。張中復原任政大民族研究所行政講師，有一段時間調任鄭丁旺校長秘書，一九九七年以〈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取得博士學位，改聘為民族學系副教授，二○○三年二月至二○○六年一月擔任民族學系系主任。我以〈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以《史地學報》、《禹貢半月刊》為中心的探討〉取得博士學位後，留在母系任教，我們這一班就有三個人在政治大學教書，在學術界是非常少有的情況，尤其政大歷史系所一向不太聘用自己的畢業生。李貴豐一九九三年以論文〈從傳統到現代：中國圖像版印技術之演變(一六○○-一九○○)〉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原臺北商專)。徐安琨的博士論文為〈清代大運河鹽梟研究〉，一九九七年畢業後任教於屏東農業技術學院。因此，我這一班的五位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均任教於國立大學院校，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歷屆同學中，亦屬極為特殊的情形。

    　　低我一屆的林桶法，一九九四年以〈戰後國民政府平津區的接收與復員〉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呂紹理一九九五年以〈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政治大學歷史系。

    　　長久以來，政大歷史系所聘用教師相當開放，很少聘用自己的畢業生，有一段時間政大歷史系系友會甚至對此極不諒解。學術界流行一句話：「近親繁殖，易生白痴。」政大歷史系所基本上可以說沒有什麼保護主義，除了原本任教於政大歷史系，再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廖風德和毛知礪老師之外，我是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一位返回母系任教的畢業生；第二年呂紹理返系任教，然後要一直過了八年，才又聘用博士班第一屆的劉維開學長。因此，政大歷史系所師資一直是開放的，故而能吸收到優秀人材。自一九九五年到二○○五年，政大歷史系所教師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長期維持歷史學門排名第一。

    　　從一九九二年二月到六月，我和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博碩士班同學，協助政大歷史系所舉辦三場大型學術研討會，我的學生生活也將告尾聲。事實上，我自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二次參加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通過後，七個多月連續參與政大歷史學系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工作，身心亦頗覺疲累，我覺得該回去專心寫博士論文了。

    　　一九九二年六月初，我向《聯合報》編輯中心遞出辭呈，八月一日生效。為了沉潛心神，在離職後我返回花蓮探望年邁多病的姆媽，自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動截肢手術以後，姆媽癱瘓在床上已經三年多了，主要都是三姊彭素梅在照顧，我祇有在年節返鄉時做做三姐的替手，或姆媽臨時病危時，趕到醫院照顧幾天。在準備專心寫論文之前，我覺得該回去探望姆媽和照顧她的三姊。

    　　在花蓮待了三天，姆媽雖已有老年癡呆症，不太能言語，但身體狀況尚可。於是我返回臺北，在電腦前敲打我的博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是我博士班入學時的研究計畫，而這分研究計畫出自我碩士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的一條註腳。

    　　我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第三章注九十六，寫了下面這段文字：「而東南大學諸教授所提倡的歷史地理研究，也是民初史學界的另一重要論題 。關於歷史地理之研究，所涉既廣，淵遠流長，當另闢專文討論，此處不擬詳述。」所以後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由於我很早就準備寫這個題目，大部分材料已蒐集就緒，剩下的祇是如何把論文寫出來。我擬訂的寫作計畫是每天寫兩千字，不論內容寫得好或不好，就算是垃圾也要寫滿兩千字。我打字的速度極快，和手寫差不多。每天吃過中飯以後我就開始準備寫稿，但總是東摸摸西摸摸，遲遲沒有起動，每天幾乎都要拖到傍晚四、五點才起動；寫到七、八點才吃晚餐。吃過晚餐又不肯乖乖打稿，又要東混西混，混到十一點才急急慌慌地敲打電腦。因而常常打到凌晨，甚至天亮，才上床就寢。我的工作紀律極佳，擬訂每天寫兩千字就一定寫兩千字以上；但我的工作習慣極差，每天啟動寫作的時間總是拖拖拉拉；因此，寫論文這段期間，我幾乎每天都是天亮才就枕。其實主要是心裡不安，寫稿進度不夠不敢睡，覺得如果還沒上床睡覺那一天就沒過完，這種想法其實有點自欺欺人，但長期以來反正也習慣了。直到今日我的書寫習慣仍然沒有太大改變，祇要準備出書，總有半年時間是天亮才就寢。

    　　從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到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每天重複著同樣的生活，每日裡敲打著電腦，不安的心情使我急急慌慌，加上有七年時間擔任編輯工作，有時是同時撰寫碩士論文，有時是讀博士班，坐骨神經痛長期困擾著我。有時痛得受不了，就平躺在卧室兼書房墊著榻榻米的木床上，想好一段再走到書桌前快速敲打電腦。打完一段，再躺回床上思考，如此反復再三，日夜煎熬。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的博士論文終於完稿殺青，在這段時間，學弟潘光哲、在政大歷史系任教的周惠民兄，均各為我改稿、校閱一過。我將論文送到影印店影印十二本口試本(七位口試委員，加上我做口試筆記用的一本，兩本送政大歷史系申請教職，留兩本底稿)，將七本口試本送交政大歷史研究所辦公室，安排口試委員和口試時間。

    　　我的論文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歷史地理學向來是一條較隱而不顯的線索，主要是因為定義的模糊和方法論的付諸闕如，使得歷史地理學在界定上有所困難；它不像古史辨運動那樣有明確的主題，從涉及今古文之爭的學術思想層面，到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論層面，所掀起的狂濤巨浪，自然吸引了較多史學工作者的眼光；它也不像中國社會史論戰那樣以強烈的意識形態為主導，在新思想與舊歷史中進行激烈的對話，使研究者感到興趣盎然；歷史地理學一方面有其源遠流長的傳統，另一方面又面臨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以後，地理學與歷史學之間結合或分途發展的問題，歷史地理學定義的妾身未明，可能是它較不受史學工作者青睞的重要因素。

    　　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沿革地理，常被視為歷史地理的同義詞，而地理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分類中，向來附麗於史學之下，所以當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使得地理學逐漸脫離史學而獨立後，歷史地理學的定位便開始顯得模糊了。歷史地理學究竟是史學的附庸，或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西方的學術分類，一般將歷史地理學視為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大陸學者，基本上亦持此類觀點。

    　　大陸學者基本上將歷史地理學視為一九四九年以後才成立的現代學科，稍遠則追溯到一九三四年禹貢學會的成立，這類說法幾乎已成大陸歷史地理學界的共識；但類似的討論不免於是截刀斷流，忽略了中國地理學形成的過程。事實上，一九一二──一九二○年之間，是西方地理學傳入中國的關鍵階段，也是歷史地理學興起的重要時期，相關討論亦時時以史地之學並稱，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創刊的《史地學報》即為此一時期的代表性刊物。

    　　《史地學報》自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創刊，迄一九二六年十月停刊，共發行二○期，其中第一卷四期，第二卷八期，第三卷七期，第四卷一期。第一卷為季刊，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改為月刊(但實際上每年出版八期)。自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卷第八期止，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主編，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主編(此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易名為東南大學)。

    　　「史地學報派」討論歷史地理學的內容，基本上是一手歷史、一手地理的研究方式，在這方面，柳詒徵和竺可禎可以說是「南高」學術精神的導師；柳詒徵的治學傾向經世而疏於考據，竺可禎的本行是氣象學與地理學，兩人對當代史亦多所關注，在治學取向上對史地學報派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且因竺可禎專長為氣象學與地理學，使得南高成為中國地理學的一個重鎮，與北方的地質調查所各有所長。因而史地學報派對歷史地理學的觀點，基本上比較傾向於史地分論，亦即把歷史的還給歷史、地理的歸於地理。

    　　史地學報派基本上係將歷史與地理學分而論之，在討論歷史地理學時，亦較傾向從地理學的角度加以探討；此外，史地學報派對史學的興趣似乎較偏向方法和理論，而少及於考據與述作。

    　　源於北方學統的「禹貢學派」，其治學方法本於樸學考據，在歷史地理學研究方面，係從沿革地理入手，且歸本於史學而非地理學，加上禹貢學會創始人顧頡剛的研究領域為古代史，主要成員如譚其驤、馮家昇、史念海、侯仁之、白壽彝、楊向奎等人，研究範圍亦以古代史為主，且多本於考據之學；侯仁之和白壽彝是禹貢學派少數一手古代一手當代者，其餘諸人大抵均謹守樸學考據的法度。

    　　《禹貢》自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第一卷第一期，迄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第七卷第十期，總計出版七卷七四期；創刊初期由顧頡剛和譚其驤兩人主編，一九三四年八月顧頡剛丁母憂返鄉，故自二卷一期起由譚其驤負責，十二月十六日顧頡剛返北平，《禹貢》編務仍由顧頡剛負責。在此期間，顧、譚兩人在北平時即共同負責編務，顧頡剛返杭時則由譚其驤負責；一九三五年七月譚其驤赴廣東任教學海書院，《禹貢》自五卷一期起由顧頡剛與馮家昇合編，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第七卷第十期為止，皆由顧、馮編輯。

    　　禹貢學派由考據到經世的理路，明顯受時代變局的影響，此與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有其相類似的背景。事實上，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其治學本源乃上承乾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惟西力叩關的驅力亦不容忽視；因此，清季經世史學乃是樸學之餘風與西力叩關這兩條線索結合而成者。惟西力叩關雖使得近代史學的經世理路抬頭，但潛伏於經世底層的考據之學其實並未中絕，所以當西方的語言考證學(philology)輸入中國以後，潛伏的考據之學乃借屍還魂，形成新考據學派。

    　　新考據學派的內涵歸本於樸學考據，惟其外表披上科學方法的外衣；北方學統乃此一學派的發源地，中堅人物則是胡適、傅斯年與顧頡剛。分析新考據學派的方法論，雖有科學史學之名，其本質則未脫清學之樸學考據。而當國家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新考據學派則再度由考據轉向經世。

    　　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多所關注，源自章學誠為當代存史的命意，其經世理路則本於浙東史學；禹貢學會的沿革地理，雖為樸學考據之流風餘韻，其由考據到經世則明顯受到時代變局的影響；惟需說明的是：傳統中國史學並非史地學報派和禹貢學派的惟一養分，外國史地之學的輸入，也是一條不容忽視的線索；史地學報派對英美史地之學的引介，為現代中國史學開啟了另一扇窗；禹貢學會的邊疆史地研究，在東北方面主要是受到日本學者的刺激，西北部分則多取擷於俄、英、法、德等國學者的考察報告與研究成果，這樣的取向正好與當時的學術風尚若合符節。

    　　歷史地理學本身是一門相當複雜的學科，一方面是歷史，另一方面是地理，地理部分又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不但歷史與地理間的結合不易，學理與現實的問題，也有待解決。以歷史地理學與經世觀點對時事多所縈懷，是史地學報派治學的根本；在時局變動較劇烈時，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關注隨之增強，反之，在時局較平緩時，史地學報派則較用心於一般史地之研究，這種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間的張力，是歷史地理學興起過程中極為特殊的一個現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是《史地學報》提倡歷史地理學並引領風騷的時期；在此時期，史地學報派主導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涵泳舊學、介紹新知，爬梳傳統中國史學，也引介外國史地之學，對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禹貢半月刊》成為研究歷史地理學的主導中心，再一次掀起研究歷史地理學的高峰。

    　　我在論文中提出「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說明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的兩個重要面向，而其基調則為民族主義。其基調之強弱與時代變局恰成正比：時局動盪愈劇烈，民族主義的強度愈大，經世的主題也愈受到重視；而在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中，外患與時局的動盪，使得經世的主題不斷重現，考據之學則隨之減弱；史地學報派固以經世為依皈，本於清代樸學考據的禹貢學派，在時代變局中亦調整其治學取向，轉而對邊疆史地與民族主義史學多所縈懷，為樸學考據找到新的出路。

    　　在準備口試這段期間，因為姆媽已經開始洗腎(血液透析)，我必須返回花蓮幫忙三姊照顧姆媽，於是帶著我的論文口試本返回花蓮，在慈濟醫院病房陪伴姆媽。在醫院陪伴姆媽這段時間我想了很多，記得準備博士班入學考試時，姆媽動截肢手術；如今一千多個日子過去了，姆媽又需洗腎，每周三次，我不知道未來還將遭逢何種磨難。但無論如何，我的博士學位就快九轉丹成了。

    　　因為一九九三年政大歷史系有兩名教師缺，我必須趕在新聘教師投票前通過論文口試。我在三月廿三日送繳博士論文口試本的次日，亦將申請政大歷史系教職的資料送到系上。四月十五日歷史系召開系所務會議，進行新聘教師初選投票，我因為口試安排在四月十九日，系務會議討論特別通融我可以參加初選投票(但要求決選前需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在廿三位申請者中，投出六位進入決選的名單，我在六位決選名單中。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九日早上九點，在政大百年樓三○九討論室舉行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口試委員有七位：杜維運、逯耀東、王壽南、王家儉、胡春惠、張存武老師，以及我的指導教授閻沁恆老師。口試委員會公推張存武老師擔任主席，在我做完十分鐘的報告後，開始進行提問與答辯。

    　　在提問與答辯過程中，祇聞砲聲隆隆，一陣槍林彈雨，我幾乎沒有什麼答辯，差不多都是口試委員在發問，我祇能「勤作筆記猛點頭，面帶微笑頻稱是。」三個小時下來，我已經汗流浹背，精神瀕臨崩潰。我想那是我人生歷程中所經歷過最漫長的三小時。但再長的時間終會過去，主席張存武老師示意我先出去，讓口試委員進行討論。

    　　李素瓊助教來通知我時，我正靠在百年樓三樓的欄杆旁抽菸。慌忙中捻熄了菸，回到口試的討論室，張存武老師代表口試委員恭喜我，宣布我的博士論文已經通過口試。我向口試委員鞠躬，感謝他們的建議與批評。

    　　口試結束後，閻沁恆老師在羅斯福路的天然臺湘菜館宴請口試委員，我一個個舉杯向口試委員敬酒，感謝老師們的辛勞。

    　　四月廿九日政大歷史系舉行新聘教師決選投票，我幸運地通過投票，另一位通過的是自美國大學退休，申請返臺任教的賀允宜老師。五月廿九日政大校教評會舉行新聘教師投票，賀允宜老師和我都順利通過。

    　　經過漫長的歲月，花落花又開，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我獲得政大歷史系副教授聘書，開啟我另一段乞食講堂的生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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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9,2006

    研究生涯，揚帆啟航

    　

    　　在我的求學過程中，從來沒有想過要到政大念書。大學聯考時，政大的志願我一個都沒填，主要是不喜歡這所學校。在我的認知中，政大是一所黨校，出了很多黨政要員。對於崇尚思想自由的我來說，壓根兒不會想到要去政大。

    　　一個意外的選擇，從東海到政大，改變了我未來二十年的命運。動心起念，原來如此影響著一個人的遭逢，生活與學術研究。

    　　人生的過程猶似溪流，溪流的水曲曲彎彎，不知會流往哪個方向。一個對政大印象不佳的人，因為一次意外的選擇，改變了半生歲月，我不僅到政大讀歷史研究所，而且從碩士班讀到博士班，取得博士學位後又留在母校教書，一晃眼二十幾年過去了，從青年時代到壯年，我的大半學術生涯都在政大度過。

    　　一九八三年五月退伍前夕，我到東海投考歷史研究所，意外考上榜首；當時的女友吳翎君(我後來的妻子)替我報名政大歷史研究所，在我的原本規劃中，並沒有這一項，因為政大要考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各占一百分，這兩個科目我都沒有特別費心準備。不僅如此，當時政大的研究所入學考試還要考國父思想，這是我完全沒有準備的科目。翎君說反正考考看，於是就替我報名了。本來我的想法是到東海歷史研究所念書，跟隨陳錦忠老師做中國古代史，或者到臺大去念中國古代史。在我求學的時代，做古代史是許多學生所嚮往的，對於做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總覺得有點次等公民的感覺。那年臺大的研究所入學考試特別晚，我五月廿五日從軍中退伍，臺大六月才考試，於是我先回花蓮老家，再到臺北參加考試。

    　　在臺北考試時借住鄭梧桐家，他是我大學時代的同班同學，亦為摯友。梧桐騎摩托車載我到臺大考試，我的高中同學王健文也和我同時參加考試，他畢業於臺大歷史系，一九八一年畢業時考上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但保留學籍，先去當兵，退伍後我們哥兒倆一起參加臺大歷史研究所入學考試。在臺大文學院試場考試中場休息時，王健文向他的同學李明仁、簡惠美介紹我，說我是他高中同學，然後開玩笑地說：「吳鳴來考，一般史就剩五個名額了。」當時臺大歷史研究所錄取十一名碩士生，六名一般史組，兩名近代史組，兩名藝術史組，我考的是一般史組。參加考試前我已獲得東海和政大歷史研究所的錄取通知。結果放榜時，王健文、李明仁和簡惠美都考上了，我差三分落榜。

    　　回到花蓮老家，我思考著到底要到東海還是政大念書，因為是東海榜首，有獎學金；政大是公立學校，有助學金，而且免繳學費，兩者間甚難取捨。加上我原本準備做中國古代史研究，政大的重心是中國近、現代史，耽心到政大念書可能無法做古代史研究。我本來擬訂的碩士論文題目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俠與客〉，因為讀了錢穆〈釋俠〉、許倬雲《求古篇》和陶希聖《辯士與游俠》等論文和專書，對中國古代社會史極有興趣，想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所謂「客」係指被諸侯或公卿大夫所養的文客、武客，「俠」則是養客的公卿大夫，如四公子之屬。我在大學時代因為受到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結合的風潮所影響，很想朝社會史研究的方向發展，而非正式社會結構中的俠與客，是我極感興趣的研究題目。

    　　暑間無事，我在花蓮老家一邊點讀《左傳》，一邊擲筆為文，賺點稿費，好為秋天開學後的生活費做準備。我在軍中服役時，因為得了幾個文學獎，加上關餉沒什麼機會花(在金門和麗陽營區，都沒花錢的地方)，存了約二十萬元，在退伍時交給姆媽。暑間的花費和秋天開學後的生活費，得靠寫稿維持。當時幾個副刊的主編都很幫忙，我投出去的稿子大部分都順利刊出，領了尚可維持生活的稿費。

    　　由於翎君的一再聳踴，加上政大毋須繳學費，我終於被說動，決定到政大讀歷史研究所。翎君最後用的理由是她在政大念書，再怎麼樣總有個伴，於是我就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報到了，當時翎君念政大歷史學系四年級，正忙著準備研究所考試。

    　　初到政大時，住在公車站旁的研究生宿舍(後來的女生莊敬外舍)，這棟宿舍是四樓建築，有三排，分為ABC棟。A棟是女研究生宿舍，BC棟是男研究生宿舍。我初時住在B棟，靠近欣欣客運公車政大站，每日裡公車進進出出，噪音很大。我和三民主義研究所的室友余一平，向舍監申請更換宿舍，換到C棟。C棟宿舍外是網球場，有人打球時亦相當吵，但已經換過一次宿舍，祇好忍耐住下。

    　　開學上課的第一天，所長蔣永敬老師在課堂上說：「聽說我們班來了一位小說家。」我聽了羞赧地低下頭。為什麼蔣永敬老師會說班上來了一位小說家？原因是暑假期間，政大歷史研究所辦了一個迎新茶會，我壽豐國中的學妹陳純瑩參加了，在迎新茶會中介紹我，說我是一位作家，是她的國中學長，蔣永敬老師自行將作家解讀成小說家。其實我大部分作品是散文，但這也沒什麼重要，反正學長姊和老師們的印象，就是所裡來了一個作家。陳純瑩畢業於東吳歷史系，後來並沒有來政大歷史研究所就讀，而跑去讀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畢業後到警察專科學校教書；幾年後再回師大歷史研究所讀博士班，取得博士學位後到臺灣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教書。那幾年張元教授擔任東吳大學歷史系主任，對學生要求極為嚴格，因此那些年東吳歷史系畢業生考研究所的錄取率極高，有人戲稱他們是考試戰鬥部隊。

    　　蔣永敬老師上的「中國現代史研究」，是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必修課，內容為傳統的中國現代史，亦即以國民黨為主軸的現代史，再加上國共鬥爭史。蔣老師曾任職黨史會很長一段時間，是著名的黨史專家。一九八九年我進入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時，蔣老師的「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同樣是必修課，那時蔣老師傾向支持新黨，比較不堅持原來的黨史論述，上課時幽默風趣許多，但對李登輝總統則時有批評。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興趣不高，但因為是必修課，仍然認真地上課、寫報告，我對中國現代史能夠有一些基礎認知，完全拜蔣永敬老師之賜。

    　　另外一門必修課「中國近代史研究」，原本是李定一老師上的，我在國中和高中時，曾讀過他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但在我進研究所碩士班那年，李定一老師正好休假返回加拿大，所裡請來王爾敏老師上課。王爾敏老師那年剛好自香港中文大學休假，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掛單，因此來所裡上「中國近代史研究」和「中國近代學術思想」。「中國近代史研究」是必修課，「中國近代學術思想」是選修課，兩門課我都選了。一九八九年九月我讀博士班時，王爾敏老師正好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返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在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料分析」和「近代重大問題研究」，我又再度選了王爾敏老師的課，所以王爾敏老師常說我是選他最多課的學生。王爾敏老師上課內容豐富，旁徵博引，很能勾勒中國近代史各種面向，雖然不屬善言詞或談笑風生的老師，但因授課內容豐富，修課者往往頗有所獲。

    　　為了加強研究生的英文閱讀能力，歷史研究所學生規定須修習高級英文，每周兩小時課程，但不算畢業學分。本來高級英文是江金太老師上的，他用《西洋近代思想史》為課本，把我上一屆的學生整得叫苦不迭。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入學時，江金太老師正好休假，由張哲郎老師教高級英文。張哲郎老師用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為教科書，讓我們熟悉美國的中國史觀點(或者說哈佛大學費正清學派的中國史觀點)。上課方式是張老師每周指定進度，同學自行閱讀，上課時討論，有誤讀或解釋錯誤的地方，張哲郎老師再加以說明。對我而言，這門課有兩個收獲，一是熟悉英文的中國史書寫用字；二是了解哈佛學派的中國史觀點；這兩個收獲對我後來的研究有很大幫助。

    　　張哲郎老師熱愛運動，一九八三年教我們時正迷網球，常常可以在網球場看到他的身影。張老師在潮州中學念書時是排球校隊，曾入選亞青杯國手。有趣的是，張哲郎老師在潮州中學的體育老師，是杜維運老師師母孫雅明女士的令尊，師母則是張哲郎老師的潮州中學學妹，其後念政戰學校體育系。張哲郎老師在臺大歷史系念書時，修過杜維運老師的課，誼為師生。杜師母嫁給杜維運老師後，由學妹變成師母。有一段時間，張哲郎老師在中國電視公司「大運動場」擔任美國職籃NBA球評，我在進入政大歷史研究所前，認識的張哲郎老師其實是NBA專家。此外，張哲郎老師大學時代曾任臺大排球校隊隊長，亦為合唱團團員，因此對歷史系學生的體育活動和文化盃合唱比賽極為關心。在我讀博士班和返系任教初期，張哲郎老師擔任歷史系主任，同學們在運動和文化盃合唱、舞蹈比賽的成績極為優秀。

    　　歷史研究所裡有一門必修的「史學理論與研究實習」，上學期上史學理論，由閻沁恆老師講授，下學期的研究實習由林能士老師負責。閻沁恆老師當時擔任政大訓導長(即一九九○年代以後的學務長)，行政工作頗為忙碌，上課時要我們讀Braudel, On History;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A.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大部分偏向歷史理論、歷史思想和歷史哲學的東西。

    　　 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閻老師，念高中時喜歡雜七雜八地看書，文學、歷史，甚至看不懂的哲學著作也胡亂翻看，其中就讀到了閻沁恆老師與沈剛伯教授合寫的《世界通史》。中學的歷史教科書實在寫得太簡單了，除了年代、地名、事件，甚麼歷史觀念也無。對歷史知識感到飢渴的我，祇好自己課外閱讀，這是第一次在書上看到閻老師的名字。

    　　閻沁恆老師上課極溫文儒雅，木訥、少言，有時覺得他好像課快要講不下去了，一個轉折又再接上，總能履險如夷，順利講完要上的內容。閻老師常戲稱自己是三板先生，即天花板、地板和黑板，上課時不太看學生，而是眼睛盯著三板。但我上閻老師的課時，並未如其所自嘲的三板先生。因為研究生僅有十人，坐在擺成口字型的長條討論桌上課，師生距離極近，老師祇能直接面對同學，沒有太多滕挪空間，根本當不成三板先生。也許閻老師上大學部的課時，才會有其自嘲的三板先生情形。閻老師講課以筆記本上的大綱為據，語調平平，殊少生動。初上閻老師的課，一直不能適應他的平板音調，似乎若無其事的樣子。有一回，班上同學與師長聚餐，席間，幾乎每一位教授都向閻老師舉杯，同學們也仿效而行。酒過三巡，閻老師開始侃侃而談，興致來了，國語夾雜著英語，說得好不熱鬧，第一次我覺得閻老師原來是可親的。

