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团体

日本右翼团体
Japanese rightist corporations

日本近代鼓吹效忠天皇和向外扩张的反动社团，日本军国主义的急先锋。1881年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创立玄洋社，主张天皇主义、国粹主义和大亚洲主义，打着民间团体的幌子，假借援助革命党人，在亚洲国家培植亲日势力，是为日本右翼团体的起源。1901年以内田良平为中心，头山满为顾问，成立了黑龙会，以黑龙江两岸中国东北、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以及朝鲜为扩张活动的主要对象。1908年，头山满搜罗没落士族，即所谓浪人，组织浪人会。浪人会为玄洋社的别动队，其成员或直接由外务省、军部派遣，或接受财阀、政客的资助，到中国进行侦察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被称为大陆浪人或支那浪人。他们平时在中国从事贸易活动，战时参加侵略军，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右翼团体强调“保存国粹”、“保护国体”，即维护天皇制专制制度，活动重点转向国内，建立许多新组织，如大日本国粹会、大和民劳会、国本社等。这些右翼团体属于玄洋社系统，称旧右翼。随着法西斯主义抬头，又出现一些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右翼团体，如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创立的犹存社、行地社、神武会，高畠素之等创立的经纶学盟等。这些右翼团体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纲领，主张以政变为手段，实行国家法西斯化。因以“革新”面貌出现，故称革新右翼，实即法西斯化的右翼团体。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右翼团体与军部法西斯势力相结合，采取暴力恐怖行动，推进日本法西斯化和侵略战争。1931年内田良平等以黑龙会为核心组织法西斯主义团体大日本生产党，极力反共，叫嚷“解决满蒙问题”，“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积极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的活动。在革新右翼影响下，军部法西斯少壮军人在国内外策划一系列流血政变和事件。
日本右翼团体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纲领，而是按封建的帮会原则，结合成排他性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350余个右翼团体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它们依附于军阀、官僚和财阀，成为天皇制专制政权的别动队。战后初期，由于美军占领当局的取缔，日本右翼团体被迫解散。但1951年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又逐渐复活。右翼团体力图通过反动宣传和恐怖活动影响日本政界。

作者：佚名来源：本站整理

55期（2008年12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四）杜繼平發布於2009/02/22 書介 Leave a Comment
標籤：第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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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四）

杜繼平

二、日本憲法第九條何以名存實亡？

　　麥克阿瑟主導的日本憲法日後引起最大爭議的便是規定放棄戰爭權也不保有武力的第九條。60多年來，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者與反對重建軍備的和平論者，圍繞憲法第九條的解釋爭論不休，纏訟不決。爭議的焦點在所謂放棄戰爭權包不包括放棄自衛權？以及隨之而來的允不允許重建自衛的軍事武力？「自衛」的涵義又是什麼？以自衛的名義動用軍隊的限制何在？纐纈教授在本書中嚴厲批判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力圖修改憲法第九條，使擴張軍備、對外出兵合憲的做法，但未觸及引起修憲爭議的根源，故有必要在此述其歷史經緯，指出癥結所在。

舉世獨有的日本和平憲法

　　麥克阿瑟在日本新憲通過後，曾為自己一手催生舉世獨一無二的和平憲法而志得意滿。他認為第九條是「盟總」佔領當局對日本與人類的傑出貢獻之一，讚揚第九條是「人類演化的又一前進步驟，受此影響，世界各國為共同防止戰爭，會發展出一個更高的國際社會與政治道德的準則」。（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747）他還認為日本憲法已立下典範，應為世界各國所效法。1947年他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領袖包德溫（Roger Baldwin）會談時說：「有時我認為日本贏得了這場戰爭。日本已廢掉陸海空軍，決心用和平手段解決所有紛爭。每個國家最後都必須仿效日本之所為。」（引自McNelly 2000: 134）他並視制訂日本的和平憲法為自己的不朽功業。朝鮮戰爭爆發前，他對到日本的一個出版家訪問團說，若要為紀念他的功勳而立碑，那並非因他的戰績彪炳，也非因他佔領日本的成效卓著，而是由於他確立了日本憲法第九條。（McNelly 2000: 208，註5）但早在日本新憲法公佈之初，包括美國高層在內便有諸多評論指完全放棄戰爭權且不保有武力，陳義過高，不切實際，而懷疑其能否真正落實。果不其然，1947年5月3日日本憲法正式實施後不過3年左右，麥克阿瑟便自毀立場，同意了日本重建武力。

　　日本和平憲法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全世界唯一明載不但放棄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還寫入不保有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的憲法。這裡必須先把不訴諸戰爭解決國際爭端（ban of war）與不建立軍備（ban
of arms）兩者明確區別開來。單就以和平方式處理國際紛爭的「非戰」（no war）原則而言，並不始自日本新憲法。法國1797年憲法與第四、第五共和的憲法以及德國、巴西、菲律賓等國的憲法都曾載明不發動侵略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主要國家，包括日本，在1928年都簽訂了凱洛格－伯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又稱「巴黎公約」），公約聲明：「簽約各國莊重宣告……他們譴責訴諸戰爭解決國際爭議，並放棄彼此之間以戰爭為國家政策的手段」。但巴黎公約並未提到要以簽約國解除武裝來達到非戰的目的。在協商公約時，特別強調了公約的條款並不禁止自衛或實行集體安全保障的責任。（McNelly 2000: 105-106，112，114；Pyle 1992:
8-9）

　　因此，日本的和平憲法寫明不保有武裝力量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日本憲法第九條非戰和平條款的直接來源是前述麥克阿瑟交給「盟總」官員的修憲三原則中的第二條。但這第二條的構想從何而來？連把第九條寫入日本憲法的蓋迪斯上校都說沒人知道答案，可謂這部憲法最不解的謎。他說：他寫第九條是根據麥克阿瑟的那份指令，以及自他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唸書時便深為讚賞、銘記在心的巴黎非戰公約。（Kades 1989: 224; McNelly 2000: 109，112-3）

麥克阿瑟為卸責而把第九條的發明權推給幣原喜重郎

　　麥克阿瑟對外皆公開宣告日本新憲法的制訂出自日本人之手，盟總並未強迫干預，而第九條的和平條款則為當時的首相幣原喜重郎所創思，他不過附和其議罷了。（MacArthur 1964: 299-303；McNelly 2000: 106）這當然是卸責的遁詞。麥克阿瑟不願承認日本的新憲由「盟總」強勢主導，有幾項因素：一、前已述及，修訂日本憲法的決策權本歸盟國「遠東委員會」，「盟總」並無權限，故民政局長惠特尼少將建議麥克阿瑟在「遠東委員會」正式成立前，強制日方接受「盟總」的修憲方案，並對外偽稱新憲係日本政府主動提出，便可避免「遠東委員會」的掣肘，貫徹麥克阿瑟的意志；二、1946年1月11日美國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三部協調委員會針對日本政治體制改革發給麥克阿瑟的指令SNNCC-228文件，並未要求永遠廢除日本軍備，只強調要由文官控制軍隊。麥克阿瑟指示「盟總」官員在憲法草案寫入日本不保有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顯然違背了美國當局的決策，專斷地獨行其是，因此，他必須把責任推諉給日方；三、自1947年中期，美國當局逐漸有改變對日政策，重新武裝日本的想法，至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後，更積極要求日本重建軍備，協助美國鞏固太平洋地區的防線，日本憲法第九條遂成了美國政策的絆腳石，美國國內對制訂第九條的責難之聲四起。麥克阿瑟為了避開抨擊，更一再強調和平條款係由日方自訂，非他所強加。

　　在日本方面，前已述及，日本政府由國務相松本烝治主持的憲法草案沒有根本變動舊有的明治憲法框架，並未放棄戰爭權利，更遑論廢除軍事力量。日方對「盟總」的草案剛開始當然極力抗拒，但在「盟總」威脅利誘下，為保住天皇制與保守勢力不得不飲泣吞聲，接受了盟總草案。對麥克阿瑟公開宣稱新憲是日方自行制訂，未遭脅迫，且謂和平條款始於幣原喜重郎之議，日本官方當時不敢否認，幣原亦勉為其難地承擔起首倡第九條和平條款的責任。這是因為：一、日本天皇與保守勢力的既得利益皆賴麥克阿瑟保護，若公開反駁麥克阿瑟的說詞，雙方的政治交易即告吹；第二、日本官方若坦承新憲是遵照「盟總」的命令制訂，不但會招致「遠東委員會」否決新憲與國際輿論的抨擊，從而打擊麥克阿瑟的威信，喪失他充當保護神的作用，還會遭到國內反對勢力與民眾的強烈不滿，動搖保守勢力在日本的統治。不過，在佔領結束，天皇制與保守勢力得以確保後，吉田茂等人便表達了異議，指出第九條源自麥克阿瑟的要求。（參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88）

第九條的出台過程

　　這段原本真相模糊的歷史公案，隨著美日的官方歷史檔案逐漸解密，私人的日記、記述與回憶錄也陸續出版，已可得知大體的實情。第九條出台內情大致是這樣的過程（註20）：

　　1945年10月9日接任日本首相的原外相幣原喜重郎，在日本戰敗投降後，痛感戰禍之慘烈，便有非戰思想，並力謀改變日本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形象，以利於維護裕仁與天皇制。1945年9月《紐約時報》要求採訪裕仁天皇，當時未任公職的幣原，應外務省之請，代天皇擬就英文的書面答覆。在這份於9月25日發表的訪問稿中，天皇重申他曾簽訂的《巴黎公約》的主旨，反對以戰爭為國際政策的手段。1945年末，為保住裕仁與天皇制，「盟總」和裕仁合作炮製了天皇的《人間宣言》，幣原參與其事，並負責英譯本的定稿。1946年1月1日發表的《人間宣言》詔書，除了有「盟總」要求的破除天皇神格的內容，還表達要徹底奉行和平主義以振興國運、建設新日本。

　　1946年1月24日，幣原為感謝麥克阿瑟贈送青黴素治癒肺炎，拜訪麥克阿瑟。相談中，幣原表示，為世界和平謀，全世界都應放棄武力，不以戰爭解決國際紛爭，日本有意向全世界宣告不再從事戰爭，以重拾日本的信譽。麥克阿瑟聞言，大表激賞。（註21）

裕仁在《人間宣言》中表達要徹底奉行和平主義的意願，令深為贊同《巴黎公約》的蓋迪斯印象深刻，遂心生一念，希望裕仁再發表一份宣告放棄戰爭的詔書。1946年1月28日，他與「盟總」民政局長惠特尼少將一道驅車前往造訪幣原喜重郎，說明「盟總」清算軍國主義分子的指令。途中他對惠特尼提議說，天皇發表一份放棄戰爭的詔書，或可重塑日本的國際形象，並有助實現《波茨坦公告》。惠特尼與幣原會談完畢，離開幣原的寓所之際，向幣原建議日本可考慮發佈天皇詔書，宣告放棄戰爭，幣原當下未置可否。（註22）

