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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介紹的是1976年發生的地震。

• 關於錢鋼所寫的、基於同事件的報告文學，詳見「唐山大地震 (報告文學)」。
• 關於馮小剛導演的、基於同事件的電影，詳見「唐山大地震 (電影)」。

唐山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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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震
日期	1976年7月28日
震央	39°36′N 118°12′E / 39.60°N 118.20°E / 39.60; 118.20
規模	7.5Mw[1] /7.8Ms[2]
深度	22
破壞
受影響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
傷亡人數	242,419 至 779,000之間

唐山大地震^[3]（唐山、丰南大震災）是1976年7月28日北京時間凌晨3時42分53.8秒，發生在距離北京只有150公里的河北省唐山市的特大地震，震源距地面6公里，強震產生的能量相當於400顆廣島原子彈爆炸^{[來源請求]}。整個唐山市頃刻間夷為平地，全市交通、通訊、供水、供電中斷；造成24.2萬人死亡，重傷16.4萬人^[4]。

[編輯] 概要

1976年7月28日北京時間03時42分53.8秒^[5]（協調世界時19時42分53.8秒），在中國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東經118.2°，北緯39.6°）發生了強度芮氏7.8（矩震級7.5），震央烈度Ⅺ度，震源深度23公里的地震。地震持續約10秒^[5]。有感範圍廣達14個省、市、自治區，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受到嚴重波及。

當日07時17分20秒和當日18時45分34.3秒，分別於河北省灤縣和天津漢沽發生兩次較強烈餘震，餘震的震級分別為芮氏6.2和芮氏7.1。兩次餘震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並使得很多掩埋在廢墟中等待救援的人被繼續倒塌的建築物奪去生命。

[編輯] 地震破壞

地震造成的大規模傷亡和損失主要歸結於地震發生的時間和突然性。唐山地震沒有小規模前震，而且發生於凌晨人們熟睡之時，使得絕大部分人毫無防備。

唐山被認為地處地震災害發生率相對較低的地區。很少建築擁有較高抗震級別，而且整個城市位於相對不穩定的沖積土之上。地震摧毀了方圓6至8公里的地區。許多第一次地震的倖存者由於深陷廢墟之中喪生於15小時後的7.1餘震。之後還有數次芮氏5.0至5.5餘震。在地震中，唐山78%的工業建築、93%的居民建築、80%的水泵站以及14%的下水管道遭到毀壞或嚴重損壞。

地震波及唐山附近許多地區，秦皇島和天津遭受部分損失，距震央140公里的北京也有少量建築受損。在如西安般遙遠的城市甚至都有震感。當時身患重病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已動彈不得，由警衛緊急移至安全區域。由於通訊設備被毀，地震的具體災情是由唐山市派專人駕車到北京市通知中央政府的。^[6]

[編輯] 損失情況

唐山大地震事隔三年之後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開的地震學會成立大會，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體死亡人數。官方提供的死亡數字為242,769^[4]，其它數據或數倍於此。以官方人數計，名列20世紀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數第一^[4]。

因為唐山大地震而成為孤兒的人數有4204人，龐大的人數令災後重建更困難。另有16.4萬人重傷^[2]，7200個家庭全家在地震央死亡。

地震破壞範圍超過3萬平方公里。造成24.2萬人死亡，16.4萬人重傷，倒塌民房530萬間，直接經濟損失54億元^[2]，為中國有記錄至今第二多人死亡的地震。（註：第一多人死亡的地震是嘉靖大地震^[7]）

[編輯] 震後

紀念唐山大地震的天津市抗震紀念碑

唐山大地震發生之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卻也是政治最不穩定的時期，但是仍然集中全國力量進行救災，解放軍迅速趕赴災區，動員全國的醫療資源進行救援，取得了較為良好的救援效果。^[8]

當時中國地震時拒絕國際援助。雖然救災工作在震後立即進行，但由於受到過於偏激的「自力更生」思想的影響，震後中國政府拒絕國際援助^[9]。部分人認為若中國政府願意接受外國援助，可以大大減低死亡人數。

在地震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去世。同年10月6日，四人幫正式垮台，文化大革命結束。數年後中國即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唐山市最終得以重建，現時的唐山市是工業重鎮。