    　　我因為政大歷史研究所沒有古代史課程，無法繼續我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之夢，祇好改為現代中國學者的古代史研究，選定古史辨運動為碩士論文題目。因為當時杜維運老師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逯耀東老師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臺灣做史學理論、史學方法和史學史的老師，僅剩閻沁恆老師。於是在請指導教授時，我貿然地去找閻老師，閻老師問我酒量好不好？我說還可以，大約三分之二瓶白金龍高粱(58度)。閻老師笑笑說可以了。也不知他是說酒量可以了，還是可以指導我了，但閻老師終於在我論文題目申請單上的指導教授欄簽名，從此維持了二十幾年的師生情誼，從碩士班到博士班，閻沁恆老師都是我的指導教授，平日生活上亦親如父子，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閻老師生日，我總會與閻老師、師母把酒聚餐；中秋節和舊曆年，亦上門拜訪老師。

    　　自從請閻老師擔任指導教授後，私下請益的機會多了，我才知道他甚至在家裏也是一個木訥的人，待人處世極謙和，有古之君子的溫文儒雅。並且因為早歲留學英國，有著英國的紳士風度，雖不善言辭，卻有著敦厚的親和力。與學生相處極少擺嚴肅姿態，情誼總在亦師亦友間。當研究生時我常舞文弄墨，閻老師卻不以為忤，且勉之以「歷史著作也須有優美文字，如羅馬史家李維與英國史家湯恩比然」。

    　　而閻老師正是國內少數的湯恩比專家，寫過許多有關湯恩比史學的論文，早就可以結集出一專著了，而每當我向老師提及此事，閻老師總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回答。而令我不解的是，像閻老師這樣著作嚴謹的學者，怎麼會允許他的學生舞文弄墨？每思及此便不覺赧然。

    　　大部分識得閻老師的人(包括教授、學生和友人)，對閻老師的酒量都是欽服的。最初我以為閻老師嗜飲，及至相從問學，方知老師是有量而無喜的。平日居家幾乎滴酒不沾，有時師母下廚做了佳肴好菜，提醒老師小飲幾杯，閻老師卻是興趣缺缺，只頻頻動箸。閻師母林瑞柄女士待我如子，二十幾年如一日，使我在求學和乞食講堂的這些年中，時覺溫煦。閻老師人緣極佳，喝酒幾乎來者不拒。相處久了，有時遇到這類場合，老師就會交代我提醒他不可過量，而我也每每替老師把守著適切關口，老師則欣然採納。我總不能說老師不喜歡喝酒啊！何況「天下第二劍」之名亦非浪得(歷史學界的酒中三劍，陳捷先教授排名第一，杜維運教授第三)，總也要保住江山吧！但就我過從所及，閻老師真是不喜歡喝酒的，只是量大而已。

    　　我在一九九六年學會打網球後，偶爾亦與閻老師在球場一起揮拍。閻老師指導過一些學生，數量不是太多，師兄弟中比較常和閻老師相聚的有大師兄廖風德和小師弟潘光哲。廖風德後來從政，擔任過國民黨文工會秘書、宋楚瑜競選臺灣省長發言人、二○○○年總統大選連蕭競選總部發言人，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宜蘭縣區域立委、競選過宜蘭縣長(以些微票數之差落選)，國民黨組發會主任委員；並且是小說家，以筆名廖蕾夫出版《隔壁親家》小說集；其小說〈竹子開花〉改編為電視連續劇，集數一再延長，可謂兼具作家、學者、政治的多面向人物。潘光哲除史學專業外，能寫評論文章，大學時代是野百合學運領導人，碩士論文〈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由閻沁恆老師指導，在臺大歷史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閻老師當然還指導過一些其他的學生，但廖風德、潘光哲和我三人，是比較常和閻老師相聚的。

    　　在跟隨老師問學的這些日子中，我的性情也慢慢隨著平和沉穩，從意氣風發的年少到沉潛思考的讀史心路，閻老師的儒雅是我嚮慕而難企及的，而從第一次讀老師的書到過從問學，竟也長長的二十年過去了，磨劍江湖二十載，竟是不及閻老師滄海之一粟，寧不感慨千萬？

    　　林能士老師上「研究實習」，主要內容是教我們如何寫學術論文，如何找材料，如何擬訂論文架構，如何做注腳等等。林老師上課風趣幽默，談笑風生，是極受政大歷史研究所學生愛戴的老師。當時林老師在歷史系未開設課程，「研究實習」是他在歷史研究所唯一的課，有些歷史系學生為了上林老師的課，特地去旁聽林老師在外系開的共同課「中國現代史」，可見林老師受學生喜愛的程度。林老師上課時慢條斯理，分析條理清晰，將中國現代史紛亂錯雜的史實，講得清楚明白，使學生受益良多。我想這和林老師曾教過小學、中學、專科、大學有關，從師範學校、臺灣師範大學到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林能士老師的養成訓練是極為完整的，不像我們這些取得博士學位後，直接在大學教書者，因未受過良好的教學訓練，往往把準備好的授課內容講得七零八落。

    　　林能士老師和蔣永敬老師，可能是政大歷史研究所指導學生數量最多的老師，我沒有詳細比對，但大致不會差太多，可見林老師受歡迎的程度。

    　　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初期，為了加強師資，特地從海外聘請資深教授返國，李定一老師就是這樣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任教的，戴玄之老師則是另外一個例子。

    　　戴玄之老師的經歷有點特別，抗戰時期戴老師就讀於西安的西北聯合大學，師從蕭一山、陸懋德、藍文徵，治學偏向南方學派。因為當時北方學派的北京、清華、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大，一些南方的學者反而到西北聯大，於是北學南傳，南學北傳。來臺灣之後，先在臺灣師大史地系任助教，繼而升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在臺灣師大任教期間，曾因義和團和白蓮教問題，和當時任教臺大的李定一老師打筆仗，沒想到後來兩人會在政大歷史研究所成為同事，當年的筆仗自是一笑泯恩仇。戴玄之老師在政大歷史研究所開「中國社會史研究」，第一次在課堂上見到了戴老師，灰白的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講話的時候很少手勢，腔調平穩而自然，帶一點北方口音。「中國社會史研究」並非自中國古代講起，而是集中於秘密社會，即戴老師所專長的義和團、白蓮教、紅槍會、哥老會、清幫、洪幫等秘密社會研究，屬韋伯(Max Weber)所謂非正式社會結構(informal structure)的一部分。因為上課內容是戴老師自己的研究成果，故內容極為深入。

    　　「南方人機而巧，故多政治人物；北方人愚而直，故多宗教迷信。」戴老師一上課就引了陶成章的話做開場白，然後談義和團的形成和白蓮教源流，把中國的秘密社會和宗教做了一個概略的介紹。我坐在靠右的位置，聽著戴老師講授從未接觸過的秘密社會和宗教史，腦子一團胡纏亂結，有一點茫然。

    　　上課告一段落，戴老師問我們有沒有甚麼問題。好發謬論的我當然不放過機會，提出天師道流行於南方濱海地域，以及白蓮教在川楚發展的例子，反駁「南方人機而巧，故多政治人物」的說法。戴老師聽了，點點頭，認為我講得有道理，於是修正了陶成章的舊論。下課之後，同學們說我真是大膽，隨隨便便就提出這樣的卑之無甚高論，更訝異戴老師竟當場接受而不以為意。而今想來，不禁想罵自己「何方小子，如此大膽！」當我有機會讀到戴老師的《義和團研究》、《紅槍會》和〈白蓮教的源流〉之後，才知道原來戴老師是台灣史學界這方面的權威，也是研究中國秘密社會的開山祖師。

    　　由於戴老師的啟發引導，有些同學即因修習戴玄之老師的課而做秘密社會史研究，如高我一屆的陳德漢學長，其碩士論文即為〈山東義和團之研究〉，同班同學吳蕙芳的碩士論文為〈民初直豫盜匪之研究(1912-1928)〉(此碩士論文後來正式出版：吳惠芳，《民初直豫盜匪之研究：1912-1928》，臺北：學生書局，1990)；黃靜華的碩士論文〈嘉慶年間川楚白蓮教亂中的堅壁清野及其主體：堡寨與團勇之研究〉，都是受戴玄之老師影響而選題，且均為戴老師指導。記得學期報告我寫的是〈李叔同出家研究〉，戴老師看了之後，認為我可以試著在近代佛教史方面下工夫，但終於我還是半途而廢，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了。生命裡的一些事就是這樣，東摸摸，西摸摸，到頭來一事無成。

    　　政大歷史研究所設有導師制，戴玄之老師即擔任我碩一時的班導師，記得那年耶誕節到戴老師家聚餐，戴師母的廚藝真是好極了。戴師母菜燒得好，每次到老師家吃飯都大快朵頤，然後才談論治學之事，好像專門去吃一頓似的。心細如絲的戴師母除了菜做得好之外，還喜歡收集小玩意兒，家裡所藏鼻煙壺不下數百隻，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給。那次到戴老師家，師母特別從罐子裡掏出了兩顆紅豆送給我和翎君，說是戴老師在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時學生送的。師母說南大學生談戀愛的時候彼此送著紅豆，以為定情，現在送兩顆給我和翎君做紀念。當時翎君在歷史系讀大四，也修戴老師的課，老師特別一塊兒邀到家裡聚餐。第二年翎君大學畢業，進入台大歷史研究所就讀，秋日時節我們攜手走向地毯的那一端，在台北地方法院為我們證婚的就是戴老師和師母。結婚證書上細朱文的篆印，彷彿老人家攜手一生的鶼鰈情深。

    　　後來翎君和我也把老師當成親切的長輩，治學和生活種種都向老師報告。老師繼續做著白蓮教史的研究，我則轉到史學史的範疇，每有心得便向老師報告，像一個剛學步的孩子，搖擺著腳步向前行去。

    　　一九八六年秋天，戴老師乘休假之便到香港珠海書院客座，行前與學生聚餐，說好一年後就回來。豈料因戴老師豐富的學養，以及曾任師大歷史系主任和南洋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資歷，一到珠海就被賦予重任，擔任文史研究所所長。原本講好待一年的，珠海不肯放人，祇好又待一年，並且接任文學院長，辭去台灣的教職。

    　　一九八八年農曆春節，我和翎君帶著剛出生的兒子彭博去看戴老師，那時戴老師任職於香港珠海書院，返臺過年。戴老師問我有沒有興趣到香港教書，他替我安排在香港大學教書，並且在香港大學念博士班。我當然很感謝戴玄之老師的好意，但因孩子剛出生，並且姆媽年邁多病，而未能前往香江，但心底對戴玄之老師一直有著深深的感念。

    　　一九八九年我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一九九○年二月，珠海書院繁重的行政工作拖垮了戴老師，原本養身有道的戴老師病倒了，匆匆返國就醫，發現竟是肺癌。戴老師來不及看到我取得博士學位即與世長辭，後來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和正式出版，即獻給戴玄之老師。

    　　碩士班一年級下學期王爾敏老師返回香港，「中國近代史研究」由張玉法老師接任。我在大二時已讀過張玉法老師寫的《中國現代史》，能夠有機會親耳聽到張玉法老師的課堂講授，心裡真是興奮逾恒。張玉法老師上課前準備極為充分，在筆記本上寫好逐字稿，走進研討室，幾乎祇是打開筆記本把講稿念一次。一九八四年春天碩一下那個學期，我同時修習林能士老師的「研究實習」課，和張玉法老師的「中國近代史」，兩位老師的講課風格實大異其趣。林能士老師上課慢條斯理，風趣幽默；張玉法老師上課念逐字稿，聲調平板，殊無抑揚頓挫；但如果問我誰的授課內容比較精采，我還真說不上來。林能士老師的課引人入勝，張玉法老師的課內容豐富，可謂難分軒輊。我自己乞食講堂後，講課方式近於張玉法老師而遠於林能士老師，我亦是寫好逐字稿才走進教室的，我不知道這是否受到張玉法老師的影響？

    　　碩士班二年級時，再度選修張玉法老師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這門課是張玉法老師專長所在，上課內容深刻條理，讓我獲益良多。張玉法老師同樣是寫好逐字稿，帶來教室從頭到尾念一遍，大約每念十五到二十分鐘會稍事停頓，問我們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同學提問就進行討論，如果沒有，張老師就繼續念他的講稿。我在這門課的學期報告寫了〈顧頡剛與古史辨運動〉，這篇報告成為我碩士論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之雛形。在我取得碩士學位後，張玉法老師因擔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有意找我到近史所工作(當時我任職於《聯合文學》，負責叢書出版事宜)，但近史所的前輩們認為我是作家，可能不適合研究工作，此事因而作罷！張玉法老師探詢近史所同事提議找我去近史所工作的事，當時並未告知我，而是在我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政大任教以後，在一次杯斛交錯的聚餐場合提起，使我有惘然若失之感。雖然書寫是我生命裡的重要事物，但我仍對學術研究有著莫以名之的糾結，二十幾年來出入於學術研究和文字書寫之間，我很難明確辨別何者對我更重要些，因為兩者都是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

    　　一九八四年二月，碩士班一年級下學期時，因為王爾敏老師返回香港，原本選修的「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僅得一學期，下學期須另行選課，適巧邵玉銘老師到歷史研究所開「近代中美關係研究」，於是選了邵老師的課，當時邵老師是政大外交系的專任教授。邵老師的英文極佳，在我曾受業門下的師長中，邵玉銘老師的英文可能首屈一指。我們上課的閱讀資料幾乎都是英文，邵老師均可隨意指出一段即席譯為中文。後來邵老師接任新聞局長，常在電視上看到邵老師主持中外記者會，中英文交錯，對答流利，如知邵老師的英文比我想像中高明許多。在我任職《聯合文學》叢書主任期間(一九八七年──一九八九年)，曾為邵玉銘老師出版《文學．政治．知識分子》，乃匯集邵老師的演講稿和一些短論編成，書中有許多深刻的分析和見解。一九九四年初，邵玉銘老師缷任新聞局長後，擔任聯合報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邀集臺大、政大、師大、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五個單位，合辦「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包括史語所管東貴所長、近史所張玉法所長、政大文學院王壽南院長、政大歷史系張哲郎主任、臺大歷史系張秀蓉主任、臺灣師大歷史系王仲孚主任，要我擔任執行秘書，那是我負責打雜的學術會議中，規模最龐大者，五個單位聯手舉辦學術研討會是極為不易的事，從此亦成為絕響。

    　　一九八八年中國大陸有一部影片《河殤》，蘇曉康編劇，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學術指導，在臺灣風行一時。這部影片之所以在臺灣造成轟動，當然有其時代背景，一則因《河殤》本來是大陸中央電視臺製作的宣導影片，後來卻遭禁播；當時的臺灣，一聽說大陸禁播《河殤》，電視臺趕忙播出。《河殤在無線電視臺播出之後，一些半調子知識分子大力吹捧，部分文化人士亦在報刊雜誌大聲叫好，有人甚至為文贊揚「比大學生修一年的中國通史更為有用」。逯耀東老師覺得未免吹捧太過，撰文批判，新聞局邵玉銘局長於是找逯耀東老師規劃一部《歲月中國》電視影集，總共八集，找來文學界、歷史學界、科技史專家撰稿，導演雷驤、張照堂掌鏡。執筆者包括：逯耀東老師寫〈城〉，從侯榕生回到北京，看到北京城牆都拆了寫起，把中國歷史上的城做了一個總整理；作家張曉風寫〈情〉，標題好像是〈地上的月亮〉；黃清連兄寫〈酒〉，師大數學系洪萬生兄寫〈物〉，即中國的科技文明；我寫中國歷史上的江河。影片拍完後曾在電視上播出，但獲得的回響似乎無多。

    　　碩士班二年級時，李定一老師年休結束，返回政大歷史研究所授課，我選了李老師的「中國近代史料分析」。這門課不用上課，李定一老師祇在第一節課時，交代我們學期報告的內容要寫些什麼，主要是我們自行找近代史料進行分析，學期末繳交一分學期報告即可。李定一老師有時講課口含菸斗，聲音從齒縫間穿出，加上有點口音，必須很專注才能懂他在說些什麼。依據我的經驗，李老師抽的菸草約略是Captain Black, Sailer, Borkum Reaf等牌子，帶一點甜香。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臺灣反菸運動尚未鋪天蓋地，研究所老師上課抽菸，並不是太稀罕的事。林能士老師上課也抽菸，上完兩節課，菸灰缸裡塞滿了菸頭。逯耀東老師上課也抽菸，甚至到了二○○○年代以後，逯老師上研究所的課仍菸不離手，他說得很有道理，學生不喜歡菸味可以不選他的課，反正又不是必修課。到我乞食講堂時，癮君子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學校在校門口貼上「本校建築物全面禁菸」的告示牌，讓我們這些吸菸族無所逃於天地間。我乞食講堂後，在課堂上當然是不抽菸的(學生也不會讓我抽)，但在研究室是抽菸的。二○○三年，季陶樓後棟三樓的語言學研究所助教寫黑函(我用「黑函」這兩個字，是因為寫信者未署名)給學務長，告狀說歷史系有教授抽菸，菸味會飄到他們辦公室，請學務長主持公道。學務長把信交給文學院長，文學院長交給歷史系主任，歷史系主任把信交給我，我對系主任說，季陶樓後棟二樓有四位教授抽菸，為什麼交給我？何況未署名的信，為什麼要理會？我的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所辦公室差一層樓，中間還間隔了一間研究室，一間廁所，居然菸味會轉兩個彎？臺灣禁菸未免禁得太沒有人性！不抽菸的人有人權，吸菸者難道沒有人權？吸菸者同樣繳稅，同樣盡國民義務，為何要被當成二等公民？我同意在公共場所或密閉空間禁菸是合理的，但實在毋庸無限上綱。不經心裡偶然想起我的長輩們，他們在上課時抽菸的神情；想起前輩作家陳之藩收錄在《劍河倒影》散文集裡的〈噴菸考〉，我常常覺得自己彷彿生錯時代。

    　　學期末繳交李老師的「中國近代史料分析」報告時，我分析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這篇報告後來成為我碩士論文的一部分。李定一老師常請同學吃飯，因為我下一屆的「中國近代史」是李老師教的，加上選「中國近代史料分析」的同學，兩班加起來約莫有十幾個學生，李老師親手掌廚，辦出一桌子好菜。李老師的廚藝在史學界極富盛名，每次請學生他都親自下廚，讓我們這些學生大快朵頤。有時不一定是期末才請學生吃飯，祇要他興致來了就請我們上門。不僅如此，李老師還喜歡喝兩杯，酒過一巡之後，李老師開始罵人，上自蔣經國，下到史學界同儕晚輩，無一不罵。有一回張玉法老師得意地說，李定一老師罵過這麼多人，從來沒罵過他。後來吃飯喝酒時，李定一老師不知真心還是假意，硬是罵了張玉法老師幾句，弄得張玉法老師啼笑皆非。其實李定一老師酒量不佳，據我觀察，約莫是一個300CC玻璃杯高粱的量，超過一杯李老師就開始罵人，喝得愈多，罵得愈兇，因此知情者都儘量讓李老師控制在一玻璃杯高梁酒以下，省得聽他老人家開口罵人。

    　　碩士班二年級時，選修王壽南老師的「中國政治史研究」，一學年的課。王老師上課選幾個專題講授，從古代講到明清，屬於專題史的綜合整理，內容上下貫穿，有會通之意。王壽南老師擅長整理分析，綱舉目張，讓我對中國政治史有深一層的了解。一九八九年我上博士班時，王壽南老甫卸任歷史研究所所長職務，擔任文學院長(王老師本來兼任文學院長和歷史研究所所長二職)，在開學時請博士班第一、二、三屆的同學聚餐，其後我們這些博士班前三屆的同學會不定期與王壽南老師餐敍，號稱黃埔前三期。二○○三年王壽南老師與相戀三十年的吳涵碧(《中華日報》出版《吳姐姐講歷史故事》作者)走向紅毯，成為歷史學界與文化界的一段佳話。

    　　我在碩士班一年級時，修過王爾敏老師的「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碩士班二年級時，李國祁老師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同名課程，本來依歷史研究所的規定，我不能再選此課，但因李國祁老師在師長中以嚴格聞名，從臺灣師大歷史系到政大來開課，同學們心生畏懼而不敢選課，所長蔣永敬老師在選課時，要求我一定要選李國祁老師的「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否則不肯在我選課單上簽名，於是我祇好重複選修兩次「中國近代學術思想」，而且因為是所長要求我選課，所以學分照算。

    　　李國祁老師上課要求嚴格，可謂「猛虎在山，威名於外」，史學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指導學生論文尤一絲不苟，據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李國祁老師指導論文的學生所述，在前往找李老師討論博、碩士論文的路上，恨不得被車撞死。其真實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約略可以了解李國祁老師在學生心中的嚴格程度。實際上，李國祁老師上課時語氣平和舒緩，極具大家風範，授課的內容精闢深入，極少逾越課程綱要，是一位非常嚴謹的老師。我的期末報告寫譚嗣同的思想與實踐，李國祁老師給了我九十分，我不知道在李老師給的分數中，算不算高，但我已暗叫僥倖，因為在上李國祁老師的課以前，我是多麼畏懼、害怕李老師，雖然後來每次遇到李國祁老師仍是肅然起敬，但感覺好像沒那麼害怕了。二○○二年我撰寫教授論文《晚清的經世史學》時，重讀並引述李國祁老師〈道咸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才發現我的研究取逕，和李國祁老師二十年前對經世思想的定義、解釋如此相近。我在〈引論〉注10說明：「學者們有關『經世』的討論，本書命意與李國祁教授的意見最為接近；李國祁教授在〈道咸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一文中說：『道光時期的經世致用之學由於繼承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觀念及乾嘉考據學風，在態度上極重邊事與地理學，特別是邊疆及西洋諸國地誌，如龔自珍精通西北地理，主張西域建省，徐松著《新疆識略》及《西域水道記》、〈新疆賦〉，梁廷枬著《《海國四說》，魏源著《聖武記》及《海國圖志》等。對於道問學，他們雖亦主張通經致用甚至尊經，但因反對考據之學，故如龔自珍魏源等均屬今文學派，注重《公羊傳》的微言大義以求改革時弊，充滿改革的積極精神。』李國祁，〈道咸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下(臺北，1986.12): 17-65；所引在20」。不知道是當年受業李國祁老師門下時即已受到影響，還是我又走了二十年方走到李國祁老師當年的觀點與解釋。

    　　本來我準備要做中國古代史研究，但因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完全沒有中國古代史的課，祇好做現代學者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分析古史辨運動對現代中國史學所造成的影響，但我內心深處仍心心念念中國古代史，因此到中文研究所選修了兩門課，一門是華仲麐老師的「先秦諸子」，一門是尉天驄老師的「孟子學說」。

    　　華仲麐老師已過古稀之年，講話口音很重，我和歷史所的同班同學楊明哲一起去修這門課，兩個人都聽得霧煞煞。華老師當時是考試委員，在政大中文研究所僅係兼課。雖然華老師口音很重，但我們仍努力試圖聽懂他上課的內容。可能因為華老師年紀大了，這門課並不是在研究大樓(井塘樓)的討論室上課，而是到華老師家上課(印象裡是在秀明路上的田園大廈)。華老師以章太炎《諸子學略說》為本，並且在課堂上反復提及章太炎是他的老師，當年上課時如此這般那般。我因為做《古史辨》研究，對古文學派章太炎的論點，有許多地方不是很同意，但章太炎既然是太老師，至少得尊敬幾分，故從不在課堂上反駁師說。

    　　我在大學時代曾讀過尉天驄老師編的《鄉土文學論戰集》，有機會在政大修尉老師的課，我心裡非常高興。尉天驄老師是政大中文系尉素秋教授的侄兒，叫尉素秋教授姑姑；尉素秋教授的丈夫任卓宣是國父思想專家，當年和馬璧、周世輔號稱國父思想三大家。馬璧後來投共(戒嚴時代用語)，到北京去了。周世輔的兩個兒子，周玉山任職國關中心；周陽山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教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新聞研究所，後轉到文化大學任教，曾任新黨立法委員。任卓宣筆名葉青，為一九三○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健將。中國社會史論戰是馬克思史學用以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論戰，參與者都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紅色甲冑登場，葉青原本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後來怎麼成為國父思想專家任卓宣，倒是頗耐人尋味。

    　　尉天驄老師的「孟子學說」，上課內容中規中矩，說不上精采。我想尉天驄老師高明的應該是在文學評論，而非儒家思想。我讀過許多尉天驄老師的文學評論，有關孟子學說的著作反到不曾寓目。此後二十年，尉天驄老師每次遇到我都要問：「還喝酒不？」大概是因為聽說我常和指導教授閻沁恆老師喝酒的緣故。尉天驄老師和作家陳映真是至交好友，從《文學季刊》一路下來，是鄉土文學臺灣左派的指標性人物。陳映真是我非常佩服的前輩作家，在大學到服役期間，我一直嚮往陳映真筆下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甚至一度考慮到明道中學教書，買一塊地，一邊教書一邊種田種菜，自食其力。可惜我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之夢，因為苦苓的緣故而破滅。

    　　我在一九八三五月退伍前夕，我寄履歷表到明道中學給汪廣平校長，表達有意到明道中學教書，但遲遲未獲回音，於是請當時任教於明道中學並主編明道文藝的苦苓(王裕仁)為我探聽究竟情形如何。苦苓查的結果，是汪廣平校長的秘書，將我的求職信放在抽屜裡，未交給汪廣平校長。這位秘書為什麼這麼做？原來她是苦苓的前任女友，我在東海大學讀書時，苦苓曾帶她到東海找過我，知道我是苦苓的朋友，而他和苦苓已經分手(苦苓當時正忙著和他後來的妻子蘇玉珍談戀愛)，這位秘書不希望苦苓的朋友到明道中學教書。使我無緣到明道中學教書，白色社會主義青年的夢亦因此破碎。既然求職不成，我祇好投考研究所，因而改變了我後來的命運，我亦從此告別白色社會主義青年之夢。