　　1946年2月1日惠特尼建議麥克阿瑟趕在「遠東委員會」正式成立前，完成主導日本修憲的工作。兩人隨即密商，確立了麥克阿瑟的修憲三原則，要求日本既放棄戰爭權，也不再建立軍備，然後將指示發交蓋迪斯等人領導的修憲小組草擬示範憲法。

　　從上述日本和平憲法的出台過程，可知主動與主導權都在麥克阿瑟與「盟總」官員。幣原雖亦有和平思想，但絕不致干犯日本之大不韙，在未徵得天皇與內閣同意之前，貿然主張由日本為天下先，單獨在日本憲法中列入不但放棄戰爭權也不設武裝力量的條款。事實上，幣原與日本內閣官員看到「盟總」的示範草案後，咸感驚駭，難以接受，內閣決議由幣原於1946年2月21日會晤麥克阿瑟，請其收回成命。在會談中，麥克阿瑟表示，為日本著想，唯有徹底消除同盟國對日本重新武裝的疑慮，才能保住天皇與天皇制，並鼓勵日本以和平條款為世界表率，掌握道德的領導權。幣原則不以為然地答以：「但恐怕沒人會追隨。」（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 885-86；McNelly 2000: 120-21）

單獨一國放棄武力無法消弭戰爭

　　幣原認為要保世界和平必須全世界都放棄武力的主張，麥克阿瑟也頗有同感。新憲草案由日本政府接受後，1946年4月5日，他在東京的「盟國對日理事會」（Alied Council for Japan）發表他對廢止戰爭的看法說：「日本用這部廢除國家戰爭主權的憲法單方面提議各國都應有此作為，聯合國組織……只有在所有國家都完成日本之所為，才能在存在期間達成其高貴的目標。放棄戰爭之事必須舉世同時實踐才行。不舉世同行便沒有一國能單獨落實」（SCAP government section 1970〔1949〕v.2：746-48）

　　全世界各國不同時放棄武力與戰爭，要單獨一國真正放棄武力與戰爭，就窒礙難行，麥克阿瑟的這個論斷當然是正確的。但麥克阿瑟不懂得，只要私有制不廢除，不平等的階級關係依舊存在，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政權也不可能消失，從而統治階級為控制國內與國外資源的武裝鬥爭也就沒有終止之日，所謂舉世同時放棄武力與戰爭之議，便是華而不實的空中樓閣。尤其美國身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首先就從不間斷地以武力擴張勢力範圍，汲汲於鞏固霸主地位，奢談什麼和平、非戰的理想當然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言。證諸日後朝鮮戰爭爆發，麥克阿瑟反對美國當局的有限戰爭論，力主擴大戰事，全面進攻中國大陸，倡言在戰爭中沒什麼可取代勝利，甚至建議不惜使用原子彈清除朝鮮的敵軍，便知此言不虛。到了1962年，麥克阿瑟在美國西點軍校演講，乾脆一舉推翻他曾多次鼓吹的和平論調，引述柏拉圖的話說：「只有死人才看過戰爭的終結。」（參見McNelly 2000：144）

麥克阿瑟修憲三原則的第二條指示：「日本放棄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手段，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也不訴諸戰爭。日本依靠現在令全世界激昂鼓舞的崇高理想自衛。日本不准許再有陸、海、空軍，也絕不給日本部隊交戰權。」麥克阿瑟把日本的安全求諸空洞的道德理想，當然禁不起考驗，沒有幾年，麥克阿瑟在1950年1月1日對日本人發表的新年文告中便說：「第九條是立足於最高的道德理想，但絕不能用詭論解釋說，第九條連對抗無端攻擊的無可讓渡的自衛權也完全否定。它是一個遭武力徹底擊垮而俯伏臣服的民族，對不訴諸武力的國際道德與正義的最終勝利抱有信心的強有力的宣告。然而，必須了解，只要國際上盜匪劫掠的行徑被允許橫行於世，把人類的自由壓制在貪婪與暴力之下，第九條的高尚理想就會遲遲難以被全世界接受。」（MacArthur 1964: 304）麥克阿瑟這段話中所說的「盜匪劫掠行徑」原是指蘇聯。但考諸美國迄今的擴張侵略史，用來形容美國更加貼切。

　麥克阿瑟雖知幣原喜重郎對日本單獨放棄戰爭與廢除軍備的疑慮有其道理，仍強制日方接受，除因他本身懷有的反覆不一的和平理想外（註23），更重要的是，他有意問鼎白宮寶座，想以佔領日本的政績，爭取1947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角逐1948年的總統大選。前文已述及，他認為保住天皇與天皇制是穩定日本統治的關鍵，但同盟國大多認為保留天皇制極有利於日本復興軍國主義，重啟對外侵略之機，故抱著深重的疑慮，對裕仁的戰爭責任也強烈要求不可寬貸，應加以起訴。麥克阿瑟遂力圖以徹底取消日本的交戰權與武裝力量的激進手段，消除外界強大的質疑聲浪，達到保護裕仁與天皇制的目的。（參見McNelly 2000: 125）換句話說，制訂第九條的和平條款是麥克阿瑟為達其政治意圖的策略運用手段。一待時移勢易，麥克阿瑟的總統之夢已告破碎，美方也大多認為制定第九條是個錯誤，頻有非議，他便轉變立場，公開否定了自己原有的主張，並把責任推給了幣原喜重郎。

　　對於第九條從何而來的問題，蓋迪斯在晚年說了一個饒富興味的逸聞：1952年，美國佔領日本即將結束之際，一位日本高級官員問及第九條的來源，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答道：「在朝鮮戰爭之前，始作俑者是我們的老先生。朝鮮戰爭之後，始作俑者就是你們的老先生了。」（Kades 1989: 224）

憲法第九條爭議的起源

　　麥克阿瑟修憲三原則的第二條原本明確規定：「日本放棄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手段，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也不訴諸戰爭」。但蓋迪斯認為禁止一個國家行使固有的自我保存權利是不切實際的，遂在草擬憲法時略掉了「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一語，沒有寫入憲法條文。惠特尼起初反對，但蓋迪斯指出要倡導一個國家連自衛也不行的原則非常困難。事後麥克阿瑟也未堅持重新納入這句。在憲法草案交付日本眾議院審查時，擔任眾議院憲法修正特別委員會委員長的蘆田均另設一個修訂小組委員會，又在第九條作了兩處至關緊要的修改。日本政府根據「盟總」範本而公佈的草案第九條第一段原為：「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並放棄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蘆田均在前面加了一句「衷心希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第二段原為「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蘆田均及貴族院相繼將之修改，在第二段開頭添上「為達前項的目的」一語。（Kades 1989: 236; McNelly 2000: 117）

　　經過這樣的修訂，第九條和平條款的語義就變得含混不清，模稜兩可。第一段條文可被解釋為只有在解決國際紛爭時，才放棄以戰爭及武力為手段，而第二段可理解為不保持為解決國際紛爭的陸海空軍，但自衛的武力與參與聯合國維持國際和平的部隊則不在此限。蘆田均拿修訂案給蓋迪斯過目徵求同意時，贊成日本擁有自衛權的蓋迪斯看出了其中的上述涵義，並沒有反對。蘆田詢問是否須取得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或至少民政局長惠特尼的首肯，蓋迪斯答以這些修訂並未違反盟總的修憲基本原則，無須再向上請示。而另一位民政局官員培克（Cyrus Peake）向惠特尼指出蘆田的修訂會允許日本保有自衛武力時，惠特尼則表示這樣的修改「可以接受」。（Kades 1989: 236-237; McNelly 2000: 21）

　　蓋迪斯省略掉麥克阿瑟那句不許日本保有自衛武力的指示以及蘆田均附加的修訂語詞，造成第九條的涵義不夠明確，由此滋生此後解讀不一的長期爭論。「遠東委員會」的中國代表察覺蘆田修訂案的背後玄機，在1946年9月21日「遠東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指出：「條文經此修改，……便可解釋為允許日本為了像自衛這樣的目的，保有陸海空軍。」（引自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1）中國代表憤怒指責說，修訂後的第九條是日本軍國主義份子的詭計，他們利用憲法草案文句修改後產生的漏洞，實際上計劃重新武裝日本，卻藉此條款欺矇世界，讓人誤以為日本會絕對放棄軍事力量。英國、加拿大等國的代表都同意中國代表的見解，「遠東委員會」遂於9月25日決議，日本新憲法應加入一條內閣所有成員都必須為「文民」（civilians）的規定，以防日本軍人重掌軍權。麥克阿瑟為安撫「遠東委員會」，減少憲法通過的阻力，要求日方照辦，將此寫入了第66條。（McNelly
2000:23;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1-92;
Dower 1999: 397）不過，「遠東委員會」的這項要求卻意外地給了主張第九條並不禁止自衛武力的人有力的藉口。他們的理由是，如完全解除武裝力量，就不會有軍職人員，規定內閣成員必須為「文民」，即預設了有軍事部門的存在。（Dower 1999: 397; 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2）

　　1946年11月3日，日本新憲法公布之日，蘆田均在當日出版的《解釋新憲法》上，首次公開表明，第九條「實際上，旨在針對侵略戰爭，因此，它的條文沒有放棄為自衛而戰，也沒有放棄為自衛而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盟總」對這個觀點並未表示異議。（Dower 1999: 397-98）蘆田的修訂文此後便給用來力辯第九條並未禁止為自衛而建立軍備。（註24）

麥克阿瑟與「盟總」官員出於維護裕仁與天皇制的政治意圖，再摻雜一些和平非戰的理想，強迫日本保守的當權勢力接受了舉世絕無僅有的和平憲法，卻又開了允許重建軍備的後門，造成此後數十年軍國主義份子與和平論者圍繞重新武裝與第九條的解釋問題，進行長期的政治對抗。但也必須看到，在冷戰期間日本的保守派內部，對重建軍備的時機與速度、規模，實存有岐見。粗略地說，在1980年代日本躍居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前，吉田茂及其親信主導的「經濟發展優先於加強軍備」的政策佔了上風，軍國主義的力量雖已復活，但羽毛尚未十分豐滿。在此期間，面對美國要求日本配合美國戰略不斷提升軍備的壓力，日本的左右翼形成了既鬥爭又聯合的關係。

