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自忠

（2007年）5月16日，是張自忠中將隕于湖北的忌日，算起來已有67年。在漫長的67年中間，很少有人探究過，到底是誰害死了張將軍。答案似乎非常簡單，不用細想，當然是日本人！

這個結論固然不錯，沒有日軍入侵，張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軍人，無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是日本人長驅直入，打到了華中，張將軍就一定會隕命前線嗎？要知道，張自忠貴為中將，高居第5戰區右翼兵團總指揮之重職，是第33集團軍總司令，下轄第55軍、第59軍、第77軍，其中第59軍軍長一直由其兼任，但他卻只帶著兩個團，孤軍深入，投入日軍重重圍困，壯烈取死。這其中很關鍵的一個問題是，他的軍階太高，職位太顯赫，他完全可以坐鎮大本營，免於一死，為抗戰立更大的戰功。

那麼，是什麼迫使張將軍義無返顧地邁向死地，決定以壯烈殉國終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歷史資料，不難看出，逼死張將軍的，是公眾輿論。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把民意和公眾輿論捧得太高，以至現在談起來自大眾的聲音，依然帶有神聖感。實際上，輿論學公認，來自公眾的聲音帶有致命缺陷。比如，它常常以成見為基礎，具有太多的想當然的非專業判斷，下結論草率而不負責任，對下過的結論又會很快忘掉……這些公眾輿論的種種缺憾，對於發出聲音的公眾而言是一種發泄，很痛快，酣暢淋漓，但對於當事人，常常苦不堪言，有口難辯。最後，聲討者很快忘記了聲討，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但被聲討的人卻一生無法醫治心底的創傷。

張自忠，正是這樣一位蒙冤的將軍，他必須以死來清潔自己的榮譽。

提起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難想像，像張自忠這樣的肝膽忠烈，在他尚未成為“民族英雄”之前，也會被沒腦憤青痛罵為“華北特號漢奸”。

30年代中期，日本為確保“滿洲國”的軍事安全，防止蔣中正突然收復東四省，便要求在華北建立“非軍事緩衝區”，日軍北撤，國民革命軍南撤，所有駐防退出華北。經過艱苦的談判，雙方協議，華北只留駐一支軍隊，這就是宋哲元中將駐守京津的第29軍，其中第38師師長便是張自忠少將。

張自忠

那個時候，蔣中正給這支軍隊的訓令是，“忍辱負重”，不主動打仗，也不放棄華北，與日軍做長期週旋。可問題是，這支軍隊，一直視日軍為死敵，比如馮治安師長，有事沒事都想找日本人麻煩，一心想把事情鬧大，發泄心中的淤憤。宋哲元也是這麼一個人，看著日本人就彆扭，根本不想跟他們多說話。所以，在全軍高級將領中，惟有張自忠儒雅週詳，他沉默寡言，身高1米80，相貌酷似周恩來中將，不僅革命軍官兵敬仰他，日本軍政也很喜歡他。於是，在華北危亡的複雜局面中，張自忠被先後任命為察哈爾省主席和天津市長，艱難維繫著苦澀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不能丟中國人的臉。對於一個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這種內心痛苦，可想而知。

這一切，在外人看來，完全是另一番圖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軍全軍將士對日本人全都橫眉立目，惟有張自忠一人，竟與日軍保持往來，甚至應邀去日本訪問，而且受到歡迎和敬重。於是輿論沸沸颺颺，說張自忠與日本訂了“密約”，日本人贈其鉅款，還送給他一個美人兒。

這種時候，人們會忘記就在幾年前，張將軍曾擔任喜峰口戰役的前線總指揮，令大刀隊夜襲敵營，砍下數百日軍的頭顱。為此，還有了《大刀進行曲》這首歌，當年膾炙人口。後來，這首歌被全面修改歌詞，變成了歌頌東北義勇軍和全國老百姓，殊不知，當年它是獻給第29軍大刀隊的，第2句歌詞不是“全國愛國的同胞們”，而是“29軍的兄弟們”。