    　　一九九七年我和林富士兄執筆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引發統獨爭議，《人間雜誌》陳映真所代表的臺灣左派和《夏潮》雜誌出身的王津平、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受害者王曉波教授、臺灣師大歷史系王仲孚教授，是反對陣營的要角，在幾次的座談會和公聽會場合，均遇到陳映真，我仍禮貌而善意地和這位我素所景仰的作家打招呼，雖然彼此思想殆已南轅北轍，但我對陳映真仍充滿溫情與敬意。

    　　尉天驄老師自政大中文系退休後，仍常到學校散步，常在校園裡相逢，互問冷暖，二十幾年的師生情誼，山高水長。

    　　就讀政大歷史研究所期間，同班同學和上下屆同學相與論學，其樂也融融。

    　　臺灣的大學歷史系向來陰盛陽衰，歷史研究所則各屆不同，我這一班是女多於男，臺灣同學六女三男；韓國學生兩人，一女一男；另有一位喬治城大學的交換學生朴蘭詩(Nacy Park)。

    　　林澤震是入學考試榜首，政大歷史系畢業，和我一樣服完兵役後才讀研究所，大學畢業早我一屆，是班上的老大哥。林澤震是一位非常中規中矩的人，按規定修課，考試，很早就選定論文題目，三年順利畢業，返回嘉義協同中學教書，日子過得安定平穩。楊明哲畢業於輔仁大學，彰化人，與我同為外邦客(非政大歷史系畢業)，我們一起選同樣的課，一起打桌球，一起四處聽黨外政見發表會。楊明哲的碩士論文為〈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長江大水災之研究〉，畢業後入伍服役。退伍後考上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博士班期間，於實踐家專擔任講師；實踐家專申請改制大學時，拿學校的講師祭旗，解聘未有博士學位的講師，聘請教授或具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副教授，以利申請改制為大學，楊明哲因而失業。幸運的是他隨即找到長庚醫學院教職，順利取得博士學位後，接任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主任一職，是我在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同學中，繼續歷史學研究並在大學任教的佼佼者。

    　　蔡淑瑄、黃靜華、吳蕙芳、萬麗鵑四位女生是政大歷史系大學同班同學。蔡淑瑄念書平平穩穩，寫報告動作有點慢郎中。我曾和她一起旁聽東語系于乃明老師開的初級日文，可惜我的日文並未繼續進修，程度實在太差。蔡淑瑄以〈中國近代工業發展中的資金問題(1682-1911)〉取得碩士學位後，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其後改為約聘人員，在近史所檔案館工作。蔡淑瑄思路頗為清晰，未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我一直覺得很可惜。黃靜華跟隨戴玄之老師做碩士論文，題目為〈嘉慶年間川楚白蓮教亂中的堅壁清野及其主體：堡寨與團勇之研究〉，畢業後任教於亞東工專；一九九五年返回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惜為山九仞，功虧一籄。在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時得到六十九分，必須重考。次年黃靜華陪孩子到加拿大讀書，放棄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學位。我自己在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時亦曾被當，其後鼓起很大勇氣才再度走進考場，通過博士班候選人資格，撰寫博士論文。本來讀博士學位就很折磨人，層層考試，處處關卡，沒有堅強毅力，確實很難終底於成。

    　　吳蕙芳是同班同學中最幸運的，在大學期間即已通過高普考，並且修習教育輔系(即後來的教育學程)，早早做好就業準備。一九八六年六月吳蕙芳以〈民初直豫盜匪之研究〉取得碩士學位，指導教授為戴玄之老師。同年八月前往復興中學任教。松山高中成立之後，吳蕙芳幸運地轉到松山高中任教(吳蕙芳就住在臺北市松山區)。一九九五年吳蕙芳返回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二○○○年以〈明清時期民間日用類書及其反映之生活內涵：以《萬寶全書》為例〉取得博士學位，轉任臺中護專助理教授，二○○三年轉任海洋大學助理教授。在任教臺中護專期間，政大歷史系增聘教師，吳蕙芳曾申請應徵，並進入最後決選的三名，但試教後投票未通過聘任。而那次政大歷史系新聘教師亦未用人，吳蕙芳為此迭有微詞，每次遇到我都抱怨喋喋，令我無以應答，直到她轉任海洋大學任教，方始釋懷。但說實在的，政大歷史系用人完全依據投票結果，吳蕙芳申請應徵時，我一直是支持她的，但投票是全體教師的自由意志，我其實完全使不上力。

    　　萬麗鵑在同學中最幸運也最悲情。一九八七年萬麗鵑以〈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潮(1895-1913)〉取得碩士學位，隨即受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她是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生中，第一位以碩士身分應聘中研院近史所的(雖然在她之前還有楊翠華學姊和張力學長，但楊翠華學姊是在美國取得水牛城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後，才應聘到中研院近史所的；張力學長則是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後應聘，都不能算在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帳上)。萬麗鵑應聘到中研院近史所時，不知羨煞多少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生，我當然也是其中一位，當時我正可憐巴巴地在《聯合文學》乞食於編。一九九三年九月，萬麗鵑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二○○○年以〈一九五○年代中國的第三勢力運動〉取得博士學位；二○○二年八月身體檢查時發現罹患乳癌；二○○三年二月過世。在臺北第二殯儀館的告別式，我看著靈堂上擺著萬麗鵑年輕時的照片，久久不能自已。我常常想，如果萬麗鵑知道自己剩下十年的生命，她會用來讀一個不知有用還是無用的博士學位嗎？如果是我，我又會怎麼做？命運無常，天道寧論，每次想到萬麗鵑，我的心裡就一陣傷痛。

    　　吳琿畢業於臺灣師大歷史系，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念書前，在國中任教。碩士論文為〈清季中美教案之研究(1860-1900)〉，邵玉銘老師指導。畢業後任教於臺灣師大附中，其後隨夫赴美陪讀，多年未連絡。

    　　兩位韓國同學金勝一和安明子，安明子於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後，到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返回韓國，在大學兼課。韓國是一個非常男性中心的社會，女性極難在大學取得教職，安明子就這樣一路兼課十幾年，未能取得正式教職。金勝一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赴日本九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返回韓國多年，亦未覓得教職，以兼課、翻譯、寫書討生活。韓國學術界非常看重大學階段，首爾(漢城)大學畢業生較易獲得教職，金勝一因為大學時代念佛教東國大學，縱使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在日本九州大學取得博士，回到韓國，他們看的仍然是大學時代讀東國大學。這真是學術界的奇特現象，但各國有各國的學術傳統，實在很難說出個什麼道理。

    　　美國喬治城大學的交換學生朴蘭詩，父親是韓國人，母親是美國人，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念一年後，返回喬治城大學繼續未完成的學業，取得碩士學位後，轉往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政大歷史研究所上下屆同學會一起修課，彼此亦均熟稔。

    　　高我一屆的學長姊中，有許多人留在學術界工作。劉祥光大學時代原本讀政大統計系，大三時降轉歷史系，畢業後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英文極佳，能翻譯英文小說。碩士論文題目為〈西潮下的儒學：熊十力與新儒學(1922-1949)〉，張玉法老師指導。服役退伍後有一段時間任職於《商業周刊》出版部；其後赴美留學，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博士，主攻宋史，一九九六年返回政大歷史系任教。因研究室與我緊鄰，時相過從，幾乎每日相見，我們戲稱自己是季陶樓的土地公，鎮日守著季陶樓。

    　　何思瞇大學畢業時考上臺大、臺灣師大、政大歷史研究所，後來選擇留在政大就讀。碩士論文〈清季江蘇省學會運動之研究(1895-1911)〉，指導教授為李定一老師；一九八七年政大歷史研究所成立博士班，何思瞇考進第一屆，一九九三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抗戰時期的專賣事業(1941-1945)〉，指導教授為陳慈玉老師。在取得碩士學位後，何思瞇考上高考史料編纂人員，任職於國史館，取得博士學位後轉任國立編譯館任職。可能因長期任職於公家機關，何思瞇的論著產出無多，我個人覺得殊為可惜，但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似亦無庸越庖代俎。

    　　陳德漢大學念輔仁大學圖書管理學系，到政大歷史研究所讀碩士班。我到政大讀書後，有一天陳德漢對我提起一九七七年我考大學時，他和我同時考進東海大學歷史系，他的名字就在我前面一個，我到東海讀書，陳德漢選擇重考，進輔仁大學圖書管理學系，沒想到六年後在政大歷史研究所相遇，亦算是有緣。陳德漢的碩士論文為〈山東義和團之研究〉，指導教授為戴玄之老師；服役退伍後，陳德漢任職於國家圖書館，吃他大學時代所讀圖書館管理的老本行。

    　　林偉盛和我同一年進大學，他在政大歷史系，我在東海歷史系，進政大歷史研究所晚我一屆。林偉盛桌球打得不錯，讀研究所時，常和高我兩屆的林桶法學長，低我一屆的劉文賓，一起較量桌球。林偉盛的碩士論文為〈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之研究〉，林能士和張炎憲教授指導，在一九八○年代後期，臺灣史研究尚未紅火，林偉盛屬較早以臺灣史為專業之研究生，其碩士論文後來正式出版，書名為《羅漢腳》；一九八九年到臺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一九九八年以〈荷據時期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貿易(1622-1662)〉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暨南大學歷史系。

    　　劉文賓碩士班和林偉盛同班，大學時代讀統計系(和劉祥光同班，大三時劉祥光轉歷史系，劉文賓則念到畢業)，桌球打得不錯，是左撇子。在一九八四年我們一起念碩士班時，電視正好播出金庸《笑傲江湖》改編的連續劇，劉文賓因而博得「左冷禪」的外號。當時研究生宿舍地下室有乒乓球桌，歷史研究所男女同學常在那兒打球，劉文賓因為教我同班同學萬麗鵑打桌球而互生情愫，後來倆人走進結婚禮堂。劉文賓的碩士論文為〈國民政府的法幣政治及其實施(1935-1948)〉，指導教授為劉翠溶院士；一九九一年劉文賓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一九九七年以〈近代中國企業管理思想與制度的演變(1860-1949)〉取得博士學位，指導教授仍為劉翠溶院士；取得博士學位後，劉文賓任教於輔仁大學歷史系。

    　　高我兩屆的林桶法學長和我關係比較複雜，他是我碩士班的學長，卻是我博士班的學弟，我喊他法哥，他喊我彭老大，不知情者聽不出誰高班誰低班，其實亦無所謂，高幾班低幾班祇是方便分別屆次，做研究時是不理會那些的。林桶法喜歡打籃球和桌球，和我運動的喜好接近，常在球場廝殺。林桶法的碩士論文〈徐世昌與南北議和之研究〉，指導教授為老前輩沈雲龍教授；此論文正式出版為專書《民國八年之南北議和》(台北：南天書局，一九九○)；一九九○年林桶法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低我一屆，我是一九八九年入學)，一九九四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戰後國民政府平津區的接收與復員〉，蔣永敬老師指導，此論文收入張玉法老師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叢書：林桶法，《從接收到淪陷：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七)。取得博士學位同年，林桶法應聘輔仁大學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任教，其後轉到輔仁大學歷史系任教。林桶法的兒子林必達，和我的孩子彭博在政大實小時同班，兩人交好，時相往還，兩家人誼屬兩代交情。

    　　林建發先我一年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服役後返校念書時低我一屆，和林偉盛、劉文賓同班，但他是何思瞇、劉祥光的大學同班同學，在政大歷史系所同學中，極為優秀；碩士論文為〈近代中國東北社會中的鬍匪(1860-1930)〉，趙中孚老師指導；其後考入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博士論文為〈苦力：季節性移民與中國東北社會變遷(1860-1940)〉，指導教授為李國祁老師。取得博士學位後，任醒吾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建發是同儕中的少數東北史專家。

    　　一九八三年我碩士班一年級時，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黃克武到政大聽王爾敏老師的課(不知道是選課或旁聽)。黃克武碩士畢業後任職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赴英國牛津大學進修(Oxford University, Oriental Institute, 1989, Master of Studies)；其後赴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1994, Master of Arts)；二○○一年獲博士學位，是研究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的專家。

    　　前後期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同學，各有專長研究領域，但我並非撰寫政大歷史研究所史，許多前後期同學亦就暫時打住。

    　　政大歷史研究所申請成立之初，研究方向定為中國現代史，師長中蔣永敬和李雲漢老師來自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2000年後改名為黨史館)，並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互動密切。我修課的王爾敏老師、張玉法老師、李國祁老師(任職台灣師大歷史系，但出身於中研院近史所)，以及先後到政大兼課的李實強、黃福慶、呂芳上、陳慈玉老師，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師資的主力。政大歷史研究所草創初期，實施系所分治，歷史系老師極少在歷史研究所開課，歷史研究所老師卻因授課時數不足之故，必須在歷史系開課，造成系所老師在心理上不是很平衡。而且當時有部分歷史系老師僅在共同科開課，在歷史系所反而沒課。歷史系所為誰在系開課，誰在所開課，師長間偶有芥蒂。我們這些晚輩學生祇是聽聞，並未能真實了解其中關竅所在。而研究所師資陣容雖然有許多來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但對歷史研究所同學畢業後的工作出路，並沒有太大幫助。近史所聘任的研究人員，大部分來自台灣師大或台大歷史系所，極少政大歷大系所畢業生進入近史所工作，縱使有部分學長姊或同學進入近史所任職，主要亦是他們受過其他學校的洗禮。二十年來，直接從政大歷史系所畢業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祇有一位萬麗鵑。我無意在此批判或指責，每個單位有自己的用人原則，或許政大歷史系所的畢業生，適巧不符近史所的需求，亦是可能的。

    　　既然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專長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在無法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情況下，祇能到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工作，或通過高考進入國史館，其他則到各級學校教書。

    　　一九九二年政大實施系所合一制度，政大歷史學系為系所共同的名稱，其下分為大學部、研究部碩士班、博士班，解決了長期以來系所分治的問題，每位教師均在系所開課，不分舊來新到，一視同仁，對系所教學有極大的改善。研究部仍聘請許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兼課，以補強政大歷史研究所不足之師資，兩個單位亦維持長久以來的良好合作關係。至於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生的出路，二○○○年代以後，找工作本即不易，何況號為台灣學術界翰林院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等，台灣史學界的重鎮，申請進入這些單位工作，本即戛戛乎難矣哉，亦就不必多所計較。能聘請中央研究院歷史相關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到政大歷史系所兼課，讓學生受到良好的學術訓練，是政大歷史系所學生的福氣，且可補強政大歷史系師資之不足，何樂而不為？

    　　一九八五年六月，在通過學科考試之後，我到《聯合文學》任職，留下未完成的碩士論文，一九八七年五、六月我將碩士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分兩次送請閻沁恆老師指導修訂，並送到所辦公室申請口試。

    　　我的論文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古史辨運動無疑具有相當程度的爭議性。擁護者認為是擂醒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鼓角，反對者認為是破壞傳統文化的罪魁禍首，而緊咬住「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以今日吾人的後見之明來看，古史辨運動無疑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結，在五四與後五四時期所造成的狂風巨浪，影響深遠，迄今未衰。現代中國史學的上古史研究，基本上就是從古史辨運動鳴槍出發的；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者，不論贊成或反對古史辨運動，均不能不注意此一運動所造成史學觀念的轉變，特別是對儒學經典的重新定位，有助於研究工作者以現代眼光來看待原本不容置疑的「六經」，重新審定史料的可信度，這是中國上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轉折。

    　　一九二三年四月廿七日，顧頡剛寫了一封信給錢玄同，信中引述許慎的《說文解字》，說大禹「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 ，就是這段話點燃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其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即緊咬“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不論顧頡剛的觀點如何改變，反對者完全不予理會。收到這封信的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亦表示他並不贊成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點 ；而顧頡剛亦將「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拋棄 ，但顯然未被反對者所接受。我的論文主要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色，分析清代樸學考據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民俗戲曲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四條重要線索：(一) 今古文之爭的新命題 ，(二)胡適與杜威實驗主義，(三)科學主義的影響，(四)民俗戲曲與典籍史料化。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通過口試，取得碩士學位，口試委員是閻沁恆、林能士與逯耀東老師。那一年逯老師適巧自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返回臺大歷史系客座，我從此與逯耀東老師建立了二十年的師生情誼，直到二○○六年一月逯老師告別人世。

    　　一九八七年中國歷史學會將我的碩士論文評為該年度最佳碩士論文，並推薦到臺灣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但因為當時我有點痴心妄想，希望在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允晨文化事業公司或聯經出版公司出版這本書，所以並沒有很積極修訂我的論文，但又未認真去找這三家出版社，最後仍交由臺灣商務印書館，直到1990年方始出版：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一)，此書成為我的學術處女作。

    　　揚帆，啟航，政大歷史研究所是我學術研究生涯的初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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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26,2006

    豐山國小，高高的木麻黃

    　

    　　偶然不經心裡響起《秋柳》的旋律。

    　　

    １２３　２１２　１６５　１２３　３３５　５３２
    堤邊柳，到秋天，葉亂飄。葉落盡，只剩得，細枝條

    １２３　２１２　１６５　１２３　２１２　１７１
    想當日，綠蔭蔭，春光好。今日里，冷清清，秋色老。

    ３４５　５４２　２３４　４４４　３２３
    風淒淒，雨淒淒，君不見，眼前景，已全非。

    １３５　３２１　７６５　１３２　２１２
    眼前景，已全非；一思量，一回首，不勝悲。



    　　那是臺灣小學生常唱的歌，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是李叔同改編自Walter C. Stier〈甜蜜變奏曲〉的一首歌。

    　　一九六○年代在臺灣長大的孩子，不管喜不喜歡音樂，或者是否曾經用心上過音樂課，應該都唱過這首〈秋柳〉。優美的旋律，時常在我心底湧現，那是我美麗的童年。

    　　豐田有一座原荖腦山，村子裡的人都叫它石綿山。

    　　石綿山海拔1,082公尺，位於木瓜山南支稜，山脊平坦，西北隔兩座無名山接木瓜山；東南緩降溪口村；西南面向知亞干溪傾斜，面對林田山；東面向花東縱谷傾斜，正面迎向豐田社區；東北支稜介於白鮑溪與平原之間，稜端成壽山。岩層為絹雲母石墨片岩、綠泥片岩，介有火成岩，蘊藏良質石綿礦、滑石、蛇紋石、翠玉等；山上林相為闊葉林，山麓植果園。這裡是臺灣玉(豐田玉)的產地，曾盛極一時，中國石礦公司在此設礦場，採掘石綿、滑石、翠玉。石綿山下有兩所學校，一所是豐山國小，一所是壽豐國中，這兩所學校都是我的母校。

    　　1953年豐裡國校設立豐山分班，1954年成立豐山分校，1958年豐山國小正式獨立。

    　　一九六五年九月，我穿著黃卡其衣褲，赤著腳丫子，姆媽牽著我的手到豐山國小註冊。豐山國小就在家附近，穿過鐵軌，經過兵寮(大同農場)，一忽兒就到了。姆媽牽著我的小手，到辦公室註冊。

    　　我被編到一年乙班，教室在升旗臺南方靠近荒埔地那排，導師是張東坡，一個有點木訥的老師，印象裡一直到我小學畢業，張東坡老師都是教一、二年級，即雙數年教一年級，帶到二年級結束，再回頭帶一年級。

    　　那時候鄉下地方沒有幼兒園，班上有幾個同學在前一年曾經寄讀過。街上的小孩因著家裡的緣故，可以和學校商量，提前一年入學，稱為寄讀。第二年有的功課跟得上的就繼續念二年級，有些雖然功課跟得上，仍然重念一次一年級。因為他們念過一年，彼此認識，而且在學校待了一年，對學校比較熟悉，所以一開學，上都他們的聲音。班上寄讀過的同學有彭成洲、劉劍文、黃玎瑩、吳東湖等人。

    　　彭成洲的爸爸彭初篤開了一個木材行和一家旅社，我們稱他阿篤伯，家裡很有錢。在鄉下有幾種人家裡是有錢的：輾米廠、木材行和雜貨店(柑仔店)。鄉下人種稻，開輾米廠是第一營生，做台灣經濟史或臺灣區域研究的朋友都知道，臺灣鄉下首富富常常是開輾米廠的。日治時期伐木，主要是伐取臺灣檜運送到日本，花蓮林田山林場和池南林場是重要據點，因而開木材行亦是好營生。雜貨店有時亦稱百貨行，舉凡日常所用，都來自雜貨店，收入自豐。彭成洲的大姊夫是豐山國小的校長，但那大姊是大媽生的，大媽跟大姊住在校長宿舍，彭成洲和爸爸、媽媽住在旅社旁邊的房子，是家裡的屘子，甚是得寵。吳東湖的祖父吳燦霖開蔘藥行和雜貨店，爸爸吳勝熊管著雜貨店，祖父管蔘藥行，但我印象裡蔘藥行生意並不是很好。我們稱吳東湖的祖父為燦霖伯，那是從我父母算來的稱謂。吳東湖的大哥吳東茂和燦霖伯的小兒子吳勝連同班，吳東茂稱吳勝連叔叔。劉劍文的爸爸劉雙科是村長，我們稱雙科叔。黃玎瑩的祖父黃石頭，亦為村中富家，屬阿舍伯輩。

    　　張東坡老師有點木訥，教書教得好不好，以我當時的年紀實無法判斷，但我們喜歡一年甲班的古錦英老師，有點富態，講話的聲音很好聽，有時張東坡老師請假，古錦英老師來代課，教我們唱歌。臺灣的小學制度是包班制，平常唱遊課是張東坡老師教，但他有點嚴肅，連唱遊課都上得硬板板的。

    　　小學一、二年級是分半天制，一個禮拜早上，一個禮拜下午，一年級和二年級輪著上，我不清楚是不是因為教室不夠的緣故，還是課程就那一些，上半天課就夠了。早上上課那個禮拜，下午放了學我們就到處玩，反正鄉下地方，抓泥鰍，摸鳥蛋，各種花樣，玩得不亦樂乎。下午上課的禮拜，早上沒事倒是乖乖待在家裡，因為找不到同學玩，而且下午要上課，也不敢到處野。

    　　我不記得課本裡教了什麼東西，反正上完課就是玩，回家好像不曾看過書。作業當然是要寫的，小學一、二年級也沒多少功課，一般都是天黑以前就寫完。我會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家裡點煤油燈，印象裡沒有在煤油燈下看過書或寫過功課。家裡有電是小學五年級以後的事，所以我記憶裡一年級到四年級，晚上不曾作過功課。作功課也沒有地方，客廳擺一張圓桌，廚房一張飯桌，作功課時坐在小板凳上倚著大板凳寫字，天黑前寫完，因為煤油燈的光度不足，沒法子看書寫字。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我身高足夠坐在圓凳上倚著圓桌寫字，那是小學五年級以後的事。

    　　我為沒寄讀過，一年上期的功課平平，但還算不錯，拿了個第五名，前四名都是寄讀生。一年下期成績第二名，一直到四年級結束都是第二名，第一名是彭成洲。反正小學一、二年級的成績就是那樣，考試會寫，上課不調皮搗蛋，功課大致就不會太離譜。我也沒有特別用功，那一點點功課，想用功也無從用功起，何況不知道要怎麼用功。同學間分成兩派，一派是街路的，一派是庄下的；街路的顧名思義即住在街上，家裡環境好些。因為鯉魚山開採石綿的緣故，有些日據時代留下來的石礦公司職員，以及因石綿開採而形成的市集，使得豐田村也頗發展得欣欣向榮，加上糖廠就設在壽豐，會社的職員們也形成了另一社區；因而街路就顯得熱鬧起來了；以及作生意的小孩，鄉公所職員的小孩，老師的小孩。庄下的即為莊稼人家的小孩，住在大湖角山上種水果的小孩。我是耕種人家的小孩，自然屬庄下這一邊，使我和山上的孩子別有一番親切。但因住家距離街上比較近，和街路小孩亦常玩在一起。吳東湖是街路小孩的頭兒，力氣很大，很會打架，印象裡只要有他在，打架一定贏。我算是吳東湖身邊的小囉嘍，有時我們會和甲班同學卯起來打架，在荒埔地打得天昏地暗，日夜無光。記得是四年級的時候，甲班的葉雲安帶隊和我們乙班打架，原因已經記不得了，我們在荒埔地大打出手，很多同學都掛采了，最後是導護老師和教導主任趕來，才結束這場鬧劇。

    　　彭成洲的大姊夫郝秀樑校長在我升三年級時，調到森榮(森坂)國小，那裡是林田山林場，後來成為花蓮的重要觀光景點。從花蓮市來的黃啟棻接任校長。但我們和校長的關係不大，反正校長不上課，除了升旗時偶爾聽他訓話，一般不會有機會和校長說話。升旗時要做體操，校長講話的時間也不長，校長和學生彼此都陌生。

    　　一九六○年代，臺灣猶處於反攻大陸的年代，國軍與美軍常舉行聯合演習，演習時部隊即住紥於小學教室，我們在校園裡常會看到他們。阿督仔有黑有白，喜歡逗弄我們，我們就跟山姆大叔「三塊給你買麻糬」地亂說。此外，防空演習亦為例行項目，學校靠西那排教室的後面種了一片木麻黃，樹林裡挖了防空壕，演習時我們就躲在那裡。在聽到空襲警報時，老師會帶領我們迅速從教室跑到木麻黃樹林裡分配好的防空壕，到達指定地點後，老師會教我們趴在地上，兩手姆指塞住耳朵，另外四指蒙住眼睛，彷彿真面臨空襲一般。村子裡有些地方下日治時期的防空洞，靠近中國石礦公司附近就有一座，防空洞裡灑了石灰，以防蛇蛔蚊蚋進入，防空演習時，附近居民會躲進防空洞裡。學校的演習一般配合豐山村進行，有時甚到整個鄉一起舉行演習。