吉田茂採取屈從美國、優先發展經濟的復興策略

吉田茂在1939年之前曾任日本駐中國奉天的總領事、外務省次長與駐意大利、英國大使。他雖是侵華政策的強硬派，卻一貫力主為日本帝國的長遠利益計，應與英、美保持親善，故反對與英、美對抗。吉田於1939年卸下駐英大使職務後，無官一身輕，但他具備多年的外交官資歷，岳父牧野伸顯歷任外相、宮內大臣、內大臣等要職，是裕仁天皇的心腹，故仍得與聞國家機密。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憂心國事，奔走於近衛文磨等重臣、外相東鄉茂德與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英國駐日大使克雷吉（R.L. Craiggie）之間，極力居間協調謀求避戰，但徒勞無功。美日開戰後，他仍積極參與謀和工作。吉田等親英美的主和派即是格魯回美國在國務院任職後，一再寄望的日本「溫和穩健派」。1945年2月14日，近衛文磨向天皇遞了著名的《近衛奏摺》，痛陳戰敗已不可免，應及早停戰求和。在入宮覲見的前一晚，近衛攜《奏摺》草稿造訪吉田，由兩人商討定稿。日本高官的「親英美主和派」早為軍方視為危險人物，吉田不但長期受憲兵嚴密監視，特務機構還派遣間諜滲入吉田家中成為親信傭人，一舉一動俱在特務掌握之中，吉田與近衛合謀的事跡因而敗露，遂於4月15日遭逮捕審訊四十多日。（原彬久2007[2005]：83-96；Dower 1979：212-72）不過，吉田茂卻為此而因禍得福，在戰後備受麥克阿瑟信任。先是在東久邇宮與幣原的內閣擔任外相，更於1946年5月繼幣原為首相，前後五次組閣，至1954年12月4日下台，執政共達7年又兩個月，其間有四年半是在美國佔領期。決定日本戰後國家發展方向的重大事務如：新憲法的審訂與實行、媾和條約的簽訂、美日安保體制的確立、日本經濟發展策略的釐定，都在吉田任內達成。

吉田茂固然有功於日本的戰後復興，但他在美國佔領期間對麥克阿瑟俯首帖耳、逆來順受，佔領結束後，為求美國庇護而不惜讓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也遭到不少非議，極右翼的軍國主義者對他阻延日本重建軍備的進度尤其不滿。吉田曾自述他順從美國佔領當局的原由說，1945年9月他受命為外相時，去見前首相鈴木貫太郎，請教戰敗後的為政之道，鈴木告訴他：「戰爭贏時固然要贏得痛快，輸時也應輸得磊落。鯉魚被置於砧板上以後，縱令被放上庖刀也毫不在乎。我們要像那樣輸得乾脆才行。」吉田聞後，大表服膺，奉為佔領期間與美國交涉的原則。（吉田茂2006[1967]：47-8；Dower 1988：312-13）這個原則在佔領結束，日本重獲所謂的「獨立主權」後，其實也沒多大的改變。1950年代初，在美國與盟國為中國政策的分岐而激辯不已之際，不滿日本被美國牽著鼻子走的英國外交部，曾不公開地批評說日本蒙上了「充當美國人走狗的惡名」。（Dower 1988：xxii）吉田自然並非心甘情願地一味對美國屈從。前已述及，二戰末期日本統治階級的主和派，為免日本國脈斷絕而忍辱投降，目的在保存元氣，再圖蓄積國力，謀復興之機。1950年4月8日，吉田對東京的美國大使館顧問休斯頓（Cloyce Huston）表示，佔領結束後，日本還須仰賴美國長期的保護，雖然當時有些日本人主張中立，反對從屬於美國，他語帶幽默地告訴休斯頓說，「就像美國曾為英國殖民地，但現在比英國強大一樣，如果日本成為美國殖民地，最終也會強過美國。」（Schaller 1985：256-57；Pyle 1992：22；于群 1996：140）

吉田在佔領期的策略便是對極力保護裕仁與天皇制的「太上皇」麥克阿瑟唯命是從，以確保保守勢力的生存發展。初見「盟總」的新憲範本時，他與其他保守派一樣震駭憂慮，但1946年5月接任首相後，卻成了和平憲法最忠實的捍衛者，態度之堅決尤過於激進的日本共產黨。憲法草案在眾議院審查期間，吉田於1946年6月26日對眾議院解釋說，憲法第九條不僅放棄交戰權，也一併放棄了自衛權。他指出：「近年的戰爭大多是假借自衛之名發動的，滿州事件（按：即「九一八」事變）如此，大東亞戰爭亦復如此。如今各國都疑心日本是個好戰國家，不知何時會重新武裝，發動報復戰爭，危及世界和平。﹒﹒﹒﹒我認為當前應做的首要之務是矯正這種誤解﹒﹒﹒﹒這種疑心不能說沒有根據。」（引自Kades 1989：237）共產黨領袖野坂參三對放棄自衛權不表贊同，兩天後在眾議院質詢說，必須區分「正義」與「不正義」的戰爭，日本近年的侵略屬「不正義」的戰爭，但同盟國與中國則是在正當的自衛戰中被迫拿起武器，野坂代表共產黨要求把第九條的「放棄戰爭」，改為「放棄侵略戰爭」。吉田堅持已見答覆說：「關於憲法草案放棄戰爭的條款，有人提議說，戰爭可以用一個國家行使正當的防衛權利來加以合理化。但我認為認可這樣的事是有害的，大部分的現代戰爭都是以國家自衛權的名義發動的，這是個明顯的事實。因此，我認為，認可正當自衛的權利，即使並非本意，也會給挑起戰爭一個合理的藉口。再者，憲法草案有關放棄交戰權的條款，其背後的期望是建立一個國際和平組織。建立一個國際和平組織，意在防止所有的侵略戰爭。然而，若會有場正當的自衛戰爭，就必然預設一個國家一心著意於侵略戰爭。因此，認可正當自衛，即符合國家自衛權的戰爭，是有害的想法，不論是多麼無心，這會引發戰爭。……我認為你的意見弊大於利。」（Dower 1988：379-80；原彬久 2007[2005]：120）一個多月後，吉田茂在日本投降一周年之際，發表廣播演說，重覆宣揚了麥克阿瑟要日本在弭兵止戰上承擔道德領導權的論調，呼籲日本人民以和平憲法帶領世界放棄戰爭。直至1949年末，吉田一貫秉持反對日本重建軍備的立場。迨1950年元旦，麥克阿瑟發表前述的文告，稱第九條並未禁止自衛權後，吉田他也隨之應和，但補充說，日本自衛權「排除武力」、「不訴諸武力」，日本安全要有保障，最好的辦法是獲得世界其他國家的信任。（Dower 1988：380-83；Pyle 1992：22）

吉田再三採取堅決維護和平憲法的姿態，絕非他不顧國家安全或不願日本重建武力再成軍事大國。他是抱著「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想法，考慮到：一、日本戰後殘破不堪，百廢待舉，當務之急是恢復經濟實力，解決民生艱困、民心不安的難題，重建軍備徒然耗費財力，有礙經濟建設；二、世界各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孽記憶猶新，同盟國對日本的戰爭責任尚在緊緊追究，日本唯有表示徹底解除武裝、放棄戰爭的態度，才可能取信於國際社會，以利及早締結和約，結束同盟國的佔領，恢復日本主權；三、備受戰爭荼毒的日本民心厭戰，對和平有極高的渴望，過早重建武力，會引起民意強大的反對；四、他跟隨麥克阿瑟的主張，寄望聯合國能發揮維護世界和平的作用，讓日本保持非武裝中立。然而，諷刺的是，反對吉田將日本非武裝中立化的最大力量卻來自原本極力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美國。

冷戰與美國全球戰略的變化

自1947年初，美國的全球戰略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是美國總統杜魯門為鞏固中國國民黨的政權派遣特使歇爾將軍調停國共內戰失敗。馬歇爾於1946年12月使華後，力圖以聯合政府的形式解決國共爭端，卻因蔣介石認為美國非助他打贏內戰不可，執意獨攬政權，不願遵從美國的方案。馬歇爾目睹國民黨的專制、腐敗與殘民以逞的暴行，判定蔣介石的「封建—法西斯」政權必敗無疑，無論美國給予多少援助都無法挽救。他認為在蘇聯勢力已撤出中國東北，而中共未必願當蘇聯傀儡的情況下，只要美國仍控制日本與太平洋的島嶼，中共的勝利並不會直接危及美國在亞洲關鍵的安全利益。1947年1月8日，馬歇爾調停中國內戰無功而返，1月21日接任國務卿，美國即調整亞洲政策，把重心從中國轉向日本。（Schaller 1985：72-4）再者，二戰後，希臘的右翼政權雖有英國的大量軍事、經濟援助，在希臘內戰中卻日益不敵希臘共產黨領導的左翼勢力。1947年2月，英國向美國表示，已無力繼續負荷對希臘的援助，而希臘若無強有力的外援，勢必由共黨執政，鄰近的土耳其也將不保，這樣一來，蘇聯的勢力便會擴及地中海與中東，故希望美國接手，保護希臘、土耳其，遏阻蘇聯勢力的擴張。美國決策者意識到，這是英國將領導世界的任務交給了美國。（劉金質 2003：107-110；Acheson 1969：217-220）希臘、土耳其的危機促成了全球冷戰的展開。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對國會發表了被稱為「冷戰宣言」的「杜魯門主義」演說。這篇措辭強硬、言語煽情的聲明，用杜魯門的話來說，「是美國解決共產暴政洶湧奔騰的擴張浪潮的方略……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捩點，它現在宣告無論什麼地方的侵略，直接侵略也罷，間接侵略也好，凡危及和平，就影響到美國的安美。」（Truman 1956：105-6）杜魯門在演說中，正式表明了與蘇聯全面對抗的態度，還創造了「間接侵略」的新詞，意指即使蘇聯未直接以武力攻擊，只要各國共產黨在本國內部以民主的合法方式或武裝門爭對右翼政權構成威脅，都視為蘇聯所運用的政治滲透、顛覆的謀略，同樣危及美國的安全，應設法對付，加以消除。

事實上，希臘共黨產的得勢，並非孤立的現象。正如《老子》所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後參戰各國的生產力大都遭到戰爭的嚴重破壞，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美國是唯一的例外），社會主義對陷於不安的民眾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左翼力量在歐亞大陸普遍高漲。被美國視為唇齒相依的西歐，到1947年初全都處於經濟瀕臨崩潰、社會動盪不安的危疑震憾狀態。1947年2月27日，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艾奇遜在向國會議員領導人說明希臘危機的嚴重性時就警告說：「希臘的崩潰會波及伊朗及其以東所有地區，也會經由亞洲小國與埃及影響非洲，歐洲則由於意大利與法國已備受西歐最強大的國內共產黨的威脅，亦難倖免。」（Acheson 1969：219）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可謂搖搖欲墜。

面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危局，身為新霸主的美國決定重新規劃全球戰略。其中的重要一環便是將對德國、日本的佔領政策，從剷除軍國主義轉向防止左翼力量的擴展，從瓦解德、日再度發動戰爭的潛力，轉向復興這兩大歐亞工業國家的經濟，使二戰時不共戴天的敵國變為反共的親密盟友。1947年三月初，美國海軍部長弗瑞斯特（James Forrestal）與美國內閣成員商議對抗蘇聯的策略時說，致勝之道在運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商業領袖，振興商業、貿易，恢復經濟實力，這包括二戰時的敵國在內，也就是要讓「日本、德國及軸心國的其他盟國…重新發揮作用」。（Schaller 1985：78）

