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１９６１年４月２６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竟然能够迫使位于中共高层权力核心的杨尚昆不得不中止调研计划。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国际或国内的重大事件，因为如果真有，依照杨尚昆的习惯，他会写出来。然而，惹得他一夜未眠、想了一宿的事情，恐怕又非小事。
　　４月２７日下午５时２０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彭真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
　　当晚，杨尚昆又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谈了一下情况”。第二天上午，杨尚昆又找到龚子荣、曾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邓典桃（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鉴（时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会秘书长）等人谈话。
　　４月２９日上午，杨尚昆找到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康一民、王敬先（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三人谈话。下午３时至５时，杨尚昆召集叶子龙、康一民、王敬先、高智（毛泽东秘书）、罗光禄（毛泽东秘书）、龚子荣等人，商谈“关于录音问题的情况”。
　　至此，方才明白：这些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当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大风，震天动地，下午微雨后风始停，转凉。”
　　可是，中南海的政治气候会有这么简单么？
　　■二
　　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１９６１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１９６１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 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①，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③
　　问题又来了。既然对毛泽东的录音工作是中办机要室的正常业务， 那为什么毛泽东会多次批评录音工作；既然１９５９年１１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１９６１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是谁决定对毛泽东的任何谈话都要录音的？反过来问，对毛泽东的任何谈话都录音的做法，是否符合毛泽东曾经审定的那个规定？
　　■三
　　４月３０日上午，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时任刘少奇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三人写出关于录音问题的报告，杨尚昆看了后，提出修改意见，让康一民再去改正。处理完此事，杨尚昆又找来中办副主任龚子荣谈话。
　　是日下午，杨尚昆找来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南海管理局局长赖祖烈谈话。当天，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看来这几天确实把杨尚昆搞得心烦意乱，又惶恐不安。他一改平时半夜２时睡觉的习惯，当晚１２时便上床了。５月２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５月３日、４日，杨尚昆两次与康生商谈“录音事件”的情况及其报告；差不多同时，杨尚昆也多次找叶子龙、康一民谈话。也是在这几天，可能是由于心理特别紧张造成免疫力低下的缘故，杨尚昆染上感冒，身体畏寒，直到１１日尚未痊愈。
　　５月８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第二天上午，杨尚昆乘火车，再去河北保定调研，１６日下午返京。然后，在两天时间内，他接连同汪东兴、康一民、吴振英、曾三、李富春、蔡畅、田家英、罗光禄等人谈话。在５月１８日的日记中，杨尚昆写道：“汪东兴同志电话告诉了一些情况，心情不安，看东西也难于看下去。”
　　第二天即５月１９日上午，杨尚昆找到龚子荣谈话，“心情特别不安”。下午，杨尚昆主动到邓小平和李富春工作处，“把消息告诉了小平同志，请他考虑如何做法”。究竟是把什么消息告诉了邓小平、又要邓小平考虑什么做法，杨尚昆日记中均未透露。
　　５月２０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６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６月２４日下午３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在杨尚昆的日记中，震动一时的“录音事件”（又称“窃听器事件”）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然而，据我了解，历史并非这般轻松。至少有两件与“录音事件”相关的事情，杨尚昆的日记中没有反映出来。
　　一是毛泽东于１９６１年１月底至４月初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同年４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二是同年５月１７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依杨尚昆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两件事情。可是，他的日记中却硬是没有。是不是有点蛛丝马迹呢？或许可能吧。譬如，他说５月１８日接到汪东兴电话后心情不安，是什么原因引起不安？是头一天通过的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的会议没让他参加呢，还是决定本身的矛头是冲着他来的呢？诸如此类，等等。杨尚昆的日记表述在敏感问题上，常常显得隐晦而曲折，甚至雾中看景，个别的干脆回避。
　　■四