[編輯] 預測

1975年海城地震發生後，京、津、唐地區受到地震預報有關部門監視，並一直持續到唐山地震發生之前。中國政府最終沒有得到來自國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地震預報（有消息稱早在大地震爆發前半個月，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組就已經預測出7月22日到8月5日。然而主持「全國地震預防工作經驗交流會」的國家地震局副局長查志遠卻不准時任京津組組長的汪成民在會上報告震情。國家地震局青年專家汪成民向與會者呼籲說，要注意唐山、灤縣一帶發生地震的可能性。以他為代表的國家地震局一批年輕專家，堅持認為唐山、灤縣一帶會有大震，但他們的意見始終得不到重視。1976 年7月14日，汪成民要求在會上做震情發言，當時主持會議的國家地震局副局長查志遠沒同意，讓他在晚間座談時說，但強調不能代表地震局。汪成民在17、18日的晚間座談的時候和部分同志講述了京津渤張地區集中出現的異常現象，並預測「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灤縣一帶可能發生5以上地震^[3] 。 現場只有22歲的青龍縣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人員王春青聽完汪的講話後，他火速趕回縣裡，將汪的講話告訴了縣領導冉廣岐，在深思熟慮之後，命令全縣800多名幹部迅速將震情通知到全縣每一個人，經過周密部署，全縣近40萬人進入臨震狀態）^[3]。河北省青龍縣在全縣範圍內採取了預防措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防震減災效果。全縣無一人直接因地震喪生，僅一人因心臟病突發死亡。而唐山市最終對此地震沒有積極預防。

[編輯] 文學作品

• 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 錢鋼著
• 2009年，反映唐山大地震防震前後的電影《掩埋》出品。

電影於2010年7月22日夏季上映的馮小剛導演的電影《唐山大地震》

[編輯] 參考資料及註釋

0. ^ Historic Earthquakes Tangshan, China 1976 July 27 UTC (local time July 28) Magnitude 7.5. 
0. ^ ^{2.0 2.1 2.2} Stoltman, Joseph P. Lidstone, John. Dechano, M. Lisa. [2004] (2004).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Natural Disasters. Springer publishing. ISBN 1-4020-2850-4
0. ^ ^{3.0 3.1 3.2} Zschau, Jochen. Küppers, Andreas N. [2003] (2003). Early Warning Systems for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 ISBN 3-540-67962-6
0. ^ ^{4.0 4.1 4.2} Spignesi, Stephen J. [2005] (2005). Catastrophe!: The 100 Greatest Disasters of All Time. ISBN 0-8065-2558-4
0. ^ ^{5.0 5.1} Roza, Greg. [2007] (2007). Earthquake: True Stories of Survival. The Rosen Publishing. ISBN 1-4042-0997-2
0. ^ 李玉林：飛車進京向中南海報告唐山地震
0. ^ neic.usgs.gov
0. ^ Chang, Jung. [2003] (2003).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Simon and Schuster. China. ISBN 0-7432-4698-5
0. ^ Spence, Jonathan. [1991] (1991).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W. W. Norton & Company. ISBN 0-393-30780-8

其他主要參考：

0.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國家地震局編輯組　編，地震出版社1982年8月初版
0. 《唐山大地震》，錢鋼 著，香港新秀出版社1986年8月初版。
0. 《唐山大地震》，錢鋼 著，香港中華書局1996年7月初版，ISBN 962-231-872-X
0. 《唐山大地震》（增訂圖文本），錢鋼 著，香港中華書局2004年11月初版，ISBN 962-8820-60-5
0.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紀念版）》，錢鋼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ISBN 7-80170-385-5
0. 《唐山警世錄：七‧二八大地震漏報始末》張慶洲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初版，ISBN 7-208-06038-X 本書因揭露地震漏報事宜，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前夕遭中宣部封殺，餘刊禁止銷售。
0. 《唐山警世錄：七‧二八大地震漏報始末》張慶洲 著，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8月初版，ISBN 988-98295-7-6
0. 《唐山大地震親歷記》馮驥才、陳建功著，團結出版社2001年3月初版，ISBN 7-105-03139-5
0. 《四天四夜：唐山大地震之九死一生》李潤平 著，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初版，ISBN 7-81078-645-8
0. 《真相終見天日》胡化 著，載於明報月刊2006年7月號。
0. 《我們為甚麼未能預報唐山地震》原國家地震局副局長查志元著，載於明報月刊2006年8月號。
0. 《正視歷史是最好的紀念─唐山地震臨震漏報事件之我見》錢鋼 著，出處同上。
0. 《唐山大地震》（特別增訂本），錢鋼 著，香港中華書局2008年10月初版，ISBN 978-962-231-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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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孫立人，安徽廬江人。1900年生。父孫熙澤，光緒甲午科舉人，歷任登州知府，登萊青膠道台，山東審判廳長等職，為段祺瑞皖系的重要文職人物。後從事教育，曾任北平中華大學校長。孫立人自幼在家塾中受教，奠定國文和英文基礎，後孫隨父在山東期間又學德文。時孫方9歲，目睹山東租界德人對華人之欺凌，成為孫投身軍事之導引。