那個時候，張自忠是抗戰英雄，但一晃就變成了嫌疑漢奸。

對於張自忠全面的誤解，是盧溝橋事變之後。為了保全戰鬥實力，第29軍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緊急北上的5個甲種師的支援。與此同時，為了疏散和安置沒能隨軍撤離的軍人家眷，為了京津不受重大損失，也為了收殮沙場上的官兵屍體，宋哲元任命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京市長，與敵敷衍，拖延時間。

這一次，沉默寡言的張將軍落淚了，他對秦德純副軍長說：“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了。”

這樣的事，歷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從無例外。

曾國藩為國效力終生，臨死前被迫去處理“天津教案”，頓時成了“漢奸”。

李鴻章扶國于危難，臨死前簽署“辛醜條約”，當即成了“賣國賊”。

我們這個民族，是很講究面子的，寧可玉碎，不為瓦全，而且無論先前你做過什麼，無論你是不是忍辱負重地代表民族最終利益，只要你與民族敵人週旋，搞了緩兵之計，公眾輿論就再也不會放過你，甚至永遠不會放過你的後人。

張自忠

果然，張自忠徹底成了眾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漢奸、賣國賊的帶名詞。1937年後半年的報紙，多在痛罵他“賣國變節”，一律稱之為“張逆自忠”。那時的中國文人，凡喜歡發表言論的，沒有誰沒罵過張自忠。一些大報用醒目的大標題配文，諷刺張將軍“自以為忠”，其實是“張邦昌之後”。9月28日，《大公報》發表《勉北方軍人》，頌揚老將段祺瑞和吳佩孚具有民族氣節，而把張自忠與漢奸殷汝耕名列一處。

“在北方軍人的老輩中，便有堅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當日不受日閥的劫持，輕車南下，以民國耆老死於瀘上，那是北方軍人的光輝。最近北平淪陷之後，江朝宗遊說吳子玉先生，謂願擁戴他做北方的領袖，經吳先生予以斷然拒絕。這種凜然的節操，才不愧是北方軍人的典型。願北方軍人都仰慕段、吳兩先生的風範，給國家保持浩然正氣，萬不要學鮮廉寡恥的殷汝耕及自作聰明的張自忠！”

當年的《大公報》類似於今天的《南方週末》，完全是民意代表，從不與政府保持一致，被視為社會的良知，可想而知，當年它的公眾影響力比《南方週末》和《北京青年報》加起來還要大，其連篇累牘地鞭撻張自忠，效果可知。好在張自忠比曾國藩和李鴻章幸運，他只有46歲，他有充分的時間去改變公眾看法，最有效的辦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實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罵聲中，張自忠始終緘默著，週旋著，估算著第29軍向目的地有續撤離的時間，努力使京津免於屠城。等到日軍要求他通電反蔣，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給他的任務，他便斷然拒絕，隨後稱病，躲進德國醫院，然後騎車逃往天津，再換乘英國輪船去青島，至濟南，企圖轉道南京。

在濟南時，張自忠被山東省主席韓復渠上將拘押，韓主席叫來秦德純，另派一位大員，一同押解張自忠去南京侯審。在韓復渠看來，張自忠的確是漢奸，必須懲辦。

張自忠被押上火車時，京滬各大報紙皆發電訊，報道“張逆自忠今日解京訊辦”，連車次也做了詳報，所以火車一進徐州站，秦德純忽然發現打著白旗的學生包圍上來，急忙令張將軍躲到廁所裏，張將軍自問無愧，不肯，被秦德純推了進去，隨手把門鎖上。學生衝上車，咆哮著要抓“漢奸張自忠”，秦德純頗費一番口舌，才把憤怒的學生騙下火車。