    　　我喜歡那排高高的木麻黃，躲空龔警報的時候，從木麻黃的間隙望去，陽光會射進防空壕，留下片片光影。有時沒課的時候，我們也會跑到這裡玩，抓四腳蛇放到粉筆盒裡嚇老師。因為學校的辦公室在東邊那排教室，中間隔著操場，只有幾間新蓋的教室在西邊，老師們很少到這裡來，木麻黃樹林成了我們的天堂。在南邊的荒埔地和西邊的木麻黃樹林之間，有一座孤單的溜滑梯，我們不是在荒埔地，就是在樹林裡，校園的西北角，是我們的快樂天堂。校長室、教師辦公室、醫務室都在東邊那排建築物裡，北邊那排教室是六年級的教室，依順時針方向是五年級，中年級，低年級，低年級教室已經轉為東西向，三間教室的隔板可以拆下打通，重要典禮時當作禮堂使用。

    　　三年級時換到東邊的南北向教室，班導師是侯九亭，外省人，講話口音很重，大部分我都聽不懂，也無法分辨他的口音是哪裡人。上國語課時，在黑板上寫大意讓我們抄，講課的內容不多；數學課則把算式寫在黑板上，我們抄完也差不多下課了。四年級下學期時，侯老師生病，魏振乾老師來代課。魏老師是阿炫叔(陳正炫)的大兒子，阿炫叔的兩個女兒陳勤美、陳秋菊和我同屆，念甲班，哥哥卻來當我們老師。魏老師彼時花蓮農校畢業，剛當完兵，上課時可能因為緊張，臉上不太有笑容。班上同學推派代表到花蓮醫院探望侯老師，四年丙班的周老師帶我們去。我們看到侯老師躺在病床上，四個同學囁嚅得不知說什麼好，印象裡以乎是彭成洲對老師說了些慰問的話，待了半小時，我們就離開醫院了。

    　　我和來自大湖角的孩子，向來相處甚好。最初是黃景義坐在我的旁邊，壯碩的身材，像一頭牛，上學的時候，穿一條卡其短褲，一路跋山涉水而來。他的父母都到外地討生活去了，只留下他和老祖父相依為命。老祖父頭髮早已花白，但身子骨依然結棍。有時送黃景義到學校來，也順道採購些日常用品回山上。黃景義大概只有在祖父面前才肯老老實實地走路，平常總是踮著腳跟子，一陣風也似地跑著、跳著。照班導師的說法，黃景義是很「牛」的。可他並不會運動，打球、跑步都不行，只會調皮搗蛋。升上四年級的時候，我不知怎地心血來潮，央姆媽讓我帶飯包到學校，其實家裡到學校也不過五分鐘的路程，如果不在路上踢石頭、打麻雀的話。而我從小彆扭，說要帶飯包就一定要帶，姆媽也拿我沒辦法。可飯包永遠也只是菜脯蛋或荷包蛋。就這樣喜孜孜地上學去。中午吃飯的時候，大部分同學都回家了，就只賸下大湖角和住在山下的同學，大夥兒打開用大頭帕包裡的飯包，興高采烈地吃將起來。黃景義的飯包永遠比別人大，鋁盒子已經有點兒氧化生鏽了。他的飯盒裡大部分是飯，菜則是過山貓(一種可食用的蕨類)和竹筍居多。也不知怎地，我老愛跟黃景義換菜吃，菜脯蛋和荷包蛋吃多了，看起來有點像蛋頭。過山貓吃起來澀澀滑滑的，頗有草木青青之味。有時黃景義也帶炒蝸牛或香椿，都是我所喜愛的。就這樣在中午吃飯包的時候，和大湖角的同學成了好朋友，並且由此使吃飯包的時刻，變成一天中的快樂時光。

    　　潘振豐和潘麗雲是兄妹，同在一個班上。潘振豐上學的時候騎了部武型腳踏車載妹妹，一路伊呀伊呀地從山上下來，臉上一點表情也無。有的時候他也單騎下山，潘麗雲就一個人跋山涉水而來，這樣的話，她往往會遲到(就像黃景義常常遲到一般)，遲到時就被罰站。我們轉頭望著潘振豐，頭低低的，一副做錯事的模樣兒。也許兄妹倆路上吵了架吧！那有兄妹不吵架的呢？後來熟了以後，潘麗雲仍然很少和我們一塊兒玩，大概是男女有別的緣故罷！她總是默默的，不說一句話，寬邊的吊帶裙，沈靜的神情，也不知她心裡在想些什麼？甚至到五、六年級的時候，我們這一夥常常到大湖角玩，尤其潘振豐家更是像走隔壁一樣，可我仍然跟潘麗雲不熟，記憶中她似乎永遠躲在屋角，有時亦到竹管引來的山泉邊洗菜，卻是默默的一句話也不說。而潘振豐家的葡萄柑、椪柑，李子、桃子，漫山遍野的果實纍纍，潘振豐帶著我上山下水，玩得不亦樂乎。有時我們也做鳥踏仔抓鳥，山上的鳥兒們又肥又大，尤其雉雞、斑鳩更是令人垂涎欲滴，運氣好的時候，一下午可以收到好幾隻。於是堆土做窯，烤鳥仔巴，火堆上油滋滋的，烤得我們滿臉通紅。潘振豐說，越過瀑布上的絕壁，再往南走一天一夜就可以到大湖了。我問他去過沒有，他搖了搖頭，說他大伯曾在那兒打到一條山豬，有一百多斤重呢！說得我張大了嘴。潘振豐說：「真的喲！彼邊有好多山豬，所以大伯才不肯讓我們小孩子跟去。」他的父親也是很早就離開大湖角到西部打拼去了。我們總說花蓮是後山，中央山脈彼邊是西部，所以「後山人」、「後山番」就成為西部親友對我們的稱呼，帶一點鄙夷的味道。尤其那幾年蘇花公路常有翻車的事，父親和姆媽要好幾年才肯回一趟竹北老家，感覺上真是遙遠。有時我也和父母一塊兒回去，外婆總是哭哭啼啼，說到那「後山番」的地方去，平日音信不達，也不知是生是死。我想，父親和姆媽到後山拓荒，也是親友們百想不解的罷！而黃景義的父母，潘振豐的父親，到西部討生活，也是理所當然的了。事實上鯉魚山黃土貧瘠，除了果樹也種不得什麼，不像臺灣其他地方可以闢為梯田，種蔬菜或插秧什麼的，住在大湖角的那些人家來得晚，平地都已開墾殆盡，只好往山上發展，山上種不到什麼來吃，只好又回到西部打拚了。班上一些住在大湖角的同學，不是父親不在，就是父母都出外了，講來身世都有辛酸，有些在很小的時候就嘗到為生活奮鬥的苦辛，雖然他們看起來是一副樂天的模樣。

    　　陳阿龍是大湖角最牛性子的，每次考試都倒數第一名，他也不在乎，班導師打他、罵他，他仍是一副調皮模樣兒。可他打鳥的技術真好，每個禮拜三課外活動時間，老師們比賽排球或打軟式網球，我們中午就放學了。這時陳阿龍手上一把彈弓，一路打鳥回山上，我們幾個死黨也把書包裡的彈弓拿出來，口袋裡鼓鼓的裝滿了小石子，打鳥去也。一路玩玩鬧鬧的，到荖荖溪的時候，我一隻也沒打到，陳阿龍腰帶上已經掛了一大串。我們在荖荖溪岸的合歡林結束狩獵之旅，然後，沒打到鳥的人負責找木柴生火，獵物豐碩的則解下繫在腰帶上的苧麻樹皮，用士林牛小刀剖開鳥腹，取出內臟，拔乾淨了毛，插在竹枝子上。當鳥仔清理好的時候，土窯堆砌的火堆也燒得紅了，架上椏杈，烤得滋吧滋吧響。鳥仔巴的滋味香又脆，陳阿龍考落屎尾的事，早已拋到九霄雲外。

    　　有一回，大夥兒起鬨說要去拔「雀雞卵」(一種蕨類的根部，呈橢圓形，表皮有毛，可食，略澀，有薄荷涼味)，順便也來一次狩獵之旅。於是吃過午飯我們就出發了。

    　　順著學校圍牆外的荒仔埔往南走，我們像大軍出征般的神氣。荒埔仔的土壩石縫間長滿了「雀雞卵」，一叢拔出，滿把的「雀雞卵」從土裡現身，像拔花生一般的，我們歡呼大叫，雀躍的心情像三月陽光，這樣暖烘烘的在心底燃燒。「雀雞卵」的旁邊生長著茅草，茅草根是出麻疹時清涼退火的好藥材，燉冰糖吃，點滴甜意在心頭。而不加糖的茅草根，甜意亦在，只吃得我們滿口子的泥土。拔多了「雀雞卵」，吃夠了茅草根，意猶未盡的我們繼續向前行進。越過荒埔仔，越過大圳溝，荖荖溪的水流潺潺，我們繼續上山，山徑旁的觀音竹林有許多筍龜，頸連背的交界處長了一頂斗笠或雨傘，我們比賽看誰捉得多。陳阿龍又取出他的彈弓了，潘振豐回到他裝設鳥踏仔的地方，抓來幾隻新陷其中的鳥兒，以及熟透了的紅肉梨李，豐盈的汁水，入口即化。黃景義家的百香果由青泛紅，吃起來酸酸甜甜的，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生一堆火烤鳥仔巴罷！香酥脆口的鳥仔巴入口時，天色已漸漸黯了下來。於是匆匆掩埋了火堆灰燼，趕回學校。自習課，侯老師正在抽背課文，我們偷偷由後門掩進教室，蹲走著回到自己座位上，侯老師拿下老花眼鏡，喊我的名字，要我背「差不多叔叔」，坐在前面的潘振豐把課文攤開，舉高了，我把手背在後面，看著課文一路念下來，連氣都不中斷。念完了之後，侯老師扶了扶老花眼鏡，說道：「大家要像彭明輝背這麼熟才可以，你們要向他多學學。」潘振豐把臉趴在國語課本上不敢笑出聲來，黃景義拿了課本掩住嘴竊竊私笑，窗外的麻雀吱吱喳喳叫個不停。

    　　有一次，我們終於決心要到大湖探險，黃景義、潘振豐、陳阿龍和我，潘振豐還帶了一把彎彎的番刀，說到時候可以殺山豬。我們一早就出發，抵達瀑布的時候，太陽才斜斜升上東山。由瀑布往上望，頂天的絕崖，我們用雙手雙腳死命往上攀，抓著小樹幹、山藤、岩石，一步一步往上，歷經千辛萬苦，終於上了崖頂。舉目望去，羣山連綿疊碧，崖頂四周依然是深壑山溝，行也不得。大夥兒商量了半天，什麼結論也無。既無行跡可循，且是天險，只好無奈地又順著崖壁往下行。抵山麓，掬一把瀑泉洗臉，沁涼的感覺撲面而來，大湖的探險就這樣結束了。

    　　中年級時我這麼調皮愛玩，功課仍維持得不錯。四年下期時，老師還選我為模範生。學校的模範生有兩種，一種是班級模範生，每班選出一名。然後這名模範生再參加全校模範生選拔，在早自習時間到教師辦公室向全校老師推薦自己。我亦不知哪兒來的勇氣，居然敢在那麼多老師面前講話，記得我好像一邊講一邊腳在發抖。結果當選全校模範生，全校模範生是一個年級選出一名，我想這算是我小學時代的輝煌事蹟了。

    　　中年級記憶最深刻的是養蠶。紙盒裏用七紫三羊毛筆輕輕挑著一仙兩仙的蠶寶寶。也不知是誰發明的，蠶寶寶要用「仙」來數，好像有個口訣，像是「一隻兩隻給螞蟻抓得沒半隻」，但稱「仙」也不行，還有「一仙兩仙給螞蟻抓去煎」之類的，脾氣大些的小孩，在有人對著蠶盒子念這兩句口訣時，就要翻臉打架了。

    　　採桑葉是相當麻煩的事，要乘著露水未乾時採摘下來，然後再用衛生紙或乾布吸掉葉片上的水分，否則蠶寶寶吃了要拉肚子。但又不能等到日上三竿再摘，那樣桑葉裏面的水分又不夠了，總是這樣像照顧小小孩一般地照顧著蠶寶寶。每日裏清換著紙盒裏的襯紙，桑葉從草綠的嫩葉到墨綠的老葉，蠶寶寶一暝大一分，有時也靜靜地躺著蛻皮，五番折騰，終於到了吐絲的時候。於是撕下筆記本，卷成一個小紙筒，用橡皮圈套牢，將蠶寶寶放進紙筒中吐絲，因為只有這樣，蠶才會吐成完整的橢圓形繭來。在臺灣，所飼之蠶有兩種絲的顏色，一白一黃，白者雪白，黃者金黃，都是明亮討人歡喜的色澤。可小孩也奇怪，如果白蠶繭多了，黃蠶繭就高貴，反之亦然。所以，白繭少時，一個白繭可以換到四、五個黃繭，黃繭少時，一個黃繭可以交易四、五個白繭，彷彿小孩子已經懂得以物易物，物以稀為貴的道理。我總弄不懂，為什麼同樣是蠶寶寶，會吐出不同顏色的絲來？就像家裏養雞飼鴨，我總要問姆媽，為什麼黑雞母會生出白雞蛋？以及為什麼小雞小鴨出生時都是鵝黃色的絨毛，長大了卻爭奇鬥豔？姆媽老是摸摸我的頭，笑著說：「傻孩子，不同種當然生出不同的雞仔鴨仔囉！」我又要問，為什麼不同種的雞仔會生出同樣的白雞蛋？姆媽只能笑一笑，什麼也不多說。

    　　五年級的時候吳福壽老師新到學校任教，擔任我們班導師。吳福壽老師很會畫海報，教我們寫空心字。這時我的功課一直是第二名，吳老師教我們以後，不知怎地，那學期居然得到第一名。

    　　一九六七年，紅葉少棒打敗來訪的日本和歌山少年野球隊那年，我小學三年級；然後是金龍少棒隊捧回世界冠軍，衛冕的七虎隊馬失前蹄，令全島父老為之唏噓。彼時，少棒應是這美麗島嶼每一個人的希望罷！如果不是成人的世界太多挫折，我們怎會寄望小小的威廉波特？所幸隔年巨人隊捧回冠軍杯，恢復島嶼居民的自信心(現在回想起來，整座島嶼的希望寄託在小小的少棒選手上，也是值得寫進歷史的了)，就像我們永遠記得小捕手涂忠男的指揮若定，投手「哈麥二齒」許金木的威風八面。

    　　一九六九年我小學五年級時，豐山國小也興致勃勃地組起棒球隊。這所小小的山區小學，一個年級祇有兩個班，加起來還不到五十個男生，居然組起野球隊了；這是彼時許多台灣小學的共同現象。而且也因為男生少的緣故，身裁高大些、有幾斤蠻力的，都選進了球隊。我因為從小在泥巴裡長大，黝黑的皮膚，結實的肌肉，教體育的劉邦和老師要我加入球隊。

    　　小小的球隊在小小的操場練球，每天黃昏放學以後，我們在教練的帶領下，煞有介事地投球和練習打擊，一個個吊在老榕樹榦上的卡車輪胎被打得搖搖晃晃，彷彿紅葉隊的小選手擊打著溪谷撿來的鵝卵石。也不知誰發明的，許多小學的野球隊都用卡車輪胎做打擊練習，這是後來我隨球隊到處南征北討才知道的。

    　　最初是練習投球和揮棒。投球以拇、食、中指行之，揮棒則用木棍打在輪胎上。不久，開始排守備陣容了，劉老師要我守二壘。二壘手要負責傳達防守指令，教練把作戰指令傳達給捕手，捕手指揮二壘手，二壘手指揮內野和外野手的站位。

    　　那所小學的球隊戰績並不輝煌，記憶裡似乎沒贏過幾場球，比起縣裡其他原住民學生比例較高的小學，我的球隊可以說是很差的。因為我所就讀的學校是以客家和福佬為主要族群，在運動場上的表現往往比原住民遜色。

    　　六年級時，因為我長得人高馬大兼之手長腳長，是一壘手的極佳人選，新來的教練吳宏光老師於是要我去守一壘。說來好笑，孩童的棒球觀念是投手第一、捕手第二、一壘手是第一關的掌門人，排第三，在球隊裡是頗為風光的。我左手握著一壘專用手套，長長的像個蚌殼，有幾分志得意滿的神氣。因為球隊裡沒有左手的球員，吳宏光老師要我和游擊守簡瑞昇改用左手打擊，簡瑞昇打第一棒，我打第四棒，擾亂對方投手的投球節奏。其實我的打擊並不好，但因人高馬大，揮棒時可以把球打得遠些，因此一直打第四棒。但我這第四棒和其他球隊的第四棒，絕不可同日而語。

    　　五年級時，大部分上場球員都是六年級的，我是少數五年級的上場球員之一，其他五年級球員大部分坐板凳。升上六年級後，方才成為主力球員。捕守游清流是轉學生，從臺東轉來，他的母親嫁給豐田大同農場的兵長，兵長即班長，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開發處經營的農場設有班長，鄉下人稱之為兵長。豐田的大同農場在豐山國小旁邊，印象裡每個當到兵長的，都在不久之後結婚，結婚對象有時是臺灣婦女，有時是原住民婦女，而以原住民為多。游清流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嫁給一位姓連的兵長，因此轉學到豐山國小來。彼此大家對紅葉少棒隊的故事記憶猶新，游清流口才很好，很會講紅葉少棒隊的故事，蹲在捕手的位置，一副指揮若定的模樣。投手陳松金是原住民，皮膚黝黑，長得瘦長條兒，投球方式為上肩側投為主，只會投直球，不會其他球路。另一位投手李金鐘，綽號柳丁，家裡開空心磚廠，工廠在校門口到學校的路邊兒上。李金鐘的投球方式為上肩下壓，球路同樣是直球，不會其他球路；在樂隊裡吹小號。但因為李金鐘晚報戶口，實際年齡比我們大一歲，戶口登記卻小我們兩歲，小學畢業後報名考榮工少棒隊，錄取了，又打了兩年少棒，成為榮工隊的當家投手，得過全國冠軍，代表臺灣參加亞洲區少棒賽，可惜只獲得亞軍，未被其他青少棒隊吸收，回到壽豐國中就讀。李金鐘回到壽豐國中讀國一時，我已經國三。後來有一小段時間到臺東打卑南國中青少棒隊，不旋幾又回到壽豐國中，可能是不適應的緣故，從此中斷棒球生涯。

    　　二壘手蔡秉中是五年級的，我去守一壘後接替我的位置，功課極佳，是他們那一屆的第一名，在樂隊裡打大鼓。蔡秉中協調性很好，各項運動均很容易上手。家裡開豆腐店，國中畢業後去念花蓮師專，其後在小學任教。三壘手黃漢水是六年乙班的，功課甚佳，是乙班的前三名，傳球速度很快；在樂隊裡吹小號；游擊手簡瑞昇，反應極靈敏，可以守任何位置，除了不喜歡當捕手；在樂隊裡吹中音喇叭。

    　　右外野手楊廣隆，家裡開輾米廠，在運動和音樂均極有天分，在樂隊裡吹小號；後來我調到右外野時，楊廣隆接替我一壘手的位置。上國中以後，楊廣隆的籃球打得很好，是我們那屆的主力，同時在排球校隊，和我並肩作戰了許多年。楊廣隆在國中和高職持繼吹小號，有一段時間加入管絃樂隊，在花蓮亞士都飯店表演。楊廣隆當兵時在陸軍總部樂隊服役，一九八一年十月國慶閱兵大典，被選為三個號手之一。退伍後組織一個西樂隊，婚喪喜慶時為典禮伴奏。中外野手陳松金，陳松金是投手，不擔任投手時守中外野，和李金鐘兩人互相替換。左外野手張鴻儀，家裡開豆腐店，綽號就叫豆腐仔，在樂隊裡和我同樣是長號喇叭手。另外有幾位候補球員，同屆的彭成洲、低一屆的杜茂楨，都是外野手，上場的機會不多。

    　　豐山國小棒球隊的戰績不佳，連在壽豐鄉比賽都少有勝場。當時有球隊的小學包括壽豐國小、月眉國小、水漣國小、豐裡國小，前三所學校的球員大部分是原住民，運動神經很發達，我們總是打不過他們。縱使豐裡國小，我們仍下他們的對手。

    　　低我兩屆的學弟，後來倒有人去打榮工隊，而且表現不錯。我小學三、四年級班導師侯九亭的小兒子侯明坤，低我兩屆，小學五年級時參加榮工少棒隊，一路打到職棒。在中華職棒初期，擔任三商虎隊的三壘手。兄弟隊的吳俊達，本名吳德生，在豐山國小念書時低我三屆，三年級時加入棒球隊，小小的個兒，在球場邊幫忙撿球。吳家兄弟是阿美族，阿美族人運動特好，吳德生也一樣，打著打著居然成為少棒國手，到威廉波特參加世界少棒賽。回國後加入榮工青少棒隊，升入榮工青棒隊，保送輔大體育系，成為成棒國手。吳德生後來改名吳俊達，中華職棒成立後，擔任兄弟隊的中堅守，退下戰袍後曾擔任過一年的中華職棒大使。二○○一年十一月，吳俊達考取高爾夫職業球員資格，他是臺灣第一位職棒、職業高爾夫「雙棲」的職業球員。每次看到他在球場上奔馳，我就不禁想起他那在颱風天午後送信到米棧而淪為波臣的大哥，以及和我們一起玩樂團，打爵士鼓、吹薩克斯風的二哥吳岱霖。

    　　如果就這樣一直守著一壘，縱使球隊戰績不佳，我童幼的心靈也不會覺得有這麼大的挫折罷！我常常想，後來離開球隊的原因雖然可以找出一籮筐，最重要的可能還是對自己運動才華的失望。就在我小學六年級那年的秋季賽，打完第一場比賽之後(對我的球隊而言，打完一場球約略等於輸一場球，我們的球技就差可憐見了)，吳宏光老師忽然將我調到右外野，把右外野手調到一壘。從此我有了被放逐的感覺。小小心靈裡總以為內野手是比較重要的，而我常常站在右外野的位置望著天空發楞。每當內野守備們聚集討論比賽時，守外野的我和其他兩位隊員就呆呆地站在外野草地上，等待球賽繼續進行。

    　　我的個子在同年齡算高，在教室裡總是坐最後一排，距離黑板最遠，除非老師找麻煩，否則很少會注意到我。從小學到高中，我似乎一直沒有離開過最後一排的位子。常常我坐在教室裡，老師在前面講得口沫橫飛，我卻是坐在後排望著窗外的大王椰子花開花落。偶或天空飄過幾朵卷雲，輕描淡寫地畫過，宛如也是外野手的心情，窗外的草木扶疏多麼怡人，右外野的草地青翠柔軟，我再也不要到內野參與那些激烈的爭執和競賽了。就是這樣的心情，我站到右外野去了。每當比賽的時候，常常我站在右外野的青草地上，望著花蓮蔚藍的天空癡癡發楞。

    　　後來也加入過其他球隊，我總是打那最無關緊要的位置。籃球打後衛，手球打後衛，足球踢後衛，感覺上自己永遠是外野手。可不管甚麼球，打後衛的人似乎都難有得分的機會，沒有掌聲也沒有喝采，我默默地站在外野或後衛的位置。如果說球賽是一種競爭，外野手與後衛大概是最無所爭的罷！他沒有主動地攻擊，祇有被動地防禦，而我卻覺得外野和後衛的青草地真好。

    　　五年級時加入學校樂隊，吹長號喇叭。三位小喇叭手均為棒球隊員，楊廣隆、李金鐘、黃漢水；中音號喇叭手為簡瑞昇、黃天送；長號喇叭手為莊金龍、張鴻議和我。蔡秉中打大鼓，杜茂楨敲三角鐵，小鼓有邱素貞、李秀雲等人；指揮是彭成洲。黃天送後來去學爵士鼓，和村子裡大一些的吳岱霖、彭子森他們組樂隊，但似乎不是很成功。杜茂楨功課極佳，大學時念成大。莊金龍花蓮高職畢業後，任職壽豐農會，娶了同班的高素月，一直待在村子裡。長號喇叭在樂隊裡最不起眼，一音一音地拉長縮短，像教堂裡唱聖歌時伴奏的背景。有時開演奏會，Solo絕對輪不到我，永遠在伴奏的低音部當陪襯。

    　　然後我就離開球隊了。在小學畢業的那年暑假，我帶著右外野手的悲涼離開球隊，也離開我童年的野球夢。

    　　五年下期，學校將我們這一屆重新編班。我不知道重新編班的真正理由是什麼，可能是因為鄉下人口流失，學生數降低，因此將三班拼成兩班。但我印象裡班上人數並沒有減少，也沒有同學轉學。併的方式是將甲班拆散，各分一半學生到乙班和丙班，原來我念的乙班則變成甲班，吳福壽老師繼續當我們班導師。這時我的功課一直維持得很好，每次月考都最高分，學期末總是拿第一名。這一年我一方面在棒球隊守一壘，而且是樂隊的長號喇叭手，加上功課不錯，學期末時再度當選全校模範生。