孫1914年以安徽省第一名考取清華庚子賠款留美預科。預科共八年，孫因期間受傷病休一年，於1923年畢業。其間於1921年作為中國國家籃球隊先發陣容參加在上海舉行之遠東運動會，戰勝日本，菲律賓，獲冠軍。



孫於1923年清華預科畢業，即來美求學。孫原欲學軍事，但其父對當時北洋軍閥甚為反感，反對孫學軍事。故孫選入普渡大學學土木工程。因其預科已習工程基礎科目多門，故入三年級。1925年取得工程學士位畢業。即申請得入維吉尼亞軍校，斯時其父鞭長莫及，亦無可奈何。孫因已有學士位，故直入軍校三年級習文史，1927年以文學士畢業。畢業後赴歐考察各國軍事後返國。

投身軍職

孫返國後其父因原為皖系大員，欲為子在馮玉祥軍中謀一高職，但孫心氣甚高，反要自己獨立從基層去作起。1927年入即現政大前身的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任學生大隊隊副。1928年，蔣介石請來德國軍官顧問團，欲建立新式國防軍。先成立陸軍教導師，孫即請調入任上尉排長，開始其一生的軍事事業。孫在教導師表現出眾，很快升任少校連長，中校營副，中校營長。1930年孫請調入憲警教導總隊任上校第一大隊長，因其好友，清華預科同期，諾維其軍校畢業的齊學啟相邀。但不久就因怒打克扣兵餉的軍需官，與教導總隊長關係惡劣。同年因德國顧問推荐，調任蔣介石的侍衛總隊上校副總隊長。然孫熱衷帶兵打仗，對衛隊無甚興趣，1932年即請調入財政部稅警總團任特科兵團上校團長。稅警總團很快擴編為6團2萬5千人，孫任第4團團長，駐防江蘇海州。



孫立人一生4次練兵，這次海州練兵是第一次，歷時6年。期間曾有短暫的離開海州執行剿共，駐防等任務。



1933年稅警總隊調江西剿共。期間參加剿共的共48個單位舉行射擊比賽。孫立人稅警第4團占了個人前十名的7位，並奪取團體第一名。劉勘83師在七琴吃緊,在稅警第4團趕來增援前就轉進了。孫以1個團接下一個師也不行的防地，打破共軍的夜襲和糧食封鎖，迫使共軍放棄對七琴的爭奪。



1936年西安事變，稅警總隊奉調到潼關。第4團奉命派一連任總司令部警衛。這個連到任後，除當日服勤務的士兵外，其餘仍按孫立人平時規定出操訓練。司令部的參謀長發現後大罵連長：“你們是來訓練的還是來擔任警衛的？”連長說：“我們團的規矩如此，除現場勤務外，每日都要不斷訓練。”參謀長說：“現在是作戰時候呀。”連長說：“平時戰時都是一樣。”參謀長說：“胡說，我不懂這些洋規矩。”



1937年抗戰爆發。稅警總團配屬張治中第九集團軍參加滬抗戰。編為一，二兩個支隊。司令官分別為何紹周，王公亮。總司令黃杰。孫立人的稅警第4團在蘊藻和大場兩處戰役中脫穎而出。當何，王皆因指揮無方而被撤職時孫立人被升為二支隊少將司令。防守蘇州河周家宅一線，與日軍血戰兩周，孫立人被日軍迫擊炮擊成重傷，全身中彈片十三處，昏迷三天。



到1941年底，所部第2，3，4團和直屬隊改編為陸軍新38師。新38師編成後參加軍政部戰力校閱,名列第一，立刻從丙種師提升為加強師，編入緬甸遠征軍。孫立人三年練兵的心血，終於沒有白費。



遠征軍於1942年4月抵達緬甸，在孫立人的領導作戰中歷時兩年的第二次緬戰，共擊斃日軍3個聯隊長以下3萬3千餘人，傷日軍7萬5千餘人，俘虜大尉以下323人。繳獲大炮186座，戰車67台，汽車552台，攻取公路646英里。新一軍傷亡1萬7千人。