這件事，對張將軍的刺激極大，讓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眾形象。

張自忠

拘押濟南期間，張將軍曾給同事和部下寫信說——

“社會方面頗有不諒解之際，務望諸兄振奮精神，激發勇氣，誓掃敵氛，還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國，不能自救，並不能見諒于國人。事實勝於雄辯，必死而後能生。”

“必死而後能生”，為了清掃自己毀譽，張將軍想到了由死而生。

也就是從那時起，“死”這個字，頻繁出現在張將軍的筆端。

到了南京，張自忠見到蔣中正，心頭懸垂的石頭落了地。蔣中正相信張自忠是愛國的，勸說他放寬心，好好修養。張自忠大為感動，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著淚，對秦德純說：“如果委員長令我回部隊，我一定誓死以報領袖，誓死以報國家。”

在張自忠看來，蔣中正給他的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用來證明自己不是漢奸。

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他將遺臭萬年，所以他對蔣中正心懷感激。

1938年，張自忠代理第59軍軍長，歸隊當天，他又一次落淚，對著同樣擔負著漢奸惡名的老部下說：“今日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外，是和大家一同尋找死的地方。”

為什麼說得這麼狠？因為張自忠是不能打敗仗的！一個被疑為“華北特號漢奸”的人，從一開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敗仗的權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擊日軍。

張將軍做得不錯。在徐州會戰中，他痛殲板垣師團兩個聯隊，並銜尾急追，日進60公里，取得“臨沂大捷”，坂垣徵四郎數次羞得要自殺。在武漢會戰之後，他以一對十，擊斃日軍3位聯隊長，殲敵1萬3千人，最終挫敵潰退，贏得“鄂北大捷”。不久，張將軍再次猛衝猛打，取得“襄東大捷”。

不過，即使軍功在身，為民族獨立而死和為洗清自己而死，這兩種死念依然纏繞在張自忠的心底。為奪取“鄂北大捷”，張自忠計劃夜襲鐘祥日軍總部，行動前，他再次提到： “人總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轉眼就過去了。但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為國家為民族而死就重於泰山，否則輕如鴻毛。”當然，他勝利了，但他沒有死，所以老百姓和記者都已承認他確實很能打仗，可要說他是民族英雄，似乎還差得遠。

史沫特萊

這其間，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趕到鐘祥縣，來採訪張自忠。但像絕大多數記者一樣，史沫特萊對張司令的印象並不好，認為他至少曾經做過漢奸，現在不過是將功補過罷了。在採訪中，史沫特萊問到“偽軍”問題時，張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說話了。或許，他感到很憤怒，已經打了這麼多大仗勝仗，投降問題卻依然包圍著他。

史沫特萊無法理解張自忠的沉默，認為是羞愧和面子使然，而對於張自忠來說，沉默是他唯一的選擇。就像史沫特萊一樣，輿論仍然認為，張自忠的勝仗，不過是彌補過去做漢奸的罪過，只有張將軍自己知道，他從未做過漢奸，但他必須用壯烈的死來證明。

1940年，日軍集中30萬兵力，猛攻湖北襄樊，張自忠的機會終於來了。

張自忠在襄河東岸打了1場勝仗，撤回西岸，與敵對峙。此時，他的第 33集團軍只有3個團的兵力在此，其他部隊分散在各個隘口，不能抽調，但張將軍不知為什麼，非要再渡襄河，去打敵人的重兵。即便如此，張自忠作為中將總司令，不管怎麼個打法，他本人都沒必要親率小股部隊外出冒險，但他不顧部下再三勸說，非要堅持讓馮治安副總司令留守，自己率區區兩個團渡河作戰。

5月1日，他動員第59軍高層，共同為國赴死。

“只要敵來犯，兄即到河東與弟等共同去犧牲。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國家及我五千年曆史之民族，決不致于亡于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

5月6日，張自忠給馮治安發出最後一封信，這基本是一份軍事遺囑。

“因為戰區全面戰事之關係，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後，如能與38D、179D取得聯絡，即率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