二戰後，歐洲的英、法等同盟國與德、日被佔領區，經濟受戰爭嚴重摧殘，都賴美國提供糧食與財政援助，直到1947年初，美國已花費數以百億美元計的經援，但各國的生產力大半仍未恢復，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有增無已，造成日益擴大的「美元缺口」（dollar gap），資本主義體系的貿易結構嚴重失衡。各國短缺美元無法購買復甦經濟所必要的美國商品，既會導致經濟危機，美國本身也將因工農業產品失去外國市場而大受損害，從而危及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加速各國左傾，蘇聯將成最大贏家。針對這一關鍵問題，美國國務院、參謀長聯席會議與三部協調會在1947年的3、4月間，都提出研究報告，力主大幅增加對歐日的援助金額，填補美元缺口，改變對德、日的佔領政策，放棄解散德日財閥並拆解德日重工業體系的懲罰規劃，將歐洲的非共國家整合成區域經濟，以原是歐洲工業中心的德國為歐洲經濟的重心，日本則為亞洲區域的中心。1947年5月8日，美國副國務卿艾奇遜綜合相關部會的觀點公開表明說，德國與日本是歐亞兩洲最大的工場，歐亞兩個大陸的經濟復甦大大有賴於兩國，因此美國將重建這兩大工場，以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和平。（Schaller 1985：79-83，90-93，97）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的「遏制」戰略

美國決策者的上述觀點，最後由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根據其首創的「遏制」（或譯圍堵）（Containment）理論加以整理增補，制訂出援助西歐重建的「馬歇爾計劃」，與改變美國初期對日政策的「逆轉路線」（reverse course）。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Bush）曾於1989年說，凱南的遏制理論構成了冷戰時期美國對抗蘇聯的戰略基礎。（見張小明 1994：1）然而，凱南本身的遏制戰略觀點，其實只在1947年中期至1949年發揮主導作用，1950年以後的美國全球戰略雖仍沿用「遏制」之名，卻已大背凱南的原始構想，備遭凱南的訾議。

二戰期間便在美國駐蘇聯使館任職的凱南見蘇聯在二戰後急速擴張勢力至東歐等地，歐亞大陸的左翼力量復澎湃洶湧，大有席捲全球之勢，深恐滾滾紅潮漫淹世界，資本主義體制就此壽終正寢，遂於1946年2月22日向華府發出八千字的長文電報，分析蘇聯政權的特性，指蘇聯最看重的是「實力」，只有遭逢強大的對抗，才會退縮，故應放棄與蘇聯合作的想法，採取針鋒相對較量的態度。不過，凱南強調一個病態、萎靡不振的社會是共產主義的溫牀，要勝過蘇聯大多要靠美國解決好本身內部的缺陷，增強人民的自信、紀律、熱誠及休戚與共的精神，提出比蘇聯更具吸引力的世界圖景，引導許多飽受過去經驗駕嚇、身心俱疲的外國人民歸心於美國。（Etzold and
Gaddis eds. 1978：50-63）當時美國社會正為該持續二戰期間羅斯福與蘇聯合作的政策或改採對抗路線而爭論不休，凱南這篇文章比較有系統地分析蘇聯政權的性質、行為模式並主張聯合盟國全力制止蘇聯擴展勢力以維美國安全，為強硬路線提供了嚴謹的論述，正合美國當權者的心意。海軍部長弗瑞斯特閱後大為欣賞，廣為傳佈。馬歇爾接任國務卿不久，便重用凱南，於1947年5月5日成立「政策規劃室」（Policy Planning Staff），由凱南主其事，負責制訂達成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長期計劃，並撰寫政治軍事問題的研究報告，直接呈交馬歇爾作為政策依據。凱南的戰略思想自此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制訂重建西歐經濟的「馬歇爾計劃」與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逆轉，尤其為凱南自詡為服務美國公職的兩大貢獻。（Kennan 1967：327，393）

凱南秉持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要維護國家利益應該根據實力與實際的利害關係處理國際事務，而非無視於現實，高舉抽象的理想與道德原則實行脫離實際的政策，結果是欲益還損，故方法比目標更重要，利弊得失最終決定於方法，錯誤的手段達不到要追求的目標。（Kennan 1967：199；張小明：42，133-34）因此，他反對杜魯門主義從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發，不加選擇地在全球與蘇聯展開對抗的觀點，尤其強調要認清蘇聯的威脅在政治，而遏制蘇聯主要須靠政治手段而不是軍事手段。（Kennan 1967：319-21；358）

凱南的「遏制」戰略思想可概括如下(註25)：

一、
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是俄國傳統的繼承者，馬克思主義只是他們擴張版圖與鞏固統治的工具，國族主義才是他們的中心思想。他們出於對俄國利益的考慮，力圖控制其他社會主義的國家與政黨，會遭致反抗，美國可支持反共國家抵擋蘇聯的擴張並分化社會主義陣營，使蘇聯對外受挫，進而摧化其內部的變亂。

二、
美俄不必然會開戰，蘇聯並不想侵略他國。斯大林著重維護聯聯的利益，世界革命已非他首要目標，至多是耐心等待時機，絕不會貿然從事而喪失既得利益，尤其蘇聯在二戰中民命、財產損失慘重，亟待休養生息，海、空軍的實力也遠不如美國，絕不致輕啟戰端，自貽伊戚。因此，蘇聯的威脅主要是政治力量而非軍事力量。蘇聯的政治威脅與西方文明本身的弱點密切相關。戰後西歐、日本等國的經濟衰敝，社會民心不安給予共產黨茁壯的良機，使蘇聯的意識形態具有影響力，這才是要害之處。解決之道是復興德、日兩國的經濟，使之成為歐亞區域經濟的中心，帶動周圍國家的經濟重建，並設法壓制歐、日的左翼力量，消除從內部進行政治顛覆的危險。所以，「遏制」之意不是陳兵蘇聯邊界，防止其軍事侵略，而是鼓勵、支持其他國家抵抗內部的暴力，制止蘇聯支配的政治影響力，等待蘇聯因內部矛盾惡化與對外進展勢力受挫而收斂野心與行為後，再與其談判和解。

三、
必須承認美國的國力有其限制，量力而為，選擇真正攸關美國利益的國家與地區給予援助，而非必然總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擴張。若像杜魯門主義宣告的那樣，見共必反，濫用美國資源，勢必備多力分，成效不彰。世界上只有美國、英國、德國、蘇聯及日本這五個地區具有大量生產現代軍事力量的能力，唯一受共產黨控制的是蘇聯。「遏制」的主要任務便是確保其他四國不落入共產黨手中。中國不是個強大的工業國，不可能短期內成為軍事強權。而且中共不會甘心長期受蘇聯控制，中國即使由共產黨統治也不足為慮，並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重大的威脅。因此，美國不該再虛擲有限的資源，繼續支持腐敗無能的國民黨反共，而應轉而扶植日本使之成為鞏固美國在太平洋利益的基石。衡諸現實，美國難以一國之力獨撐抵擋蘇聯擴張的大局，迫切需要恢復世界均勢，加強歐亞大陸（特別是德國與日本）當地的反共武力，讓他們分攤美國的部份負擔，但又防止他們危及美國海上的利益。

凱南制訂對日政策的「逆轉路線」

自1947年夏季，凱南根據「遏制」的戰略觀開始謀劃對日新政策。他認為，日本的當務之急是復興經濟，進而促進遠東地區的穩定與繁縈，但麥克阿瑟整肅軍國主義份子打擊了一大片政治、經濟界有領導經驗與能力的人，拆解壟斷企業集團，制訂「反斷壟法」，則損害了日本的生產力，這些政治與經濟民主化的改革造成日本經濟難以振興與社會的浮動不安，予共產黨發展的良機，使日本有赤化的危險，因此，對日政策必須改弦更張。凱南在1947年的10月與11月間積極向新任的國防部長弗瑞斯特、陸軍部長羅伊爾（Kenneth Royal）等人遊說，獲得他們贊同。國務卿馬歇爾也下令日後的對日政策必須與「政策規劃室」協調。（Schaller 1985：106）1948年2月末，凱南為制訂對日政策赴日考察並與麥克阿瑟晤談，返國後於3月25日完成一份報告呈交馬歇爾。凱南的整個構想就是放棄前此懲罰日本軍國主義的政策，讓政治、經濟界的保守勢力重登舞台中心，幫助日本復興，扶植過去的仇敵成為可靠的盟友。他建議：「盟總」不要再逼迫日本制訂改革法案，施政重點應由改革轉到經濟復興，清算軍國主義份子的行動應縮小打擊面，並及早結束；已實施的拆卸日本重工業裝備運送給二戰時受侵略的同盟國作為賠償的方案，因有害日本的經濟重建應普遍中止，即使「遠東委員會」與其他盟國反對亦然；「反壟斷法」的實施對日本的威脅要大過蘇聯的軍事力量，應予重新檢討；總之，凡有害於日本社會穩定與妨礙復興日本經濟這個首要目標者皆必須停止。關於日本的安全問題，凱南則指出，蘇聯不會以武力攻擊日本，日本最大的危險是日漸壯大的共產黨可能取得政權，只要恢復經濟、社會的秩序，加強日本警察的力量與裝備，增設海岸警備隊與海上警察部隊即可使日本的安全無虞。凱南的這份報告成為「政策規劃室」的第28號文件，大體未經更動便形成NSC13號文件，送交國家安全會議討論，1948年10月經總統批准，確定了逆轉對日政策的新路線。麥克阿瑟與凱南會談後大體同意他的看法，也深知華盛頓會加以採納，故早在NSC13號文件正式通過前，已在許多方面執行了「逆轉路線」，日本的政治、經濟民主化改革，就此嘎然而止。「盟總」的佔領政策大開倒車，自1948年夏便轉向反動保守，解散財閥集團的政策名存實亡，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受到嚴厲壓制，檢肅軍國主義份子的行動也大幅放鬆，日本政治、經濟界的保守勢力紛紛回朝，掌握大權。（註26）（Kennan 1967：391-94；Schaller 1985：126，134-36）1948年12月8日，華盛頓為整頓日本生產不振、糧食短缺、通貨膨脹惡化、政府財政赤字高漲的經濟危機，提出「穩定經濟九原則」，要求日本實行凍結工資、加強稅收、嚴格限制貸款、平衡政府預算等緊縮政策，並派底特律的銀行家道奇（Joseph Dodge）赴日監督執行，此即所謂「道奇路線」。麥克阿瑟並在1949年的新年祝詞中宣告「如今日本復興計劃的重點已從政治轉移到經濟。」（信夫清三郎編 1980〔1974〕：753）