    　　可模範生一樣愛玩，豐山國小圍牆外的荒埔仔是我們的快樂天堂。一九七○年夏天，結業式才剛剛吉束，諸葛四郎和魔鬼黨在荒埔仔打得如火如荼。幾天前五年乙班到班上來挑戰，約定下午要決一死戰，好戰分子們個個摩拳擦掌，非要把惡魔打倒不可。

    　　蟬鳴唧唧，園裏的紅心番薯大又好，贏了這場仗就可以用牛糞、芒草和樹枝焢番薯了。雖然結業典禮時那個胖嘟嘟的黃校長才剛剛說過，不要貪玩，要溫習功課，把暑假作業做好。說歸說，做歸做，講了五年，什麼都一樣。早上來學校的時候，偷偷把寶劍藏在放掃把的櫃子裏，那是我花了三個傍晚才削好的木劍。吳東湖和劉劍文也把他們的寶刀寶劍帶來了，最後的出擊必當凱旋，我們心裏默默地祈禱。

    　　終於，期待的時刻來臨了。攜帶著寶刀寶劍到荒埔仔，還有好事的啦啦隊助陣。

    　　擺開陣勢，雙方劍拔弩張。一聲令下，兩隊人馬捉對廝殺起來了。火毒的太陽赤炎炎，加油聲此起彼落，雙方你來我往，刀劍相交，虎嘯龍吟，宛如古戰場上的萬馬奔騰，沙塵迷濛。

    　　忽然，對方一刀砍來，慌忙中我斜劈一劍，唰地一聲，刀劍同時折斷。兩個人遽然立在那裏，手握著已折的刀柄劍把，望著殘刀斷劍癡癡發楞。其他人也停止砍殺了，大部分的刀劍已折，人也疲倦了，戰鬥結束已黃昏。有人提議去挖番薯，一呼眾諾，大夥兒就用斷劍殘刀挖起番薯來。

    　　用泥塊做好窯，以芒草生火，刀劍也成了柴薪。火勢漸旺，泥塊已紅，把番薯投進窯中，再鋪上生泥塊，番薯硬生生燜熟了。

    　　夕陽西下，剝著香噴噴的番薯，附近人家炊煙已裊裊，耕罷的農人駛著牛車回家了。在暮色中，我遽然驚覺自己已經長大了，諸葛四郎和魔鬼黨，王子月刊和雲州大儒俠，一切都已成明日黃花，那柄用來烤番薯的寶劍大概是最後的龍泉太阿吧！

    　　秋天以後我就六年級了，再不能鎮日玩著騎馬打仗和圓紙牌，明年升上中學，黃書包換成綠書包，美麗的童年就要結束了。

    　　六年級的班導師是邱澄河老師，他是豐山國小公認書教得最好的老師，排球打得很好。在初中未改制以前，學生家長都會要求邱老師教他們的孩子。我很幸運地因為五年級併班的緣故，有機會讓邱老師教到。那時學校課程分為主科和副科，主科是國語和數學，都是邱老師教的，我這兩個科目學習情形相當良好，奠定後來上國中以後的基礎。

    　　一個春日的午後，我和邱澄河老師走在回學校的路上。這條由學校通往豐田街上的小路，並非平常我上學走的省道臺九線。

    　　植滿低矮觀音竹的路旁，有一條細細的圳溝流過。邱老師問我長大以後要做什麼？我告訴老師要去讀大學。想不起當時為什麼會那樣說，讀大學好像也不能當做作文課裡〈我的志願〉來寫，何況家族裡並沒有人讀大學，甚至我不知道大學是什麼。三十年後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怎麼會記得那個春日午後和邱老師的談話？那個童年的高貴的夢，時時在我心縈繞；後來我真的去讀了大學，甚至在大學混一口飯吃。

    　　高年級有國語文競賽，五年級時，吳福壽老師選派我參加作文比賽和國語演講比賽，但我實在不太會演講，站上升旗臺，講得疙疙巴巴，成績當然慘不忍睹。尤其我們這一屆有一位很會演講的陳秋菊，每次演講比賽都是她拿第一名。她也是升旗時唱國歌的指揮。倒是作文比賽得了第二名，那是我除了學業成績之外，第一次獲得獎狀。六年級時，邱澄河老師再度派我參加作文比賽，仍獲第二名。

    　　一九六○到一九七○年代的臺灣，因為受到日治時期軍國民教育的影響，學校朝會時要做早操。我六年級時邱澄河老師選我擔任早操的帶領者，做早操時站上升旗臺示範動作，而示範的動作和同學左右相反，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做和同學左右相反的早操，反而忘了正常的早操動作。

    　　打球時我的爆發力算不錯，因此在學校組手球隊時，我也加入球隊，打左邊角，攻門後要側滾翻落地，常常摔得滿身傷。但我跑步的速度並不快，所以在運動會時，競賽項目的成績並不好。所幸我的彈性不錯，在六年級那年的運動會，獲得跳高冠軍。後來在國中三年級時，參加全校運動會，再次獲得跳高金牌。許多朋友看到我中年以後發胖的樣子，怎麼都不肯相信我當年是跳高選手。

    　　除了課業和學校正規的各項運動、學藝競賽，男生平常玩的遊戲花樣繁多，諸如玻璃珠(彈珠)、橡皮圈、圓紙牌、陀螺、橄欖仔、玉石片。

    　　我是同學間的陀螺好手，不僅陀螺打得好，而且自己刻陀螺。

    　　坐在小板凳上，用柴刀劈一整個下午的陀螺，也不知自己何以有如此耐性，一刀一刀，細心的劈砍著，把一截木頭硬生生削出陀螺的雛形來，然後再用牛草鐮或牛小刀慢慢修，修得表面光滑無痕，比那機器做的還要好看。陀螺刻好了，用鐵釘打好孔，拔出，再釘上粗鐵線，就大功告成了。陀螺釘鐵釘當然也可以，但在打的時候鐵釘會愈陷愈深，不多久，整枝鐵釘就刺進陀螺肚裡去了；而且，鐵釘太重，陀螺轉起來不靈活，也轉不久，因為笨重的緣故。換成粗鐵線，因為兩頭是平的，不會繼續鑽入，而且較輕，轉動起來靈活且持久，與人較勁時便有了先天上的優勢。

    　　刻陀螺的材料以樟樹、芎樹、芭樂樹為佳，橘樹不易得，但既硬且輕，是極佳的陀螺材料。那年冬天，家裡說要把菜園擴大，砍掉向北的佛手樹與海梨，我便興致勃勃地拿了刀鋸，截樹幹，刻陀螺，忙了一整個下午，好容易完工了，釘上粗鐵線，跨上鐵馬，像將軍出征似地到石礦公司廣場去。那裡是陀螺較量的中心地帶。

    　　抵達時，已經有許多人在那兒玩了。我只好從最後一名玩起。先打，讓原來的落屎尾釘，層層向上，直到冠軍釘到第二名的陀螺上，然後大家比誰的陀螺轉得久，重新排定順序。第一把我就升到第五名，第二把躍升第三，到第四把時已是冠軍。大家看到我的陀螺排名驟然上升，忽然就爬到冠軍頭上，都訝異非常。在比賽間斷時，紛紛過來搶我的陀螺去看，居然是自己做的，「陀螺王」之名不脛而走。

    　　生命像陀螺般旋轉，塗著五顏六色的粉蠟筆，轉出一圈圈彩虹來。陀螺旋轉，轉過夏日的天空，轉過冬日的冷寒，童年記憶緩緩沈澱，化成一帖帖說不完的故事。歲月的陀螺繼續旋轉，轉過寂靜的鄉間小路，轉過老牛拖著木輪鐵皮車行道遲遲，書包裡的圓紙牌孫悟空七十二變。陀螺一個換過一個，繩子斷了一條又一條，牛小刀彎成了下弦月。終於有一天，陀螺不見了，牛小刀收在木盒子的百寶箱裡，童騃的快樂已杳不可尋。

    　　一九七一年夏天，木麻黃樹林那邊蟬鳴唧唧，日子過得好長好長。畢業考試已經結束，我是畢業生的第一名，畢業典禮時獲頒縣長獎，獎品是一支派克21型鋼筆，這支鋼筆一直陪伴我國中畢業，而且影響我的寫字習慣，從那時直到現在，我老寫不慣原子筆，所有的文稿都用鋼筆書寫。

    　　校園裡唯一的那株鳳凰樹遲遲不肯開花，畢業紀念冊上我們依舊抄錄著「鳳凰花開，又到了離別的時候」。驪歌響起，老師叮嚀諄諄，同學話別殷殷，彷彿真要生離死別似的。

    　　壯碩的菩提樹和鳳凰樹比高，孩子們和時間賽跑，終也到了揮手自茲去的季節。菩提樹下靠南的那排教室，風琴和著稚嫩的童音，驪歌之後，唱起李叔同的〈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濁酒盡餘歡，今霄別夢寒。

    　　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顧卻依依，聚雖好，別雖悲，世事堪玩味，來日將會相遇期，去去莫遲疑。

    　　歌聲揚起了離情，彷彿真是此去千里，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幼小心靈裡開始學習孕育離愁悲情，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在這未識人世的年歲，偷偷擠出幾滴賦別的眼淚。

    　　所謂賦別不過是從豐山國小到壽豐國中，學校就在隔壁的豐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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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23,2006

    書寫，開啟我生命的視窗

    　

    　　從來沒有想過，書寫會開啟我生命的視窗。一個不經心裡的偶然，書寫成為我生命裡的重要事物。

    　　大三那年暑假，一九八○年夏天，我在豐田老家幫忙父親的莊稼農事。七月的花東縱谷，園裡的西瓜，無籽西瓜一個個墨綠而飽滿地躺在畦上，父親赤著腳在畦上摘，我站在畦溝上接父親拋過來的西瓜，這裡是我熟悉的場景，大湖角的那片田，靠近樹湖溪的地方，是父親奮鬥半生所買下的。高中到大學期間，是家裡最安穩的一段歲月，我癡心地想，未來就是這樣子了罷！父親和姆媽在豐田度過他們的晚年，我繼續未完成的學業。

    　　夏日大暑，在忙完一天的農事以後，我習慣坐在面西的房間打開書本，準備明年春夏之交畢業前投考歷史研究所，那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有時讀書讀累了，隨意拿起筆在稿紙上寫著。稿紙是在村子裡的小文具店買的，綠格線的六百字稿紙，薄薄的，軟軟的，寫了上一頁會透到下一頁，寫起來辛苦極了。我記得第一篇寫的是〈西瓜成熟時〉，準備投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獎。那幾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上秦)先生大力推廣報導文學，一系列的島嶼邊緣報導，感動著我，於是在一九八○年暑間試著寫〈西瓜成熟時〉，一篇仿報導文學體式的稿子。

    　　稿子完成後，投去參加時報文學獎，結局當然是石沉大海。多年以後，遇到小說家陳雨航，他是我花蓮中學的老學長，問我大學時代是不是寫過一篇〈西瓜成熟時〉，我嚇了一跳，一篇初生之犢的不成熟文字，居然被小說家記得，那時陳雨航的《天下第一捕快》已經出版，〈策馬入林〉亦已拍成電影，是一位當紅的小說作家。

    　　就是這樣開始的罷！寫完〈西瓜成熟時〉，我繼續在綠色格線的稿子上寫字，有一搭沒一搭地寫著生活記事，包括〈一簑湮雨任平生〉、〈鶼鰈〉、〈木瓜黃黃掛樹梢〉，大部分是小散文之類。我把其中幾篇寄到《明道文藝》，當時擔任《明道文藝》主編的苦苓很快給我回信，說想在明道文藝為我辦一個「新人展」，我當然回信說好。

    　　《明道文藝》辦過幾次新人展，印象裡第一個是吳俊傑，當時念台中師專五年級，寫詩，筆名柳翱，即後來的原住民作家瓦歷斯．尤幹。第二位是我，新人展時剛升大四，東海歷史系；另一位是簡媜，台大中文系二年級。好像還有一位高中生游淑齡，其他的就不記得了。因此，我一開始發表作品時，並不是刊出一篇文章，而是幾篇文章一起刊出。因為這個機緣，在我寫作初期，受到苦苓鼓舞甚多，亦與苦苓時相過從。

    　　一九八○年九月開學後，我升上大四，心理不知怎麼搞的，忽然決定不考研究所了。我完全不知道當時是怎麼想的，三年前以第一志願考進歷史系的我，一直以從事歷史學研究為職志，卻在最後關頭決定放棄，我想也許是荷爾蒙失調的緣故。東海歷史系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認為我該念研究所，我卻臨時決定停下腳步，考慮退伍後出國念書。在大四到服役的三年期間，既然沒有立即要考試，多出來的時間剛好用來書寫。於是我用香港同學周鎮忠帶來的大陸稿紙，A4尺寸，橫寫五百格，拿到印刷廠印了兩千張稿紙，開始我的文字書寫。

    　　對我而言，書寫就是把文字寫在稿紙上，寫散文和短篇小說，偶爾也寫現代詩，但主要還是寫生活記事的散文多些。大四那年我的生活大部分在閱讀和書寫中度過，閱讀開拓我的視野，書寫開啟我生命的視窗，我像一個好奇的孩子，這裡走走那裡晃晃。寫好的稿子四處隨意亂投，大部分都幸運刊出，獲得一些不太多的稿費，可以毋須再打工。原本我在學校的打工主要是賣書，向一些出版大陸書的書店批來文史書籍轉賣給同學或老師，賺一點生活費。從大一到大三，我的打工就是在學校賣這些文史書籍，在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每個學校的文史科系都會有這種學生，我剛好接手了學長們的工作。自從書寫以後，我把賣文史書籍的勾當，交給低我兩屆的王學誠，他是我花蓮中學的學弟，當時念東海歷史系二年級。

    　　自從在稿紙上書寫之後，我彷彿發現了一個秘密花園，鎮日流連其中。此時東海比我高班的寫作者們都畢業了，如生物研究所的顏肇森，寫小說；工業工程系的李近(筆名近人，寫詩，小說家小野的弟弟)，外文系的李勤岸(牧尹)、傅君，中文系的柯翠芬、戴文采；建築系的金光裕；回到學校念研究所的包括沈志方(筆名搖煙，中文所二年級)，趙潤海(筆名艾農，中文所二年級)；他們都是學校的才子才女，在學校均比我高班，我大四時他們都已畢業，留下昔日風華供東海人傳說。我開始書寫時，學校祇剩下比我低兩屆的歷史系學弟江中明(筆名江任飛)，常常在校園裡抱著一把吉他，唱〈龍的傳人〉，寫現代詩，是後起之秀。

    　　大四的課不多，我可以依著自己的節奏閱讀或書寫。而且因為即將入伍服役，我亦得為自己做些打算。於是在一九八一年春天，整理了幾篇稿子，其中一篇〈星語〉送去參加東海文學獎，獲得散文首獎；〈墓園沈吟稿〉送去參加《中央日報》和《明道文藝》合辦的第一屆全國學生文學獎，獲大專散文佳作(散文首獎得主是簡媜)；〈教堂之外〉應徵時報文學獎，獲第四屆散文佳作。入伍之前，耽心在軍中吃苦，整理了幾篇散文帶到步兵學校，交給隊輔導長，投稿國軍文藝金像獎，心裡想著如果得獎的話，或許有機會調到較輕鬆的單位。但在步校受訓期間卻遲遲沒有消息，而我已受完步校的預官訓，分發到金門，並且選進政戰特遣隊，完成入隊訓練。

    　　啟程前往金門戍守時，我在黃埔大背包裡塞了五百張大四時印的稿紙，本以為到金門後可寫些戌守札記，不意選進特遣隊後，每天操體能，早晚一萬公尺，加上五百個伏地挺身、五百個仰臥起坐、三百個全跳、三百個交互蹲跳。每天部隊晚點名時，我在柔道館繼續操練體能。等操完體能，洗過澡，我唯一想做的事情是躺下來睡覺，以儲備第二天早上五點半的體能訓練。就這樣從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日受入隊訓，直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完成結訓，不曾在稿紙上寫過片言隻字。

    　　完成入隊訓後，金門寒冬，來自北中國的風凜凜捲來。入夜以後，我躲在冷濕的碉堡，啜飲六十八度金門大麯。每天晚上我習慣入睡前喝兩杯大麯，表面上的理由是抗風濕，因為碉堡在地下，牆壁會滲水，不喝些酒很難抵抗風濕。而真正的理由是想家，想著昔日青春飛揚的歲月，時覺悲從中來，祇好靠酒精讓自己安穩入睡。但我幸未酗酒成性，每天亦僅睡前喝兩杯，暖身助眠。直到現在我仍認為六十八度金門大麯，是我喝過最醇最香的酒，祇要有機會，一定是我的第一選擇。


    　　戍守的歲月寂寥而蒼涼，在不隨隊出操時，我常常躲在碉堡書寫，一支派克45型鋼筆，一盒墨水，我在野戰餐桌前努力地寫字。帶來的五百張稿紙很快就用完了，我請任職於東海大學教務處的莊永欽學長為我印一令稿紙(約莫兩千張)，從臺灣寄到金門，一路陪著我直到退伍，甚至退伍後帶到研究所寫學期報告。

    　　一九八二年三月的一個星期天，輪值隊上留守。放假的弟兄們都上街去了，留守的第一分隊除了輪值衛勤之外，弟兄們大部分躲在碉堡睡覺或聊天，反正禮拜天也不會有什麼不得了的任務，沒放假已經夠鬱卒了，值星官一般不太會在星期天找士官兵的麻煩。我因為還是見習官，分隊長和副分隊長還沒退伍，要到五月廿五日分隊長退伍，副分隊長接任分隊長，我才會接任副分隊長；三個月後的八月廿五日分隊長退伍，我再升任分隊長。所以在隊上暫時沒什麼職務，除了九個禮拜輪一次值星，大部分時候祇是隨隊操課。

    　　早春的天氣猶帶幾分微寒，陽光穿過楓林樹葉間，這是一個平靜無波的星期天早晨。我坐在野戰餐桌前，攤開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 1924)《蛻變》(Metamorphosis)，有一搭沒一搭地讀著。走道上傳來釘了蹄鐵的皮鞋聲，有人敲門：「彭見習官在嗎？」是輔導長張臨福的聲音。我打開門請輔導長進來坐。

    　　「彭見習官，我問你哦！你有沒有當過中士學生？」

    　　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首腦，想都沒想，直接回答：「沒有。」我是預官，開始服役就知道自己要當步兵排長，怎麼會去當什麼中士學生。

    　　「嗄！對哦！你是預官。」輔導長說完起身就走，連一杯茶都沒來得及喝。

    　　輔導長離開後，我繼續有一搭沒一搭地讀著《蛻變》，忽然我腦子閃過一個念頭，在鳳山步兵學校受訓時，我的身分好像是中士學生。於是趿了拖鞋，踢踢踏踏地走到另一座碉堡去找輔導長。

    　　敲門以後，輔導長要我進去。

    　　「報告輔導長，我在鳳山步校受訓時好像是中士學生。」

    　　「噢！這有意思。」輔導長指著桌上的《忠誠報》(陸總部發行的報紙)：「你看這個人是不是你？」

    　　《忠誠報》上刊載陸軍文藝金獅獎的得獎名單，散文金、銀獅獎從缺，散文銅獅獎得主：陸軍步兵學校第十六隊中士學生吳鳴，學號一一七，得獎作品〈武陵行稿〉等五篇。那是我赴鳳山步校報到時，交給隊輔導長參加國軍文藝金像獎的作品，不知怎地輾轉流落到陸軍文藝金獅獎主辦單位。當時我猜測可能因為在國軍文藝金像獎落選，主辦單位將作品退回陸總部，陸總部辦理金獅獎的人員將我的稿子放進參賽作品中，因而得獎。

    　　輔導長確定得獎人是我後，趕忙用軍務電話系統向陸總部求證，並且找來文書為我請公假，好讓我返臺領獎。而因受獎人需穿軍便服，輔導長於是連絡他在金門服役的政戰學校同學，為我張羅軍便服。

    　　在金門戌守四個月後，我因意外獲得陸軍文藝金獅獎散文銅獅獎而得以返臺，對我而言真是天外飛來的喜訊，本來我以為要到八月休預官假才能回臺灣。

    　　一九八二年四月五日我來到龍潭陸軍總部領獎。在頒獎會埸，一位上尉軍官走過來問我：「你的筆名是不是吳鳴？」我答：「報告長官，是。」

    　　這位上尉拍拍我的肩膀：「不要這麼拘束，我是蘇進強，履彊，〈人間副刊〉的季季要我問候你。」

    　　我對蘇進強說：「季季前些時候給我寫過信。」

    　　沒想到陸軍文藝金獅獎這麼小的比賽，季季也會看到，當時她可是《中國時報．人間版》的大編輯，著名的小說家。季季虎尾女中畢業時，為了寫小說，放棄上大學，曾被稱為耀眼的新綠。

    　　蘇進強是那屆陸軍文藝金獅獎小說金獅獎得主，在第一士校當連長。過了幾年，他的小說〈楊桃樹〉入選國中國文教科書，許多國中生寫作文時，文章裡都有一個住在鄉下的外婆，外婆家都種了一棵楊桃樹。

    　　蘇進強的經歷很特別，他是雲林褒忠鄉人，初中未畢業即投考第一士官學校，士校畢業後下部隊擔任士官，因服役期間表現傑出，保送陸軍官校正期班；畢業後下部隊服役，再調任第一士校連長；因寫作而頗受軍方器重。後來在擔任營長時，考上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受訓期間表現傑出，留校多念一年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我一直認為他是陸軍總司令的候選人，沒想到卻在中校官階時退伍，任職文化總會，結識當時擔任文化總會會長的李登輝總統，臺聯成立後任職秘書長，繼而接任臺聯主席，是臺灣我這一輩文字工作者中，第一位擔任政黨主席的作家。

    　　頒獎典禮結束之後，蘇進強帶我到他家共進午餐，此後魚雁往還，相交二十載，成為我在文學界的摯友。

    　　返回金門後，我繼續在野戰餐桌前書寫系列「戍守札記」，除了偶爾揹揹值星帶，生活過得平靜無波。

    　　冬去春來，一九八二年四月，瘂弦先生和一些軍中文藝前輩作家，包括小說家司馬中原、詩人辛鬱等人，來金門主持軍中文藝創作座談會。這是每年軍中例行的文藝座談，主要是為十月的國軍文藝金像獎作宣導。當我在座談會上見到瘂弦時，覺得像見到親人般的親切。彼時我是文壇的小芭樂，得過幾個不起眼的文學獎，發表過幾篇沒人注意的小散文，瘂公親切地邀我投稿《聯合報副刊》，使我欣喜若狂。我不是很有把握瘂公當時究竟是講場面話，或真的誠心向我邀稿，但那樣說已經令我感動莫名。後來我真的投了一篇小散文到《聯合報副刊》，瘂公確然真的安排刊出。在一九八○年代，《聯合報副刊》和《中國時報．人間版》大打擂臺的年代，高信疆(上秦)先生和瘂弦(王慶麟)先生兩人，簡直可以呼風喚雨。能在金門與瘂公相遇，在我心底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一九八五年我到《聯合文學》乞食於編，瘂公時任《聯合文學》社長兼總編輯，我向他提及在金門初遇的往事，瘂公居然還記得那個在太武山下服役的步兵少尉。而在與瘂公共事的四年期間，受瘂公照顧之處甚多，內心長懷感激之情。

    　　因為獲得陸軍文藝散文銅獅獎，金防部和政戰部有時會找我去寫些東西，諸如司令官的動員月會講稿，政戰主任的軍事經典著作閱讀心得報告等。每當有這類差使，金防部或政戰部就會下電話紀錄到隊上，我便可依此獲得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的公假。所謂公假係指毋須隨部隊操課，吃完早餐，拎了背包，就到山外的迎賓館寫稿。迎賓館有一個小圖書館，可以找些寫作的資料。一九八二年四月，金門春季大演習之後，司令官許歷農將軍要做總講評，口述錄音了兩卷錄音帶，要我依據錄音帶加上參考資料寫成文字稿。每日裡埋首伏案疾書，我花了兩個禮拜寫成約三萬字的講評稿。總講評時，隊長派我前往參加。坐在偌大的戰略室，我裝作很認真地做筆記，我旁邊的金東師長，在講評會後把我的筆記要去影印，因為他覺得我的筆記做得很好。如果他知道許歷農司令官那篇講評稿是我寫的，心裡不知道會怎麼想。

    　　一九八二年六月受完傘訓回到金門，我寫了一篇〈湖邊的沈思〉應徵第五屆時報文學獎；而因那年的第十八屆國軍文藝金像獎未設散文獎，祇有報導文學獎，於是我加緊趕工，在三個星期內寫了一篇有關特遣隊受訓的報導文學〈鷹的成長〉參賽。當時我並不了解作業程序，須由隊上送金防部政戰部，由金防部政戰部送陸總部，再由陸總部送國軍文藝金像獎主辦單位。而直接拿到郵局掛號寄出，在截稿的前一日蓋上郵戳。

    　　一九八二年八月休完預官假返回金門，九月初的一個星期日，隊上弟兄和兩棲偵搜營在山外街上群毆，我正好揹著值星帶，武揚指揮官極為震怒，隊長準備記我兩個大過。同一天金防部政戰部打電話通知我〈鷹的成長〉獲得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銀像獎。這個消息救了我一命，不但免記兩個大過，還記了一個大功。書寫居然幫我度過軍旅之困厄，實非始料所及。過了一個星期，高信疆先生寫信通知我〈湖邊的沈思〉獲得第五屆時報散文首獎，我坐在碉堡當作書桌的野戰餐桌前，感動莫名。