　　“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不无伤心地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 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尤其是“文革”期间，有的同志因此案甚至被迫害到家破人亡的地步！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④叶子龙的回忆录写有“窃听器事件”一节，可见此事对他政治生涯打击甚大，伤害甚烈。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４日，中办政治部做出了为叶子龙平反的决定，其中说：所谓“在毛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活动”，纯系诬陷不实之词。同年５月１０日，中办党委批复了平反决定。紧接着，同年１０月２３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中办《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说：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二、“借录音问题强加给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翻，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三、“１９６１年１月至４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同志是没有责任的，因而１９６１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销。”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
　　我非常痛恨借机搞政治迫害的错误做法，也非常痛恨借事整人害人的狭隘报复。同时，我坚决主张，凡是因错误做法和狭隘报复而伤及人的，一定要推翻、平反，还历史于真相。然而，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我们能不能借助平反冤假错案之风而把过去工作上的失误也遮掩过去呢？
　　譬如，１９６１年５月８日，杨尚昆给毛泽东写的自我检讨信，在今天看来是否不应该写呢？或者说写错了呢？
　　又如，毛泽东为１９６１年春季那段“秘密录音”而大发脾气之事，是否也发错了呢？叶子龙曾说：“由于种种原因，录音工作曾受到过毛泽东的几次批评。”是否在今天看来，毛泽东也批评错了呢？当时的录音工作究竟有无限制？有多大限制？很有可能是边际界定不清，才诱发了震动高层的“秘密录音”事件。但是，目前透露出的信息，尚不足以解释引发震动的全部理由。
　　再如，尽管毛泽东曾经支持录音工作，但是后来发现有问题，作为最高首长， 他完全有权力决定不做或中止。可问题是，为何有人敢于不听“大老板”的话？不要说毛泽东，就是其他国家的最高元首，假如时时处处都陷入被录音之中，恐怕任何国家的最高首长也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又给这种事情平反，人们就不得不问：“秘密录音”一案，究竟错在哪里，对在哪里？假如当年确有批评对的地方，是否在今天也仍然应该坚持？
　　总之，我始终感到，现今释放的信息，仍然不能使“秘密录音”事件构成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图像。
　　历史的真相依然朦胧。
　　■五
　　应当承认，《杨尚昆日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信史，是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革”以前党史、党内高层变化以及中央高级领导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的权威研究资料。它透露出的一些内幕、信息和片段，是正史中不可能具有的。我认为，这本日记很大可能是作者为了日后唤起自我意识或唤醒自己记忆而写的，并非为他人、为后人而写的，所以作者才有意识地记得简略、含混、曲折。然而，有心的研究者是可以从中猜出或推断其中一二，毕竟它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中共高层内幕的一些蛛丝马迹，从而也丰富了人们对中共高层及其人物的认识，更有助于人们对这一段党史研究的把握。“秘密录音”事件暂时了结后，杨尚昆的政治生涯似乎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７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下午）５时至６时半，陈毅同志来谈话（非常重要）！”１０月２９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位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约杨尚昆谈了有关他的工作调动问题。是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１０月２９日，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上午１０时半，周、邓、彭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去富春同志处谈了今天谈话的事！……”第二天，杨尚昆“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第三天，杨尚昆依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作为久经风雨的政治家，杨尚昆非常清楚：调离最高权力核心将意味着什么！心乱如麻之于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１１月５日，彭真正式通知杨尚昆工作调动。同月９日，中央办公厅召开厅务会议，宣布杨尚昆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免去其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杨尚昆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行前能见见主席。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找杨尚昆去谈话，将近一小时三十分钟。至于谈话内容，杨尚昆日记中未写一字一句。１２月１０日，杨尚昆乘坐火车离京南下赴任。怀着半是凄凉、半是感慨的心情，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１６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 一切只能等时间！”是的，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是非曲直，非笔墨所能辨清，只能靠等待证实；非一时所能厘明，只能靠时间讲话。注 释
　　①②③④ 见《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 其他引文均见《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