必須一提的是，對於美國在締結對日和約、結束佔領後，是否應在日本駐軍以及重建日本武裝的問題，凱南與麥克阿瑟的見解一致，都認為無此必要。兩人雖同樣堅持不能讓日本這個亞洲的工業中心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使蘇聯可以利用日本的技術人力與工業基礎，增強對抗美國的實力，但從緩和美蘇對抗著眼，又主張與蘇聯協議達成日本的非武裝中立化。（Gaddis 1982：77；Schaller 1985：171）凱南一向認為蘇聯並無意發動侵略戰爭，蘇聯對西歐與日本都不構成軍事威脅，遏制蘇聯的擴張主要靠政治手段，軍事力量只能作為輔助手段，只要經濟復興、政治穩定，確保左翼力量無法掌握政權，就可使蘇聯的政治影響力受阻，進而迫使蘇聯改變政策願以談判解決國際爭端。故而他不贊成著迷於軍事力量以軍事同盟圍堵蘇聯的戰略觀點，既反對1949年4月4日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同盟，也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德國。他甚至認為1950年6月之所以爆發朝鮮戰爭，是因為美國撇開蘇聯、中國，片面與日本媾和並決定無限期駐軍日本而剌激蘇聯所致。（註27）（Kennan 1967：393-96；406-12；464）

麥克阿瑟從主張日本非武裝中立的立場退卻

麥克阿瑟頗為重視他所催生的日本和平憲法，同時他也認為蘇聯不至於直接攻擊日本。因此，他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前不久，始終反對華盛頓軍事首腦們想把日本作為美軍基地長期駐軍的想法。他預測只要美國不重新武裝俄國的宿敵日本，俄國人會同意日本中立，他的理由是：「美國不希望日本進入蘇聯的勢力範圍或成為蘇聯武裝的盟友；另一方面，蘇聯也不希望日本被美國用來當做反蘇聯的軍事行動基地」。因此，「有個解除武裝的日本，由所有的利益相關的強國共同同意並保證日本中立」，對美蘇兩國都有利。他認為，日本的安全由聯合國決議，再加上美軍駐紮在太平洋群島與琉球防衛便可確保無虞，故主張讓日本實行非武裝的中立政策，成為「太平洋的瑞士」。凱南深知麥克阿瑟的立場，1948年3月5日他在東京與麥克阿瑟討論對日本的佔領政策時說，他認為日本的安全可由美國控制太平洋島鏈來確保。麥克阿瑟同意之餘，還補充說，這條近海防線應延展成U字形，包含「阿留申群島、中途島、日本原先的托管島嶼、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尤其重要的是琉球」。麥克阿瑟說，從這些基地可控制「北亞能發動的兩棲作戰的每一個港口」，美國控制了這條防線就不必要在亞洲大陸或日本建立軍事基地。3月21日，美國陸軍部副部長德瑞波（William Draper）在東京與麥克阿瑟晤談，提到國防部長弗瑞斯特建議為日本建立一支小型防衛部隊，以備佔領軍離開後接手，麥克阿瑟聞之勃然大怒。麥克阿瑟強調美國部隊實際上對日本的實質防衛並非必要，並抨擊建立日本軍隊的想法會破壞國際協定、損害三年來的改革、違背日本憲法與輿論、給搖搖欲墜的經濟加上無法承受的費用，而且沒有必要地激怒蘇聯。再者，美軍駐紮在太平洋諸島與琉球已足可提供美國與日本所有方面的安全保障，日本軍隊達不成任何軍事目的。（Schaller 1985：64-5；96，99，128，166，Gaddis 1982：78；于群　1996：99-100）

然而，麥克阿瑟希望日本非武裝中立的觀點，在美國決策者中未得到共鳴。軍方懷疑日本對美國的忠誠，擔心日本的工業與軍事潛力為蘇聯所用，還強調日本充當美國戰略攻擊蘇聯基地的重要性，力主重新武裝日本。他們認為日本無獨立自主的可能，不是成為美國的衛星國便是蘇聯的附庸，沒有中立的餘地。1949年春，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要在高度保密下，制訂「最終建立日本有限武裝力量」的計劃，建議「應研究修改日本憲法，以便日本最終建立防衛武裝力量」。1949年11月30日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第1380/75號文件又明確要求日本「不僅要以美國馬首是瞻，若發生全球戰爭，也須積極與我們聯盟」。此外，他們也擔憂蘇聯極有可能接受國際協定，尊重日本的非武裝中立，日本一旦中立會導致中日和解，且在發生戰爭時，美國想終止俄國人控制滿洲與中國並擊退共產黨在亞洲的影響，便無法利用日本充當積極的盟友。日本中立對美國重新武裝西德也有不利的影響，西歐人會質疑，何以日本可以保持中立不重新武裝，西德就不能？（Schaller 1985：99-100，104，173，248，276；Bradley 1983：680：Dower 1993：180；Schaller 1997：28）

在國務院方面，1949年初接任國務卿的艾奇遜原本支持凱南的意見，認為蘇聯與中共不具軍事威脅故不須重新武裝日本，但軍方紿終以武裝日本並在結束佔領後維持在日本駐軍為締結對日和約的前提，遲遲不同意國務院早日締結和約的立場。面對中共在中國的節節勝利與蘇聯公開聲言支持隨時締結和約，恢復日本的主權，艾奇遜認為必須早日締結和約以緩和日本人的不安與反抗。他憂慮，佔領拖延越久，美國資源的耗損就越大，日本也愈易為共產主義思想所擄獲。但軍方不同意國務院認為中共的勝利並非大患的見解，眼見美國在中國的慘敗與亞洲大陸日益紛亂有走向共產主義的趨勢，他們力主絕不能讓日本從手掌心溜走，繼續佔領日本除了可保證日本的工業與軍事潛力不落入蘇聯手中，還可提供向亞洲大陸與鄰近蘇聯的島嶼派遣軍事力量的長駐基地，故堅持表示：重新武裝日本與在佔領結束後確保美國在日本駐軍以加強對抗共產主義的原則無可退讓。艾奇遜為消除岐見以及早訂立合約，在1949年後期與軍方妥協，同意佔領結束後仍讓美軍駐留日本，至於日本重建武力的問題，因考慮到盟國反對而不主張立即實行，但認為可在締結和約後再議。凱南為此大表不滿，認為國務院此舉置解決政府機構內部的爭議於謀求日本的穩定之上，這樣一來，會過度武裝日本，把在亞洲的「遏制」變成更趨於挑釁而不是防衛的戰略，令他萌生去職之意。（Schaller 1985：165-67, 170-71；Kennan 1967：394-96）1949年12月24日，艾奇遜明白告訴英國的法蘭克斯爵士（Sir Oliver
Franks）說，「在東西對立的形勢下，中立是個幻想。因此，在西方強國按約定遵守讓日本的中立的義務時，蘇聯會繼續實行滲透的策略，使他們最終可把日本轉化成侵略的軍事威脅」，在日本新憲法禁止重新武裝而又無聯合國部隊保護日本下，唯一的選擇方案就是在對日和約生效後，仍安排美國軍隊駐留日本，這便得排除蘇聯與共產黨中國參與締結對日和約。（Gaddis 1982：78）

在國際形勢變化與國務院、軍方的意見趨於一致下，麥克阿瑟孤掌難鳴，自1949年9月他的立場開始鬆動，逐步從堅持日本非武裝中立的主張退卻。1950年初，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對日本和約問題的分岐大幅拉近。雙方都同意佔領結束後，必須有限度的重新武裝日本，恢復日本一些軍事生產的能力，保留美國在日本的基地與部隊，日本的安全則由美日雙方特別另訂防衛協定與促成亞太非共國家訂立共同防衛協定來解決（此即日後《東南亞公約》等集體防衛組織成立的源頭）。但對訂立和約的時機與日本基地的範圍、駐日部隊的數量等問題仍有爭議。軍方希望確保對日本的控制，又擔心日本恢復主權後要求中立，甚至與蘇聯集團同調，故希望盡可能推遲和約，不到確定能用和約把日本拴在西方陣營中，絕不答應簽訂和約。國務院則憂心佔領遲不結束，只會使日本人離心，把他們逼向反美親共，故不宜久拖。（Schaller 1985：247-48）麥克阿瑟早在1947年3月就宣佈應該締結和約，1950年4月5日國務院派駐「盟總」的政治顧問西博德（William Sebald）詢問他對和約問題的意見，他表示支持國務院儘快締約的立場，但認為日本的安全並不須依賴在日本本土設立美國軍事基地，美國主張要日本認可基地權，只會引起日本人的反美運動，不過，如果由日本政府正式要求美軍駐留和保有基地，則不致引發異議。（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76）

當時日本國民對美國長期佔領的反感日生，日本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抨擊尤其猛烈。在1949年2月16日第三度組閣的吉田茂知悉華盛頓方面為軍事基地與駐軍問題僵持不下，深恐美國的佔領為此再遲不結束，會危及日本的親美保守勢力，遂於1950年4月25日派他的親信白洲次郎與藏相（財政部長）池田勇人赴美告訴美國當局：因美國佔領不見終結之日，人心不滿，已開始削弱了吉田政府，應早日締結和約結束佔領，而日本沒有軍隊，無力自保，故佔領束結後，仍需美國保護，只要能儘快訂立和約，日本方面可以接受由美國主導而沒有蘇聯與中國參與的和約。5月3日池田還轉達吉田的機密口信說，如果美國政府堅持要美軍駐留日本，而又不便公開表明，日本政府會設法滿足美方的需求。這個秘密口信構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基礎。(註28) 6月1日，吉田政府又發表白皮書，宣稱願與承認日本獨立的任何國家簽署和約，意指將撇開蘇聯、中共與美國片面簽約。吉田顯然想藉主動向美國表態效忠，以解消美國軍方的疑慮，排除訂立和約的障礙。（Schaller 1985：257-58；于群 1996：139-41；小森陽一2004[2002]234-35；Bix2001：640）