    　　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隊上特准公假讓我返臺領時報文學獎，在美洲中國時報副刊室初遇劉克襄和周浩正(寧)。劉克襄任職《臺灣日報副刊》時，我曾投過幾篇稿子，相互魚雁往返，在文字上已是好友；周浩正則是初識，雖然劉克襄任職《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後，我亦曾陸續投稿，不算陌生，但文稿處理主要是劉克襄負責，所以和周爺算是初識。向陽也來《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室找劉克襄，他是那一屆新詩獎優等獎得主，我亦從此與向陽相交二十幾年，少年子弟江湖老。

    　　高信疆先生在通知我得獎的信中，希望我在頒獎典禮前能去看他，於是劉克襄帶我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室去見高公。高公親切地問我目前的情形，和未來的計畫，並叮嚀我好好寫作，將來為我出書，像劉克襄一樣。當時劉克襄的《旅次札記》，甫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高公的話讓我很感動，雖然後來我退伍時，高公已離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的位置，我也不曾在中國時報系出版過任何一本書。

    　　在副刊室我首次見到王汎森，他是我大一時因著東海工業工程系林名甫學長的介紹而通信，當時念臺大歷史系二年級。一九八二年初逢時，王汎森就讀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正在寫碩士論文〈章太炎的思想〉，這本論文後來由時報出版公司正式出版(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我與王汎森兄相交近三十年，在他出版《古史辯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時，曾為此書仔細校對一過。二○○四年王汎森兄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是歷史學友朋輩中第一位當選院士者。

    　　第五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人可謂濟濟多士，我是散文首獎得主；優等獎包括陳煌、林清玄、苦苓等人；新詩獎首獎得主為張錯，優等獎包括向陽、侯吉諒、陳克華等人；小說首獎是廖輝英〈油麻菜仔〉，那是她所寫的第一篇小說，後來拍成電影。報導文學推薦獎得主是柏楊，那時他了寫許多有關金三角的報導文字。我因為大學時代在臺中念書，而且不曾參加過任何文藝營或寫作班，文壇前輩大部分不曾見過我。雖然我在前一年曾獲第四屆時報文學獎散文佳作，但因人在鳳山步校受訓，無法請假領獎，因此文學界的朋友大部分是第一次看到我。擔任散文決審委員召集人的詩人余光中，看到我時，緊握著我的手頻說：「沒想到你長得這麼高壯。」當時我身高一七八公分，體重約七十五公斤，在寫作者中算是壯漢。嬌小的齊邦媛老師看到我，仰著頭對我說：「他們說今年散文首獎得主是個小孩子，沒想到你這麼高大。」害我臉紅得不知說什麼才好。那年我廿三歲，當然不能說是小孩子，但在齊邦媛老師眼裡，年齡上我當然是小孩子，但身裁早已高頭大馬。

    　　在金門待了快一年，能夠在領獎典禮看到許多文學界的前輩，心裡真是興奮莫名。王汎森問我將來有什麼打算，我說考歷史研究所罷！次日《中國時報．人間版》一篇署名王浩的頒獎花絮報導中，即提及我要考研究所的事。而我在兩年前大三暑假時，才決定不考研究所，準備出國念書。不意因父親車禍大去，出國之夢破滅，於是回到原始初衷，投考歷史研究所。

    　　一九九八年，李瑞騰主編《九歌二十》，書中提到第五屆時報文學獎時，寫成吳鳴、林清玄獲時報散文獎。在一次臺大主辦的大專學生文藝營，與何寄澎教授對談時，何寄澎教授引述這分資料，說成我和林清玄兩人同獲散文首獎。一九八○──一九九○年代林清玄在九歌出版的菩提系列散文極為暢銷，是九歌出版公司的搖錢樹，《九歌二十》這樣寫，我可以理解，但就史料而言，難免誤導讀者或臺灣文學研究者。我不是很計較這些事情，何況我從來不是重要寫作者，我主要的專長是歷史學，亦毋須費心討論此事，但覺得這樣的作法甚是無謂。蔡文甫先生與我為忘年交，我亦曾為他的自傳撰寫書評；李瑞騰兄和我亦為好友，對李瑞騰兄如此寫法，多年來殊難索解。

    　　回金門待了三個星期，我又再度返臺領國軍文藝金像獎，在會場遇到同樣是得獎人的蘇進強、周培瑛、蘇偉貞、趙衛民和汪啟疆，其後與諸人均維持長久的友誼。汪啟疆當時官拜海軍上校，穿著白色海軍禮服，看起來神氣極了。汪啟疆交代我上臺領獎時要走八字步，因為政戰特遣隊自一九七○年成立以來，從來沒有人得過國軍文藝金像獎。我當然知道他是跟我開玩笑，上臺時仍規規矩矩地從郝柏村總長手中接過獎盃。領完獎於十一月初返回金門，此時部隊已經準備和麗陽的鐵血第三隊換防了。雙方先遣交接人員已進駐對方營區，除步槍和個人裝備外，其他武器配備一律交接。因副隊長和第二分隊長已先遣返臺，我成為隊長之外的最資深軍官，值星帶一連揹了一個月，像縫在衣服上的一般。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平安夜的晚上，我揹著值星帶，腰上掛著九○手槍，帶領飛鷹第二特遣隊回到高雄碼頭。次日清晨，搭乘火車抵達豐原，隊上先遣人員派出卡車，把我們運送到麗陽營區。在隊集合場，我將值星帶交接給第二分隊長，結束下部隊以來最長的一次值星，前後一個月零三天。

    　　部隊移防臺灣後，我的預官役期祇剩五個月，除了隊長、副隊長、作戰官和通訊組長之外，是隊上最資深的軍官，在隊上頗有幾分大老的架勢。除了每天早上和部隊例行跑步到谷關，再返回麗陽營區，平常並沒有太多要處理的公務，但這段期間隊上彌漫著一股低氣壓。

    　　因為老隊長朱台全於一九八二年八月考上三軍大學戰爭學院，九月報到，因此找了他同期體育系的同學魏漢傑接任隊長。在魏隊長正式接任之前，一九八二年八月魏隊長曾來隊上作客，先行了解隊上情形。朱隊長向魏隊長介紹我是地下隊長，隊上大小事找我就搞定了。也許這般話讓魏隊長心生芥蒂，正式接任隊長後老愛挑我的毛病，而我將部隊從金門帶回臺灣，如此艱鉅的任務由一位預官揹值星帶，魏隊長並未心存感念，仍時常找我麻煩。我因為要準備研究所考試，在部隊就寢後須開燈看書，這種情形在金門時朱隊長從來不管。回到臺灣後，魏隊長雖不明說，卻每天晚上十點鐘在我寢室外走來走去，讓我心生不安而熄燈，他的腳步聲才遠離。而我每天晚上和魏隊長重複玩著同樣的遊戲，聽到腳步聲我就關燈，腳步聲遠離我再把燈打開讀書。這樣的遊戲一直玩到一九八三年三月底，那一天是隊上的慶生會。

    　　在慶生會會上，隊上弟兄酒酣耳熟之際，喊拳的喊拳，唱歌的唱歌，因為第二天是禮拜天放假，大夥兒玩得開心極了。忽然魏隊長將一個尚未結訓的新兵叫過去，揮手甩了這位新兵一個巴掌。輔導長張臨福衝上前去阻止魏隊長。輔導長說：「報告隊長，你要打人打我好了。」魏隊長一怒之下，跑出營區，到山下雜貨店旁的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回臺南家裡。輔導長帶著我和通信組長蔡世明下山找魏隊長，看到魏隊長在打電話，輔導長要通信組長和我將魏隊長抓起來。剛從體幹班受訓歸建的通信組長一個箭步上前，將隊長右手反扣，我衝上前去拗住隊長左手，兩人順勢將隊長撂倒。我們將帶來的登山繩綑住隊長雙手，我和通信組長合力，一人擡手一人擡腳，將隊長擡回隊上。

    　　隊長被擡回隊長室後，掙扎著要起來，我們拿另一條登山繩，將隊長綑在床上。隊長嚷著要咬舌自殺，輔導長將浸了醋的毛巾塞進隊長嘴裡，阻止他咬舌，並且用醋讓他醒酒。輔導長打電話到臺南請隊長的父親和夫人來將隊長接回去。約莫清晨五點，隊長的父親和夫人坐計程車趕來，將爛醉如泥的隊長接走，才結束這場鬧劇。

    　　我因為〈楓樹下的碉堡〉等五篇散文，再度獲得陸軍文藝金獅獎散文銀獅獎(金獅獎從缺)，請了三天公假到龍潭領獎。回到隊上時，魏漢傑隊長找我去隊長室，對慶生會那天鬧事向我致歉，另一方面則指責我不該和通信組長將他綑在床上。我唯唯稱是，心裡卻想著剩下來的一個月零廿二天役期將如何度過。

    　　一九八三年四月七日，一通來自十軍團的電話紀錄，解決了我的難題。十軍團政戰部要我支援任務，自四月八日至五月廿二日，任務的內容是在這段時間須交出參加第十九屆國軍文藝金像獎的作品。一起被調到軍團支援的是四位預官：畢業於成大電機系的洪成榮，寫詩；畢業於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的陳思祥，寫小說；畢業於工專的莊忠倉，寫詩；我們四個預官被軍團安排住在中山堂三樓，除了星期四和軍官團一塊兒上莒光日電視教學，其餘時間完全自主，祇要不離開營區，一切行動自由，唯一的要求是任務結束時必須繳出參賽作品。

    　　我因為第十八屆國軍文藝金像獎未設置散文獎，寫了〈鷹的成長〉參加報導文學獎，到軍團支援任務時，第十九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徵文辦法尚未公布，不知是否設置散文獎。我找來歷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徵選辦法和得獎名單。我發現每屆均設有短篇小說獎，但我並不擅長小說，而且我認識寫小說的好手蘇進強和蘇偉貞，他們兩位足以把我打趴在地上爬不起來。短詩為組詩，要寫好幾首，有點麻煩，而且我也不擅長。而我發現長詩是每年均有的項目，於是左思右想，於是決定寫一首敘事長詩，內容為戍守金門的一年記事，從十一月十九小雪寫起，一路寫到十二月廿二冬至離開金門移防麗陽，題目為〈碉堡，一九八二〉。我大約花了一個禮拜時間寫完這首近四百行的長詩，剩下的時間用來讀書，準備投考歷史研究所。

    　　在內心深處我極感謝十軍團政戰部，在發生綑綁隊長事件之後，我想我在隊上的日子一定不好過，調到軍團反而可以遠離暴風圈，至少每天晚上不必和魏隊長的腳步聲玩躲貓貓。借調到軍團，人雖然被軟禁在中山堂三樓，政戰部且明令不繳作品不准退伍，但精神上比待在隊上愉快得多。

    　　在寫完長詩〈碉堡，一九八二〉，我專心地準備研究所入學考試，反正作品已經完成，至少可以交差了事，亦可順利退伍。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四、十五日，我請假參加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入學考試；五月二十、二十一日參加政大歷史研究所考試；結束後返回十軍團興中山莊待了一晚，五月廿二日歸建返回麗陽營區；五月廿三日整理一年六個月在特遣隊的私人雜物、書籍、文稿，寄回花蓮老家，晚上弟兄們聚集庫房送我退伍。因為在我退伍前後，軍中下令規定不能送退伍，魏隊長真的嚴格執行這項命令，連軍官退伍亦不餞別。弟兄們看不過去，大夥兒湊分子，在晚點名之後聚集庫房為我送行，隊上軍官除隊長之外，亦均來與我喝餞別酒。

    　　一九八三年五月廿五日清晨六點，早點名時魏隊長要我向弟兄們作告別講話。我對弟兄們說：「特遣隊員是一顆顆種籽，縱使暫時埋在土裡，總有一天會從土裡冒出來，生根，發芽，茁長，壯大，長成一棵大樹。」

    　　說完，轉身，向隊長敬禮，小跑步回到部隊行列。一位綽號青鳥的原住民弟兄幫我背行李下山，我連最後一頓早餐都沒吃。

    　　從營區下山走到中部橫貫公路旁，第一班從谷關發的公路局班車正緩緩駛來。我趨前謝謝幫忙我背行李的青鳥，拍拍他的肩膀，要他好好服役，然後轉身上車。班車啟動後，我回身望了望住紥五個月的營區，告別我一年十個月的預官役期，也告別我的書寫初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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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19,2006

    六月潮州，傘如春花朵朵開

    　

    　　春末時節，候鳥已經遠離。晨跑的時候，太湖沈靜得像一面鏡子。岸邊的垂柳絲絲，如柔荑女子的髮梢。

    　　接受跳傘複訓的資深軍士官和老兵們已經返臺，隊上剩下見習官和新兵們，守著楓樹下的碉堡。除了隊長，我是隊上最資深的軍官，從副隊長到通訊組長全部返臺受跳傘複訓，搭乘LST登陸艦，來回一百五十海浬的臺灣海峽，祇為了到潮州跳兩次傘。我們都知道，跳傘不過是藉口，真正的目的是可以回到臺灣，回到廓別經年的故鄉，回家看看父母和兄弟姊妹，安撫戍守的心情。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日，剛走完每月例行的夜行軍，我和弟兄們背著綠色黃埔大背包，搭上LST登陸艦，準備返臺接受傘訓。距離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初抵金門，已經七個月零兩天。軍旅歲月是一天一天數的，有人說是數饅頭。政戰特遣隊人少，早餐吃麵(用配給的麵粉和民間商家換麵)，所以隊上弟兄是不數饅頭的，每個人手上一本小冊子，一天一天畫著格子，每畫一格少一天。關於退伍我倒不是太在意，預官有他自己的節奏，第一梯次預官在隔年五月廿五日退伍，第二梯次預官是八月廿五日，不像弟兄們那樣，每周一梯次，每個人退伍的時間都不太一樣，雖然可能有同梯的，但機率極低。

    　　部隊裡有幾件大事和退伍息息相關，即破冬(剩一年)、破百和破月，這些都例行要請客。破月以後就等著退伍，可以享受老兵的待遇，排衛勤馬馬虎虎，長官亦不會有事沒事盯著。比較悲慘的是隊上有許多陸軍第一特種兵，他們必須服役三年，因為特遣隊的入隊訓、山訓、海訓、突擊訓、傘訓，林林總總加起來，受訓時間將近一年，因此選兵時喜歡挑陸一特，訓練完成後還可以再服役兩年。我有時看到弟兄們請破雙冬，眼淚都快要掉出來。臺灣的義務役一般役期為兩年，預官因扣除成功嶺訓練，服役一年十個月，再扣掉入伍訓和分科教育，實際在部隊服役時間祇有一年半，看到陸一特弟兄請破雙冬時，喝下去的金門高梁酒都是苦的。

    　　這次從金門到臺灣的航程非常順利，經過十二小時航行，LST登陸艦已經停在高雄碼頭。我第一次搭登陸艦到金門時，可真是折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四日，我從仁武營區走到高雄碼頭上船，在登陸艦上待了兩個多小時，艦上廣播說渦輪引擎有問題，今天不開船了，要我們上岸回仁武營區待命。第二天十一月廿五日，我們再度登艦，這次倒是啟航了。

    　　船開了幾個小時之後，風浪大了起來，甲板上站不住人，我下艙倚著黃埔大背包，窩在角落裡任艦身搖晃，晃著晃著就睡著了。醒來時，船身不搖動了，穩將下來，我走上甲板，看到遠處迷濛的煙火，向旁邊的中尉請教：「金門到了嗎？」中尉斜乜著眼，不可置信地瞄著我，冷冷地說：「你這個笨菜鳥，看不出來嗎？那是壽山。」我的腦子轟然作響，航行了十八小時，LST登陸艦竟然開回高雄？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會遇到這種事情！但不相信也沒有用，艦身開始晃動，緩緩向高雄碼頭駛去，艦上廣播要我們背好行囊上岸，等待上船的通知。

    　　第三次上船是十一月廿九日，這次經過十二小時的航行，終於順利抵達料羅碼頭。我常常回想起第一次搭船到金門的事，如果不是經過三次上船，兩次夭折的航行，我還會不會被選進特遣隊？歷史沒有如果，人生也不能重新選擇，想這些都似乎已經太遲了。

    　　雖然在一九八二年四月間，我因為獲得陸軍文藝金獅獎散文銅獅獎而返臺授獎，但那次是搭乘C一一九老母機來回，而非搭船。這次返臺受鐵漢傘訓(其實是傘訓初訓，要跳六次，但不知為何叫鐵漢傘訓)，才又再次登上LST登陸艦。一九八二年六月三日清晨，我和弟兄們順利抵達高雄碼頭。上岸後搭乘火車前往屏東，再由屏東搭乘客運車轉往潮州空降峙戰部傘訓基地。

    　　這次一起受訓的包括政戰特遣隊第一隊龍虎，第二隊飛鷹和第三隊鐵血；第四隊野雁因為支援澎湖難民營任務而未能前來受訓；三個中隊的分隊長輪流接值星官，由龍虎第一隊輪起，第二周才由飛鷹第二隊接值星，我因為是飛鷹隊除隊長外最資深的軍官，所以順理成章由我接任值星官。

    　　受訓基本上須拔階，所以我第二度拔階受訓(第一次是進特遣隊受入隊訓時)，我的學員編號是五○一，即特遣隊受訓的一號。

    　　傘訓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地面訓練，包括基本的擋門、跳出、答數、五點著陸、擺盪著陸、折傘等等，其中擋門、跳出、答數要到跳高跳臺和正式跳傘才會用到，地面訓練時祇是復誦口訣，如擋門時要喊「一、二、三」，動作是先踩右腳，轉身，跨左腳，再踩右腳，雙手扶住機門；跳出後要答數「一秒鐘，兩(念四聲)秒鐘，三秒鐘，四秒鐘，檢查傘，傘開了，注意四周，準備著陸」；如果數到四秒鐘，傘尚未打開，就要念「檢查傘，傘不開，拉副傘，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四秒鐘，檢查傘，傘開了，注意四周，準備著陸」；這時如果傘再不開，也沒有機會再數秒了，因為已經摔在地上。但真正跳傘時，因為高度為一二五○英呎，數完兩個四秒已經接近地面，只好認命，而且也沒有其他的傘可以拉。因此，地面傘訓中真正重要的祇有兩項，即五點著陸和擺盪著陸，而這兩項訓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至於摺傘不過是做做樣子，把學員訓練到能將傘摺疊起來，塞進傘包就了事。因為傘訓中心另設有保傘連，他們才是真正負責摺傘的。以我們受兩個半天八小時的摺傘訓練，當然要牢靠得多。坦白說，我絕對不敢背我自己摺的傘上飛機，又不是不要命了。雖然訓練官再三叮嚀囑咐，正式跳傘著陸後，一定要自己收傘、摺傘，不要讓附近的孩童幫忙。但大部分受訓學員在實跳時，安全著陸後，都是讓附近孩童幫忙收傘，收一頂才三十塊錢，安全著陸已是天公保庇，三十塊錢就讓那些小朋友們賺罷；所以摺傘訓練一般亦祇是做做樣子，能按照步驟把傘摺好就算了事，反正不會讓我們背自己摺的傘上飛機，訓練官沒那麼大膽。

    　　所謂五點著陸，係指跳傘落地後，用腳掌觸地，隨即身體右側轉，用小腿肚、大腿、臀部、肩膀五點碰觸地面，以消解落地的力量，避免腳踝、膝蓋或脊椎受傷，這是傘訓最基本的動作，做不好很可能在實跳時受傷，甚至終身殘障。

    　　擺盪著陸是套上套帶，一種模擬傘具的尼龍套繩，將肩膀、腰部、大腿套住，在胸口有一扣環固定，然後在擺盪機的拉繩勾在胸口處，擺盪機上下左右順時針或逆時針繞圈旋轉，訓練官隨時可能放鬆控制繩，猛地將學員摔下，學員此時要做五點著陸的動作。擺盪著陸是模擬實跳著陸的情形，是地面訓練中最重要的項目。

    　　待地面傘訓告一段落，接下來是高跳臺。跳臺高十英呎，據說是人類的懼高點，由地面往上分為五層，每層站一個人，因此每升一層是二點五英呎，到達第四層時是七點五公尺，這時往下看是相當令人恐懼的；雖然第五層才是真正的懼高點，但因為到第五層時已經要往下跳，做好擋門動作，雙眼一閉，猛力跳出，沒多少時間好恐懼，因此真正最恐怖的反而是在第四層待命時。

    　　雖然訓練官一再交代我們最好選比較舊的套帶，因為使用次數愈多，套帶愈鬆軟，比較符合人的身形，突然拉緊時比較不會痛。但學員們仍受心理作用，會選比較新的套帶，因為覺得新的比較牢靠。在擺盪著陸時還沒問題，因為擺盪機不高，突停猛拉的力道不大，用新的套帶不會被夾得太痛，但跳高跳臺可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高跳臺是地面傘訓的重頭戲，每個學員要跳六次。當我們依序排隊一層層往上時，還未輪到的學員在地面上嘻嘻哈哈，渾然不當回事。等到進入高跳臺第一層，我看到有些人的臉色開始不好看了。從別人照見自己，我想我自己的臉色也不會好看到哪裡。我因為編號是五○一，所有動作都是第一個做，跳高跳臺亦然。所以我一開始就站在第五層，教官在模擬的門口喊：「擋門。」

    　　「一二三。」我邊答數邊踩右腳，轉身，跨左腳，再踩右腳，雙手扶住機門。

    　　教官喊：「跳。」

    　　我兩隻腳定在高跳臺上，一動也不動，教官擡腿把我一腳踢將下來。垟好我還記得答數：「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四秒鐘，檢查傘，注意四周，準備著陸。」此時我已經順著保護索滑行到半途，快要到對面土坡的終點了。

    　　第一個跳的好處是回到隊伍時可以嘲笑別人，誰跳不出去，誰兩腿發軟摔出去，誰被教官踢下去，種種糗樣，不一而足。就我的觀察，能從高跳臺往上飛躍而出的，十不得一，大部分人能夠自己兩腿一軟摔出去，就已經算好的了。被教官一腳踢出者當然所在多有，我第一次跳高跳臺就是被教官踢出來的。

    　　從高跳臺跳出時，因套帶會被保護繩拉緊，然後沿鋼索滑行。一般在答數到第四秒時，保護繩剛好拉緊套帶，身體會往上彈一下。如果這時穿的是新套帶，很可能會不小心夾到大腿和男生的那話兒。於是讀秒答數就變成：「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啊──！」底下在排隊等待上高跳臺的弟兄們會幸災樂禍地高喊：「蛋花湯，蛋花湯。」男生那話兒被身體自由落體力量撞撃的套帶夾到，說有多痛就有多痛。我自己曾被夾過一次，所以知道那種滋味。而且，心裡耽心著那話兒被夾到，不知會不會影響功能，因此每個人都跳得膽顫心驚。第二天以後，上高跳臺課時，大夥兒才乖乖聽訓練官的話，選舊的套帶，以免變成蛋花湯。

    　　空降特戰部傘訓中心主要是訓練傘兵，政戰特遣隊到傘訓中心接受鐵漢傘訓祇是代訓。同梯次和特遣隊一起受訓的，包括傘兵和空降特戰部隊憲兵，共有三個連一起受訓，特遣隊單獨編成一個連，另外兩個連屬空降特戰部隊(即俗稱之傘兵)。

    　　政戰特遣隊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部隊，當時的編制有四個中隊，每個中隊有兩個分隊和一個通信組，編制約七十人，即接近一個連欠。我所以在此寫出特遣隊編制，係因在我退伍之後特遣隊已經改編，和我服役時不同，故無洩漏軍機之嫌。四個中隊各有不同番號，穿不同顏色的運動鞋。龍虎第一隊穿黑色運動鞋，飛鷹第二隊穿紅色運動鞋，鐵血第三隊穿藍色運動鞋，野雁第四隊穿白色運動鞋。運動服四隊均為藍色外套和長褲，短褲有紅、黑二色，未結訓的新兵穿紅短褲，結訓後穿黑短褲；但結訓後平日可穿紅短褲或黑短褲。襪子則是四隊均著白色運動動短襪。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個腳穿白色短襪紅色運動鞋，上身穿藍色運動外套，下身著黑短褲，黑短褲上繡一個白色骷髏頭，那就是第二政戰特遣隊飛鷹隊員的標準服裝。我為什麼特別寫這些衣服鞋襪之類的雞毛蒜皮小事，主要是軍中的某些禁忌，說無聊確實真的很無聊，但不小心觸禁忌，可能會惹來很大的麻煩。

    　　同梯受傘訓的一位空降特戰部隊憲兵，有一天穿了白短襪和黑色軍用布膠鞋受訓。那個禮拜剛好是我接值星官，吃午飯時鐵血第三隊隊長問我有沒有看到那個穿白襪子受訓的憲兵。我說看到了。鐵血隊長說：「處理一下吧！」什麼是處理一下？處理一下的意思就是讓那位老兄知道不可以在特遣隊面前穿白襪子。聽起來很好笑，但意思就是那樣子。

    　　當天晚上我交代安全士官，要衛勤每個小時去叫那個憲兵起床上廁所，軍中行話叫「晚點名」。第二天早上，我看到那位憲兵仍穿著白襪子受訓，我知道代誌大條了。果然中午吃飯時，鐵血隊長又講話了：「值星官，我聽說你在金門很猛的，怎麼一雙白襪子都處理不好？我看傳說是假的吧！」「報告隊長，今天晚上我一定處理好。」我用顫抖的聲音回答。鐵血隊長夾了一塊五花肉送進嘴裡，我的隊長則緊閉著嘴不說話，不說話的意思就是要我看著辦。