信發，張自忠帶兵渡河，義無返顧。

張將軍平素生活簡樸，從來只穿土布軍裝，與下級軍官無異，但這一次出征，將軍一反常態，竟穿上了黃呢軍裝。這讓送行的人非常吃驚，他們後來才明白，他們的總司令已經做好了回不來的準備。

5月14日，張自忠將日軍第13師團攔腰切斷，日軍兵力是自己的1倍半，但張自忠毫不畏懼，屢次下令衝鋒。

日軍屢屢受挫，奇怪這支中國軍隊何以如此倔強，獲悉是張自忠親自帶隊，15日便大舉增兵，以1萬兵力，分南北兩路，夾擊包圍張自忠，以期剷除心患。

張自忠

5月16日，張將軍布陣十里長山，日軍以飛機和大炮配合轟擊，彈如雨下，革命軍陣變成一片火海。張自忠身材高大，穿著耀眼的黃呢軍裝，目標明顯，日軍更是從3個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那裏射擊。

中午，張將軍左臂中彈，但他堅持著，給第5戰區司令部寫下最後一份報告。然後，他告訴副官：“我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對民族可告無愧。”

此時，日軍包圍圈尚有東北角一個缺口，但誰都可以突圍，惟張將軍是沒有權力撤退的，他不能因為做逃兵而勾起公眾豐富的聯想，於是，他讓蘇聯顧問和文藝兵衝出了缺口。

下午3點，張將軍腰部中彈，右肩右腿被炮彈皮炸傷，只能臥地指揮。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將軍又中3彈，卻猛然站起，被身後的日本兵射殺，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將槍托擊碎他的頭顱，把刺刀插進他的腹部……

這一刻，張將軍知道，他絕對不再是漢奸了，他將是永遠的民族英雄。

日軍發現將軍衣兜裏的金筆刻著“張自忠”3字，大為震驚，立即列隊脫帽，行軍禮致敬，最後用棺木盛殮，豎起“支那大將軍張自忠”靈牌。不知道日軍這麼做，是因為崇敬將軍忠勇，還是依然像過去一樣喜歡他的儒雅親善。

蔣中正聞訊後，非常生氣，他不明白為什麼總司令戰死，副總司令、軍長、師長反倒一個也沒死，不知道這仗到底是怎麼打的。他哪曉得，張自忠的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陣亡，他是在涅磐，是要用壯烈殉國告訴國人，為了民族，他可以視死如歸。

張自忠將軍墓

張將軍的屍體從日軍修建的墳塋中啟出，運至宜昌，停靈東山寺，數萬宜昌人不期而集，悲傷之情，溢於言表。但除了痛恨日軍之外，他們是否為錯怪過這位忠烈感到深深的內疚？靈櫬沿長江逆流送抵重慶，儲奇門碼頭人山人海，10萬人前來憑吊，而這些人，又有多少當初沒罵過張自忠呢？好在這個時候，他們終於明白了，棺材裏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但誰為他的死承擔責任呢，報社和公眾輿論會一致憤怒地說，該死的日本人！

這至關重要的慘烈一死，掃蕩了將軍身上的所有榮譽陰霾，使張將軍在所有後人、在國民黨那裏、在共產 黨那裏，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忠烈。

5月28日，國民政府舉行隆重葬禮，蔣中正題寫“勳烈常昭”，追授他為陸軍上將，使其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陣營戰死的最高將領。

8月15日，延安舉行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題寫“盡忠報國”，使之日後成為新中國追認的“革命烈士”。

這便是張將軍困居濟南時所寫，“必死而後能生”。從此，媒體開始專心致志地描繪張將軍從小就是民族英雄，史沫特萊由震驚轉為內疚，稱張自忠是“有良心的將軍”，大眾也完全忘記了張將軍曾是他們由衷唾棄的“華北特號漢奸”。

《領導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