吉田對日本安全的如意算盤是由美國負擔防衛日本的龐大軍費，日本則減少防務支出，傾全力於復興經濟，這與前述的華盛頓決策有所衝突。1950年4月6日，杜魯門為解決國務院與國防部在對日政策上的爭執，指派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為國務院顧問，全權負責對日和約事宜。6月17日，杜勒斯率國務院官員赴日，國防部長詹森（Louis Johnson）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Omar Bradley）也帶團於同日抵東京，為對日和約雙方各自進行訪問考察。詹森與布雷德利先會晤麥克阿瑟，陳述軍方對日政策的既定立場，勸說麥克阿瑟不要支持和約，麥克阿瑟則抱怨說，放棄和約的計劃或堅持要把日本做為對抗中國與蘇聯的前進基地會不必要地激怒共產強權，並且使忠實執行投降條款的千百萬日本人離心離德。他在給詹森與布雷德利的意見書中，力陳保住台灣的重要性說，萬一中共取得台灣，對美國會是場影響重大的災難，若蘇聯的海空軍以台灣為基地發動攻擊，便可輕易隔絕並控制日本與東南亞，就連歐洲也會因失去東南亞的殖民地而感受經濟勒索之痛，若能守住台灣以之為南方的反共堡壘，牽制住中國與蘇聯，或可降低日本的危險與美國用日本充當基地的重要性，這樣美國在日本只要選擇部份地區為基地，保留小型的美國部隊即足保衛日本的安全。詹森與布雷德利同意控制台灣攸關美國重大利益，但對日本有意與中國發展關係頗為憂慮，不信任日本在恢復主權後還會忠於美國，故不為麥克阿瑟的建議所動，仍堅持要延長佔領期。朝鮮戰爭爆發前三天的6月22日，杜勒斯首度與吉田茂會晤，詢問吉田是否願意在訂立和約時，重建10萬人以內的軍隊。吉田表示希望日本根據新憲法放棄戰爭和軍備，超然於世界的鬥爭和危險之外，並以嬉笑詼諧的態度拐彎抹角地回駁說，日本的經濟負擔不起重建軍備，和平憲法也明文禁止，曾被迫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戰敗的創傷仍未癒合，重建軍備會引起輿論嘩然，社會不安。他也重申「不訴諸武力的自衛」論調說，日本的安全要靠美軍駐留日本與世界輿論保護。杜勒斯被吉田迂廻、含混的說辭搞得莫明所以，心煩意亂。吉田遂提議把這個問題直接交由麥克阿瑟解決。麥克阿瑟支持吉田的立場，但建議讓日本許多閒置的軍火工廠恢復生產，幫助美國重建軍火庫，這樣既有利於刺激日本經濟復甦，也使日本對反共事業有所貢獻。杜勒斯暫時接受了這個妥協方案。但隔日麥克阿瑟先後與國防部的來訪官員及杜勒斯會談後，立場有了重大的轉變。面對詹森與布雷德利毫不退讓的強硬態度，麥克阿瑟為了調和國務院與軍方的觀點以順利締結和約，而盡棄自己原有的立場，完全接受了軍方所提的條件。他同意以日本全境而非個別地區為美軍基地，也放棄日本中立的想法，不再堅持日本永遠解除武裝的信念，允諾支持日本重建自己的防衛武力。（Schaller 1985：274-78；Dower 1988：383；Schaller 1997：30；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78-80；于群 1996：151）《波茨坦公告》原要求將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斬草除根、摧毀日本發動戰爭的力量、不准再有生產作戰武器的工業，至此全被美國棄之不顧。

值得一提的是，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6日，即杜勒斯離開日本的前一天，日本天皇裕仁要親信松平康昌透過美國《新聞周刊》東京事務處主任貝肯漢（Compton
Pakenham）轉達口信給杜勒斯，請求釋放遭「盟總」整肅的許多高級軍官與其他的日本各界「俊彥」，聲稱他們在朝鮮危機發生後，可為美國人提供有價值的建議與協助，在皇室督導下，他們還可以組成諮詢會議，就對日和約與美軍基地等問題，為美國效勞。1951年裕仁還與杜勒斯在日本皇宮三度會面，討論美日關係的問題。（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500，664註91；Schaller 1997：29-30；小森陽一　2004[2002]：236 ；Bix 2001：641）

吉田茂與社會黨合謀抵制美國要求重建軍備的壓力

朝鮮戰爭的爆發一舉解決了美國高層內部對日政策的爭議。1950年7月8日，麥克阿瑟為填補駐日美軍開赴朝鮮戰場而造成的防務空虛，下令日本政府新建7萬5千人的警察預備隊，並把海上保安廳人員從一萬名增至一萬八千人，配備以美式輕型裝備，由美軍顧問管理、訓練，日本的重新武裝於焉開始。（井上清 1972[1966]：125；信夫清三郎編 1992[1977]：774）華盛頓認為蘇聯支持北韓打朝鮮戰爭，意在控制日本。國務卿艾奇遜向內閣報告說，日本害怕蘇聯對遠東的壓力會因朝鮮戰爭而加強，日本社會黨所主張的非武裝中立，可能大受宣傳鼓動。杜勒斯則認為，朝鮮戰爭使重新武裝日本更形迫切，但重新武裝日本違背了《波茨坦公告》，若在同盟國與日本締結和約前便重新武裝日本，勢必遭致同盟國的反對與「遠東委員會」的干預，故必須趕緊訂立和約，結束佔領，既可博取日本人的好感，以主動配合美國的戰略目標，亦能擺脫「遠東委員會」的掣肘。杜勒斯在說服了反對和約最力的國防部長詹森後，國務院與國防部經一個月的磋商，接受了軍方在日本全國無限期駐軍的條件，並支持日本的自衛權。雙方於1950年9月7日彌合岐異，寫成聯合建議文，次日交國家安全會議通過，成為NSC60/1號文件，經杜魯門批准，確定了對日和約的基本綱領。（Acheson 1969：433-34；于群 1996：145-47；井上清 1972[1966]：131-32；Schaller 1997：31-32）但自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朝鮮戰爭後，美軍的攻勢受阻，戰局轉而對美國不利。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2月28日發佈JCS2180/2號文件指出，朝鮮戰爭形勢比9月時更為複雜，美國兵源匱乏，駐日美軍的餘部已無法維持佔領任務，若蘇聯軍隊進軍日本，將無力抵抗，故對日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重新武裝日本，在此之前，不應再談締約問題。杜勒斯為此於1951年1月3日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討對日政策。杜勒斯同意應讓日本重新武裝，逐漸增強本身的防衛能力，但也強調不用待朝鮮戰爭結束再締結和約，拖延對日媾和只會增強日本人對美國的仇恨，影響美日關係，有損美國戰略利益。雙方由此達成共識。（于群　1996：150-54）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以總統特使的身份率團抵東京，就和約及與之相配套的美日安全條約的內容和日方磋商。1月29日杜勒斯向吉田茂提出日本重建30萬陸軍的問題，吉田答以，貿然重新大規模武裝會使潛伏的軍國主義份子復出，日本有再受軍部統治的危險；再者，大量建軍會令日本的財政不勝負荷，可能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支持和平憲法的民眾也將群起攻之。吉田的反對態度令杜勒斯頗為惱火，憤而結束會談。第二天，吉田再向美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個人意見書，重申：戰敗的日本無法完全自衛，只能維持國內治安，外部安全則有賴聯合國特別是美國駐軍；因民眾反對、日本缺乏建立現代軍備的資源且鄰國擔心日本再度侵略，故目前不宜重新武裝。（于群 1996：157-58；Schaller 1997：35）吉田為了讓杜勒斯感受明目張膽地重建軍備在政治上的強大阻力，還秘密派遣他的女婿麻生太賀吉與社會黨左派領導人連繫，並要他的另一位親戚與社會黨右派領導人通氣，鼓勵他們在杜勒斯居停東京期間組織反對重建武力的活動。（Dower 1988：xxi）

吉田茂聽命美國安排的「舊金山體制」，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

不過，杜勒斯依舊緊抓重建軍備的問題不放。1月31日兩人再度會談，杜勒斯強調「日本不能以經濟上有困難為藉口，不對自由世界的防衛有所貢獻」，日本必須承擔本身的防衛，可以先從很小的比例開始，以後逐漸增加。杜勒斯還威脅說：「美國並未準備承擔保護日本安全的義務，我們保留隨時撤軍的自由。」吉田見杜勒斯態度強硬，已知不讓步不行。在2月1日的事務會談中，美方又要求日本設置國防部，並詢問隨著重建軍備而修憲的可能性。次日，日方答覆說，日本為「非武裝國家」，不宜設國防部，可改設「保安廳」，至於為重建軍備而修憲有其困難，可以警力為實質武力（physical force），增強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隊，達成實際的軍備重建，實質武力的規模則視美國的援助而定。2月3日，吉田茂又遞交一份《重新武裝的初期步驟》給美方，承諾在對日和約與《美日安全條約》生效的同時，便實施重建軍備的計劃，並將另建5萬名的保安隊。這樣雙方得到妥協，吉田答應逐漸增加軍備，杜勒斯則同意吉田依據經濟復興的速度與美國援助的多寡決定重新武裝的規模。吉田事實上是利用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條款作為抵擋美國要求日本快速大規模重建軍備的護符，這樣既可把施政重心放在經濟復興上，控制重新武裝的速度，又可藉此向美國爭取更多的經濟援助。（原彬久 2007[2005]：164-68；于群 1996：157-60；信夫清三郎編　1992[1974]：778-79；Schaller 1997：35-6）1950年代初，吉田把他的用心對親信宮澤喜一（1991-93年任日本首相）說得很明白：「我們的生計一旦恢復，重建軍備之日自然會到來。聽來或不磊落，但我們的安全就讓美國人管到我們的生計恢復之時。憲法禁止武裝，實在是我們的天賜之福。如果美國人為此抱怨，憲法則給了我們一個完美的藉口。想要修改憲法的政治人物是群蠢蛋。」（引自Pyle 1992：26）

吉田為獲得美國保護，屈從美國排除蘇聯及中國參與討論和約的安排，於1951年9月8日簽署由美國一手主導的《舊金山和約》，同日隨即又與美國訂立不平等的《日美安全條約》，1952年2月28日再簽訂規定《日美安全條約》實施細則的《日美行政協定》，構成了從屬於美國的「舊金山體制」（或曰「安保體制」）。日本名義上恢復了獨立的主權，實際上仍未完全擺脫美國的軍事佔領，在外交、內政上也受美國的多方牽制，一切都須服務於美國反共的遠東戰略，不過是個半獨立、半被佔領的「半主權國家」。如前所述，美國當局的對日政策是確保日本由美國牢牢掌握，充當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棋子。美國國務院與軍方經幾度折衝，共同確定了對日政策的原則，即簽定和約賦予日本在國際法上形式上的獨立地位，同時要求日本訂立《日美安全條約》以繼續維持佔有日本本土與附屬列島的軍事基地的特權。這樣便可擺脫《波茨坦公告》的束縛，免除同盟國與「遠東委員會」的掣肘，讓美國獨自更徹底地控制日本，為美國的利益效勞。

《日美安全條約》是個極不平等的條約。在條約的前言中，美國就表示，「希望日本自己逐漸增加承擔對抗直接與間接侵略的自衛責任」，這意謂要日本把重新武裝當成義務。美國此後便不斷施加壓力要求日本擴充軍備，以符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規劃。更嚴重的是，條約還規定美國可在日本全國無限期地駐軍和建立基地，駐日美軍及其家屬還享有治外法權，不受日本司法管轄。這些是只有宗主國對殖民地才有的特權，雖云已結束佔領，實則美國在佔領時期的特權原封不動地給保留了下來。再者，根據條約，美國有在日本駐兵的權利，甚至可鎮壓日本的內亂，卻沒有確保日本安全的義務，隨時可視情況撤走，日本則只有配合美國政策的義務，沒有任何權利。此外，日本還須由國家財政分擔駐日美軍的費用，日本編製財政預算必須與美國商量，決定防衛預算的多寡。日本事實上成了美國的附屬國。（井上清 1972[1966]：142-43；1985[1977]17；Takemae Eiji〔竹前榮治〕2002：504-506）