    　　吃過飯後，我交代值星小組長，要安全士官確實要求衛勤每小時叫那位憲兵起床上廁所，並且揍一頓。當天晚上那位憲兵的「晚點名」當然就加料了。從十二點開始每個小時被叫到廁所挨一頓揍。約莫是清晨五點左右，廁所那邊吵起來。想係那位憲兵被叫起來打了五頓，受不了了，雙方鬧將起來，最後驚動訓練單位空降特戰部，政戰主任接獲報告趕來了解情況。安全士官趕忙叫醒我，我趕到現場，向政戰主任謊稱是弟兄們起衝突，我帶回去處理，然後將特遣隊弟兄帶離現場。

    　　這一天受訓時總算沒再看到那位憲兵穿白襪子，我不知道退伍後他是否一輩子不再穿白襪子。特遣隊就是這類奇怪的部隊，連一雙白襪子都可以鬧成這樣。退伍後，我常常思考，不知道自己在特遣隊待了一年兩個月，心理狀態是否亦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

    　　受傘訓期間，特遣隊員的服裝是很奇特的，身上穿著草綠色棉布操作服，腳上穿著白襪子，運動鞋則分為黑色、紅色、藍色，看起來真的很詭異，因為這是政戰特遣隊自己的家務事，傘訓中心也不管，而且向來如此，也沒什麼好管的。我們戲稱自己是穿花鞋子的，穿花鞋子有什麼意義？倒也說不上來。不過是表明自己和空降特戰部不同，是政戰特遣隊而已。此亦約略可以說明，為什麼在金門時，政戰特遣隊會常常和兩棲偵搜營蛙人幹架，因為彼此總是看不順眼。在電影院，在山外街上，互瞄幾眼，彼此不爽，就幹將起來。據龍虎第一隊輔導長說，有一次龍虎隊在鳳山游泳池上游泳課時，正巧海軍兩棲偵搜營同時也在那兒上游泳課，雙方一言不合打了起來，龍虎隊和兩棲偵搜營各自有弟兄跑回營區帶了刺刀到游泳池，雙方打得將整個游泳池的水染紅。我想起史書上所寫的「怯於公戰，勇於內鬥」，當時臺灣各特種部隊間，就是標準的「怯於公戰，勇於內鬥」。

    　　但無論如何，終於要上飛機實跳了。裝載我們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留下來的C一一九飛機，軍中俗稱老母機，一種雙螺旋槳老式飛機，在一九八○年代，祇賸下傘訓中心、台金航班等少數單位使用。

    　　實跳當天早晨，我們著好裝，待在寢室等通知，因為要看天氣和風向才能決定跳不跳。

    　　實跳最怕遇到三種情形：蛙跳、半翻傘和一條龍。蛙跳係指傘兵跳出機門後，有兩頂傘在同一垂直線上，這時下方的傘吃到空氣浮力，下降速度正常，在上方的傘因為吃不到空氣浮力，會急遽下降，掉在原本在下方的傘之下；原本在下方的傘變成在上方，吃不到空氣浮力，急遽下降；兩頂傘交替上下，形成蛙跳，著陸時非常容易受傷，因為衝力太大。而且我們跳的T10傘很難控制方向，發生蛙跳現象時，縱使想努力操傘錯開，也很難做到。半翻傘指傘繩套住傘面，形成兩個半球體，受空氣浮力面積較小，下降速度會比較快，著陸時亦較容易受傷。至於一條龍，顧名思義就是傘未開，像一條龍般俯衝而下，有如標槍直接插在地上，一命嗚呼。

    　　待在寢室等通知是否實跳的時間甚為無聊，於是有弟兄取出撲克牌打羅宋(俗稱比十三支或打槍)。飛鷹第二隊有一位叫楊伯苗的新兵，好死不死，拿了一副一條龍。那是第一次實跳的早晨，等到要上飛機時，楊伯苗抵死不肯上飛機，任隊長和幹部們怎麼勸說、怎麼威嚇，楊伯苗不上機就是不上機，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後來楊伯苗在六次鐵漢跳傘一次都沒跳，當然拿不到傘訓結訓證書。而在特遣隊未受傘訓，左胸不能繡上傘徽，永遠是新兵，連衛勤都不能排。回到金門以後，楊伯苗被罰剃光頭，在隊上負責養豬，直到退伍。

    　　登上C一一九飛機，我坐在右手邊第一個位子上，訓練官不斷調侃我：「五洞么，看到沒有，那裡是墳墓。」「五洞么，看到沒有，那裡是高屏溪。」「五洞么，看到沒有，那裡是魚池。」「五洞么，看到沒有，那裡是香蕉園。」我唯唯應是，兩腳不聽使喚地抖著。飛機接近實跳場附近時，訓練官要我站起來走到機門邊，準備跳傘。

    　　訓練官喊：「擋門。」

    　　「一，二，三。」我大聲答數，踩右腳，轉身，跨左腳，再踩右腳，雙手扶住機門。訓練官右手抓緊我後腰上的S腰帶，因為飛行中風力很大，不抓緊會被吸出去。

    　　訓練官喊：「跳。」

    　　我的兩隻腳牢牢釘在飛機地板上，一動也不動。訓練官放開抓在我後腰S腰帶上的手，擡腿把我踢出機門。

    　　甩出機門後，轉了個身，我開始答數：「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四秒鐘。」傘居然順利地開了，我心裡暗叫僥倖，繼續念著口訣：「傘開了，檢查傘，注意四周，準備著陸。」

    　　T10傘飄呀飄地飄在潮州傘訓場上空，我向下望著高屏溪蜿蜒而過，青草地一片欣欣向榮，日頭赤炎炎照著，這是南台灣的春末，夏天即將來臨。

    　　T10傘飄呀飄地，飄落在及膝高的草地上。收傘孩童快速地跑來：「阿兵哥，我幫你收傘好嗎？」一個黑黑瘦瘦的小男生，張巴著漆黑的眼睛問我。我點點頭，鬆開胸口的扣環。雖然訓練官一再叮嚀囑咐，不要讓小孩子收傘，要親自收傘。這時我可沒想那麼多，能平安降落，已經上蒼庇祐，讓小朋友賺點工錢有什麼關係？收一頂傘三十元，一天最多收五頂，一百五十元，亦是辛苦錢。我躺在地上看著蔚藍的天空，一頂頂飄下來的傘，北大武山巍巍聳立，高屏溪蜿蜒而過，這是南台灣最美麗的春天，傘如春花朵朵開。

    　　第三次實跳時，教官要我們逆學號順序跳，即最後一號先跳，一號最後一個跳。於是我才發現最後一個跳的好處，因為不用擋門，直接像下餃子般一個個往下跳，猶來不及感覺恐懼，人已在半空中，往下看著一頂頂T10傘在空中飄盪，襯得傘訓場的草地更為美麗。

    　　在六次實跳中，亦發生一些小插曲，有的極為驚險，有的令人啼笑皆非。龍虎第一隊的一位分隊長，在跳出機門，答數四秒後，檢查傘時發現半翻傘，接著複誦口訣：「傘不開，拉副傘。」副傘打開後，因為是完整的全開傘，吃空氣浮力較大，主傘猶維持半翻傘狀態，於是身體呈仰四十五度傾斜，抵達地面時，無法做五點著陸的翻滾動作，兩隻腳斜斜插入草地，兩個膝蓋應聲骨折，直接退訓。

    　　有一位鐵血第三隊的弟兄，傘被飄到地面高壓電線配電場，尼龍質料的傘面瞬間起火燃燒，地面指揮官拔出長刀，直接將傘繩悉數劈斷。想來昔往一定常發生類似狀況，地面指揮官有備而來，本來即已站在高壓電線旁，並且準備好砍斷傘繩的長刀，才能立時處理。但僅這一瞬間，這位弟兄的野戰服已起火燃燒。脫下長褲時，大腿嚴重灼傷，緊急送醫急救。所幸傷勢無大礙，這位弟兄仍順利完成鐵漢傘訓。

    　　飛鷹第二隊的一位弟兄，在教官要他跳時，不肯往下跳。教官問他為什麼？這位弟兄和教官爭辯，說下面是魚池不能跳。教官再度命令他跳，這位弟兄仍然不肯，教官鬆掉握住後腰S腰帶上的手，揮腳踢出。此時已經過了最佳跳傘位置，這位弟兄的傘飄到香蕉園。六月的屏東，香蕉正在結串，蕉農們在蕉串下方用竹叉支撐，以免樹身被蕉串壓垮。這位弟兄往下一看，是香蕉園，於是拼命操控T10傘，希望能將傘轉向草地。但T10傘是很難操控方向的傘，任憑這位弟兄如何死命拉傘繩，仍降落在香蕉園，祇聽「啊──」的一聲慘叫，支撐蕉串的竹叉正好從臀部插進去，於是緊急送醫治療。回到營區時，這位弟兄的褲子搓破一個大洞，臀部一片血肉模糊。所幸未傷及筋骨，休養一天，第二天跟著大夥兒一起上飛機，繼續未完的實跳訓練。

    　　我的運氣算是不錯，六次實跳均頗為順利。對我而言，姿勢漂不漂亮不重要，平安降落就好，反正又沒有要參加神龍小組，還是保命為要。

    　　一九八○年代，空降特戰部隊有兩支很特別的隊伍，一支是神龍小組，專門表演高空特技跳傘，名聞中外。其中有一位女神龍隊員是政大歷史系畢業的，個子不高，卻是藝高人膽大。我因為是歷史系的，在訓練休息時偶爾會和她在咖啡廳聊天，這位女神龍隊員比我高班，我喊她學姊，倆人相談甚歡。另外一支特別隊伍是空降特勤中隊，專門對付劫機事件。這個中隊有一百人，軍官均為志願役，士官則須簽署四年役，在臺灣特戰部隊中排名第二，體能戰技一等一，連政戰特遣隊都不敢惹他們。

    　　一般人服役聽到海軍陸戰隊，印象裡都覺得是最操的軍種。其實海軍陸戰隊在臺灣特戰部隊，排名猶在五名之外，遭遇不算特別慘。就我所知，以慓悍和體能訓練而言，排名第一的是海軍陸戰隊特遣連，編制一百人，軍士官均為志願役；排名第二的是空降部隊特勤中隊，編制一百人，軍士官均為志願役；排名第三的是憲兵特勤連，編制一百人，軍士官均為志願役。由於排名前三名的海軍陸戰隊特遣連、空降部隊特勤中隊、憲兵特勤連這三支特種部隊，均屬志願役官士兵，服一般義務役者不會進入這三種部隊，故知者甚少。排名第四的是陸軍兩棲揁搜營(另一個名稱是成功隊)，即俗稱的陸蛙、蛙人或水鬼，編制為一個營。政戰特遣隊排名第五，一九八○年代有四個中隊，約略等於一個營。排名第六的是海軍兩棲偵搜營，俗稱海蛙，即和龍虎第一隊在鳳山游泳池打得整個游泳池變紅那個部隊。

    　　特戰部隊間常喜歡互別苗頭，如果營區距離不遠，鬥毆事件時有所聞。所幸空降特勤中隊和政戰特遣隊級數差太多，我們也不敢去惹他們，彼此乃能相安無事。

    　　經過六次實跳，鐵漢傘訓告一段落，空降特戰部安排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結訓典禮，一般軍隊的結訓典禮都很隆重，因為有上級長官要看。

    　　一九八二年六月廿六日，我正式取得傘訓證書，在軍服左胸上理直氣壯的繡上傘徽。距離我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一日入伍，差十五天滿一年。在這一年間，我在鳳山步校受訓四個月零三天；掛階後到搭乘LST登陸艦到金門報到，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選進政戰特遣隊，十二月二日拔階受特遣隊入隊訓；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結訓；一九八二年六月三日到空降特戰部傘訓中心，再度拔階受傘訓，一九八二年六月廿六日取得傘訓證書；正式完成政戰特遣隊的各項訓練，成為真正的政戰特遣隊員。其間尚包括山訓、海訓、突擊訓和野外求生。當我拿到傘訓證書的那一刻，心裡真是百感交集。

    　　傘如春花朵朵開，一九八二年六月廿六日，潮州的天空一片蔚藍，不經心裡飄過幾朵卷雲。當汗水與淚水灑在潮州傘訓場，我擡頭望了望迎天挺立的椰子樹，深深吸了一口氣，南台灣的日頭赤炎炎照著，我邁開腳步，迎向剩下的十一個月預官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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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16,2006

    鳳山步校，攻不下的七一四高地

    　

    　　南臺灣的七月，日頭赤炎炎照著。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一日，我背了簡單的行囊，趿著一雙露趾涼鞋來到鳳山。這是我第一次親履斯土，雖然在昔往歲月，我曾搭車經過這裡，但都祇是過境，這次到步兵學校報到，是第一次親腳踏上這片土地。

    　　我的頭髮本來就不長，為了準備當兵，事前已經剪短，但報到時，步兵學校仍然準備了剃頭師父等在那裡。待完成報到手續，剃頭師父已經拿著剪子準備對付你的短髮。就是那種理光頭專用的推剪，量好一定長度，約莫是三分，祇聽得一陣軋軋聲，地上已是一片頭髮，摸摸清潔溜溜的頭，感覺涼涼的。在臺灣長大的男孩子真的很認命，從小就被灌輸要當兵的觀念，時間一到，村子裡把同梯入伍的阿兵哥集合起來，披上光榮入伍的紅采帶，大夥兒就乖乖去當兵了。我因為是服預官役，不歸鄉公所管，亦未在花蓮管區報到，而是一個人背了背包，逕赴鳳山步校。

    　　我因為心裡想著，部隊會發軍鞋，所以穿了一雙羅馬式涼鞋入伍，就是那種用皮帶在腳上繞纏著的露趾涼鞋，一九八○年代前後，在台北市羅斯福路和師大路口有一家谷平陽鞋店，專門做這種涼鞋。沒想到步校配給單位居然缺一號的軍用布鞋(一種長筒鞋，鞋帶綁到小腿肚上，方便打綁腿，部隊出操打野外穿的鞋)，所以隊上有兩個人沒有軍鞋穿，一位是一號，臺灣藝專西畫組畢業，身高接近一九○公分，有一雙大腳是理所當然。我則是因為小時候打赤腳，沒有鞋子的束縛，一雙腳肆無忌憚地長著，雖然長度不長，卻是又厚又寬，在軍中必須穿一號鞋。

    　　我是在陸軍步兵學校第十六中隊受訓的，這個中隊原本訓練體幹班，在預官受訓期間也接預官班，但隊上幹部操慣了體幹班，把我們這些預官當體幹班學員操。當別的中隊跑三千公尺時，我們早已跑五千公尺，當別的中隊單槓拉十下時，我們要求二十下；反正不論什麼體能，總是比別的中隊多做一些。我因為隊上未發軍鞋給我，祇好穿著我的露趾羅馬涼鞋受訓。而我的腳又容易出汗，上野外時極為辛苦。每當部隊從隊集合場走過先鋒路時，軍營牆邊的風尾草迎風搖曳，我的腳掌不斷出汗，走得腳都快抽筋了。一齊上野外課的其他中隊幹部們，看到我腳上的涼鞋，不時揶揄我的班長，笑他班上來了一個少林寺的。因為露趾涼鞋的形狀很像少林寺僧穿的芒鞋。這些無聊的幹部們，我心裡暗暗詛咒他們被槍托打到或被刺刀扎到。

    　　可能因為別隊幹部有事沒事就嘲笑我腳上的涼鞋，惹毛了我的班長。我被分配到第十六中隊第三區隊第十二班，是中隊的最後一班，學號一一七，班長張勇。報到一個禮拜後的某天晚上，張勇班長把我叫到士官室(班長室)，要我背貼著關上的木門。

    　　「你是十八羅漢幫的？」

    　　「什麼？」

    　　「你參加十八羅漢幫？」

    　　「報告班長，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還狡辯，我們已經查過你的資料了。」

    　　「報告班長，我都大學畢業了，而且考上預官，怎麼會是十八羅漢幫？」

    　　「那你手上的疤是怎麼回事？」

    　　「報告班長，那是我高中考大學時為了激勵自己用功念書燙的。」

    　　「我跟你說，這裡是部隊，不管你在外面是什麼，到這裡來你就給我乖乖的，不要給我耍皮條。」

    　　「報告班長，我沒有。」

    　　「你腳上穿的那個是什麼？能看嗎？」

    　　「報告班長，那是隊上沒發鞋子給我。」

    　　「你還狡辯！一號就會穿球鞋，你就不會，你什麼東西？」

    　　「報告班長，我是人，不是東西。」

    　　「好！你是人，我會讓你變成不是人。你給我乖乖的，不然會要你好看。現在出去。」

    　　「謝謝班長。」

    　　我轉身打開綠色的木門，表情木然地走出班長室，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隊上第二區隊長陳光裕是我東海學長，工業工程系畢業，高我一屆，大一勞作課擔任過我的工頭，他應該知道我在學校的情形，怎麼會允許一個班長對我這樣？但我也沒去找他，我不喜歡為這點小事找人，何況我是第三區隊的，找第二區隊區隊長來處理我的事，也有點說不過去，就隱忍了下來。

    　　可能因為一開始我穿涼鞋出操的緣故，隊上幹部時不時要找我的麻煩，不是把我叫下來糾正我衣服沒穿好，就是把我從行進中的部隊叫出來，要我面對寢室唱軍歌；反正各種花樣，不一而足，把我初入伍的心情搞得一榻糊塗。縱使一個禮拜後鞋子來了，我和其他弟兄一樣穿著高統布鞋受訓，幹部們仍是常常找我麻煩。

    　　鳳山步兵學校最有名的有三個東西，一是營區的鳳尾草，那首〈鳳尾草〉流行歌曲，於是成為步校的地下校歌；第二是先鋒路，從營房到出操的七一四高地要經過先鋒路，在步校受訓的學生都聽過「走不完的先鋒路」；第三是七一四高地，是班攻擊和排攻擊教練場，因而有「攻不下的七一四」之說。對在鳳山步校受訓的學員而言，鳳尾草、先鋒路和七一四高地，是永遠的惡夢。

    　　學校的受訓內容頗為枯燥，除了星期四的莒光日政治教學和政治課之外，幾乎全部野外課，占受訓課程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野外課主要在七一四高地上，每天我們走過先鋒路，到達七一四高地，開始一天的操練，從單兵攻擊、班攻擊到排攻擊，都在七一四高地。衝上去，下來；再衝上去，下來。一整個早上或下午就在山頭間打轉。第二區隊長陳光裕在報到的第一天對我說：「考上步排是錯誤的第一步。」因為步排的領章是一枝槍和一枝刺刀，看起來就像個X。其實考上步科也不是我志願的，因為沒法考上經理、運輸等特種官科，而我有近視當不得憲排，又非國民黨員，當不得政戰官或輔導長，祇能分配到步排。初入伍時陳光裕學長和我說「考上步排是錯誤的第一步」時，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得了的，隨著訓練課程一步步加重，我才知道步排實在是很枯燥的。經過這許多年，我心底對在鳳山步兵學校受訓的過程猶歷歷如繪。

    　　受訓的日子在汗水與淚水中度過，體能上的錘鍊並非我最感痛苦的部分，最無法忍受的是不能看書。於是祇好利用睡眠時間，帶了小說或詩集躲在廁所看。軍營的廁所均屬蹲式，味道很重，我躲在廁所讀著《鄭愁予詩集》、楊澤《彷彿在君父的城邦》、陳映真《山路》，想像著自己是書裡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

    　　步校受訓預官有兩個機會報考訓練單位，一個是第一士官學校排長，這是許多預官步排的夢想。第一士校在中壢，因為是學校單位，作息正常，帶高中生也不會有太多麻煩；另一個是成功嶺訓練排長；帶大專寒暑訓和第二梯次預官入伍訓，亦屬輕鬆單位。當第一士校排長報名時，我因為是歷史系畢業，可以教歷史，資格符合；但隊上文書說我有近視，不能報考。我看到許多近視的同袍們都可以報名，弄不懂為什麼獨獨我不可以。後來成功嶺訓練排長報名，我再次要報考，文書仍然說不可以，我問他為什麼？理由仍然是我有近視。這次我有點不高興了，我說其他有近視的人為什麼可以報考。文書說他們可以我不可以。當時我真的眼淚都快掉出來了，同樣我在步校受訓，一樣的預官步兵排長，一個下士文書居然可以決定誰能報考，誰不能報考，軍中的黑暗面由此可見一斑。

    　　因為兩次報考訓練單位的機會都錯過了，我祇好等待十一月結訓的抽籤。

    　　隨著日子一天度過一天，我也不太去想未來的事。軍旅生活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用思想，每天操練完畢已是筋疲力竭，也沒什麼好多想的。身體強壯，腦袋空空，大概是步校受訓預官的最佳寫照。

    　　在步校最令我難受的是莒光日教學，雖然莒光日那天不用打野外，但我寧可上野外課，也不願上莒光日政治教學，那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洗腦，把人的思想硬生生掐住，掐得人喘不過氣來。我記得那是一個風聲鶴唳的時代，參謀總長郝柏村，政戰主任王昇，兩個人把政治教育掌握得滴水不漏。

    　　郝柏村總長要求背《教戰總則》，每個預官人手一冊128開本的《教戰總則》，塞在口袋裡，隨時拿出來背誦；內容包括愛民十大紀律，諸如「宿營挖廁所」、「洗澡避女人」之類，以及〈教戰守則〉「戰場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王昇主任掌管政戰教育，每個禮拜四，早點名完，吃過早餐，部隊就帶到教室集合，收看當日的莒光日電視教學。莒光日電視教學在中華電視臺播出，當過兵的都知道國防部是華視的大股東，舉凡一切軍中的政治教育、政令宣導，都在華視播出。莒光日的主持人是李豔秋，當時大學畢業不久。我記得李豔秋是一九五七年出生的，大我兩歲，我入伍服役時她正是華視當家玉女新聞主播。在莒光日政治教學，李豔秋常常說著：「臺獨等於臺毒，臺獨就是臺灣毒草，臺獨就是自取滅亡。」以及：「信奉三民主義，解救苦難大陸同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主義、領袖、國家、榮譽、責任」等等。李豔秋說得義正辭嚴，我聽得心驚膽跳。服役一年十個月，每個星期四早上收看李豔秋的莒光日電視教學，使我在退伍後，每每看到李豔秋播報新聞時，胸口就隱隱作痛。二○○○年以後，李豔秋在有線電視主持「新聞夜總會」節目，竭盡所能的消遣政府，加上一些不學無術的電視名嘴，每日裡扒糞，看得令人作嘔。我總是想起服役時，李豔秋在莒光日高喊「臺獨等於臺毒，臺獨就是自取滅亡」的嘴臉，我的心宛如刀割，昔日打壓政治反對運動的軍方傳聲筒，如今成為消遣政府的電視名主持人，我不知道午夜夢回時，李豔秋的良心會不會覺得不安？

    　　莒光日的下午是國民黨員小組活動時間，非國民黨弟兄往往被派去割草或清掃廁所。看著黨員們的小組活動，吃餅乾、喝茶、聊天，我們這些非國民黨員卻要去勞動、作苦工，心裡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我們不敢多說什麼，人在軍中還是安分一點，免得為自己惹來麻煩。

    　　許多年以後想起這些，我仍清楚看到在樹下擺了餅乾和茶水的小組討論場景，另一些人則揮汗如雨地割草、掃樹葉和打掃廁所。我的軍旅生活不算特別吃苦或遭受不公平待遇，但這些瑣瑣碎碎的事，卻在我心底堆積，縈繞不去。

    　　一九八一年九月廿八日，這一天是中秋節，部隊放了兩天假，我換上便服回到台中大度山和系上學弟們相聚，而主要目的其實是去看我當時的女友S。S看到我時有些訕訕然，彷彿欲說還休，我心裡有著莫以名之的預感。S說自從我入伍以後，她的日子過得有些無聊。開學以後，參加系上的迎新舞會。S說因為她長得太漂亮了，一位來自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交換教師愛上了她。我聽著S述說的故事，心裡想著又是一個臺灣男孩子的兵變故事。這類故事聽得實在太多了，祇是萬萬沒想到有一天輪到自己。想想，輪到自己也很平常，遭逢兵變是臺灣男孩子千千萬萬個故事之一，而且我似乎也已預期它的到來，但入伍不到三個月，這封〈給約翰的信〉似乎來得早了一些。說不上悲傷或幽微，我的心情停佇在那樣的氛圍裡，竟是無語凝噎。

    　　在同一天，我接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的來電，告知我獲得時報文學獎的消息。信疆先生說，決審委員對〈教堂之外〉有不同的意見，有人非常喜歡，主張給首獎；有人認為這篇文章像論文，不像散文，彼此相持不下，所以最後給了我佳作獎，希望我再接再厲。這一年的首獎得主是陳列，作品為〈地上歲月〉，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篇文章，我覺得他得首獎是應該的。時報文學獎從第二屆(一九七九年)開始設立散文獎項，第二屆首獎得主是高大鵬，作品為〈大雄寶殿下的沉思〉；第三屆首獎得主為陳列，作品〈無怨〉(原名〈獄中書〉，後來高信疆擔心觸怒執政當局，商請作者改名〈無怨〉)；因此第四屆時報散文首獎得主陳列算是連莊，印象裡這似乎亦是時報文學獎項中唯一的一次連莊。後來我在一九八二年以〈湖邊的沉思〉獲第五屆時報散文獎，似乎是迄二○○五年為止時報文學獎各獎項最年輕的首獎得主。當然這也沒什麼重要，因為得獎後我花了十年時間去念學位，除了一些文學界老友偶爾想起我，我在臺灣文學界完全是一個不起眼的小芭樂。