孫立人率新一軍在緬甸作戰期間和戰事結束回國以前，盡全力救助緬甸華僑，故後來1950年第8軍第26軍殘部退入緬甸後得到華僑在兵源，錢糧上的全力支持，得以在緬甸站穩腳跟。



1945年6月，新一軍奉調回國，編入第二方面軍加入剿共行列。8月15日，日本向盟國投降。 國共內戰期間共軍對於孫立人領導的新一軍曾經流傳“只要不打新一軍，不怕中央百萬兵”。



1945年4月26日，升任陸軍副總司令官兼陸軍訓練司令官。7月孫立人在南京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10月，孫立人選定台灣鳳山為新軍練兵基地，開始他一生最後一次練兵。11月，孫立人將陸訓部遷到鳳山，並調新一軍教導總隊第9期畢業學員入台作為示範隊。



1948年1月，鳳山陸訓部的訓練機構定名為第4軍官訓練班。青年軍201師隨後抵鳳山受訓。1948年底，孫立人兼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司令長官和台灣防衛司令。1949年8月，升台灣防衛總司令。制定實施台澎防衛計劃，構建全島防衛工事體系，整訓撤台的80萬國軍。1950年3月，升陸軍總司令。到1951年4月，台澎所有部隊10個軍都已經一年以整訓，從剛到台時紀律全無，裝備寡劣，多為抓來壯丁的一群潰兵變為編制充實，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很有戰力的軍隊。



孫立人兵變案

1955年5月25日，孫立人兵變案，正稱郭廷亮匪諜案。陸軍步校少校教官郭廷亮被政工系統從校中逮捕。其後台灣即傳聞有兵變企圖被偵破，而兵變涉嫌參軍長孫立人上將。海外輿論亦予以高度關注，各種猜測俱有。8月20日，蔣介石總統令發表，稱孫立人因匪諜郭廷亮案引咎辭職。孫立人就此被軟禁在台中，在家中種花養雞，教育子女。



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政治開始趨向自由。9月，原中國駐印軍老兵500餘人成立聯誼會，為首為新一軍參謀長，曾任杜聿明第5軍參謀長，陸軍副總司令的舒適存將軍，及原新38師，新22師各任團長，新一軍戰車營營長，共10位將軍。即開始為老長官孫立人恢復自由而努力。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孫案翻案的壓力頓減，媒體上關於孫立人案的聲音漸起，立法和監察院中亦再起重新調查孫立人案之要求。3月20日，國防部長鄭為元上將親到台中孫立人家中，宣布即日起孫立人有完全自由。軟禁32年後的孫立人終於恢復自由。而對當年此案的調查經過亦得各方披露。



辭世

1990年11月19日，孫立人將軍於台中家中病逝。郝伯村上將命由陸軍總部以軍禮辦喪事。12月8日發喪，靈堂內設總統褒獎令和旌忠狀，宋美齡送花圈，及李登輝等之挽額。到祭的有以國防部長陳履安為首的國防部，參謀總部，三軍各總部等各單位，民眾近萬人。出殯前，行覆旗禮，先由清華大學代表覆蓋校旗，繼由維吉尼亞軍校代表覆蓋校旗，最後由許歷農，羅本立，溫哈熊，和當任陸軍總司令黃幸強四名陸軍上將覆國旗。靈柩安置於東山墓園，鳴葬槍，吹安息號。維吉尼亞軍校即在校史館中將孫立人將軍同另兩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傑出校友馬歇爾將軍和巴頓將軍並列，永久展覽孫立人將軍生前所用的軍服，馬靴，軍帽，馬鞭，繳獲的日軍軍旗，畢業証書，和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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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毛泽东共畅游长江17次。“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便是他第一次游长江时写下的名句。

　　1966年，毛主席已经是73岁的老人了，他还要再游一次长江。考虑到安全原因，中央和湖北省委再三劝阻，地方领导也怕出事，主席感冒拉肚子腿抽筋等等都是大事，谁也负不了责任。然而对于极赋个性、有着浓郁诗人气质，又一贯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来说，他可以很轻松地面对这种善意的劝阻听而不闻，更何况此次游长江绝非兴致所至，心血来潮，而是意义重大:因为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帷幕徐徐拉开的关键时刻，老人家要让他的对手们看看，“我是不行了吗”，同时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展示—“我的魅力依旧”。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游长江，7月16日，在一群游泳高手的保护下，毛主席顺流而下，在不大的风浪中“胜似闲庭信步”。