吉田茂在不修改憲法下有限度發展軍備的兩手策略

《舊金山和約》簽訂後，吉田茂在美方要求下，朝擴大軍備的方向邁進，1952年7月，日本政府頒佈《保安廳法》，將警察預備隊增編至11萬人，改稱保安隊（陸軍），海上警備隊則有7590人，同隸保安廳管轄，由美國借給重炮、坦克車和裝甲車等重型武器及驅逐艦等海上艦艇，但這與美國要求的30萬地面部隊仍相距甚遠。8月4日，吉田茂對保安廳的幹部說：「重整軍備現在不是時候，國力也不允許。…將警察預備隊改編為保安隊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新的國軍。保安隊的任務是要成為建立國軍的基礎。」（井上清 1985[1977]：82-3）

《日美安全條約》明確要求日本增強自己的「自衛責任」，即已表明日本具有自衛權，成立保安隊亦顯示日本重建了武力，這令過去主張憲法不認可自衛權，也不允許重建武裝的吉田茂處於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1951年10月18日，民主黨眾議員蘆田均在審議《日美安全條約》時，質詢吉田茂說，條約前言所寫的「自衛責任」與吉田以前否定自衛權的說法互相矛盾，吉田竟答稱，不記得說過這種「沒有常識」的話。次日，答詢社會黨議員褚俁浩三，又說同意國家自衛權，認為「發動自衛權而引發的戰爭」是「無可奈何之事」。1952年3月6日，他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發言說，「憲法雖禁止以戰力為國際爭端中的工具，但並不禁止以戰力為自衛的手段」，故「自衛手段的戰力」合憲，培養這種戰力不算「重建軍備」，到了3月10日，卻又改口說，「為了自衛而保有戰力」屬於「重整軍備」，是違憲之舉。如此反覆無常，前後不一，充分顯現了吉田進退失據的窘況。為了脫困，吉田於1952年11月25日發表一套詭辯作為「內閣統一見解」，即區分合憲的「實力」與違憲的「戰力」，所謂「戰力」是「具有足以執行近代戰爭的裝備和組織」，而實力在這之下的保安隊與警備隊不算是「戰力」，所以合憲。1953年11月3日，吉田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稱，即將成立的自衛隊屬於「實力未達戰力水準的軍隊」，為憲法所容許，此即所謂「自衛隊合憲論」。（原彬久 2007[2005]：197-98；Dower 1988：439-41）

吉田茂玩弄這套詭辯是出於他的兩手策略的需要。他以重振日本經濟為首要目標，認為在日本經濟實力壯大之前重建軍備，會妨礙資本的積累，故企圖將日本的安全交由美國負責，免除軍備的負擔。但美國卻亟欲日本重建武力，分攤美國在亞洲的防務，汲汲於壓迫日本建立軍備(註29)，以日本具有足堪自衛的武力為美國從日本撤軍的條件，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中亦有一股強大的勢力要求重新武裝，以構成本身的防衛力量，及早讓美軍撤出日本，結束半佔領的狀態。吉田在內外交攻下，放棄了戰後初期堅持不武裝的立場，但以憲法第九條為藉口，只同意以漸進的方式建立有限的軍備。於是，他以區分沒有明確界線、極具彈性的「戰力」與「實力」之別的詭辯，一方面用來搪塞反對重建軍備的左派與和平主義者的抨擊，另一方面則藉此抵擋美國與日本極右派要求快速大規模重新武裝的壓力。

艾森豪威爾提出「新面貌」（New Look）戰略壓迫日本加速擴軍

1953年1月，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就任美國總統後，任命杜勒斯為國務卿，提出「新面貌」（New Look）戰略，美國更積極要求日本擴建軍備。艾森豪威爾反對杜魯門政府實行的凱恩斯主義赤字預算政策，不贊同用增加軍事經費，擴大政府開支，來刺激經濟增長。他認為，杜魯門政府在全球非共地區到處建立軍事基地、派駐美軍，大量援助盟國，企圖著重以軍事力量遏制社會主義陣營，會拖垮美國經濟，影響人民生計，最終美國的軍事實力也將受損，也就是說經濟穩定與軍事實力兩者密不可分。在杜魯門任內的1950年代初，美國的國防預算已約500億美元。艾森豪威爾估計，若繼續實行杜魯門政府原訂的戰略五年，財政赤字將高達440億美元。他力主平衡預算，認為軍事支出是非生產性的，佔用了本該用於改善人民生計的可貴資源，應該大幅全面節省國防支出。1953年4月16日，他在一篇著名的演說中說：「每一枝造出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顆發射的火箭，最終來說不啻盜竊自飢而無食，寒而無衣的人們。……一架重型轟炸機的費用可以在30多個城市各建立一所現代的磚造學校；可以建兩座發電廠，每座供6萬人口的城鎮使用；可以建兩間設備完善的醫院；也可以鋪設大約50英哩的水泥高速公路。我們以50萬蒲式耳小麥的代價買一架戰鬥機，我們用足可讓八千餘人安居的新住宅的代價買一艘驅逐艦。」（Gaddis 1982：133-34，146-47）

艾森豪威爾認為杜魯門時代之所以軍費浩繁，是因為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採取被動因應的態度，故必須耗費大量兵力在世界各地駐軍，但美國的資源有限實無力為全世界的非共地區都提供陸海空軍。於是他提出「新面貌」的戰略，主張化被動為主動，運用美國的核武器優勢威攝敵人，在爭端初露時便威脅不惜動用核武器，以制止戰爭爆發或擴大；戰略的重點應放在從美國的空軍基地運載核武，實行核威攝，而反共的盟邦則在美國協助下，發展本國配備常規武器的地面部隊，防衛自身的安全，美國還可提供機動的後備部隊，尤其是海、空軍的特遺隊。在這樣的戰略下，把包圍蘇聯與中國大陸所需的龐大地面武力委諸受美國援助的反共國家，美國便可大量裁減所費不貲的地面部隊與部份海軍，節省國防經費。簡言之，「新面貌」戰略意圖一箭雙鵰，既取得反共的主動權，同時又降低國防費用，兩者得兼。（Gaddis 1982：146-48；Eisenhower 1963：535）

杜勒斯根據「新面貌」戰略，於1953年3月12日電令駐日大使艾利生（John Allison）與日方商談共同防衞計劃，要點是：美國準備依《共同安全援助法》援助日本發展陸海空的武裝力量，並用提供技術、採購裝備等方式協助日本發展軍事工業。

這對日本方面構成強大的誘因。日本自1950年中期起，拜朝鮮戰爭之賜，得到美國20多億美元的軍需物資訂單，造船、鋼鐵、汽車、機械、電力、化工等重工業大幅發展，1951年的工礦業產值就已超過了二戰前的水平，朝鮮戰場上數十萬人喪生灑下的漫天血雨卻化成了推動日本經濟復興的「神風」。但到1953年初，朝鮮的停戰協定經多次談判，即將簽訂，這筆橫財隨著朝鮮戰爭的進入尾聲，日益枯竭。日本壟斷資本的總司令部「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深恐日本經濟為此陷入困境，1953年2月就提出每年4千8百億日元的擴軍建議方案，藉此維持投資需求，並指望美國援助四成多的金額。這促成了日本政府考慮接受美國提議的《共同安全援助協定》。（參見井上清 1985[1977]：85-6；Schaller 1997：65-6）

但雙方一開始就有重大的分岐。美方的企圖在以援助為誘餌，加速日本的重新武裝，吉田政府則意在取得援助，發展經濟，不願有過重的軍備負擔。雙方自1953年7月15日至8月21日在東京會談8次，無功而止。吉田再派親信池田勇人、宮澤喜一、愛知揆一等人赴美談判，由10月5日至28日，歷時20多天，才達成基本協議。在冗長的談判過程中，爭議的焦點在於美國一意要日本擴大地面部隊至10個師35萬人左右的規模，另加適度的海空軍；日本則力爭較高額的經濟援助，並要求美國解除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封鎖，允許日本與長期為日本重要原料來源及產品市場的大陸發展貿易，同時幫助日本擴大對東南亞的經貿關係。日本堅拒美國要求的快速擴軍，池田告訴美方主談的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羅伯遜（Water Robertson），美國的方案會構成憲法所不允許的戰力，「日方代表無意提出會違反日本憲法的任何防衛計劃。……這部憲法的起草者的精心設計使修憲程序極為困難（按：修憲須經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的議員同意）。即使國家領導人給說服同意修憲是明智之舉，在可見的未來也不可行。」這些說辭令羅伯遜頗為惱火，詰問道：「不能符合戰力，又不能在戰力之下，這條界線要如何劃分？假使十萬可以，三十萬就不行，像這樣對吧？也許今年認為十萬已是最大極限，但經過兩三年後，卻能容許有三十萬職業軍人。宛如彩虹一般，覺得只要朝它走近，便會撞上，但真的朝它走去時，卻還有很大的距離。」（Dower 1988：441-42；原彬久 2007[2005]：198-99；）池田答稱，大規模增兵就得修改憲法，恢復徵兵制，但「在美國佔領的8年間，日本人被教育說無論如何都不要拿起槍桿子，而最受影響的就是首先會被徵召入伍的年輕人」，故要讓日本人民願意修憲就必須用教育與宣傳激起愛國心與自衛的精神。（註30）美日在各有堅持下，都作了妥協讓步。10月30日池田勇人與羅伯遜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同意為減輕美國對日本防衛的負擔，必須增強日本的自衛能力，但在目前情況下，日本存在憲法、經濟、預算等各種限制，無法立即做到。在協議中，日本只同意在三年內將地面部隊增至18萬人，並逐漸加強自衛力量；美國則拒絕解除對中國大陸的禁運，但應允贈予5千萬美元的農產品，由日本政府以等值日元儲存，作為發展軍事生產及工業潛力之用，並逐漸減少日本所承擔的駐日美軍費用，以讓日本有更多經費擴軍，待日本軍力增強，美軍亦隨之撤出（于群 1996：223-260；Dower 1988：463）值得一提的是，池田警告羅伯遜說，過快增兵恐怕會造就一支日本「紅」軍：「若非人民堅信除了他們自己沒有別人會保衛他們，倉促徵召大批青年入伍只會產生一支不受指揮的暴亂部隊；而要人民願意自衛得靠教育，以日本的情況，不如說得改變思想觀念，要做到這點必須花相當一段時間，共產黨的滲透政策可怕到我們沒有把握青年不會把他們的槍口指向日本。這就是說，在日本快速徵調較大量的青年參軍，不是不可能就是很危險，──即缺乏我們憲法所已明確廢止的徵兵制。」（Dower 1988：461-62）結果，在池田與羅伯遜聯合聲明的草案中寫入了這段話：「會談的當事者一致認為，在日本造成一種使日本國民增強對防禦的責任感的空氣是最重要的。日本政府的首要責任在於通過教育和宣傳，在日本造成一種能夠發揚愛國心和主動的自衛精神的空氣。美利堅合眾國對此將予以援助。」草案在《朝日新聞》發佈後，可能考慮到這一條款暴露出美國過於露骨地干涉日本內政，在正式發表聯合聲明時遭到刪除。（井上清 1985[1977]：87）但日本政府仍照此意旨付諸�
��行，除了加強對教科書的審查，力圖改造青年一代的反戰和平觀念，還刻意壓制左傾且實力強大的教師工會，特別於1954年5月訂立禁止教師參與政治活動和教育保持中立的兩項法案（簡稱《教育二法》）以遏止左翼思想、運動的擴展。日本右翼勢力自此積極推動軍國主義思想的復活。
美日簽訂《共同安全援助協定》，日本建立正式武力─自衛隊