    　　在同一天遭逢兵變和獲知得到時報文學獎，老天爺好像跟我開了一個很大的頑笑。悲喜之間，禍福同在，而我永遠記得這一天，一九八一年九月廿八日教師節，同時也是中秋節的這一天，我的生命旅程同時遭逢大悲與大喜。

    　　回到部隊以後，我的心情極為黯然。江淹〈別賦〉云：「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對我而言，兵變當然是一種黯然銷魂的離別。在受訓時我愈來愈不愛說話，猶若行屍走肉，跟著部隊走先鋒路，攻七一四高地，以及練習結訓測驗項目之一的五百公尺障礙超越，亦屬極艱苦的體能挑戰。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日，早點名結束回寢室的路上，輔導長把我叫下來，要我到輔導長辦公室。進到輔導長室後，輔導長指著桌上打開的《中國時報》問我：「這個人是你嗎？」我瞄了報紙一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刊載了時報文學獎的得獎人名單和簡介，上面有我的簡短介紹。我對輔導長說：「是。」忽然輔導長發怒起來，指著我大罵：「你怎麼沒有說你會寫文章？」

    　　「報告輔導長，在入伍資料上我有填寫作專長。」

    　　「你填在那裡誰看得到？為什麼不特別向我報告？」

    　　我愣在那裡，不知該說些什麼好。在入伍資料填的專長不作數，一定要親自向輔導長毛遂自薦，這是什麼規矩？

    　　「你發什麼呆？以後要把自己的專長說清楚，知道嗎？」輔導長說。

    　　「是。」我囁嚅地應著。

    　　「下去。」

    　　「謝謝輔導長。」

    　　我小跑步回我的床舖，匆忙收拾裝備，準備到隊集合場集合，今天又是七一四高地的野外課，南臺灣赤炎炎的日頭正等著我。

    　　從那天以後，隊上所有的各種競賽，從演講、辯論、作文、心得報告，我都名列第一；甚至實習連長、實習排長，統統名列榜上，我忽然像從地獄升到天堂，隊上幹部對我講話亦較此前客氣許多，那個初入伍時穿著涼鞋受訓的中士學生，再不是隊職幹部揶揄嘲笑的對象了。那時我並不了解何以有這麼大的改變，後來在第二區隊長陳光裕學長口中方始得知，隊上希望把我留下來擔任區隊長，要借用我的文筆為隊上爭取各項藝文競賽成績，而這類競賽比起真槍實彈的五百公尺障礙、打靶等體能戰技，要容易得多。

    　　美好時光總是如此短暫，當我在隊上享受前所未有的待遇時，另一個天崩地裂的人生遭逢正等著我。

    　　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黃昏，我正在裝甲車教練場受訓，傳令兵送來一紙電報，是四叔(彭訓添)家的大堂哥彭榮華拍來的，電報上寫著：「父車禍，病危，速歸。」我向隊長報告，隊長安慰我應該沒什麼關係，要我放心。黃昏的天色，南臺灣暈黃的野地，坦克車繞著教練場軋然作響，我望著天邊的晚霞癡癡發楞。

    　　收操回到營區後，輔導長把我叫到辦公室，要我填寫假單，吃過晚餐後返家。我和部隊一起吃過晚餐後，回到營房，換上便服，拿了假單一路衝到步校門口，搭上往高雄的客運班車，記憶裡那是一個星期五的黃昏，窗外一片闃黑，偶或有車燈從遠方閃過。

    　　我在高雄火車站買了到臺北的火車票，這是我入伍後第一次返家，從高雄到臺北，火車足足走了五個多小時。抵達臺北時已是凌晨時分，北迴線已經沒有班車，我祇好在臺北火車站候車室歪躺了一晚。清晨五點，搭乘第一班往花蓮的莒光號列車。

    　　火車穿過山林，穿過原野，穿過山洞，我看到熟悉的蔚藍海岸，火車帶我回花蓮。抵達花蓮新站，我叫了一輛計程車趕往省立花蓮醫院，抵達醫院時，執班護士告訴我彭凰枝先生已經出院。於是攔了另一輛計程車，匆匆趕回豐田老家。

    　　當我順著豐田圳旁的產業道路，遠遠看到竹林中的小屋，睽違三個月的家，我又回來了。接近竹林時，我聽到屋子裡傳來陣陣啜泣聲。

    　　屋庭下已經擺好父親的靈位，屘叔家的大堂哥彭金蒼為我點香，向父親報告我已經回來的消息。進入客廳，父親直挺挺躺在草席上。姆媽嗚咽著向父親說我回來了，要他好好瞑目。我跪上前去，為父親合上眼瞼，我看到父親右邊額頭上有一塊瘀青的疤痕。

    　　因為我是家裡的獨子，大小事都得我拿主意。當時我已慌亂，大部分事情都是和三姊彭素梅商量著辦。賦別三月，歸來時父子已人天永隔，我再看不見父親那永遠帶著微笑的胖墩墩的身影。

    　　父親出殯後，我再次踏上軍旅，回到鳳山步兵學校受訓。記得是剛做完頭七我就離開家了，軍中喪假最多一個禮拜，母親坐在藤椅上，兩眼濡溼看著我離開竹林中的老家。

    　　回到步校以後，訓練已接近尾聲，再不到三個禮拜就要抽籤分發了。隊上幹部計算學員的受訓成績，藝專美術科西畫組畢業的一號是第三名，我是第四名，兩個人都無緣留隊，必須和大夥兒一起抽籤分發。倒是和我屬第三區隊第十二班的一二八號，畢業於淡江大學英文系的周文峯成績獲得第二名，留隊擔任區隊長。受訓期間，周文峯帶了一支音叉藏在墊被下面，訓練休息時(或晚上入睡後躲到廁所)偷偷敲擊，以維持他彈古典吉他的音感。我因為吹簫笛，短短一支，小小的，藏在登山背包裡，休假時偷偷帶到草坪上吹幾段旋律，免得受完訓音感都不見了。因此在受訓期間和周文峯相處甚佳，偶爾也向他借音叉敲幾下，放在耳邊聽，維持對音準的敏感度。我很為周文峯高興，留在步校擔任區隊長，發生兵變的可能性將降低很多。我倒覺得還好，反正兵變已經提早發生，到哪裡都一樣。

    　　抽籤分發的時刻終於來臨，二十六個中隊，約三千名預官，帶了小板凳坐在步校大集合場，等待命運之神的降臨。當時我不知怎麼想的，第一志願是到金門，第二志願是外島，第三志願才是臺灣本島；我告訴隊上同袍弟兄，抽完籤交給隊長後，如果我回身比一就是金門，二是外島，三是本島。

    　　步校抽籤分發時，必須捲起右手的袖子露出胳臂，以防作弊。我和所有等待抽籤分發的預官一樣，捋高了右臂袖管，小跑步到司令臺前的籤箱捻出一張捲著的小紙條，舉高，小跑步到本隊隊長那兒登記。

    　　我抽完籤小跑步到隊長面前，把籤條交給隊長，隊長打開籤條，看了一眼，對我說：「恭喜你，金防部。」我對隊長說：「報告隊長，謝謝。」然後轉身向還未抽籤的同袍用右手食指比了個一的手勢，隊上弟兄歡聲雷動，因為多一個人抽走金馬獎，後面的人就少一個中獎的機會。當時軍中戲稱抽中外島叫「中金馬獎」，預官機率特別高，據說有百分之三十中獎率。

    　　抽完籤回到隊上，大夥兒討論著誰抽到哪裡，誰抽到哪裡，隊職幹部這時變得和藹可親了起來，因為一些抽到外島籤的弟兄，很可能因心情不好而出事(雖是大專預官，但誰也不敢擔保一定不會出事)。隊上有二十幾個人抽到金馬獎，一號抽到三十三師，即當年打八二三砲戰那個師，駐地是列嶼(小金門)；其他二十幾位抽到的也都是野戰師，祇有我最特別，抽到金防部。隊職幹部說抽到金防部是大籤，可以上下班。我聽了簡直想發笑，在金門就算上下班能做什麼？別蠢了。祇是能有機會到金門服役，我內心仍是有幾分嚮往。事實上，部隊分發抽籤，籤紙上寫的是信箱號碼，隊職幹部亦僅依據信箱號碼判別駐地，因為信箱號碼前有地名，以縣市為別，如金門郵政、臺南郵政之類。有些抽到外島籤的，可能待幾個月部隊就移防臺灣；有些抽到本島籤的，可能不到幾個月就換防到外島，很多事路其實並沒有定數。

    　　抽到信箱號碼的大部分是野戰師，抽到國字的則大好大壞。譬如有一位清華畢業的，平上操課極混，結果抽到上上籤的陸總部，把大夥兒氣得半死。我抽到金防部，說好也好，說不好也不好，算是大籤，但因為在外島，一般而言，也就說不上好。

    　　隊上有三位弟兄抽到「救指部」，初時隊職幹部弄不清楚是什麼，居然說是「救國團指揮部」，在臺北市松江路；後來才知道是「反共救國軍指揮部」，要去東引；睡在我上舖的一一八號，畢業於成大電機系，就是抽到「救指部」。那天晚上入睡後，我不斷聽到眼淚滴落在床板上的聲音，滴滴答答，一夜直到天明。

    　　抽完籤，距離結訓祇剩一個禮拜了。隊上的訓練已近尾聲，五百公尺障礙測驗亦已結束，袍澤們幾家歡樂幾家愁，留在本島的歡樂，抽到外島的憂愁。父親大去之後，對我而言到哪裡都一樣，人世最悲傷的事已經發生，我想，不會有更壞的事了吧！當時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後來會被選進陸軍第二政戰特遣隊。相對於特遣隊的訓練，鳳山步校祇能算是一片小蛋糕(A piece of cake)，而在特遣隊的遭遇，實此生所僅見。在鳳山步校主要是心情鬱悶，加上遭逢父喪的人世悲涼，在特遣隊則是體能、意志與心靈最嚴苛的考驗。

    　　結訓典禮那天，隱約彷彿聽到一起受訓的預官同袍們，討論著掛階後要隊上班長們好看的話，但聽得不是很真切，也沒人找我談這類問題。隊上幹部為每位受訓的預官學員準備了兩付領章，帶到結訓典禮會場。結訓典禮授階後，同班預官彼此幫忙別上領章，成為中華民民國陸軍步兵少尉，神氣地排隊走回隊上。

    　　回到營區，發現隊上十個班長走了九個，祇留下一位平常待我們比較和善的大專下士班長，其他平日頤指氣使的九位班長都不見蹤影，想係耽心受到受訓預官的報復或羞辱。我自己倒沒有特別想法，四個多月都過去了，何必在最後要離開前，留下彼此的難堪？

    　　結訓典禮當天下午，我們各自打包行李，準備離營。在隊集合場集合之後，隊長說了些訓勉的話，然後由值星區隊長將部隊帶到步校門口，部隊解散，相處了四個多月的袍澤，就此各奔東西。

    　　我搭上往高雄的客運班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距離我入伍的七月十一日四個月零三天，我再度搭上往台中的公路局中興號。來時豪情萬千，歸返恍如隔世。愛情遠離，父親大去，坐在中興號上，南臺灣的風景如飛而逝。

    　
    pangmf 發表於 樂多│ 15:24 │ 回應(27) │ 引用(0)

    August 2,2006

    路思義教堂

    　

    　　到過東海的人，應該都對路思義教堂印象深刻，即使未曾到過東海，亦可能在風景明信片或旅遊指南上，看過路思義教堂巍峨的身影。那迎天挺立的姿態，彷彿向天空仰望，探索可知與不可知的奧秘。

    　　東海學生不論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在生活上都與路思義教堂息息相關。上課的時候經過路思義教堂，下課時經過路思義教堂，約會時經過路思義教堂，只要在大度山生活，路思義教堂永遠陪伴著我們。

    　　一九七七年，當我還是大一新鮮人的時候，參加了方舟書房的義工。不知當時自己怎麼會去當方舟的義工，我並不是基督徒，但好像就那樣很自然地去登記擔任義工，雖大部分義工都是基督徒，我也沒有覺得和他們有什麼不同。有時我也參加學校的學生團契，但終究沒有投向主的懷抱。一如後來有一段時間，我常到佛學社借書，閱讀佛經，甚至到學校的古籍室借大藏經般若部，從最粗淺的《心經》、《金剛經》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路讀將下來，最後剩下《大般若經》，但終究亦未投身佛陀的懷抱。我想，在我內心深處是需要宗教的吧！或者說一種信仰的寄託，但我終究未有宗教信仰，雖然身邊總擱著一本《聖經》和幾本佛經，大部分時候我仍沈浸在自己的思維裡。

    　　一九七七年平安夜，歷史系大三學長吳天泰因為參加東海聖樂團，要在路思義教堂演唱《彌賽亞》，託我為他錄音。我拿著手提收錄音機，坐在中間靠右第五排的位置，為《彌賽亞》的演唱錄音，那是我第一次在現場聽《彌賽亞》，當哈利路亞的歌聲自臺上傳來，整個教堂充滿著聖潔的氛圍，第一次我真切感受到基督的光輝。

    　　一九八○年平安夜，我再一次到路思義教堂聆聴三年一唱的《彌賽亞》，這次是因為當時的女友在聖樂團，希望我去聽她的演唱。在子夜彌撒之前，我來到女生宿估外的鐘樓，敲鐘的是生物系學長老夫子，我問他可不可以讓我敲鐘？老夫子學長把繩子交到我的手上，並教我如何拉繩和放繩，好讓鐘聲有舒緩的節奏。我依著老夫子學長的指示敲鐘，當四十九響的鐘聲彌漫大度山，在大學畢業前的最後平安夜，鐘聲竟然是我敲的，我的心裡有一種奇特的感覺，說不上是什麼，那感覺卻在我心裡停佇許多年。

    　　在東海念書期間，除了兩次平安夜的《彌賽亞》演唱，我真正走進路思義教堂的次數不超過十次，其中有三次是參加系際杯合唱比賽，兩次是參加系際杯詩歌朗誦比賽；另有兩次幫社會系和國貿系的詩歌朗誦比賽擔任伴奏。

    　　一九八一年春天以後，大四即將畢業前夕，我常常坐在路思義教堂前的方形聖聖壇上，沈思冥想四年來大度山生活種種。

    　　團契聚會已經結束，留下路思義教堂巍峨的身軀矗立著寂寞。

    　　我坐在教堂前的方形聖壇上，癡癡地望著教堂發愣。從前我也曾坐在這裡，也許一個人孤獨地抽著煙，思念遠方的故鄉，也許身畔坐著女孩，談著永無結果的情愛；可是今晚有些不同，因為過些天我就要離開這山城到遠方去，心裡彷彿有許多話要對教堂傾訴，而教堂似乎也有許多話要對我說。

    　　我望著教堂弧形的身軀向天空伸展，那教堂頂的十字架映在繁星的夜空裡，彷彿成了眾星之主。莫非除了引導人們走向道路、真理、生命之外，十字架也引導眾星走向天國？我看到星星在微笑，一下子如恆河沙數的星星似乎都成了天國的子民。而我呢？一個凡夫俗子坐在這裹，血液裡遺傳著中國，讀著血淚交織的近代史，思想著天道、人道的可及與不可及，茫茫然不知何所繫。每當我聽到聖樂團的同學們唱著「求仁與歸主，神聖本同功」的東海校歌時，內心就禁不住悸動；儒家的傳統在圖書館的線裝書和老教授的白髮裡，基督的精神在巍峨的教堂和莊嚴的鐘聲裡，我不知道自己該往那個方向走？是否西方的神和東方的聖可以結為一體？是否儒家成仁取義與基督愛人如己的精神可以融為一爐？我懷疑，我又想肯定；走進教堂卻不免在教堂外徘徊；手拿著線裝書又在圖書館外彷徨。西方的哲學家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五四運動的浪潮要把線裝書扔到茅坑；然而，上帝死了嗎？儒家的精神已經喪失了嗎？我不敢說。因為我看到人們仍然上教堂做禮拜和禱告，我也看到仍有人為維護儒家的道統而努力不懈。除卻科學的物質文明之外，我
    們似乎也未曾忘懷追求人文的精神文明，物質和精神本是相輔相成的東西，又怎能偏廢呢？正當我這樣想的時侯，教堂靈明清澈的玻璃透過微光，化做千萬個十字架在我眼前晃動，恍惚中耶穌血跡斑斑的身影在每一個十字架上，而身後的銅鐘化為千萬枝木鐸，宛如論語裡屹立的語句──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敲擊著我的心，整個人彷彿回到了歷史的緜延裡。

    　　那是五百年前，西方世界正處於中古與近代之交的文藝復與時代，佩脫拉克等人扛起了人文主義的巨纛，使西方走出中古的漫漫長夜；舊時代的教會已死，代之而起的是馬丁路德、喀爾文等人的新教；在此一歷史性的再生時代，不論宗教、人文或是科學，都走出沈腐的舊窠而邁向新的生命，而此種新生命乃來自歷史上的希臘羅馬文化。當我們審視這些文化的同時，或許我們會發現文藝復興時代諸大師所提倡的人文主義，事實上並不是屬於希臘羅馬，而是屬於每一個時代的，此種再生的力量可以在每一個時代湧現。而歷史上重要的一剎那，偉大的發明、偉大的抵抗、人類偉大的文明，都能喚起我們的同情；也就是這種如得其情的心靈，纔能使我們把自己的生活溶入歷史，把歷史當做生活的註解。史家卡爾(E. H. Carr)在劍橋的就職演說中：「歷史是今人與古人間的心靈對話」；柯靈烏(R. G. Collingwood)在「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書中則揭櫫「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此種思想的歷更需要「將你心，換我心」的同情；亦即我們應當常用一種態度，將一切公眾的事實個人化，將一切個人的事實普遍化，那麼歷史就變成流動的、真實的，而我們的心靈也向深沈和崇高邁進。也許我們常常感慨生不逢時，懷想著美好的古代；然而，歷史上的古代對當時而言，豈不也是一種現代。如果我們用同情地了解來讀歷史，或者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現代，就無所謂今古了。佩脫拉克看希臘羅馬文化與我們今天看並沒有什麼不同，愛琴海文化所崇尚的勇氣、公義、正直、毅力和優美的藝術、文化，今日仍為我們所喜愛，為我們所崇尚。在號稱科學的二十世紀，我們仍然追求人文的精神文明，甚至向希臘人追求的完美之境(Aretê)邁進，重要的不是處於什麼時代，而是人類的心靈否仍秉持對真理的執著與熱愛，是否仍追求生命的完美之境。當我們的心靈行遊於歷史的範疇，我們看到每一個時期總有些稀有的、不可理解的靈魂出現在我們之間，向我們啟示大自然裡新的事實；雖然那句「太陽底下無新事」的名言常響自我們心底，可是當我們發現日月山川亙古以來存在著，給予人類不同的啟示，可以是「挾泰山以超北海」的豪邁，也可以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嗆然而淚下」的感時憂世；而這些啟示隱藏在山川日月的流動和人類的死亡與永生裡，過去的已成為歷史，未來的仍待我們去追尋。

    　　當我的思想在歷史裡馳騁時，夜已經很深了，黑黯籠罩著山城；一陣山風襲來，不堪單薄的衣衫冷峭。我擡頭向天空仰望，不知何時星星已經轉移了，耀眼的獅子座連帶著春天三角形已偏西，天琴座和北十字緩緩升起，我想起佛經裡所說如恆河沙數的大千世界，也許對整個宇宙而言，地球不過是一粒微渺的沙塵，而我是地球上一個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也曾為物換星移感慨，也曾恣狂地以為沒有我便沒有星星、天宇的存在，然而自卑和自大又怎能填滿空洞的慾望？當我讀到「觀自在菩薩性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室，舍利子，色不異室，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時，方知一切的存在都是虛幻，而一切幻象亦都是真實的存在，我又何必去計較宇宙的浩瀚和感慨自我的渺小？也許人的一生都要經歷過純真與正義的希臘時期，也要經歷感慨宇宙變幻的哲學時期吧！當我們心思希臘的力與美時，我們已經成為希臘人了；而當我們心思佛家的八萬四千法門或康德的理性世界時，我們乃成為一個哲人，思想宇宙和人生的過去與未來；然而，希臘人和哲人不過是生命歷程的階段，當我們吃飯、睡覺，經歷喜怒哀樂和生老病死的時候，我們乃是一個真實的人，真實的生命；這些不同的生命向度時時在心裡交戰，也許能融為一體，也許衝突一生；但是生命的事又有誰參得透？又有誰能逆料呢？

    　　天空的星星在對我微笑，人和星宇彷彿水乳交融地可親；教堂的兩扇壁弧形地向上伸展，彷彿要擁抱整個天空；我想著科學與宗教的結合，科學可以使宗教更莊嚴，宗教也可以引導科學走向人類偉大的愛，誰說宗教與科學是相對的呢？當愛因斯坦寫下他有名的相對論時，他依然是一個虔誠的教徒，當史懷哲在蠻荒之地的非洲行醫濟世時，他內心不也充滿著基督之愛麼？縱使我們在白天高喊著這是科學的時代，是物質文明勝過精神文明的時代，然而，每當午夜夢迴，我們不也相信宇宙間有一冥冥中的主宰？在槍砲聲中，我們依舊聽到有人高呼人權；在物慾橫流的世界裡，我們仍然看到有人在維護固有的倫理精神；縱使我們常常遺忘童幼的純真，縱使我們走在熙攘的街道中，我們內心深處的聲音仍常常告訴自己要追求人生真、善、美的境界。當我們審視這些時，是否也常常會有一種屬於宗教的、高貴而神聖的情操？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做一假定，宗教是指引人生的燈塔，當船在人生的大海上航行時，我們不時地會遭遇暴雨颱風、急流暗礁，每當我們感到疲憊困頓時，燈塔就在前方引導我們，指引我們走向避風的港灣；在生命的航行中，我們常常需要這樣的燈塔和港灣，那麼，宗教大概就是最好的寄託吧！而此種心靈的寄託在孩童或老者的身上最易展現，當我們還是孩童的時候，跟著母親上教堂做禮拜，跟著母親上廟進香，虔敬的心情勝過多少解釋聖經或佛典的卷帙；當我們漸漸長大，我們懷疑上帝、神佛的存在，我們以為自己就是一切是非的主宰，如同希臘時代詭辯學家所說的「人是萬事萬物的準繩」，於是我們開始反叛，也許投入另一宗教，也許就此離開宗教。經過了半生憂患，直到年老白髮皤皤時，我們已歷練過許多人世的苦難、坎坷，於是了解到把一切不可知的交託給上帝、託付給神佛，回到孩童時的純真，向宗教皈依。然後安穩地度過平靜的歲月，走向死亡的墳墓。

    　　想到這裡，我不禁往左邊的兩堆小土丘看去，那是兩座墳墓。據說未建教堂前，附近是一片墳場，建教堂的時候，工人乃將它們遷到東海大學對面的公墓去，唯獨這兩座無人認領的墳墓，每當工人的鋤頭或鏈子敲在上面時，那位工人就手足無力、四肢發軟喊肚子痛，接連幾個工人試過都是如此，於是沒有人敢再去遷移它們，便這樣留了下來。或者這就是中國人對土地的依戀吧！我們不是常常說葉落歸根嗎？既歸了根就不再遷移，來自泥土的必將歸向泥土，不是嗎？更有那遠行的人離開時帶一包故鄉的泥土，這是否也是一種對土地的深愛呢？兩座小土墳在樹下依依顧戀不忍離，又何必將它們遷移呢？或許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已經被科學衝昏了頭，早已遺忘了冥冥中還有一主宰，冥冥中還有許多不可知、不可解的世界。縱使試管造出了生命，人類已向太空發展，核子武器的效力可以毀滅地球無數次，然而我們切切不可忘記，科學不是萬能，有很多事並不能用方程式或符號來分解、記錄；有許多東西並不是分子或原子能解釋清楚；這種種的不可知或許就是宗教和人文精神屹立不搖的根基吧！想想，宇宙間有多少此種不可知、不可說的神祕存在？那麼，在我們高唱科技文明的同時，不也需要宗教的天道和倫理的人道來相輔相成嗎？我們很難想像，拋開人文精神和宗教的依託，屬於地道的物質文明是否能夠單獨存在？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翻開歷史，我們看到許多偉大的科學家，他們在本位的工作之外，仍孜孜不息地追求著人文和哲學的向度，愛因斯坦在寫下E=mc2的同時，並未忘懷探索人類存在的目的；羅素研究邏輯的腦袋裡裝滿多少人類何去何從的關懷，歷史上許多前人的例證都在告訴我們，科學、人文與宗教的不可偏廢，我們處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仍然如此，並不因時代的改變而有所不同；那麼，在我們追求科技文明的同時，不也仍然要拓展我們的精神向度嗎？而拓展精神向度或許就是人文倫理和宗教信仰的再生力量了。

    　　夜已深沈，露水濕重衣衫，山城的燈火已然消逝，路思義教堂籠罩在薄霧裡；我站起身子，再次地向教堂頂的十字架望去，那十字架映著晶瑩的星輝，是如此的清澈靈明。我拂去髮上和衣上的露水，露重更深，是該離去的時候了。

    　
    第四象　丁卯 坤下乾上 否

    讖曰：
    　　　飛者不飛　走者不走

    　　　振羽高岡　乃克有後

    頌曰：
    　　　威行青女實權奇　極目蕭條十八枝

    　　　賴有猴兒齊著力　已傾大樹仗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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