　　在武汉，毛泽东还接见了美国友人、作家路易斯·斯特朗，还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元帅只是在岸边看着，听毛泽东大讲搏斗和征服的理论，毛说我们不怕大风大浪，蒋介石大吧，美国人大吧，只要你敢顶，就没什么可怕的。毛还对美国作家说，我想还游密西西比河，大概美国总统不同意吧。

　　这次游长江自然会留下许多好照片，但传播最广的、家喻户晓的名作，当属他在快艇上的这一张。其不仅在报刊上广泛刊登，还以宣传画、展览图片等形式流传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既然是反映伟大领袖游长江，为什么不选一张水中游泳时的照片作为代表作广泛传播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游泳时只能从高处向低处拍，而这样的拍摄角度基本没有办法获得伟岸、神威的形象，相反只能产生俯视、渺小的效果，而对于伟大领袖来说，伟岸神威的形象，要比游泳本身重要得多，加之还有大量的文字报道，照片用在船上身着浴衣这样的情节来点明游泳就足够了。尤其还要挥手，在船上挥手，就会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效果，在水里挥手，虚假做作不说，还容易给人以“救命”的错觉。

　　这幅作品的拍摄者是曾在毛泽东身边任专职摄影师、新华社中央组的著名摄影记者钱嗣杰。钱老1946年参加革命，是地地道道的“红色摄影师”，如今离休在家。回忆起当时拍这幅照片时的情景时，钱老说：

　　1966年7月16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毛主席一行人到了武汉长江大桥附近的江面上，主席从快艇上的梯子下到江里，只穿了游泳裤，也不戴游泳帽。游了一小时零5分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陪同，还有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十几个警卫，都是游泳高手，主席很不喜欢离他们太近，但是汪东兴又不放心，所以派了这些人保卫，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大概就二三米的样子，确保“一步就能到”的距离。而且事先已经按这个线路趟了一遍。那时已经不是“横渡”长江了，而是顺流而下，所以叫“畅游长江”。为了这次游，主席已经叨咕了很长时间了。

　　毛主席实在是太想游泳了。他在湖南老家时就喜欢游，而且他和其他人游海水不同，他认为那就是个“泡海水”，主席是要“横渡”，要的是拼搏，他的游泳，早已超过了体育锻炼的含义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我在旁边的小木船上跟着拍摄。当时正好在举行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江边两岸都是游泳的人们，为避免和人们相遇，主席的快艇在江中心。主席游完上了船，就问我们这些人（警卫、大夫、护士、我）游了没有，我们说游了，他才高兴，披上睡衣在甲板上散步。这时被一个游泳的小学生发现了：毛主席！小学生喊了一嗓子。这下不要紧，所有的人都开始往主席的船游过来，警卫们着急了，赶快让主席的船离开，但人们仍然在欢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我看见毛主席了”。水上顿时组成了一道红色的长城—红旗和红色的游泳衣。我也被这番景象所感染了，快步到了主席的旁边，拍了这张他向群众挥手的的照片。他的身后是武汉长江大桥，他曾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来赞赏这座大桥。为了安全，我们的快艇很快向上游驶去，游泳的人们渐渐地消失在江面上。主席一直穿着睡衣，到了岸上进了汽车，一直到了驻地才换的衣服。

　　我当时用的是德国的禄莱相机，英国的伊尔福胶卷。还有135的莱卡相机。7月25日照片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与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一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我那次拍了30多张，两个120的，一个135的。这边新华社催着要照片，我就把胶卷给了中办主任汪东兴，他自然会有办法带回北京。后来有人告诉我，主席看了这张照片很满意。主席有个特点，他从来不审照片，只有大型活动如“五一”、“十一”时周总理才看，以防把哪个民主党派的大人物给漏掉了。

　　给主席拍照片非常紧张。我那些年一直都不敢放松。每次拍完了就等着冲洗放大之后，发了稿才能睡踏实。一出去就要想着要把照片拍好，因为各大报早都留着窗口呢，你必须拍好，责任重大。像平时采访，领导人接见时就几分钟，而且从不考虑给记者留点时间。走进来，握手，坐下，马上就点烟了，这时就不能拍了。如果这几十秒内还没拍好，就只有等着结束了。而同时期的外国记者就不同，他们敢说话，可以要求总统给个笑脸或一两分钟，做个姿势。只有周总理会考虑给记者一点机会。其他领导人都是直接进去、握手、寒暄、坐下。往往有时只有一个人拍时我就更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