池田與羅伯遜的聯合聲明僅為初步協議，尚非定案。美國副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銜總統之命訪問亞洲，於1953年11月中旬抵東京，攜來艾森豪威爾致吉田茂與天皇的信函，信中警告日本蘇聯集團的威脅重大，敦促日本加快重整軍備。尼克森與吉田會談時，提醒日本要注意共產黨的滲透、中立政策的危險與限制對華貿易的必要，也再提日本應該在三年內擴充地面部隊至最少32萬人。吉田重施故技，以憲法第九條的限制加以拒絕，尼克森怫然不悅，吉田見狀驚慌得鼻血猛流。11月19日尼克森在東京「日美協會」的演說中說：「現今如果解除軍備在1946年是對的，為什麼在1953年便是錯的？而如果1946年是對的，1953年則是錯的，美國為何不承認犯了錯誤？……我就要在這兒承認美國確實在1946年犯了錯誤。美國之所以犯錯誤，是由於對蘇聯的真正意圖作了錯誤的判斷。日本是防衛的一環，但只靠保安隊對日本進行防衛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日本必須增強自己的防衛能力。」（Dower 1988：464；Schaller 1997：69；于群 1996：224）年12月，美日在東京繼續協商，終於在1954年3月8日簽訂《共同安全援助協定》（MSA）。在前言中強調了美方期望日本加強自衛的責任，但也肯定了日方的要求，即制訂防衛計劃「將以經濟穩定為考慮的主要因素」，日本「僅在總體的經濟條件與能力允許的範圍內增加軍備」。《協定》還明載「此份協定將由雙方政府依據各自國家的憲法予以執行」。日本政府對此的解釋是日本的軍事義務只限於自衛，不從事進攻，也不向海外派兵。《協定》生效後，美國給了日本價值1億5千萬美元的軍事裝備、1億美元的採購訂單、5千萬美元的農產品，並應允對日本的軍事工業提拱技術援助。杜勒斯對吉田政府的不願按照美國計劃擴軍，自承「為日本沒有恢復犧牲與紀律的偉大民族精神而極度失望」。（Schaller 1997：70；Pyle 1992：29-30；于群 1996：227-28）

1953

日方根據《協定》加強重整軍備的要求，除了制訂防衛廳設置法案與自衛隊法案，將保安隊擴編為陸海空的自衛隊，還修改了警察法以有利於集中全國警力壓制反對運動，這些法案連同前述的《教育二法》雖經日本左翼政黨與工會、學生團體、文化團體的強烈抗爭，仍遭保守勢力以動用警察進入國會排除反對派議員的反民主橫暴手段，強行在國會通過。這些法律與1952年7月通過的《破壞活動防治法》大大促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井上清 1985[1977]：88-90）。因此，吉田茂雖然力抗美國要求日本快速擴軍的壓力，但也逆轉了美國佔領時期的民主化改革，並放棄日本解除武裝的立場，開啟了日本的「逆向路線」。（原彬久 1007[2005]：208）

吉田茂由於對內專權跋扈，對外屈從美國安排的「舊金山體制」使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遭致左右各派政治勢力的強烈不滿，於19544年12月7日被迫辭職下台。但他表面上支持和平憲法實則漸進擴軍的路線，卻在以社會黨為主的反修憲力量牽制軍國主義份子下，在冷戰時期持續維持不墜，讓日本得以避免直接捲入美國與蘇聯、中共的衝突，著力發展經濟，逐步壯大武力，掩蓋軍國主義復活的事實，在國際上表現出和平主義的假象。1988-89年曾任日本首相的自民黨政客竹下登在1994年說，整個冷戰時期，自民黨利用社會黨批評的機會，阻擋美國要求日本加速重建軍備或更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就此而言，我們之間有點像分擔責任」，他描述這種安排為「狡滑的外交」。（Schaller 1997：120）日本社會學者村上泰亮則批評吉田路線說：「就某種意義來說，日本成了一個偽善的民族，宣稱堅守非武裝中立的觀念，但同時非常樂於享受美國統治下的和平所能有的經濟繁榮的果實。我們可以說，吉田政策最終毀壞了日本和平主義心智上的真誠。」（Pyle 1992：122）由麥克阿瑟強加在日本頭上的和平憲法，在國際形勢丕變，美國霸權的全球戰略徹底轉換下，終究不免名存實亡。冷戰結束後，蘇聯崩潰，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羽翼已豐的日本軍國主義反動勢力更肆無忌憚。進入1990年代，日本左翼力量迅速衰頹，日本內部的制約因素亦復大幅削弱，右翼的氣燄更形高漲，就明目張膽地向和平憲法猖狂進攻，直接開刀了。對此纐纈厚教授在本書已作了全面的深入分析。（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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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毛派：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完蛋了！

張小呢

發表于 2008-07-04 09:36:12 鳳凰銳評

作者：Jorge G. Castaeda，墨西哥前外長（2000-2003)，是紐約大學全球知名的政治和拉丁美洲研究教授。
　　
　　“ 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完蛋了，不管它們還有多少人員和武器。” 鋻於其在拉丁美洲左翼革命武裝力量問題上無能人能比的洞察力，前薩爾瓦多遊擊隊領導人霍亞金‧維拉洛布思（Joaqu岥n Villalobos）關於哥倫比亞緝毒遊擊戰的珍貴結論值得人們思考。同樣，委內瑞拉總統雨果‧查韋斯的意識形態導師海因茲‧迪特裏奇，幾乎含淚地承認“查韋斯關於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講話（號召它拋棄武裝鬥爭並釋放人質）相當於是向華盛頓的半球野心無條件的投降”，也是如此。
　　
　　不管這些判斷最終看起來多麼草率，但是它確實顯示了該地區歷史最長的也是最後的政治軍事組織似乎終於瀕於失敗。在由美國提供經費的哥倫比亞計劃以及良好運氣——例如在三個月前襲擊位於厄瓜多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營地時發現的成千的證明其有罪的電腦文件——的幫助下，哥倫比亞總統阿爾瓦羅‧烏裏韋的“民主安全”策略看起來有了回報，
　　
　　如果接下來幾個月的情形證實了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滅亡，拉丁美洲將最終擺脫其在過去半個世紀裏的一個主要災難。至少從1956年12月開始，當菲得爾和勞爾‧卡斯特羅以及一個年青的阿根廷醫生——後來聞名於世的切‧格瓦拉，從墨西哥的圖斯潘港出發航行到古巴並開始書寫一段歷史後，該地區已經見證了無數的小規模左翼革命團體試圖通過武裝起義來取得政權事例。它們都引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英雄先例以及強調在右翼的殘暴獨裁統治下——例如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獨裁統治，索摩查在尼加拉瓜的獨裁統治，以及軍事寡頭聯合體在瓜地馬拉、薩爾瓦多、玻利維亞、阿根廷、秘魯、烏拉圭和其他地方－包括哥倫比亞的獨裁統治，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取得政權。
　　
　　在許多情形中，他們的觀點是對的：不借助槍支和子彈，他們國家的都不會發生任何改變。他們只取得了三個成功：1959年在古巴革命成功；1979年在尼加拉瓜革命成功；以及到1992年止在薩爾瓦多，他們和美國以及當地軍隊戰爭打成僵局的狀態，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和平和繁榮發展。在其他所有地方，不管是什麼原因－被誤導的策略，戰術錯誤，不正確的理論，美國的干涉等等－他們面對的只有失敗，鎮壓和無果而終。
　　
　　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在拉丁美洲，為了取得政權的武裝鬥爭正在逐步停止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該地區只剩下了幾個團體：秘魯的光明道路，智利的曼紐爾‧羅德里格斯（Manuel Rodr岥guez）愛國陣線，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短期存在的薩帕塔主義者和哥倫比亞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該半球的民主轉變使遊擊戰爭失去了存在的合理基礎：像切‧格瓦拉于1962年在其作品《遊擊戰爭》中預言的那樣，無論在哪，如果民主統治的趨勢（或者，你可加上，民主統治的現實）獲勝，那麼拿起武器就變得毫無意義。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遊擊隊都被擊敗，被招安，被納入民主進程，或者變得無關緊要。到20世紀末期，只有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以及墨西哥的少數分裂團體繼續存在。
　　
　　所以如果維拉洛布思（Villalobos）和迪特裏奇關於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即將潰敗的論斷是正確的，那麼這將成為該地區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同時也為烏裏韋的策略作出了辯護－我們中的許多人對這個策略保持警惕。批評這個策略侵犯人權是正確，但是現在事實似乎已經證實它取得了成功。這對這個半球，對哥倫比亞，對烏裏韋都意義重大。
　　
　　雖然如此，但是還存在三個重要的問題：首先，儘管有很高的叛變率，7個領導人已經死亡3個，以及查韋斯明確決定拋棄他們（至少目前如此），在過去的40年裏，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已經顯示其有極強的恢復能力。是的，雖然他們被分裂，不受歡迎，沒有國際代表，但是遊擊戰爭的起起落落眾所週知；只有被埋葬的遊擊隊員才是真正死亡的遊擊隊員。
　　
　　其次，斷定查韋斯的一個講話就等同於對一個原則的根本性確認是極其危險的。固然，鋻於其現在毋庸置疑的孱弱處境，查韋斯對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生存絕對至關重要。但是，根據和查韋斯親自會面十幾次的經驗，至少對我來說，對他說的任何話－不管是溫和的，極左的還是中間的－賦予極大的重要性或者予以深信似乎都很天真。查韋斯可能已經選擇了一個較小的戰術“修正”，以等待在某一天進行戰鬥。
　　
　　最後，假設烏裏韋就要取得勝利，那麼他應該對這個勝利做些什麼呢？許多人提倡和已故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領導人曼紐爾‧馬魯蘭達（Manuel Marulanda）的繼任者展開安撫談判。但是，沒有任何分權的打算，這個倡議就是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
　　
　　畢竟，結束薩爾瓦多內戰的1992年查普爾特佩克和平協定，是在雙方明顯都不能取得勝利兩年多後才簽署的。並且這一成果還要歸於由阿爾瓦洛‧德‧索托（Alvaro de Soto）領導的聯合國充滿技巧的介入，法拉邦多‧馬蒂全國解放陣線（FMLN）久經世故的領導人維拉洛布思（Villalobos）以及首席談判官薩爾瓦多‧薩馬約亞的才華，來自美國以及其排頭兵伯納德‧阿倫森（拉丁美洲事務高級專員）的強大壓力，以及薩爾瓦多總統阿爾弗雷多‧克裏斯蒂亞尼不可否認的勇氣和遠見。
　　
　　來源：Project Syndicate